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哲：想象“现代化”—— 一九三○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解剖

时事 2024-11-07 11:01 浙江

一．导　言

退出政治舞台的孟森（1868-1937），是北京大学历史系里独树一格的教授。1933年11月的某日，他到胡适家里谈天，话题之一是“现代化有无界说”的问题。孟森问道：“今之持国论者，以现代化为最明达之一流”，但是，“现代化有无界说”？胡适提供的答案，并不让孟森感到满意，于是动笔提出自己的主张。在他看来：

即以现代化字面而论，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

偏偏他感到现代化三字实“未免笼统”，于是提出“急先务”作为自己对“国是”的努力标准。胡适对孟森的述说，有同情的了解。在他的体会里，孟森之所以提出“急先务”的观点，乃是因为当时的思想论坛上所谓的“现代化”一词“差不多只是一种很广泛的空谈，至今还没有确定的界说”，甚至于“今日国中各地的杀气腾腾，岂不是几种不兼容的主义在那儿火并，同是要把国家社会做到各人所信为‘现代化’的地位，结果竟至于相仇杀，相屠相灭”，令人痛心疾首：

怪不得孟心史先生要提出抗议。他说：“不要再乱谈现代化了，我们应该大家平心静气商量出什么是今日的当务之急。”

胡适判断当时的论者对“现代化”一词“没有确定的界说”的依据，是《申报月刊》在这一年7月推出的“创刊周年纪念特大号”《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里的文章，洋洋洒洒，“论文有二十六篇之多，文字约有十万字”；但是，论文的主张“好像是彼此互相打消”，让读者“真有点像戏台上的潘老丈说的，‘你说了，我更胡涂了’”，完全不得其旨。因此，和孟森之质疑“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一样，胡适也不得不说：

一说到“现代化”，我们不能不先问问“现代”是什么，我们要化成那一种现代。这就是孟先生说的：“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那个“形成的现代”是什么呢？一九一七年以前的欧、美，是不是已够不上“现代”的尊称了？一九一七年以来的苏俄，是不是“形成了的现代”呢？

一时之间，胡适好似陷入了“现代的迷惘” 。当然，胡适并不是对自己主张的“现代化”没有主见，就在同一篇文章里，他便重弹自己在1919年时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旧调：

“现代化”也只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明白说法应该是这样的：“怎样解决中国的种种困难，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立脚，可以安稳过日子。”中国的现代化只是怎样建设起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占一个安全平等的地位。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东亚大陆耀武扬威、恣意妄为的危局，胡适对于理想中国的期望，跃然纸上。

可是，孟森和胡适万万想不到，那个让他们感到迷惑的“现代化”词汇，在未来的历史书写里，竟成为评价他们生命道路的一把标尺：身为江苏“立宪派”要角之一的孟森，积极参与“立宪”的行动，是江苏的政治走向“现代化”的一环；胡适的思考所得及其意涵，更可以被转化为思索／检讨“中国现代化”的灵感。即如Paul Strohm所谓，我们知道的关于Chaucer的事，“是Chaucer自己从来都不知道的” ；孟森或胡适，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为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历程的“英雄”。就像Natalie Zemon Davis告诉我们的，在档案里的修辞和叙述故事的技巧是怎么被建构出来的，本身就是个有趣的故事；以“现代化”作为指导我们理解世界的“后设语言” ，成为人们对过去／现实的认知概念与历史书写的导引，同样也是个历史的产物。本文之作，尝试描绘“现代化”的论说史（the discursive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之形成，分疏知识分子如何以“现代化”这个概念表达他们对中国未来前景的各种想象；在这一时段里，“现代化”这个概念也为书写近代中国的变迁，提供了作为统摄这些历史现象的“叙述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的作用。这幅历史图景之概貌，也是本文述说的主题。透过对于相关课题原来历史场景的述说，笔者并尝试反省思考：如果要想理解像是“现代化”之类的词汇在现代中国思想舞台登场问世的意义，应当置诸原来的历史脉络里进行探索，进而对于我们开启历史知识的生产活动的反思，拓展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现代化”在中国的词汇史考察

