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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伊尔奇·洛普霍夫斯基（1895.11.29-1941.10.13）1915年至1917年间在俄罗斯帝国陆军服役，在布列斯特市要塞炮兵部队中担任炮手。他于1918年11月10日加入红军，参加了南线对邓尼金、弗兰格尔和马赫诺的战斗。后来他被授予“工农红军20周年”奖章，一门大炮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先后当过炮兵营营长（1936年）和炮兵团参谋长（1937年）；1939年8月19日，洛普霍夫斯基指挥步兵第33师第92榴弹炮兵团（在布列斯特市）；1940年4月26日，洛普霍夫斯基在平斯克市指挥苏联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第120榴弹炮兵团。
年仅12岁的列夫和他的家人，此时距离战争爆发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1968年，我给红星报写信，希望能向那些可能知道我父亲下落的第120榴弹炮兵团的老兵发出一个简短的呼吁，但我没有收到答复。3年后的1971年6月，我在访问莫斯科时亲自向这家报纸的编辑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令我失望的是，报社的编辑们甚至拒绝谈及这个问题——“国外的人读我们的报纸，他们会怎么说？原来我们的上校甚至整个团都在战斗中失踪了？”他叫来一名通讯员，建议我们一起为德国在莫斯科战役失败30周年写一篇文章，大致内容是——一位父亲、一个炮兵团的团长，在保卫首都时牺牲了；而现在他的儿子，一个战略导弹团的团长，正在保卫整个国家的利益。我拒绝了，并表明自己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宣传自己。但我的拒绝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发现该团的许多老兵都已经不在人世。
在我获得了对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的访问权后，我的调查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那里，我发现了该团的战前名册和该团48名军官的个人信息。在我随后的调查工作中，国防部干部总局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索洛夫耶夫同志、干部档案总局的工作人员斯米尔诺娃同志和罗迪娜同志给予了许多帮助。到1973年夏天，关于我父亲的第120榴弹炮兵团的战友，我整理的名单人数已经超过100人。我设法与他们中的17人建立了直接联系。1975年，该团的幸存老兵成立了一个协会，由他们当中最资深的第2炮兵营营长退役少校拉博特诺夫（Работнов）领导。我被授予协会秘书的职务。
后来，在老兵们的帮助下，我们设法给一名战时被德军俘虏的第3炮兵连连长弗里森（Фризена）大尉恢复名誉。在第120榴弹炮兵团在白俄罗斯撤退期间，他是该团中第一个因拯救装备而获得奖章的军人。弗里森双臂受伤后，在维亚济马南部被俘，但他最终逃脱了，后来他在占领区找到了一份工作。1943年，苏军重新回到这里，他被认定提供虚假情报（他的姓氏听起来像德国人，这在其中起了作用），被判监禁。之后经过总检察院的调查，他被完全平反了。他们把他的5年监禁算作在军队中的服役，并补发了工资。但是他带着叛徒的耻辱生活了30多年，这个又该怎么补偿？
1975年9月，我和维亚济马的区军事委员马特维恩科上校重走了第120榴弹炮兵团当年的突围路线。我在沿途所有的村庄和人家那里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在博格达诺夫卡（Bogdanovka）村附近，当地居民讲述了他们在一次战斗后如何安葬牺牲的苏军士兵。村民们说，他们不是普通的士兵，也不是步兵。他们都穿着高筒靴和羊毛外衣，领章上有“小炮”。后来我发现我所站的地方距离那个埋有11名士兵遗体的墓地只有300米。5年后一名叫尼古拉·斯列萨列夫（Николай Слесарев）的维亚济马调查者发现了这个墓地。我与他能够取得联系，要感谢留给格雷亚基诺（Grediakino）村的一位学校校长联系方式。通过在墓地里找到的一枚奖章，斯列萨列夫找到了已故军医助理斯图帕克，她给他寄来了她哥哥的照片，照片后面写着：布列斯特州，科索沃市，第120榴弹炮兵团，第3营指挥排。
