[王刚&张康宁]现代社会的风险类型、形塑逻辑及其治理策略

学术 2024-11-15 21:30 广东

[论文精选] 第20241115期总第648期

本文转载自《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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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风险类型、

形塑逻辑及其治理策略

王刚张康宁

作者简介:[1]王刚、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2]张康宁，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文章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7期，已在中国知网上线，感谢读者推荐，同时也感谢作者同意授权转载。

发表时间：202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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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社会被标签为“风险社会”,一方面体现在风险类型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体现在风险类型之间的转化和扩散。其风险的形塑链条遵循“类型拓展”与“由实向虚”两种途径。在形塑过程中，体现了风险三种状态的嫁接和重叠：类型转化、扩散放大和实虚相张。遵循风险的形塑链条和形态嫁接，现代社会的风险治理，应该在三个方面进行：系统应对、技术治理和扎根情景。系统认识现代社会风险形态及其形塑逻辑有利于践行党的二十大对国家安全和重大风险防范的指示。

关键词：风险社会;风险类型;形塑逻辑;总体国家安全观;

一、引言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风险社会》一经发表，立即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风险社会”逐渐成为人们广泛认同和使用的具象概念和理论。风险社会的概念打开了人们认知现代社会的视角之窗，从而开始从风险的角度去认知、概括以及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贝克将现代社会的特性概括为，人们由“我饿”转化为“我怕”,风险的意识、领域、类型随处可见，无所不包。而且，随着科技发展，经济升级，社会联结越来越紧密，现代社会的风险逐渐演变成为内在关联极强的系统风险：即指科技、环境、卫生与社会领域中的风险相互延伸、叠加、转嫁以及放大，从而使得某一类型或行业的风险影响到整个社会乃至全球，使得风险的发生防不胜防，风险的影响无处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OECD)在2003年的一份报告中最早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概念概括，将其称为“新兴系统风险”(Emerging Systemic Risks)。[1]系统风险强调风险的跨界交互与传播及由此产生的综合性后果。这一概念是对贝克风险社会的进一步延伸，从而也将现代社会的风险状况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卢曼(Niklas Luhmann)也揭示了风险的系统性，将风险的潜在损失归因于系统，认为危险的潜在损失归因于环境，现代社会的分工及由此发展和不断强化的自我塑成系统(Autopoietic System)是风险产生的内在根源。[2]倪星甚至对系统性风险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定义：“系统性风险指由政府无法预计和难以控制的因素所造成的全局性风险，是由宏观环境和外部冲击带来的波动、危机或挑战。”[3]贝克也在他的《风险社会》中告诫道，现代化以一种自反性的后果生成了系统性的风险图景，这种风险是全球化的、跨越阶级的、模糊了生产与再生产的领域，并以一种再造政治的方式推动着公共生活。而在系统的社会风险面前，风险正作为一种新的动力因素影响着公共生活的基本逻辑。[4]

除了风险的系统化之外，现代社会的风险愈发呈现复杂化。昆兰特里(Enrico Quarantelli)将这种复杂化概括为三种类型：新兴风险(Emerging Risk)、极端灾害(Catastrophe)和跨界危机(Transboundary Crisis)。[5]现代社会下的风险性质在不断发生变化，各种新兴风险不断出现。除了传统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经济危机、公共卫生事件之外，因由现代科技发展而导致的科技风险，环境和生态危机而引发的环境风险等，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的风险主流，甚至是其他风险的渊薮。而随着人类人口数量和居住范围的不断拓展，极端灾害对人类的影响日益显现：任何区域的海啸都会造成区域社会的崩塌，任何区域的火山爆发甚至都会中断全球航线。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现代社会的极端灾难可能在数量上没有增加，但是在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上一定增加了。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放大又成为风险扩散的鲜明特征，风险的跨界影响无处不在。而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应对新兴风险、极端灾害和跨界危机等复杂风险的有效治理路径，“应急失灵”时有发生。[6]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决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7]这一方面体现了党中央对现代社会面临的重大风险有着清晰的认识，明确了我国目前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凸显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和社会风险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同时，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理念，既是对顺应时代之变、统筹安全和发展的重要要求，也是提高我国社会的风险应对能力、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的客观需要。如果我们要践行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和重大风险防范的指示，应对现代社会的风险新变化，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那么有必要对现代社会风险的系统化和复杂化进行解剖和深入探究。目前，至少学界对于现代社会的风险类型还没有呈现出一幅全景式的图画，对其风险之间的转化链条、形塑逻辑都没有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挖掘。本文将立足现代社会的特性，对现代社会的风险类型进行学理上的概括和提炼，并探究这些风险类型之间存在何种转换链条，从而呈现出风险的扩散和蔓延脉络。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洞悉现代社会风险的形塑逻辑，以期更为深入地挖掘现代社会风险的背后机理，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从而为现代社会风险的治理增智添慧。