“modernization”一词是在1770年出现于英语世界的，它在汉语世界里的翻译被等同于“现代化”（或“近代化”），是什么时候确切发生的事，则尚未得到确证；就现有数据，笔者只能推测，这可能是1920年代中期的产物，至1930年代初期则全面进入（知识分子的）汉语世界。

严既澄于1922年撰文评价梁漱溟（1893-1988）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发挥是“近代化的孔家思想”，即已用“近代化”一词；1927年柳克述（1904-1987）撰述《新土耳其》一书，则将“西化”与“现代化”并提。1929年胡适于上海出版的Christian Year-Book发表“The Cultural Conflict in China”，使用了“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与“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这两句话，他后来说，它们可以分别被译为“全盘西化”与或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当时潘光旦便就此文写了一篇英文书评，表示他可以赞成“全力现代化”，而不能赞成“全盘西化” 。可以想见，至少在这两位知识精英的认知里，对于“modernization”的认识，已有交集。可是，谁是将“modernization”等同于汉语世界的“现代化”（或“近代化”）的第一位论者，仍是待解的谜题。惟则，从1930年天津《大公报》的一篇因“中原大战”而起的感想文章里，便已大量使用“现代化”一词（如谓“军事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现代化之政治”），更倡言“从进化公例言，现代化乃自然必至之趋势”，“一切一切的‘现代化’，乃进化公例所要求”，甚至于提出以“确立法律秩序”和“表现民众意志”为内容的“现代化的政治”的要求。可以揣度，“现代化”一词已然在知识阶层里流行开来，虽然《大公报》的作者或读者对它的意义／内容未必有共同的认知。亦正如后来张素民发表在《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上的文章《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之所谓：

凡是一个好的外国名词，到了中国就失却它原来的好意义，而变为坏意义了。“现代化”一名词，英文为modernization；但是现在流行的“摩登化”一名词，仅持时髦言；这和原文相差，不只一万八千里了。比方说a modern youth，决不是中文的“摩登少年”，乃是指身体强健，知识充足，能耐劳苦，肯为社会服务的青年。

这是笔者所见论者自觉地认知“modernization”等同于汉语世界的“现代化”的第一个提法（它同时还有另一个翻译——“摩登化”，而且流行一时）。

当“现代化”一词在自1930年代跃登中国的论坛的时候，也正是国族危亡仿佛便在旦夕的时刻，各式各样的响应，此起彼伏，国族危机引发的“文化认同”争辩，尤为激动人心。正如一位不详其人的论者言心哲对此忧心忡忡：

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文化若不从速改造，真要亡国灭种。目前国内种种情形，因文化落后，外患不能抵御，灾祸无法防止，民穷财困，不可终日。又因各种新旧文化之冲突，文化失调现象，到处发现；社会问题之复杂，几至不可言状，改造之需要，谁也不能否认。

从他的论述思考可以看出，出现在1930年代中国论坛上的各场文化论战，举凡“全盘西化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等等，毋宁视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国族危机的一种反应方式。

可是，就二十世纪的现实而言，在一个还未像西方一样“现代化”（甚至于还不曾准备好要走进“现代化”）的“落后”国家／社会（的知识分子），想要创造出自主的文化认同（an autonomous cultural identity）空间，固然正是对遭逢巨变的响应方式，让人们分享共同的感情和经历／经验（sentiments and experience），却总是在中心和边陲之间、原型和复制之间、模仿和创造之间，彷徨歧路，制造无限的思想冲突／紧张。好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土耳其的国族重建历程里，在凯末尔（Mustafa Kemel, 1881-1938）领导之下的“革命”，矛头所向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他尝谓：“我们不能把自己关在自己的疆界里而忽视了外面的世界。我们应该像先进而文明化的国家一样生活在当代文明的中心。”既然西方等同于真正的文明，西化似乎乃是逻辑上之必需与必然，其影响所及，却可能是否认与镇压集体的历史记忆，也拒绝和压抑了土耳其社会与文化的实际样态（actuality）。就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在1930年代以因应国族危机而开展“文化改造”的道路上，即便“现代化”一词带给人们“橘逾淮而枳”的困惑，对它的意义／内容的认知差距，亦让人有无可调和之感（即正如胡适和孟森的“迷惘”一般）；但是，就同样描述“西力东渐”的现象与瞻望国族文化抉择前景的向度来说，它从一开始，便以相当正面的姿态进入汉语世界，而与此前流行的“欧化”或“西化”等词汇可能承载的负面意义，大异其趣。

