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自杀后，彭德怀林彪的表现令人感叹
文化
2024-10-08 14:35
湖北
1949年10月，高岗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那一年他44岁。高岗虽任国家副主席，但仍兼东北局党政军一把手。3年时间，东北的制造业增长6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彭德怀临危受命，出任志愿军司令员。高岗被任命主管志愿军后勤工作。彭德怀到了沈阳，跟高岗开玩笑说：向你这个地方首长报到。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战士都是就地掩埋，受伤的战士则从战场上抬下来送到鸭绿江边，让后方接收。我当时抽空去做一些救助伤员的工作，由于受伤的战士太多，后方根本接不过来，有许多战士就这么静静地躺在江边，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闭上了双眼。当时我们住的沈阳三经路二号曾是杜聿明的家，金日成、彭德怀常到我们家开会。高岗在沈阳单独给彭德怀准备了一套房子，但他在我们家开会开到深夜，往沙发上一躺就睡了。彭德怀生活简单，炒个辣椒就能吃饭。但他脾气不好，在我们家，彭德怀是用无线电联系前方的，我常能听见他大声骂人：“他妈的！他妈的！你怎么搞的？给我滚下去！”我问秘书：“彭老总骂谁呢？”秘书摇摇手说：“我们谁也不敢问。”1951年，抗美援朝战局初定，彭德怀回国述职时路过我们家，我们留他吃饭。饭桌上，彭德怀说：“高麻子，我真正认识了你的聪明能干，干起事来不仅果断，也有战争经验。”彭德怀回到沈阳时在干部群众面前一再讲：“抗美援朝胜利，功劳有高岗的一半，洪学智的一半。”到了北京，彭德怀也这么讲，尤其是在军委会上讲，还推荐高岗任总参谋长。这在后来都成了彭德怀、高岗“阴谋反党”的“罪证”。抗美援朝结束后，我随高岗一起到了北京。刚进北京时，毛泽东要他住进中南海，高岗说，因为经常和计委的同志研究工作，来往中南海不方便。毛泽东说，可以找个大一点的院子。就这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我们一家搬到了东交民巷8号，原法国驻华使馆的院子。刚看到房子时，高岗有顾虑，觉得院子太大了，以自己的身份住在这里不合适。周恩来说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房子了，再说这也是毛泽东的指示。1953年，周恩来见高岗太忙，家里没有人照应，就叫我不要工作了，把家里的事管一下。高岗每天早晨和晚上都会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有时周总理还亲自来与高岗研究工作。周恩来对高岗的生活很关心，怕高岗工作繁忙无法休息，就让总政治部组织文工团到东交民巷8号跳舞。我对此事不满意，对总理说这样高岗就更累了，得不到休息。总理说，一个礼拜一次，这样可以让高岗换换脑子休息一下。1954年，毛主席去杭州，布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召开四中全会，要求在会议上各自作自我批评。但在四中全会上，高岗的自我检查没通过。一夜之间，高岗在东交民巷的住所“门前车水马龙，形成一个阴谋反党的司令部”，同时宣布高岗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这时他到北京才14个月。2月15日，高岗参加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他回到家中不吃饭，不睡觉，只抽烟，一直趴在桌子上写。2月17日，备感冤屈的高岗申诉无门，他给周恩来留下一封托孤信后欲开枪自杀，被身边人及时阻拦。中央立即成立“高岗管教组”，彻底限制了他的自由。高岗几次对我说，像这样活着不如死了算了，但就是放心不下我和几个孩子。7月下旬，中央办公厅有位领导找我去中南海谈话，那时我正怀孕五六个月。到了中南海，那位领导对我说：“去医院做个手术，小孩就不要了。高岗就要搬走，你不能再跟他了。你要出去工作，要为自己前途着想。”与这位领导人的一席谈话使我的心情愈加沉重。当晚，高岗知道了内情，露出了绝望的神情。他流着泪对我说：“我是冤枉的。我对不起你，你很年轻就和我结婚生了几个孩子……不要把孩子打掉，不要离开我。将来生活困难时，将孩子送到延安，让我妹妹抚养。”8月17日早上，我发现高岗情况有些不对，怎么推他也推不醒。我马上叫小女儿去喊秘书，并立即给北京医院打电话，医生迟迟没来，也没人把高岗往医院送，就这样一直耗着。我眼睁睁看着高岗的呼噜声由重变轻，再到无声无息，直至死亡。这一年，高岗49岁，我34岁，小儿子还在腹中。高岗去世7个月后，他和饶漱石被定为“阴谋分裂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及“反党联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桩“反党集团”案件。