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纪渐新世后期延续至第四纪更新世的喜马拉雅运动，对地球的地质变化有重大影响，使中国大陆的地形分异出三个不同发展方向的大自然区：东部季风区、蒙新高原区和青藏高原区。青藏、蒙新二个高原区相加，占此区域总面积百分之五十略强，东部季风区占百分之五十略弱。

以世界范围而论，渐新世是高等哺乳动物猿猴类出现的时期，喜马拉雅运动对人类产生有直接影响。以中国范围而论，喜马拉雅运动造成中国地形的基本状况，对中国历史有直接影响。如果不是这样特定的舞台，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剧也许会成为另外的样子。

在人类生产工具的进步没有出现大的飞跃情况下，地理条件允许人所改造的自然环境有一限度。东部季风区比青藏、蒙新高原区的自然条件相对优越，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中国文化比较地集中于此一区域。

东部季风区以华北（黄河流域）、华中（长江流域）为主干，东北、华南两区一北一南，呈两翼展开的形势。中国绝大部分人口居住在东部季风区内，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连成一片，人口密度最高。华人向来尊天时而崇地利，清代建旗以黄龙为标识，民国建旗以青天白日为标识，新中国建旗以五星为标识，均隐含尊天时的意识；而以黄河、长江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则隐含崇地利的意识。

从地形上看，青藏、蒙新两个不同走向的高原形成的大夹角，给予东部季风区厚实的背景，使整个中国地形呈现倚山面水的形势。青藏、蒙新高原既是东部季风区面对沿海外来势力的背后依托，本身也对东部季风区形成居高临下之势，是东部季风区背后的险要，对东部季风区的安危关系重大。

中国大陆在五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由于感受到美国的威胁，沿海东部季风区和美国呈互相封锁状态，于是东面门户关闭。

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由于感受到苏联的威胁，蒙新高原和东北门户关闭。青藏高原与印度接邻，由于存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天然屏障，也由于近代以来印度的发展尚不足以构成强大威胁，两国基本相安无事。

五十年代后期，中印边境发生冲突，以后青藏高原的门户也因此关闭。进入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经济和文化基本呈封闭状态，提出的口号就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这种闭关状态到“文化大革命”发展至极，而后终于出现转折。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以毛泽东、周恩来主持中美建交为枢纽，中国逐步加强了对外联系，渐渐导向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振兴经济为目的的对外开放政策。

一九八四年，中国政府宣布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标志着东部季风区对外联系的恢复。与此同时，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中苏、中印关系也相继缓和，中国由封闭逐步转向开放，这是重要的转折。

从中国地理形势看，东部季风区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主干，历代建立的中央政权没有脱离过这两个地区。

从长期趋势看，此南北两主干基本状况是北为主，南为辅。

在近三千年历史中，北方的重心以建都为标志，历代建都由陕西—河南—河北，由西而东，呈向沿海移动的趋势；相应地，南方的重心也由湖北湖南—安徽江浙—上海，也由西而东，呈向沿海移动的趋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存在着互感互应关系。从中国历史来看，大致在北方居西建都者国势较盛，居东建都者国势稍衰，而居南方建都者往往呈偏安之势，最终以亡国居多。

从周秦到唐宋，北方的重心大抵在陕西、河南二点之间徘徊。西周全盛时建都陕西，国势渐衰后东周建都河南。平王东迁后，西周遗留之地为秦所得，秦原先仅为附庸，得地后国势渐盛，数百年后取代东周统一中国。

北宋建都河南，又落相对衰势，异族频繁入侵，抗击甚为无力，终于灭亡而迁移为南宋。宋金之际，又出现转折。辽金元连续建都北京，北京成为北方的重心。明灭元后，明成祖深感居南不足以有为，乃迁都北京，北京重新成为汉文化的重心。清灭明后承袭之，民国建都南京，新中国又建都北京，其领导地位延续至今，这是北方重心由陕西而河南而河北转移的全过程。从地域中心变迁观察中国历史，可成一说。

南方文化发达亦极早，其源可上溯至考古时代。在东周时期，位于长江中上游湖北湖南的楚国，经过历代“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式的开拓，逐渐成为南方的重镇。