二、现代社会的核心风险类型

如果我们要对风险的类型进行一个家谱式的罗列，可以列举一个长长的“名单”:经济风险、金融风险、环境风险、健康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安全风险……而且随着风险社会概念的深入人心，可以预见这一名单将不断延伸和充实。在此，我们无意对风险类型进行一个概括式和全景式的归纳，我们感兴趣的是，哪些风险类型在现代社会的风险演变中发挥核心和主导性的作用?哪些风险类型形塑了现代社会风险的演变逻辑，并打造了一条“现代有别于传统”的风险社会之貌?我们认为，有四种风险类型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以及关键作用：科技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以及政治风险。它们形塑了现代社会独具特性的风险图景，并沿着一条逐层影响、逐级扩散、内含因果的风险演变逻辑链条不断蔓延。

(一)科技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现代与科技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科技引发了一系列生产力提升、组织制度变革、社会观念改变，并且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底色。尤其是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得科技引发的创新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动力。[8]但正如“诺思悖论”所隐喻的那样：科技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引发现代社会问题的渊薮。科技具有两面性：进步性和风险性。它助推了现代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与之伴随的则是现代社会的高风险。这种风险性，贝克早已洞见：生产力丧失了其清白无辜的面目……技术—经济的“进步”带来的力量，日益为风险生产的阴影所笼罩。[9]这种发展与风险的双维性也为普通民众所感知：核电解决能源短缺的同时，其恐惧辐射的社会心理以及核废料的处理一直困扰着现代社会；大型化工项目(比如PX)在提供现代社会所需物质的同时，其引发的邻避效应层出不穷……

概括而言，现代科技引发的风险均可冠之以科技风险的称谓。科技风险具有两个层次的属性：宏观性和微观性。宏观性指向科学技术内在固有的“风险性”[10],它在促进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风险的产生，它符合哲学上“对立统一”的辩证认知。卢曼对科技风险的这种宏观性给予了非常精辟的概括：技术是一个客体或一种状态的产生，它偏离于自然的自我产生。风险是技术自身附带的，而这不仅仅是因为技术并非自然，还在于风险从其变成技术过程对象的那一刻起便开始积累。[11]

微观性则指向科学技术引发一系列的风险效应，尤其凸显在局部区域所导致的社会不适应、生态环境突变、民众身心健康受损。有研究者将科技风险概括为科技应用对生态环境或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12],这一认知对科技风险的界定，还是过于狭隘。不管是宏观抑或微观，科技风险引发的风险效应指向，至少涵盖以下方面：

第一，科技的高速发展引发民众以及社会局部不能适应性。

现在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得社会部分群体、阶层在短期内实现了行为方式、思维模式的快速转变，但是局部甚至大部分的社会民众、阶层可能并不接受这一快速转变，从而导致社会的撕裂。这一风险体现在科技发展使得社会不能整体、同步推进，导致新旧格局冲突，为后续的社会风险乃至政治风险积累溯源。