晚清以降，“西力东渐”导入的文化冲激现象，多面复杂，身历其境者的反应，一样千变万化。“欧化”或“西化”这两个词汇，便是当事人表述这些现象的概念语言。然而，以“欧化”或“西化”当作国族文化未来前景的方向，批判之声，始终不绝。像梁漱溟区分世界文化的系统，自成一说，却也不能不感慨“几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中国“现在的生活，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充满了西方化” ，他正是要向这“西方化”的潮流奋起力争。钱玄同（1887-1939）则斥责称谓“中国现在的新文化”为“欧化”或“西方化”，“都是不妥当的名称”，而应该是“现代的世界文化” 。虽然他赞同林语堂（1895-1976）“爽爽快快讲欧化”的主张，但是，在他的心目里，“所谓欧化，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 ，仍以“现代”与“世界”为“文化认同”的评判标准。至于胡适在同一时段里发表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既控诉“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为“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并反其道而行，论证西洋近代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决不是唯物的文明” ，潜在台词自是呼吁人们热情拥抱“西洋近代文明”。即便胡适被批判为“介绍的西洋近代文明，是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工具”，“是腐朽不堪行将死亡的文明”，批判者主张的却是“西洋近代的新兴的健康的文化”，即“马克司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全部”，“因为这些真正才算是新兴的健康的文明” ；然而，在批判者与被批判者那里，作为“文化认同”的评判标准，和钱玄同、林语堂没有太远的距离，都是奉西为尊，以今为尚（只是，他们认同赞许的“西”或“今”，则心目里各有所指，甚有不可调和之势，孟森与胡适的“迷惘”，应可由此得其解）。“现代”被视为是承载进步意涵的词汇，非“西人”或是“欧人”所可独擅，而具有普遍意义。

在这样的思想语境之下，兼及进化论“今胜于昔”的认知已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世界观，都使“现代化”这个词汇轻而易举窜进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世界，成为他们理解世界的“后设语言”之一，为他们开展对于中国前景的各式各样的想象提供了空间。

三．“现代化”与中国前途的多重想象空间

“现代化”一词被导入中国言论界之后，好似一个无限大的想象空间，可以让各方论者自由驰骋对于国族前景所向的意念。

1．“现代化”可以被理解为蕴涵着“进步”的普遍意义。

即如天津《大公报》刊出的《现代化与非现代化》一文明白畅言“从进化公例言，现代化乃自然必至之趋势”，“一切一切的‘现代化’，乃进化公例所要求” ；张素民则谓，“现代化含着进步的意思”，“现代的人，应该比古代的好；现代的物品，应该比古代的好” ；陈序经则直言：“没有经过现代化的中国，不外是旧中国”，“若不是落后的中国，至少也是‘古董’的中国” 。一句话，“现代化”被赋予了求新尚进的意义。

2．“现代化”可以是对于某种现实状态的评估标准。

像是蒋廷黻所谓“日本的物质文明是近代而又近代化了，但是她的政情包含着封建及军国元素甚多” ，他对大学新生的谆谆教诲也是如果希望“改革国家，要使国家和社会完全现代化”，便应该“在学校里面作起”，“中古的意态、习惯、空气都不应有丝毫存在于学校之内” 。《申报月刊》的编者也指陈“中国生产以及国防方面的‘现代化’，至今还是十分幼稚落后” 。这些都是在上下文里不必论述究竟怎样才算是“现代化”，便放笔立言、进行评估的例证。又如中国科学社成员之一，担任是社机关刊物《科学》杂志主编的刘咸（1901-1987），将“迷信”与“科学”对比为势不两立，感慨中国“数千年来缺乏科学”，以致“迷信百出，无奇不有”，可以说，“迷信”乃是“科学发达过程中之障碍物”，因此“誓必破除之，廓清之，使不为科学之累”，否则科学“不得自由发展，亦即国家科学化，现代化，不能迅速实现” ，完全将科学等于“现代化”，“迷信”则和落后画上等号。在他们的评估里，与“现代化”相对立的便是中古、落后、不进步等等状态，这也证成了“现代化”所蕴涵的求新尚进的意义。