春秋时代，楚已成为南方大国，北方霸主齐桓公率诸侯联军伐楚，入境后感受到彼此的实力，终不敢轻举妄动而悄然退师，这就是所谓“召陵之盟”。

战国时秦兴，渐次荡平六国，楚地糜烂，而实力犹存，当时谚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胜吴广起义，率一小队戍卒至安徽起而造反，短时期内竟迅速聚集起一支大军。陈吴并无多大才华而能得此成果，跟他们的起义地点处于楚的影响区有绝大关系，建国号“张楚”，正是这种影响的说明。

陈、吴之后，安徽人刘邦、江苏人项羽继之而起，终于推翻了秦王朝。此后楚汉相争，楚败汉胜，其中很大原因在于刘邦及其辅佐萧何等人有着包括南北的广阔战略眼光，而项羽则相当程度上心心念念局促于南方家乡。项羽得势时称“富贵不归故乡，如穿锦衣夜行”；失势时听到四面楚歌竟军心涣散，最后败死于归乡途中，就是他思想的一种说明。而刘邦得胜回乡后吟诗：“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足见开国雄主之志，绝不留恋于一隅。然而南北矛盾依然存在，刘邦先后处置楚王韩信、九江王英布，以后汉景时又有“吴楚七国之乱”。

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之外，又有吴越文化的兴起，南方重心逐渐东移。汉以后，南方重心已东移至吴。三国时吴孙权建都南京，“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标志着东移的初步定位。其后西晋由北而南退为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皆随后建都，形成六朝繁华之地，前后延续三百余年。

隋兴，南北复归统一，建大运河沟通南北交通，目的也是加强对南方控制。唐时南方安定，无大变乱。唐末五代，北方混战，南方实力人物则乘机割据一方。宋兴，北方势又转盛，“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酣睡”，建都南京的南唐李煜，建都杭州的吴越钱镠，深感不足与抗，前后降附。然而北宋在隋唐之后建都河南，国力稍逊，在异族辽、西夏、金的压迫下，宋的势力被迫南退。南宋建都杭州，江浙一带，极度繁华。

元灭宋，建成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元王朝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色目人指蒙新高原和东北的各少数民族，汉人指黄河流域的北方民族，南人指长江流域的南方民族，由北而南，地位依次降低，这也是以地域人种分尊卑的例子。元末红巾军起义，安徽凤阳人朱元璋继之而起，数年后建都南京，又十数年后攻入北京，元势力退居蒙古。

在中国历史上，由南攻北而得胜的，汉高祖和明太祖是仅有的两例。刘邦、朱元璋都不是贵族出身，没有祖先流传下的实力凭借，他们开创王朝，其得位之正，自不待言。刘、朱的起义都发生在南方民族受到最残酷迫害的时候，所以能迅速集合南方的力量，实行反攻。他们得到时空之力，所以变化已成格局，亦非偶然。

南方的重心，在春秋战国时在湖北湖南（江陵），至刘邦时已渐有东移倾向。汉末孙权建都南京，标志着新重心的出现，此后经历代变革延续至明。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仍然保留整套中央政权机构，其地位和北京政权机构平行。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据陕西的黄土高原起义，十数年后闯王入京，推翻明王朝。清由东北入关，把李自成军逐出北京，一年后攻占南京，南明小王朝溃散。

清统一后，取消南京的陪都地位，但南京仍然是南方政治经济的重心。一八四〇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清最高决策层或战或和，举棋不定，直至英军攻至南京城下，清政府才在心理上屈服，签订了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以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沿海五口皆在南方，其中最南一口在南京东面原属苏州的上海。由于西洋势力的进入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上海由一个小县城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都市，甚至一度成为远东最大的都市，并逐渐接替了南京的地位，重心再次东移。

从地理因素分析，南京位于长江下游，西接长江中上游诸省，东连下游最繁华的江浙（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又有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处于十字水道的中心，在地理上有全国意义。然而，上海则更有国际意义。

上海位于长江的东端入海口，在东西方向上，其连接长江与南京同；在南北方向上，铁路的兴起，使大运河重要性相对降低，而且海运的发达，海道的广阔，也胜于大运河的时需疏浚。

上海通北京，从陆路可从铁路入，从海路可从天津入。北京是全国的中心，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偏于沿海，故北京倚山而不靠海，其不利于水的一面由天津来弥补。

北京通天津，天津通沿海，天津是北京的辅市，完全跟其沿海地位有关。河北狭长一带，竟有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原因也在于此。