第二，科技发展影响民众的心理和身体健康。

科技发展会引发人们对新技术的心理排斥和不适，焦虑的弥漫则成为风险社会中因“本体性安全”丧失以及“人为不确定性”而引发的重要现象。[13]这种心理不适会造成个体和社会的心理焦虑，从而使得个人和社会陷入一种紧张、不适乃至颓废的状态。除了心理健康，科技引发的辐射、污染、生态崩溃，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传递到人自身的身体健康上来。社会民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担忧，便是人们对这种科技风险引发人身体健康风险担忧的最好注脚。

第三，科技引发局部至全球的生态环境变化。

科技引发的辐射、污染、生态崩溃，不仅会影响到人自身的身体健康上来，同时它本身就是一个风险问题。技术会产生生态后果，而且技术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生态事实。[14]现在全球都在关注和焦虑的问题：全球变暖、臭氧层漏洞、海洋垃圾、赤潮泛滥……几乎都是现在科技引发的风险显现，也是科技风险传递成为环境风险的内在基因。

诚然，上述科技引发的风险或者不良后果，更多是指科技的未来指向性和不确定性，这种特性使得科技风险很难通过直接观察或测量的方式在当前予以确定。而且，人们对科技运用的后果之预测和检审，多是依循单一学科、技术进行的。[15]这既是科技的成功之处，也是科技的先天痼疾，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科技风险的终极原因。

(二)环境风险

科技风险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引发环境风险，环境风险也往往是人们考虑最多的风险。[16]环境风险之所以如此广受关注，对于大众而言，环境问题会对人们的切身健康问题带来直接的暗示。[17]我国的“十四五”规划，也对环境风险高度重视，明确提出要“严密防控环境风险”。尽管环境风险已经在当代社会广受关注、备受瞩目，但是人们对环境风险的认知还处于初级阶段，环境风险的内涵黑箱依然没有打开。目前，有关环境风险的认知，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已经形成共识：

第一，人们对环境风险的把握和界定，存在多个认知维度。

概括而言，环境风险至少存在生态、经济、安全和心理四个认知维度，而且四个维度对环境风险的界定不尽相同。[18]环境风险认知的生态维度将关注视角集中在自然生态系统，而且更倾向于采用“生态风险”这一概念术语；经济维度则坚持成本—收益分析思路，坚持“可接受”的环境风险理念，注重风险评估，突出在不同的方案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安全维度则秉持风险预防原则，“生态安全”也是其非常接近的一个概念术语；心理维度则拓展了环境风险的界定视域，从单纯的客观状况延展到主观状态，并且人们对环境风险的感知是变化的，个体之间相差巨大。四个维度拓展了环境风险的范畴，丰富了其内涵，但是也使得环境风险认知之间的对话难度增大。

第二，环境风险具有模糊性。

所谓模糊性，是指在同样信息条件下人们会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19]这种模糊性首先体现在环境风险的因果链条非常隐蔽和复杂。贝克早就指出，风险产生的原因与实际带来的灾害之间的关系非常隐蔽和复杂。[20]而环境的复杂性和开放性，使得这种因果关系就难以有效测量和观察。此外，环境风险也具有很强的建构性[21]:认可环境风险的意识形态者，很容易将相关环境行为解释为生态灾难，进而归结为环境风险；而不认可环境风险的意识形态者，则很难让他们接受这种非线性的因果关系，也认为环境风险论者对环境风险持太宽泛的解释。这就使得环境风险的解释，经常超越了“科学”的范畴，进而成为一种“信仰”的争执范畴。

第三，环境风险存在专家与民众之间的沟通鸿沟。

环境风险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科学性和知识性。[22]而这种专业性和科学性使得环境风险决策和解释往往被技术专家所垄断，社会公众对环境风险的认知被当成“非科学”“非理性”,公众智慧被专家知识严重遮蔽了。[23]大量的环境邻避行为是对这种沟通鸿沟最好的注脚。专家无法理解公众对环境风险的“认知偏差”,而民众也无法理解专家给出的“技术参数解释”,双方再加上利益集团、政策背书等考量，更使得双方的风险沟通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三)社会风险

