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评选出了1000年来世界最富有的50个人，这位中国商人与比尔盖茨同列。
1834年，他创造的财富多达1872万两，相当于现在的50亿人民币，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不过4000万两。他不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还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和保险业务，西方学者称其为“天下第一大富翁”。这位首富就是伍秉鉴。巨大的财富并未带来好运，反而使他在蒙羞受辱中去世，令世人唏嘘感叹。
1801年，32岁的伍秉鉴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十三行中的怡和行，也继承了“浩官”的商名，走上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前台。但行商的身份只是致富的机会，要成为一代富豪，伍秉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1811年，伍秉鉴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他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后来老行商刘德章因为得罪英国公司失去了贸易份额，伍秉鉴又出面斡旋，恢复了他的份额。另一位行商黎光远因经营不力破产，按朝廷规定要被充军伊犁，而伍秉鉴捐助了他在流放地的生活。
从1811年到1819年，伍秉鉴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达200余万银元，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于他。直到十三行没落，他一直担当行商领袖。
他曾经亲手撕毁一位美国商人欠他7.2万两白银的借据，也曾经给他美国的义子约翰·福布斯50万银元，帮助他创立了旗昌洋行，慷慨之举在外商中广为流传。他的投资遍及美国、欧洲、印度和新加坡。在西方人眼中，伍秉鉴“诚实、亲切、细心、慷慨”。
按照大清朝廷的设计，洋商与中国商人不能直接接触，十三行的行商就是在贸易双方中间的“中介”。官员也不能与洋商直接接触，行商就被授权收缴税饷，代办各类官方事务。每年经手数百万元对外进出口贸易额的十三行行商，其性质一半是官方的工具，一半只是守在广州口岸算计货物差价，抽取“规例”、“行用”的“牙商”。
伍秉鉴却不仅做代理商，还凭借他与各国商人的友好关系，建立起其世界性的商业网络。
哈佛大学贝克尔图书馆保存有这样一张保险赔偿申请单，申请方是两艘美国船只的船主，这两艘船在1810年开往瑞典哥德堡的途中被丹麦海盗劫掠。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的申请单上写明，货物中有属于大清行商伍秉鉴价值58000美元的茶叶。
这件事与亨特所言曾帮伍秉鉴贩运生丝一样，证明伍秉鉴不是普通代理商。怡和行还把投资延伸到海外，据说伍家在美投资，每年可收利息银20多万两。
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知名度，一些西方学者更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当时的欧洲对茶叶质量十分挑剔，而伍秉鉴所供应的茶叶被英国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茶叶，标以最高价出售。此后，凡是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得出高价。
据伍家估计，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伍秉鉴积累的财产达26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廷近半年的财政收入，俨然是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他在珠江南岸溪峡街的伍氏花园，堪与《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媲美，仅大厅就能容纳上千个和尚诵经礼佛。
清政府和地方官员都把十三行作为取之不尽的宝库，除了关税之外，国家发生灾难、战争、皇帝和权贵们的红白喜事，或者地方官员向上级讨好，十三行就必须主动报效或捐赠， 从1773年到1835年，他们的捐款就达508.5万两白银。
清政府为了保证天朝大国的尊严，要求十三行不得对外商拖欠，一旦发生，所有行商负连带责任，其债务由其他行商负责清偿。此外，清政府还规定，任何外商都必须由十三行中最富有的商家作担保，一旦外商拖欠清政府税款，则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这就形成了十三行的“保商制度”。
无论是2600万两白银的家产，还是三品顶戴，都无法使伍秉鉴在大清王朝与欧美列强的夹缝中安身立命，鸦片战争将他的宿命推至极点。
从史料上看，伍家的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当生意，并没有参与鸦片贸易。按照当时的“保商制度”，外商走私鸦片一旦查实，为其担保的行商连同整个十三行都要承担责任。比如在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官府查获，伍秉鉴被迫交出罚银16万两，其他行商被罚5000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因此，十三行行商们都对鸦片避之不及。
但是，一些伍家担保的外国商人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夹带鸦片，在伶仃洋外与不法商贩进行鸦片贸易，这其中包括最大的鸦片贩子英国人颠地。
1839年，当禁烟的林则徐到达广州，伍秉鉴安排儿子伍绍荣警告外国商人，但他们以对中国官场的了解判断，林则徐也会雷声大雨点小。加上与广州地方官吏的“亲密关系”，他们既不返航，也不销毁鸦片，而是把装有鸦片的趸船开到大屿山南部藏了起来。事情很快传到了林则徐耳中。
伍绍荣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但林则徐认定这1037箱鸦片是十三行行商与英商串通一气欺骗官府。
林则徐派人锁拿伍绍荣等人审讯，伍家再次妥协，表示愿以家资报效。但是，林则徐下令将伍绍荣革去职衔，逮捕入狱。同一天，林则徐将伍秉鉴和另一行商茂官潘正炜摘去顶戴，套上锁链，押往宝顺洋馆，催促颠地进城接受传讯，扬言如若颠地拒绝前往，会将伍秉鉴和潘正炜处死，但颠地拒绝前往。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从澳门赶到广州，令颠地逃跑，唆使英国鸦片商贩们拒不缴烟。林则徐于是封锁商馆，断绝粮水等供应。外国商馆中的不少商人与鸦片贸易无关，伍秉鉴让儿子偷偷给外国人送去食品和饮用水，这也成了伍家是汉奸的罪证。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积极募捐，出资建堡垒、修造战船。
1841年5月，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广州城下时，最终签订了《广州和约》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银元赔款。这600万元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110万元。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赔款中，伍家被勒缴100万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被摊派66万元。
鸦片战争结束后，伍秉鉴带头倡捐26万两，以购买新式战舰，巩固海防。但无论伍秉鉴捐献多少银两，也难以抹去“勾结洋商，走私鸦片”的恶名。
1843年9月，心灰意冷的伍秉鉴去世，他与十三行的垄断地位一起消失。后来，英国人把他同林则徐的蜡像一同陈列在伦敦名人蜡像馆里，但在中国，他的名字再少有问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