在全国仅有的三个直辖市中，北京是全国的心脏，上海天津一南一北，分别占据着两个最大的港口。而天津的灵气全在北京，故南北两个重心主要由北京和上海担任。

北京倚山，上海靠海，一阳一阴，占尽形势，但上海仍有其独立地位。上海位于东部季风区向东最突出的部位，如果把眼光局限于中国范围来看，上海处于边缘部分，所以它在古代没有得到大发展。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如果把西半球的美洲和东半球的亚洲拼合，上海的位置则处于中心。随着近代科学的进步，海洋已不复成为天堑，而美洲的兴起，更使上海的地位有了重要意义。上海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之一，“沪”者，户也，“上海”者，上“海”也。

南京成为南方的重心，受了中国地理的影响，上海成为南方的重心，更受了世界地理的影响。

回顾历史，东部季风区分别存在着黄河流域（华北）和长江流域（华中）两个重心，两个重心分别呈东移的趋势。更进一步看，南北合论，其趋势为北胜于南；南北分论，其趋势为西胜于东。

从历史看，所有的南方政权都属偏安型，最后终被北方统一。汉高祖和明太祖是起于南而得胜的仅有两例，但两人所处均为南方民族受到最深重压迫的时代，乘天时而得人和，弥补了地利的不足，而且一旦得手后即迅速入北，仍然恢复居北制南的局面。这是北胜于南，再看西胜于东。位于黄土高原的陕西，是黄河流域之首，再往西入青藏高原，则属源头。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中华民族推远祖为“黄帝”，或取义于此。

陕西为周、秦、汉、唐建都所在，建都于此者，国力充、年代久，而建都于河南的各个朝代，从东周至宋，则相对国小力促。金元明清以后，北方重心往东北移至北京，但陕西地气未尽，仍有作用。

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于陕西，十数年灭明。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虽数破“围剿”，但格局终未宏大。被迫长征至陕西后获大发展，十数年后攻入北京，顺势渡江，统一全国。这是北方西胜于东的情况，南方的西胜于东亦如此。长江从青藏高原流出，经过四川盆地，进入平原就是湖北湖南，然后经赣皖江浙入海。

湖北湖南为首，即楚文化兴起之地，也是南方最早的重心。春秋战国时吴越一度兴盛，但终为楚所灭，这是上游统一下游。

三国时刘备、孙权联军在赤壁之战击败曹操后，联盟立即因争夺荆州而破裂。荆州就在湖北江陵，争夺荆州就是争夺长江上游的主动权。刘备失去荆州后，即局促于四川盆地，虽有诸葛亮那样的英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终未能挽回局势。而吴夺取荆州后，即保持了长江流域首、中、尾的形势完整。吴自孙权以后，几代均为暗弱之主，而在三国中却最后灭亡，跟其控制长江得地利有一定关系。东晋、南宋能够维持偏安局面，也是在安定上游后取得的。

太平天国起义于广西金田，约有两年徘徊于广西、云南一带，在清军围击下迹同流窜，然而在久久徘徊后终于突入湖北武汉，势力大盛，举军号称百万，顺流东下，一路势如破竹，仅用两月就攻占了南京，定都天京。

定都天京后，随即北伐西征，北伐军直攻北京夺天时，西征军返攻上游取地利。北伐失败，天国已不能取胜。西征在石达开主持下一度得手，则天国尚能暂时不败。然而天国内讧，上游尽失，英王陈玉成苦苦撑持于中游的安庆，已无战略优势。安庆失守后，天国大势已去，纵有进攻上海等局部胜利，已不能有补大局。

而战胜太平天国的主要武力不是清军，而是起于上游的湘军，起于中游的淮军，而力量居于下游的天国军队竟不能久支。以后辛亥革命的胜利也是武昌起义首倡义旗，引起长江流域闻风响应后取得的。这是南方西胜于东的情况。

综上所述，在东部季风区，就南北而论，居北可以制南，而居南者不得北则不能安。就南而论，居上游可以制下游，而居下游者不得上游则不能安。综观历史，大体如是，地理对人的活动有如此巨大影响，使人惊叹。这里是不是还有深一层的原因呢？

东部季风区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东北地区和华南地区为两翼。东北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金和清两个王朝，先后入主中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华南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弱。