鉴于贝克风险社会概念的风靡，社会风险也与之广受关注和探讨。由于“社会”是一个多义词，人们甚至从大、中、小三个层次去使用。其中，“大社会”等同于“整个国家”,“中社会”是“大社会”减去“经济”之后剩余的部分，而“小社会”则是“大社会”减去政治、文化、科技等更多内容之后剩余的部分。[24]“社会”使用范畴的变动，也使得人们对社会风险的认知呈现多元和复杂的特性。广义和中义的社会风险几乎和风险社会雷同，而狭义的社会风险则更为聚焦。早期的研究者直接将社会风险概括为社会损失的不确定性[25],而随着人们对社会风险认知的深化，其内涵提炼也更为精准和到位。例如龚维斌将社会风险概括为健康安全、生活保障、社会信任、社会稳定四种类型；并提出涉及人数众从、聚焦社会领域风险、牵涉地域范围较大三个特征。[26]

不可否认，国内研究者对社会风险的提炼颇为俱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管是广义抑或狭义，社会风险都成为涵盖最广、影响最深、持续最长的风险类型。它引发的溯源也更为多元：经济的不稳定、社会秩序的失衡、人身健康的侵害等都可以引发社会风险。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现代社会，社会风险的内涵和类型更为聚焦：在国家越来越介入经济干预、保持经济平稳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在国家越来愈提供社会保障促使社会平等化的社会格局下，社会风险更多地体现为因由环境问题、健康问题而引发的人们心理恐慌或者利益受损所导致的社会秩序失衡，社会风险更多地和环境邻避、环境运动等“现代病”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现代社会的社会风险可以概括为因由现代科技、环境问题而导致社会秩序失衡的风险。

(四)政治风险

在不同的语境之下，人们对政治风险的认知存在差异。从官员个体的角度来看，政治风险是指那些导致政府官员承担对其不利的责任、引发政府批评或惩罚、损害其政治前途的风险。[27]在这一语境之下，政治风险是行政风险的对称。但是放大到整个政府乃至社会，政治风险是指政府面对的由于民众的不满、上访、抗议等，带来政治社会稳定损失的不确定性。[28]还有研究者将政治风险纳入政治安全和政治危机的谱系中加以辨析和界定，认为政治风险，即政治安全风险，其位于政治安全和政治危机之间，是政治安全向政治危机转变的一种过渡状态。并将政治风险的类型概括为国家主权风险、政权风险、政治制度风险、政治秩序风险以及意识形态风险等。[29]

不可否认，政治风险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学科中存在差异，但是它的多元使用本身说明这一风险的认知和防范举足轻重。不仅学术界对其展开不同侧面的探究，党和国家在现实的政治话语中也加以确认和使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30)政治风险的防范已经提升到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高度。基于本文的写作脉络和切入视角，我们将政治风险界定为：因由内外的不良因素引发冲击现有政治秩序，引发政治不稳定乃至政治危机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不管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政治风险都是最具有颠覆性的风险，也是风险防范的最终着力点。

三、现代社会风险的形塑逻辑

四种风险类型尽管不能穷尽现代社会的风险形态，但是被标签为“风险社会”的现代社会，其风险的形成链条遵循“科技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的演变过程。按照这一链条挖掘，可以更加洞悉现代社会的风险形塑逻辑。[31]科技风险根源于现代人类社会对科技效果不确定的关注；其引发的环境和生态灾难导致环境风险；当科技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不良后果引发人们的集体行动甚至社会运动时，则导致社会风险的形成；当社会风险剧烈到冲击现有政治秩序时，就形成了政治风险。在四种风险中，科技风险是现代社会风险的根源，环境风险则将其放大和泛化。在此基础上，社会风险则影响现代社会的个体行为，以及相关社会规范的建构。政治风险引发国家行动，甚至成为政治制度建构的重要考量因素。那么，这种风险转换链条是遵循何种形塑逻辑?研究认为可概括为三种：类型转化、扩散放大和实虚相张。