黑色虚线为作者的搜索路线，红色虚线为第19集团军的突围路线。
我与斯列萨列夫相识，后意外地成为了朋友。我一直以来都基于保存下来的文件和老兵的回忆进行分析和推测。现在，我之前的预感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证实。在斯列萨列夫发现一个又一个的墓地后，维亚济马的土地逐渐向世人揭开它的秘密。多亏了他，第120榴弹炮兵团的团旗终于有了下落。根据老兵的回忆，这面旗帜被埋在城西3公里处的维亚济马河北岸，我对这个说法一直持怀疑态度。团长和团政委应该明白团旗的重要性，并应该会尽一切可能把它带出包围圈。何况在6月份，第120榴弹炮兵团在白俄罗斯撤退的艰难条件下，他们还是成功地保护好了这面旗帜。因此，关于“团旗被埋在城西3公里处的维亚济马河北岸”的说法很可能是流传的谣言。应该没有几个人知道它的下落。另外，有几个老兵曾说团部的一名书记员将它带出了包围圈。
维亚济马调查员尼古拉·斯列萨列夫
在挖开的墓穴中，他们发现了斯图帕克的遗体、一名不知名的少校、无法确认身份的军官和军医各一名；还发现了二等兵鲁布斯托夫和团部的文员普罗塞尔科夫下士。在普罗索尔科夫胸前的大衣下，有某种由几层布组成的织物，上面有明显的金黄色的军衔标识的痕迹。不幸的是，当时斯列萨列夫并没有对他的发现给予任何重视，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它。在后来我参与了对埋葬地点所发现的物品的检查中，结果发现，由于暴露在空气中，织物已经完全氧化。毫无疑问，共产党员普罗索尔科夫应该就是那位团部的书记员，他受命去转移第120榴弹炮兵团的团旗。此外，有一群士兵在护送他，可能还有团政委陪同。
另一方面，在博格达诺夫卡附近的一个埋葬点的挖掘工作完全证实了丘哈廖夫少校（第120榴弹炮兵团前无线电操作员）关于第120榴弹炮兵团参谋长马什科夫采夫少校死亡情况的说法。该埋葬点有一名少校、一名大尉、一名中尉和一名中士的遗体。少校的骨骼保存得最好（他没有穿长裤或高筒靴，显然当时其他人是想给他提供医疗救助）；在头骨中他们发现了一颗纳甘特左轮手枪的子弹。他的两条腿都断了，一只脚的脚跟骨被子弹打碎了；而另一条腿的整块大腿骨被炮弹碎片带走了。很明显，他骑的那匹马也是被同一块炮弹碎片杀死的（在坟墓里只发现了它的头骨；它的尸体显然已经被饥饿的士兵或当地居民吃掉了）。而少校和中尉头骨的损伤性质完全符合老兵们关于他们死亡情况的说法：在无望的情况下，他们开枪自杀了。后来，苏联内务部中央法医实验室的专家分析证实，提交给他们检查的头骨属于马什科夫采夫，而其中发现的子弹是由纳甘特左轮手枪发射的。
根据博格达诺夫卡居民的说法，战斗结束后，德国人对该地区进行了搜查，并收集了被遗弃的武器。他们驱赶着那些被他们俘虏的红军士兵，同时干掉了那些无法行走的人。德国人在村子附近埋葬了他们自己的死者（几天后，尸体被挖出并运往维亚济马）。第二天，德国人将格列亚基诺（Grediakino）、博德加诺夫卡（Bodganovka）和佐洛塔雷夫卡（Zolotarevka）的剩余居民集中起来以埋葬牺牲的红军。同时，他们不允许他们检查死者和收集尸体上的文件或物品。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设法从许多尸体上取下了身份识别锁。然而，收集这些东西并把它们埋在村里某个地方的一位年轻妇女后来被强行驱逐到德国，她再也没有回到博格达诺夫卡。死者成群或成单地躺在田野上。格雷亚基诺学校的军事教官米哈伊洛夫负责指挥安葬工作，他坚持把尸体从战场转移到一个小峡谷中。据当地居民说，有不少于100名红军官兵倒在博格达诺夫卡的战场上。他们都在同一天阵亡，此后该地区没有再发生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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