毛主席知道高岗去世的消息时在杭州，他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告诉我说：主席得知高岗死了，心情极其沉重，寡言少语，给周总理打电话说要厚葬，要买最好的棺木，要土葬，不要火葬。毛泽东还特别交代：高岗的几个孩子让中央组织部管，由国家抚养长大；要找个像样的四合院，配给一个厨师、一个看门的，让李力群带着几个孩子住。高岗去世第二天，我和孩子就从东交民巷8号搬出来，几乎两手空空地搬到新街口一处旧四合院。生下小儿子后，我将四个大一点的孩子送到住宿学校，带着小儿子一起在家。没有暖气，夜里孩子冻得浑身发抖，直往我怀里钻。搬到新家后，有一天，忽然有位解放军来看我，问我和孩子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问他是谁，他不说，只说有一个老头子与你在沈阳一起吃过饭，还住过你们家，是他让我来问的。我问是不是彭老总，那人直摆手，示意说你知道就行了。彭老总那时也不如意，他还能想着我们一家，至今我都忘不了。“文革”中，有一次，我看见彭德怀被学生从四川抓回来，头戴纸糊的高帽，绑在大卡车上，学生们一拳一脚将他打得鼻口出血。当时我觉得比打在自己身上还难过，心像裂开一样疼，怕被人发现，只好偷偷躲进厕所流泪。1962年春，一天上午，单位人事司突然通知我，让我立刻回家，说有人找。当时我很惊讶，随即又很害怕，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会不会又被关起来。当我走到家门口时，看见一辆红旗轿车停在那里，从车上下来—个人是叶群。见到叶群，我又惊又喜，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她说从军队打听到的。她说：101（林彪在东北打仗时的代号）从杭州回来，叫我接你和几个孩子到毛家湾去，他想看看你和孩子们。遇到有人关心，我心头一热。到了毛家湾林彪的住处，林彪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等着我们。林彪让女儿带我的两个孩子去电影室看电影，客厅里就剩下林彪、叶群和我三个人。我说：是秘书每天发给高岗的。不给高岗安眠药，他睡不了。林彪接着说：在东北，没有老高在后方打土匪、搞土改、动员群众支持前线，我打不了胜仗，部队不可能由几十万人增加到一百多万人。林彪问我生活情况，问家里吃饭是否困难，他叫叶群给我带些大米、食油。我说：林总，我和孩子们还行，主席、总理对我们都很照顾。1959年，彭德怀受到批判，我被隔离了4个月，要我揭发彭德怀与高岗是如何一起进行反党活动的。1962年下半年，习仲勋、贾拓夫被隔离审查，我又被软禁3个月，让我交代高岗与习仲勋的关系。1971年“批林批孔”期间，又让我揭发和交代高岗与林彪的关系。我不明白为什么党内一有领导人受批判，就要联系上高岗就要我交代问题？后来我被下放到安徽省凤阳县教育部办的“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毛主席、周总理两次派人把我接回北京，回科教组（教育部改名为科教组）计划司上班。不久，国庆节来临，我突然接到参加国庆宴会和上天安门观礼的请柬。后来，我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相隔没几天，又被选为第五届政协委员，政治生活待遇提高了很多。我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没有为党做出什么大的贡献，从来没想到自己会获得这种种荣誉。作为高岗的未亡人，我承受了党的深切关怀和爱护，其实这是党对高岗几十年为党、为中国革命所做贡献的肯定。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悲喜交加，百感交集，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虽然受了那么多苦难，我们一家总算平安地过来了。1981年，我被恢复到原来级别，1987年离职在家休养，按副部长级享受医疗等待遇。高岗去世后葬在北京万安公墓，当时周恩来说可以立个碑，写上“高岗之墓”。最后虽立了块碑，却没刻字。“文革”中，连这块“无字碑”也被人砸成两截。直到2006年经组织批准，孩子们才给父亲重新立了块新碑，刻上高岗的名字。这么多年来，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我从不怪任何人，也不恨任何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原则和做人态度。那些整我的人也并不是和我有什么仇，只是一时思想不受自己控制，做出错事罢了。我知道高岗不是完人，也犯过一些错误，也许当时他自己还感觉不到，但是我们后来人可以指出来，可以引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