(一)类型转化

风险之间存在类型转化的内在逻辑，已经为国家和学术界所洞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指出，“要提高风险处置能力，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转换通道，防止非公共性风险扩大为公共性风险、非政治性风险演变为政治风险”。由此可知，党中央已经意识到风险的类型转化，并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也展开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其研究的维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风险转化的整体状态展开探讨，二是构建具体风险的类型转化路径。第一个层面的代表学者是梯利，他很早就指出，由零散的个体事件发展为群体性的暴力活动，需要经过一系列中层机制才能实现：连接贯通、广为扩散、协同行动、社会采用、边界激活、证实确认和身份认同转换。[32]在这种风险类型转化的过程中，社会系统的扩展机制和放大机制至关重要，它扩展焦虑、放大恐慌，连锁引发社会不安、失序或破坏性行动。[33]张毅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提炼和概括，从动态韧性的角度，将风险样态的转换过程分解为三个阶段：潜伏和爆发、扩散蔓延、缓和恢复。[34]

基于第一层次对风险类型转化提供的学理基础，研究者对具体风险的类型转化路径提出了更为具象的见解。例如向静林构建了影响经济风险向政治风险转化的三个结构性：法律的完备性、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联性、政府之于社会的可退出性。而其他的研究者更聚焦于科技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之间的转化路径。在科技型邻避抗争中，科技风险具有向环境风险、社会风险的转化路径；[35]在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维度，环境风险具有向政治风险转化的路径，主要包括两种转化方式：自然转化和人为转化，并有两种转化形态：渐变式和突发式。[36]这一转化逻辑的内在机理，甚至已经得到量化检验。[37]在社会风险向政治风险的转化路径中，有三个最为关键的具体环节：经济基本面状况、民众基本利益诉求、公共权力运行基本状况。

由此可见，风险的类型转化已经得到学界的高度认同，其研究推进了人们对风险类型转化的认知，但尚未对现代社会的风险类型及其相互转化进行全面深化的梳理。可以预见，深入洞悉风险的类型转化机理及其防范路径，将是风险研究的一个重点。

(二)扩散放大

风险类型转化，当然具有风险扩散放大的内在属性，但是现代社会的风险扩散放大更为系统和全面：不仅体现在风险类型的转化，也体现在风险影响范围的延拓，甚至对社会系统的冲击和颠覆。对现代社会风险扩散放大做出系统研究的是卡斯帕森等人。其提出的风险社会放大理论[38],使得人们意识到风险具有社会的放大效应，一经“社会放大站”的过滤过程，将出现风险的加剧和扩散，从而引发更大范围的涟漪效应。卡斯帕森概括了风险扩散放大的两个主要阶段：风险的信息传递机制、社会反应机制。信息传递机制包括风险的社会经验和非正式的沟通网络，社会反应机制通过四条主要途径启动：启发式、价值观、社会群体关系以及污名化。[39]

卡斯帕森的研究，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概括而言，现代社会的风险扩散放大具有三个特性：一是跨界性。跨界性不仅体现在风险类型的“跨界”,也体现在涉及区域的“跨界”,以及影响群体、阶层的“跨界”。换言之，风险扩散放大的跨界，涵盖了风险的类型、地域、阶层。任何一个群体、区域乃至国家，都不可能在现在社会的风险扩散放大中独善其身。二是关联性。关联性也可以称为交织性，风险的扩散放大通过各种中介、媒质发生关联、交织。网络空间、焦点事件、社会失衡、自然灾害等等，都可能使得风险发生扩散和放大，从而波及整体。三是共振性。共振性也可以概括为反馈性，贝克形象地概括为“飞去来器”效应，即一个发源地的风险在消散后，会经由扩散后的他地风险又反馈回原地。现在社会的扩散放大特性，使得风险的关注视野和防范举措不能仅仅局限于风险原地，更应该系统全面地看待。