3．“现代化”可以是一种目标的期待。

如蒋廷黻之判断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现代化”，所以他呼吁南京国民党政府“必须表示它有领导中国近代化的本领” ，他希望“作政论的人”能以“集中力量来帮助和督促政府实行现代化”做为自己的“第一责任”，而且“如政府不走这条路，我们不妨光明正大的以内政问题来批评政府，推倒政府” 。而如苏雪林指陈胡适当时“拥护现政府的目的”，便在于“从散漫无纪的国家，一盘散沙的民众中间，造成一种‘中心势力’”，从而“内以促中国现代化之成功，外以抵抗强敌之侵略” ，也同样是立基在一个朦胧的“现代化”样态的殷切期望，而无须说明“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定义。尤其在国族面临着重重危机的情况之下，论者痛切指陈“现代化”是中国救亡图存的无上命令：或谓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 ，或谓“近代化的问题关系民族的前途太大了。无论牺牲多大，我们不可顾惜。不近代化，我们这民族是不能继续生存的” 。“现代化”俨然是推动国族奋力以进的轨道方向。

4．“现代化”可以是开启知识分子国族前景想象空间（各个领域）的无限大范畴。

像是《申报月刊》在1933年5月决定对“现代化问题作一回公开的讨论”，并“为谋集中讨论生产现代化的便利，故于征文信中又不得不将我们注重于经济方面的意思”集中为以下两个问题，向知识界征文：

（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几个先决条件？

（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又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

响应者众，而《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的问世，便是著例。发刊在其上的众家论者，意见南辕北辙，主张“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者有之，倡言“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 者亦有之；关心“农业的现代化”者有之，思索如何促使“生产现代化” ，怎样开发煤、石油与水力等“原动力”而使“中国现代化” 者亦有之。或可一言蔽之曰：盲人摸象，各有所得。即使是日后以主张“全盘西化”而成众矢之的的陈序经，也在同一时段以“现代化”为立论张本，反省检讨当时中国教育的问题，从而提出“全部的中国文化是要澈底的现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现代化，而且要澈底的现代化”的见解。竭力主张中国应走向建设以谋求出路的蒋廷黻，则直截了当地说：“所谓建设就是物质的和制度的创造和改造，就是全民族生活的更换，就是国家的现代化。” 流风所及，蒋介石于1934年基于多重目标而发动“新生活运动”，诠解其意义，即谓：“新生活运动，直言之，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精神和行动现代化。……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期可“彻底铲除过去一切虚伪自私含糊，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适合现代的积习” 。相互对比，想象／关怀中国国族（各个领域）的未来，道路可以无限多，方向可以无限广，共同交集唯有“现代化”这个词汇而已。至于“现代化”具体的内容，人言各殊，各有祈向，随论者倡言立论的需要而可以不断变动。孟森和胡适的“迷惘”，正是面对无限大空间的反应。

可以想见，“现代化”一词的意义／内容，知识阶层虽然各有己见，没有共同的认知，但它作为一个讨论／建立“文化认同”而无所不包的概念范畴，已然形成时代共识与共同语言。特别是，在1934、1935年接连爆发了由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联名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而掀起的论争，未几，更有围绕着陈序经“全盘西化”言论的“全盘西化论战” 。在这一连串此起彼伏、绝无共识可言的“文字战争”里，“（全盘）西化”、“本位文化”乃至“中体西用”等等主张，都各被立场相对的论者力斥其非，而唯一未被“污名化”的，只有“现代化”一词。正如参战者之一的张熙若（即张奚若）所谓：“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因为“西化差不多是抄袭西洋的现成办法，有的加以变通，有的不加变通”，相对的，“现代化有两种：一种是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在的智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如“中国古书加以句读”，“或将古文译为白话文”；“另一种是将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用的事情，与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如“许多社会制度的应用和改良”。在他那里，“现代化”成为结合中西之长的一种方式。可是，他还是承认：“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用的事情，与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在质的方面或者要重要些”，而“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只是“在量的方面一定要多些” 。从张熙若的判断与分别所举的例子来看，在他的潜意识里，虽然中西各有其长，但对比之下，落后者还是中国。又如冯友兰（1895-1990）后来的观察：

