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认为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存在偏重传播内容要素而轻视其他要素、注重传播方法更新而忽视内容匹配、重视单向传播输出而缺乏互动反馈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的外在生成机理与内在过程机理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深挖共情要素与创新传播表达、构筑媒体矩阵与善用传播技术、增强互动体验与重视受众反馈的优化策略。
关键词 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运行机理
0 引 言
红色档案文化生来便带有鲜明的红色印记与符号，凝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印记，亦承载着丰富的民族精神与历史烙印，具有重要的教育和纪念意义。共情传播理论与红色档案文化传播在理论上内在契合，通过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的策略优化，可进一步提升红色档案文化的传播力，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红色档案文化的“破圈”效应。
中国档案学会2024年度档案文化学术论坛，孙大东教授报告：《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问题分析、运行机理与策略优化》
1 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的问题分析
第一，偏重传播内容要素而轻视其他要素。红色档案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内容、情感与基因，其中，内容要素更为具象，在传播中的可达性更好，而情感与基因要素则相对抽象，在传播落实上更有难度。由此，传播者往往更倾向对内容进行传递，而对情感、基因要素有所轻视。目前已有的相关传播实践多注重表现其内容的教育意义，教育意味浓厚，难免使受众感到难以代入，进而很难在情绪引导下对所接收的信息进行自我认知转化。
第二，注重传播方法更新而忽视内容匹配。其一，多数传播者选择了将同样的内容进行多平台投送，而忽略了平台特性，这会致使传播效果不理想。其二，在多种技术应用上，也少有将技术优势与内容匹配相统一的相关探索。如虚拟现实技术的优势在于还原发生场景与情感体验，然而在实践中其通常是在执行线上线下同步还原展播的功能，并未根据其技术特点对红色档案文化进行对照加工。
第三，重视单向传播输出而缺乏互动反馈。一方面，是将用户定义为纯粹的“倾听者”。多数传播者选择的传播方式偏向理性诉说，将传播受众放在了“参观者”的角色定位上，受众对文化的认同感受难免有所折扣。另一方面，是即使有部分传播者尝试通过举办线上答题、开放演讲等方式来增加受众的互动体验感，但在互动深度上仍有所不及，同时亦难以打破专业壁垒限制、吸引更多社会公众广泛参与。
2 红色档案文化传播的实现机理
2.1 外在生成机理
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的外在生成机理是构成其实现机理的重要部分，其具体包括传播情境、传播内容与传播方式三部分[1]。
第一，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发生具有先天的情境优势。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植根于相同的民族背景与历史源流，这使广泛地潜在传播受众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相似的情感心理表征与相近的情感产生逻辑。第二，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有充沛的内容支持。我国现存红色档案资源呈现数目众多、形态多元的特点，且各地档案馆也在大力推进红色档案资源的征集与开发工作。第三，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有多样的可行方式。现有红色档案文化传播实践展现出了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如3D展览、主题沉浸式游戏等，这些传播方式对于情绪的聚合、展现甚至爆发有更佳的呈现效果。
2.2 内在过程机理
共情是一个双过程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共情的产生都既包含着自下而上的情绪共享过程，与自上而下的认知调节过程[2]。前者指情绪共情，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包括理解和分享他人的感受。后者指认知共情，即个体以联想激活介导情绪或情感共情的情绪代表区，进而产生换位思考与采择观点的调节过程[3]。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的内在过程机理应是“双过程-三要素”间协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传播者架构起传播链条上的情绪锁链。作为传播者的档案馆、纪念馆等相关主体将内容要素与基因要素潜藏于情绪共鸣之中，借助媒介实现情绪表达的呈现效果加强，使受众在此过程中产生强烈的临场感与共鸣感。其次，受众在共情作用下进行自身认知调节。受众在受到情绪感染后，会有意识地对产生的情感冲动进行了解，并将所得信息进行认知考核与认知内化。在此过程中，红色档案文化的核心内涵将会被受众转化为个体的自我认知。最后，在共情作用下将自身认知进行行为转化。当红色档案文化中的情感、内容、基因等要素被转化为认知，且这种认知得到个体认同时，其便对个体的行为指示具有较强的影响。