(三)虚实相张

所谓虚实相张，是指风险的自然性、客观性，与其社会性、主观性相互嵌套，从而使得现代社会的风险形塑逻辑在自然与社会、客观与主观之间穿插和叠加。风险有两个组成部分：一种是物理性的、更为实际有形的、可被量化的部分，另一种是精神性的、被建构的部分。[40]实际上，早在贝克提出风险社会概念的时候，其就提出“风险的感知与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是相同的东西”。[41]贝克所提炼的风险的五个特性之一，就是风险具有社会可建构性。在其随后与芭芭拉·亚当(Barbara Adam)等人主编的《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一书中，贝克重申了风险具有客观和主观两重性。[42]沿着贝克这一研究思路，道格拉斯(Douglas)和维达夫斯基(Wildavsky)提出了风险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 of Risk),认为人们对社会如何建构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反过来又会影响人们对风险的评估和应对，有关风险的讨论充满高度的道德和政治感情。斯洛维奇(Slovic)进一步指出风险的感知可以进行心理测量，并构建了因子分析描述模型。

现代社会风险的虚实相张性已经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同和进一步深入分析。这种思路与近半个世纪哲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的发展一脉相承。伯格在名著《现实的社会建构》中坦言，尽管制度世界的客观性对个人来说是个庞然大物，但它始终是一种人造的、被建构的客观性。[43]社会只有在个体意识到它的时候，它才存在。个体的意识是由社会决定的。这其实指明了风险的产生、发展以及扩散一定与既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心理相关联，它嵌套在社会的具体情景之中。而经济学家卡尼曼的研究，更是从心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维度指明了风险的心理产生根源：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受到以往知识、情感以及价值锚定的影响甚至左右。一个无关的、先入为主的数字或其他任意性质的事物，都可能成为人们下一步认知与判断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出现较大偏差，认知的结果产生偏差就是必然的。

风险的虚实相张性，明确了风险本质上还是人本身的问题。因此，现代社会的风险化解，还要回到人以及社会本身上来。

四、现代社会风险的治理策略

科技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在现代社会的风险链条中占据核心地位，其所形成的类型转化、扩散放大、虚实相张的形塑逻辑，对现代社会的风险治理提出了挑战。为了有效实现风险防控，笔者构建了三条治理策略：系统应对、技术治理与扎根情景。

(一)系统应对

如上所述，现代社会的风险已经演化成为系统风险，系统风险的概念认知也从单纯的金融领域拓展至整个社会领域，系统风险甚至被冠以“新兴系统风险”的名号。系统风险的现实状况，迫切需要改变当前“单兵突进”的发展模式，回归合理结构，用“系统思维”重构风险应对与应急管理的“顶层设计”。[44]系统思维所形成的系统应对，需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1)统筹不同类型的风险进行防控。

多类型的风险状况，以及风险之间内在的转化逻辑，使得任何的风险治理和防控都不能拘泥于单一类型的风险，而需要立足于防范风险转化和扩散的思路。科技风险、环境风险的治理，需要具有防范其转化社会风险、政治风险的防控意识，需要洞悉其转化和放大的内在逻辑以及媒质；而社会风险、政治风险的治理，则要深挖根源，防止治理的“浅尝辄止”,要洞悉导致其发生的科技风险、环境风险根源，从而建立系统、全面、立体的防控思路和体系。