从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个觉悟是很大底。

然而，“西洋文化”既然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所以“优越底”，那么，文化论争里的中国／西方或是东方／西方这组地理意义的二元对立架构，便被“中古”（后来还可以是“传统”）／“现代化”这一组时间认知的二元对立架构所包摄进去。“现代化”，其实指的既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西方”。

总结来看，自从1930年代起，出现于中国的言论舞台上的“现代化”，其内容涵义即便人言各殊，却是一个可以依据论者需要而被信手捻来的开放论述空间，既可以根据立论范畴添加实质内容（如主张发展科学或打倒帝国主义），也可以是无须任何论证的主观期待（如声言“我们希望中国／青年现代化”）。它更是一个承载了以西方为标准的时间与空间意识的统一体象征，从此成为中国（若干知识分子）理解／诠释／想象世界的“后设语言” 。

四．“现代化”与历史书写的开展

一代思想巨子梁启超，身历近代中国的大变局，于1922年4月应《申报》五十年纪念之邀而撰《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为自己走过的时代岁月进行“概念化”的工程。在他述说“学问和思想的方面”的“进步”这个段落里，他承认“这四十几年间思想的剧变，确为从前四千余年所未尝梦见”，进而搭起一道“进化”轨迹的架构：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

这一套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基本叙述架构，屡为后世的反思所继承。例如，1960年代的殷海光，其所谓“中国文化在近百年来遭遇西方近代西方文化之冲击时所作反应的实际的进程”的架构便是：从“器用的现代化”，到“制度现代化”，再到“思想现代化” 。和梁启超相较，除了添加了“现代化”这个术语之外，两者之间，很难说有什么大差异。不过，殷海光以“现代化”叙述历史，其实也是历史的产物——它的序幕，伴随着“现代化”作为一个“后设语言”而于中国言论舞台上登台亮相的时候，便已拉起。

先以胡适个人为例。胡适对“现代化”这个新名词的因应修辞固然是重弹“多研究些问题”的旧调，却同时把它用来作为评价历史进程的范尺，声言“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只是因为此后“思想上的大变化，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竟而走到了“对于‘现代化’的迟疑与矛盾”的地步上去，竟找不到一个“形成了的现代”的标准。后来，在第二次中日战争硝烟迷漫的岁月里，远渡美国争取援助的胡适，更以美国人为对象，既撰文控诉日本“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的统一和现代化”（Japan cannot allow a unified and modernize China to exist……），也向那里的史学界同行公众发表他对于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的失败与成功的原因（Why was Japan so successful in her task of modernization, and why was China so unsuccessful？）的比较探讨，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亦是日后（特别是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研究”领域的工作者乐此不疲的研究主题之一，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学术实践，仿佛由此又得一例。

当时与胡适同调者，不乏其人。如张素民将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定标在“前清末年”，亦认为“所谓‘西学为用’的运动，即是要把船舶和军器工业化” ；陈高佣（1901-1959）则认为，“要想把中国文化现代化，这是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所同有的一种希望”，其开端是“当西洋文化与中国开始接触之后”，推动者为“一部份觉悟之士”，方向为“想吸取西洋文化来改造中国固有的文化” 。史学界新起之秀姚薇元（1905-1985），则依据各式各样的中外史源，对魏源（1794-1857）的《道光洋艘征抚记》逐句考核订正，亦自觉意义深远，因为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因为这次战争是中国开始‘近代化’的第一声” 。整体来看，“现代化”可以成为把某一个时间定点（例如，胡适的“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张素民的“前清末年”、陈高佣的“近几十年来中国人”、姚薇元的以鸦片战争为“第一声”）之后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给予理解／诠释的时间范畴与尺度。

既然如此，“现代化”便可以被用来作为叙述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历史的“叙述实体”。如《申报月刊》的编者，解释他们为什么要推出《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发凡起例，便将“现代化”视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主旋律：