3 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的策略优化
3.1 深挖共情要素，创新传播表达
3.1.1 挖掘整合共情要素
第一，应对红色档案文化中的情感要素进行重点开发。一方面，对文字类型的档案，应对其中体现强烈情感的表达作摘取提炼，并对其产生背景或文字表述事实进行溯源。另一方面，对图片、声像类型的档案，应做好情绪表达画面或视频片段的采择与选取，以情绪为切口，激起受众对于文化所含认知的深入了解与探究。第二，应对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各要素做协同开发。在整合红色档案文化的传播内容时应重点选取能够完整体现情感、内容、基因三种要素的内容，如此不仅可以使情感要素更为具体、丰满且更具传播张力，同时还可使受众对红色档案文化形成具体且系统的认知。
3.1.2 优化共情传播表达
其一，建构多层次叙事视角。国家叙事易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可激活受众体内的民族基因与民族认同；媒体叙事把握着情感表达与观点输出之间的平衡，可引导受众对文化内容进行深入思考；民间叙事易实现情绪的精准传递，受众对该视角下的叙事表达更易产生认同。其二，引入新型的叙事方式。一方面，可通过引入虚拟现实技术，使受众以“临场者”的身份对文化进行切实体验；另一方面，可引入数字叙事激发用户的共情产生，数字叙事自身有更多样的共情激发手段，能够为受众营造更丰富、更生动的共情体验。
3.2 构筑媒体矩阵，善用传播技术
3.2.1 打造共情传播融媒体矩阵
一方面，在传统的媒体平台渠道上，既应坚持垂直深耕、引导专业共情的传播惯习，为专业人士提供更具深度的传播内容与共情要素；同时也应发挥其在传播场域中“压舱石”的角色作用，维系红色档案文化的影响力与公信力。另一方面，在新媒体平台上，则应充分利用其互动感足、参与性强的特质，改变传统主流媒体渠道下的受众关系，以平等对话的姿态触动大众情感。通过构建以传统主流媒体平台为基础阵地、以新媒体平台与社会化媒体平台为延伸阵点的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融媒体矩阵，可更好地发挥传播渠道在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中的效用。
3.2.2 推动技术为共情传播赋能
一方面，推动技术为强化共情体验赋能。新型的传播技术对于延伸或增强人的情感体验有极佳的效果。如通过使用智能化感官模拟还原技术，可增强与延伸使用者的感官体验，营造出更真实的场景化拟真体。另一方面，推动技术为构造共情场景赋能。共情场景可还原红色档案文化产生的过往场景，为共情传播搭建一个真空且真实的体验空间，使受众能实现“身临其境”的真实体验感触，进而产生强烈的沉浸感与临场感，这些感觉的增强能同时强化情绪感受与认知转化。
中国档案学会2024年度档案文化学术论坛圆桌会议
3.3 增强互动体验，重视受众反馈
3.3.1 强化受众互动体验
其一，应创新性地开发具有强互动特性的传播方式。传播者可尝试对电子游戏、互动舞台剧等新型传播方式进行探索，上述传播方式在成立逻辑上便镶嵌着与受众互动沟通的内容，既具趣味性也具互动感。其二，应在已有的传播实践中增加受众互动环节。可在档案展览中设置用户体验区，在专业游学参观中设立问题解密，以引导受众在参观时产生更多的共情思考与认知探究。
3.3.2 重视跟进用户反馈
一方面，应对线下传播活动及时开展用户调研、意见跟进与受众反馈。针对在线下开展的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活动，既应有“被动反馈”，也应有“主动反馈”。另一方面，应对线上传播实践产生的数据信息进行及时分析与调研。档案部门可通过大数据对受众信息进行广泛收集，并精准刻画用户画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高智能性与学习性分析受众信息接收偏好，并据此对受众群体进行分类等。
孙大东
孙大东，男，郑州大学副教授、韩国延世大学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档案青年业务骨干、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河南省高校哲社创新人才。现任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郑州市区域档案工作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档案学会青年档案工作者专业委员会主任。在《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中国档案》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1项、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高校校史研究”课题1项、省市级科研项目10余项。多次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编辑：兰小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