(2)整合不同领域的力量进行防控。

多元复杂的风险类型，需要整合整个社会的力量和智慧进行治理，它涉及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涉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之间的协作，涉及线下与网络之间的互动，涉及情感疏导与技术支撑之间的衔接。瑞恩更进了一步，提出风险治理不仅包括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同时需要考虑风险的物理维度和社会维度，还应考虑制度安排中的情境因素、政治文化以及关于风险的不同感知。他提出包容性风险治理(Inclusive Risk Governance)的思路，政治系统、专家系统、经济系统和市民社会共同参与，其中政治系统进行风险规制，专家系统进行风险评估，经济系统保障效能和提供决策工具，市民社会表达关切和风险权衡的标准。这种系统治理的思路尤为重要。

(3)立足于全过程进行防控。

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在实践中发展出以“全灾害、全过程、多主体”为主要特征的综合应急管理(Comprehensive Emergency Management),并为其他国家借鉴和仿效，成为应急管理实践的主流制度模式。综合应急管理是全过程风险防控的重要制度载体和应对体制，但是全过程风险防控不仅仅局限于此。它还包括建立时间维度的纵向延伸。张康之指出现代社会人的观念还停留在工业社会的框架中，并未在政治等活动中纳入时间的维度，从而致使社会风险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45]它包括前端的预防治理和后端的韧性治理。预防固然重要，但是提升组织韧性、社区韧性、城市韧性等同样重要。

(4)吸纳不同视角进行防控。

风险作为一个广受认可的概念，在认识当今社会状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与之相对的安全、应急等概念同样备受瞩目。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应急管理体制的建立，都说明它们是认知和构建现代社会平稳发展的有效概念和视角。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需要整合风险、安全、应急等不同的关切视角，整合不同视角蕴含的治理智慧和实践路径，从而实现系统应对、系统治理。

(二)技术治理

技术(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科技风险是现代社会风险的渊薮，应对现代社会风险也离不开科技本身。而且，技术已经浸透在当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和领域，它甚至成为一种“治理范式”。渠敬东等学者指出，中国国家权力已由总体性支配转向技术治理，技术的范式贯穿到治理过程，使得治理手段越来越技术化、标准化和程式化。[46]技术治理(technocracy)又可以称为技治主义，其思想可追溯至弗朗西斯·培根和圣西门。技术治理进入国家视野后先后经历了“专家治国”(Expertocracy)、“技术官僚”(Technocrate)、“信息技术”(Scientific technology)和“微观政治”(Micromanagement)等一系列拓增过程。[47]技术已经融入国家、社会的机体之中，国家的科层制中嵌套着技术治理的身影，现代社会也将技术作为处理危机的一种必要手段和方式，面对瞬息万变的风险治理格局，政府亟须推进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治理”。[48]因此，技术治理是现代社会风险治理策略的当然选择，其维度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时刻洞悉技术运用中所蕴含的风险基因。对技术时刻保持一种辩证认知的心态，是我们在风险社会中必须秉持的理念。在实现某种技术突破，社会得到巨大发展的同时，也要提前谋划因由新技术而可能引发的新危机。全社会对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甚至智能机器人技术的广泛讨论和担忧，可视为这一方面的典范。

二是借助技术赋能治理能力的提升。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风险社会中所必须提升的维度。结构功能主义的经典论著提出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体系总体绩效的体现，并概括了五种国家治理能力：汲取能力、规制能力、分配能力、象征能力、响应能力。[49]技术的发展，是实现五种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在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中，世界各国依靠科技(技术)的发展来实现治理能力的提升，从而消解这一重大社会风险。从人脸技术的精准识别，移动终端的精准定位，到疫苗的全面接种，无不是国家和社会依靠技术提升治理能力的典范。

三是依靠技术实现具体风险因子的消解。技术会引发风险因子，技术也会消除风险因子。诚如核能技术的发展，引发核辐射的环境风险，而核能技术的升级以及防护技术的提升，也将是消除这一风险因子的不二选择。