“中国现代化”这个问题，与其说牠是一个新问题，毋宁说它是一个八九十年来的宿题。盖中国自于前清道光年间经过了鸦片战争的挫败，全国上下即感受到西方势力进侵的重大刺戟。那时就有人认为从此开了中国三千余年来的一大变局，不能不急急巩固国防，发展交通，以图补救。于是讲究洋务，设制造局，造轮船，修铁路；兴办电报，提倡格致……凡此种种，都是昔人促使中国“现代化”的工作和努力。而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从前一部份人对此问题的主张。

这样，中国在“鸦片战争的挫败”之后一连串的事件（“设制造局，造轮船，修铁路；兴办电报，提倡格致”等等）或主张（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来好像是一堆零碎的音符，现在便可以用“现代化”这个“固定乐思”（the idée fixe）串联起来，从而谱出一阙完整美妙的乐曲。“现代化”成为一个叙述“大故事”（great stories）的统摄概念，把各个部分的历史／故事（〔hi〕stories）安排在它的脉络里，从而可以显示它们各自的意义或教训。

所以，在“现代化”概念支配下的历史认知，就是进步主义的心态表现，没有“现代化”的“过去”，就是陈旧的、落伍的、不足取的，从而进一步被用来作为进行历史评价与开展反思的依据。如与胡适关系密切的傅斯年，便以“现代化”作为评价历史人物贡献之依据，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脉络里颂扬孙中山“把中国近代化”之功烈；蒋廷黻则从“中国的近代史”提炼出“中国没有现代化到相当程度以前，与外人妥协固吃亏，与外人战争更加吃亏”这样的教训，并“指责”推动自强运动的“李鸿章及奕欣、文祥诸人全盘事业的失败”，在于“他们自己不深切知道现代的政治是什么”，而且“于时人不知道现代文化的性质和重要因而常常掣肘” 。他的成稿于抗日战争隆隆炮声之中的名著《中国近代史》（后易名为《中国近代史大纲》），更企图透过历史的叙述，找寻中国的出路。他对于中国为什么不能早些走向“现代化”，有如此痛心疾首的表述：

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他更借机总结出国族未来的应行方向，就是“及早现代化”：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的愈早愈速就愈好。

这段出现在1938年的论说的基本论旨，在此后的汉语世界里盘旋不去。例如，殷海光以“现代化”叙史，不得不感慨：“中国文化受到西方近代文化冲击以后所发生的总问题是要近代化。” 金耀基以“现代化”理论作为“理解中国百年来现代史的概念架构”，用“认同”与“变革”两组观念来陈述“中国百年来现代化各运动的性格”之后，则乐观地相信：“中国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已充分证明中国创造力之坚厚”，所以，“中国现代化将会在全民族的创造力的凝聚与发挥中最后获得高度的成功” 。历史叙述的目标所向，还是在呼吁“现代化”——虽然殷海光或是金耀基对于“现代化”的认识（的花俏）程度，实非蒋廷黻可比。

五．结论：在历史的原来脉络里思索“现代化”

从“现代化”在中国的论说史观之，它作为知识分子表达对于中国未来前景所向的各种想象，以1920年代中期为起始，至1930年代初期则已一跃而为论述措辞的重要潮流之一，它就像是一方足可供各方论者自由开展述说的无限想象空间。“现代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解／诠释／想象世界的“后设语言”，它的内容涵义，论者自有其个人之认知所及，不必有共同的认定界说。论者往往就自身之所需，将其信手捻来，既可以依据立论需要为其添加实质内容，也可以借其表达无须任何论证的主观期待。同时，“现代化”也具有作为书写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叙述实体”的作用，指导着史学工作者如何将近代中国千样万态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生产它们的总体意义。因此，汉语世界里的“现代化”论说，是在1930年代那个国族危机引发的“文化认同”争辩的历史脉络里出现的，在1950、1960年代冷战架构下的“现代化理论”（the theory of modernization）问世登台之前，它已经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理解世界的“后设语言”，并且已经用它来书写近代中国的历史了。