这种情况在近代史上发生了改变。在明末，中国已与西洋文化接触，广州作为商埠，逐渐占有了重要地位。

英法等欧洲国家十七世纪末完成资产阶级革命，逐渐向全球扩张。十八世纪英国已控制印度和东南亚各国，进而向中国沿海渗透，广州正处要冲。外国势力入侵中国的鸦片战争从广州始，并非偶然。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三省的华南地区，是接受西洋文化最早的地区，也最先感受西洋势力的威胁。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提到近代史上起而救中国的四个人，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是广东人，严复是福建人，并非偶然。从欧洲出发，经过印度东南亚进入中国的西洋之风，由南而北影响东部季风区。

从空间上说，最深的是华南，其次为长江流域的华中，再次为黄河流域的华北，至东北则止于青萍之末。

从时间上说，最先是近代，在华南。其次是现代，则推移进入长江流域，在华中。而其时继欧洲英法之后，美国也成为新兴的世界强国，故欧美势力除了从大西洋、印度洋而来由南而北进入长江流域的一路以外，尚有从太平洋而来由西东向西进入长江流域的一路，位于长江口的上海也在这种情势下一跃成了南方的中心。

继近代史的华南地区以后，中国现代史是长江流域的一批人起作用。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是湖南人，林彪是湖北人，是长江上游人。朱德、邓小平是更上游的四川人。周恩来是江苏人，蒋介石是浙江人，是长江下游人。最后毛泽东等统一中国，亦属上游胜下游之例。近现代历史这两次变化，有其地理方面的部分原因，这里仅揭示若干现象，供有兴趣者探讨。

东部季风区的东北一翼在中国历史曾经起过相当作用。满清势力入关后，东北作为满清的发祥地受到特别重视。而其时俄国势力也正在兴起。康熙时，清俄势力在东北发生冲突，清胜。十八世纪中叶，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欧洲资本主义影响下改革农奴制，实力渐充，对东北虎视眈眈。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后，俄国侵占东北，引起对东北也有野心的日本的嫉恨，于是引发日俄战争，俄国势力败退（若干年后抗日战争结束时苏军全歼驻东北日军主力关东军，报了一箭之仇）。俄国失败后内外交困，结果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修正后的第一次成功实践，给予当时的中国人以极大震动，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欧洲资本主义理论主要从海路由东南一带进入，其最初影响区域主要以华南和长江流域为大。欧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从陆路由东北等方向进入，其最初影响区域主要是东北和华北。

“五四”前后，长江流域的毛泽东入北京，周恩来入天津，蒋介石入上海，在那里他们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先后兴起。京津大致是苏俄影响区，上海是英美影响区，他们的思想形成期处于两个不同的影响区，对他们后来选择不同道路也有一定影响。

由华南进入的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经过东南亚，在相当程度上是东南亚化的资本主义。

从俄国进入的马克思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当时迫切需要外来理论以应付现实问题，求速效下猛药，故当时所接受的只能是资本主义创立后的近代理论，而对希腊、希伯来以来整个西方思想文化不可能作全面的系统的深入探讨，以后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对西方文化是否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认识呢？

以南北两翼而论，华南最初由欧美入，基础在商业，东北最初由俄国入，基础在工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照搬苏联建设经验，花大力于重工业和基本建设，苏联的电影、小说也充斥中国。六十年代中苏论战，苏联势力退出中国，但其潜在影响仍有留存。而其时华南地区香港的经济高度发展，显示相当的实绩，成为英美资本主义影响中国的窗口。

因此，南北两翼对中国的主体有着不同的影响。建国初期到六十年代特重东北一翼，故北兴南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华南一翼首先开放，则南又兴于北。

东部季风区的形势在东西方向呈鸟形，在南北方向呈蛇形。中国目前还不具备黄河、长江流域主干坚实、两翼张开的条件，主要结构仍是蛇形。

北京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政治文化的中心，疏通引导，主持大局。上海位于长江的东端，可以感受整个长江流域的信息，又位于太平洋西岸，与美洲相望，可以感受美洲的信息，处于纽十字的中心，是最大的信息流通场，极易融会诸家之长，前途无量。

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复兴，必有赖于北京、上海两点的联接，而两点的真正联接，必有待于且有助于华南、东北两翼的舒展。而两翼一旦舒展，中国的战略态势即由南北的蛇形转成东西的鸟形，中国将同时作为经济大国和文化大国走向世界，真正的腾飞就开始了。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天、地、人三才之道，此仅举地之一端，以指出中国历史上若干有趣的巧合，竟如示诸掌。天地人三才循环无端，盖有无穷解，其精微幽深处，竟不可识。笔者试列其中之一解，愿将来有兴趣探讨者能见出其可合处和不可合处，作出更有益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