四是发展技术增强社会韧性。我们无法消除所有的风险和危机，我们能做的是在危机发生时，最大可能地实现危机不良后果的消除，即实现社会韧性。社会韧性是指社会系统从灾害中快速回弹(Bounce Back)的能力，既包括灾害发生时的应急响应，也包括从危机中学习，以及有效处理后续事件。技术的发展将增强基础设施，促进社会信息快速流通，建立沟通和协作的平台，调配各方资源，从而大大提升社会韧性。

(三)扎根情境

风险的虚实相张性，指明了风险具有社会建构性，不同的社会关系、社会情感以及民众心理，都对风险的发生、扩张和消亡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风险的因果是多重的、非线性的。我们应对风险，如果单纯基于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路，力图归纳和概括出一个通用、抽象的应对法则一定是徒劳和无效的。现代社会风险的有效应对，一定需要扎根情景，立足具体状况，深入洞悉不同类型风险之间的关联，外围的发生环境，内在的发展程度，从而构建出一个具体的、边界明确的以及具有适用范畴的分析逻辑和解决策略。概括而言，扎根情境需要秉承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风险应对的目标不是统一的，需要因情境而定。价值目标之间往往存在着冲突，追求绝对的安全和零风险会限制其他价值目标的实现。[50]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不存在“零风险”,追求绝对的安全也不现实。因此，现代社会的风险应对，需要根据具体情境设定目标：对于关涉人类重大生存的风险，需要设定“零容忍”的应对目标，但是对于局部风险且降低发生概率的成本巨大到难以承受时，可以保持风险状态的存在。至于何种状态、何种概率是可接受的，需要依据情境统筹决策。

二是风险的认知状态不是统一的，需要因情境而定。人们对风险、安全、灾害的认知从来都不是统一的，而是分阶段、分区域甚至分阶层的。例如人们对安全概念的理解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不发生事故就是安全，事故则是导致不可接受的损失的事件；二是将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水平就是安全；三是能够抵抗冲击，在受到干扰后通过学习迅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或达到新的状态就是安全。风险是安全的对应面，对安全概念的认知状态存在这样的发展阶梯，风险同样也不例外。

三是风险的价值判断不是统一的，需要因情境而定。风险并不是灾难的同义词，风险只是对灾难的预期罢了。因此，风险蕴含着灾难，但是风险也孕育着机遇。对风险一味地否定和回避，也并非一定是正确的，甚至会积累成为更大的危机和灾难。因此，在不同的状况、阶段，以及社会承受能力的差异下，我们对风险的价值评判是需要因情境而定的：肯定抑或否定，接纳抑或排斥，共生抑或消除，都难以给出统一标准的答案。例如桑德尔提到的“电车难题”等两难哲学难题，在于陷入价值独断主义传统的窠臼。只要我们扎根具体情境，超越价值独断主义，所谓的难题都将迎刃而解。[51]对于风险应对，同样需要超越价值独断主义。

五、结束语

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与日俱增，其所蕴含的风险类型也日趋多样，并且之间形成了较为复杂的转化关系和形塑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国家安全和重大风险防范有着清楚的表述，本文所讨论的科技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均在关涉之内，深刻认识和理解现代社会风险的多样类型和形塑过程，有助于正确把握国家安全问题，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从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揭示国家“大安全”的治理理念，再到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阐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要求，更加凸显安全维护与风险防范的一体性，更加强调科学统筹，这为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提供了基本遵循。坚持和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新安全格局，需要用“系统思维”重构风险应对与应急管理的“顶层设计”,在不断适应风险瞬息万变新形势、新挑战上创新运用技术手段，立足具体情境构建出边界明确且具有适用范畴的解决策略。因此，本文基于对风险类型、形塑逻辑进行深入的学理剖析，提出系统应对、技术治理与扎根情景三条治理策略，以期启发学界在此方面的关注和进一步探讨，同时为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策略参考。

参考文献和注释

因排版有限，参考文献和注释不在正文中列出，有需要参考文献和注释的读者，请点击链接<现代社会的风险类型、形塑逻辑及其治理策略>下载PDF全文（有效期7天）。

（本文编排：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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