透过“现代化”的论述史，我们或可揣想，在当下的生活世界里，诸如“现代化”、“民主”、“宪政”等等俨然具有“关键词”（keywords）意义／地位的词汇，所以会成为“关键词”，乃是漫长的历史过程与现实需求相互纠缠的产物。彼等方始问世之际，人们未必有共同的认知，各有其解，自有其释，莫衷一是。在当下的汉语思想界／论坛上，这些词汇或许已有共同的“验证标准”（例如，1950、19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某位民主理论大师〔好比说美国的Robert A. Dahl, 1915〕的民主理论等等）以为评判之资；然而，这一共同的标准之所以问世，其实是对那些多样繁杂的言论进行淘汰筛检的结果；亦且，相伴随着淘汰筛检的历程，则是对于其他言论的“遗忘”处境。在精密繁复的“现代化理论”之下，那些过往论者信手而书的“现代化想象”，似乎可以被视为历史的灰烬一扫而清；可是，就现实而言，“现代化理论”绵延泛滥于今，在汉语世界里尚且莫知其终；那么，如果不去清理此前论说的历史脉络，遗忘前行者的思想努力及其轨迹，我们此刻问学致知的努力，必然只会制造更多的无知。

就历史书写的反思面向而言，中国在十九世纪以后的历史，总被当时／现在的人们认为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局。如何认识与理解这段过去呢？曾经有那么一个时候，在汉语世界里，它可以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 ，可以是中国如何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可以是“民族革命史” ，那么，它被叙述为一部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或亦无可厚非。

毕竟，“历史再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是否能够如实地显现过去真正发生了些什么（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当下的历史学者已经不再有共识。好比说，有多少历史，就有多少法国大革命，每部述说法国大革命的史书都宣称自己重现了大革命的场景，即如史家Francois Furet（1927-1997）之所谓，不同史家之间竞争的乃是“革命遗产的政治处分”（the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heritage），正显示了自从1789年以来，在法国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革命的过去”（the revolutionary past）所深具的象征意义。况且，我们也已经注意到，历史书写（historical writing）体现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及其对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之形塑的重要性，但是，这里所谓的集体记忆，并不是单数的、惟一的记忆（memory），而是平行共立亦且相互竞争的、复数的记忆（memories），其意义在于为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ies）提供正当性的根源。在这种意义下的历史书写，尽管诉诸普遍法则或客观事实，究其实际，恐怕不过是立基于迷思（myth）的叙述，而且压抑了对同等事件的另类解释。同样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书写，革命激进派总免不了被保守派（或保皇派）攻击，书写革命时期“恐怖主义”的腥风血雨，更令他们的批判振振有词。所以，十九世纪以后的中国历史，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历史”，这并不是件坏事，它们提供的“历史事实”／“历史知识”，彼此相竞，应该都能起帮助我们认识／理解这段过去的作用。

但是，人类的知识生产过程，在这个号称“现代”的社会里，不会纯粹只是知识世界的事情而已。像是各式各样的统计数字、研究报告、图片表格，在现代社会里无所不在。它们是政府官员制定政策、企业主与经理阶层做出决策的依据。它们以“客观”的形式——特别是以数字——呈显出来，一幅幅宏伟的建设蓝图，一次次的获利可能，因此得到了证明。这些或由科层体系或由学术研究者完成的“知识的小工具”，影响至为深远。可是，这些号称“客观”的“工具”，真的是在一个客观的过程里被生产出来的吗？这个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对人的各种活动及其成果的认识，但却正因为标榜着“客观”的旗号，结果却把人的复杂性给化约掉了，变成冷冰冰的数字，变成这方面或那方面完全一致的范畴。在人类致知的历程里，“认识你自己”的古老命题，以这种学官实践（academic and bureaucratic practices）的方式，最后可能只落得“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境地。

我们此际正面临对知识生产的过程进行反省的挑战，历史知识的生产过程亦难逃此一命运。取法于（以美国提供的）“现代化”的历史叙述，其“弊端”所在，已为人们同晓共知，批判的火力既多且猛，像Arif Dirlik就立言痛陈现代化论述因为既忽略了各个“传统”社会的巨大差异，也忽略了它们被欧美资本主义所形塑的各式现代性（modernities）也同样千差万别，所以批判它是“非历史的”（unhistorical）。处于这样的局面下，“现代化”的历史叙述，好像就失去了它的“可信度”。况且，史学知识的疆界无时不在向外扩张蔓延，挑战既有的认知视野。比如当“自强运动”被建构为晚清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阶段时，便有史学工作者提醒我们，别忘了这幅“自强”的图景里还有官场派系斗争的一面；至于被排进“现代化”前驱英雄榜上的思想家，他们的人生历程也总会被英雄式地平面化，竟而忽略了个体生命历程的复杂向度，史学工作者便也会告诉我们，呼吁大清帝国应当变法自强的王韬（因此可以被视为“现代化”之先趋者），同时也是喜欢盘桓青楼的风流才子。至于思想方向／内容被认定和“现代化”没有关系的人物，也因此总是被历史“遗忘”，等待着突然对他们发生兴趣的历史学者开展“拯救”工程。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会“进步”的。好比说，关于启蒙时代（the age of Enlightenment），我们知道那是十八世纪的事，现在研究上层启蒙（a “high” Enlightenment）的学者不乏其人，其意义已然大为扩张，从地理区域差别、社会群体（groups）及制度面观察的学者同样所在多有，下层生活与启蒙（Low life and Enlightenment）的关系亦颇受关注；于是，所谓的启蒙，应该是各种启蒙（Enlightenments）。在被认定是走向“现代化”的历史里，同样也有复杂多重的面向，这已是我们的共识，也是一种“进步”的象征。然而，在“现代化”导引下问世的“历史问题意识”，对它的实践，已经耗费了历史学者无限的青春，多少人“白首穷经”之后，却发现不堪回首。至于史学实践的制度性架构与生产历史知识过程里的“政治经济学”（好比说国科会的“支持”）与权力运作（好比说对其他研究取向的排挤），也到了该反省的时候。历史学者是否该随时提醒自己，存在着太多习以为常的历史叙述的概念，使自己对历史舞台上多重复杂的世界的感受与认知，也步入“钝化”的困局。“入鲍鱼之肆，久而不觉其臭”，自己的历史认知，既是陈袭积淀已久的旧学故知，那么再怎么努力，生产出来的历史知识其实只是老生常谈。

人们“以言行事”（to do things with words；借用John L. Austin〔1911-1960〕的名言），亦“以言为史”（to do history with words），面对错综复杂之“史事”，历史学者实难免有“历史语言”贫乏之苦，往往言不尽意。以研究政治思想史而闻名的John Greville Agard Pocock（1924-）在评论Jack H. Hexter（1910-1996）的《历史重估》（Reappraisals in History）时，对于历史学家使用的语汇，便有这样的反省：

历史学家在哪里找到他的概念词汇的术语（the terms of his conceptual vocabulary）；这些术语平常怎样被使用，历史学家又如何使用它们；它们具有什么样的逻辑的、社会学的或其它别的蕴含（implications）；其意义如何在历史学家使用以后发生改变，或变成了历史学家所用的意思；历史学家之陈述构成的历史，怎样受到其运用语言时语言状态的影响。这种考察模式，与逻辑和可证实性的相关程度，实不如它与作为社会工具的语言和作为社会行为的思想的相关程度，更为直接。

“现代化”便是史学（当然，也可以是别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工作者用来叙述一长串历史事实的“概念词汇的术语”，亦且一度在一个时代里“独领风骚”。但是，它之所以占有这样的“霸权”地位，正因为它是以作为某个社会工具的语言，也表达了作为社会行为的思想，从而登台亮相的。它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当今天的我们固然意识到它对自身的历史实践会带来“危害”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对它的“历史”进行认识。历史实践的批判（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practice）涉及的问题，不仅是“历史的文化”（historical culture）或是历史的政治／社会涵义而已，还是历史与它更广泛的文化脉络（cultural context）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摆出批判“现代化”的史学叙事的姿态时，放言“现代化”的历史叙事是非历史的，然而，如果批判者不重视“现代化”史学叙事本身的历史；那么，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的认识论差距，又在哪里呢？

至于日后的汉语世界如何参照（来自美国的／世界冷战格局下的）“现代化理论”以营构庞大的学术工业，并且将“现代化”三个字所承载的以西方为标准的时间与空间意识的统一体意涵扩充到极致；这样的论述／史学实践，与此前的“现代化”论述又有什么样的连续与断裂（continuity or discontinuity）——例如，两种“现代化”的政治涵意，可能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大异其趣，这些问题自然是另一段故事的主题了。

本文原载于《新史学》第16卷第1期，第85-124页，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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