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刘亭亭
我妈（王光美）后来跟我讲，在她还没跟我爸分开的时候，她就攒了一些安眠药，而且跟我爸示意过要不要吃安眠药（结束生命）。
我爸说，你不能让他们给你下结论，不行。
所以她后来再没想过自杀，在监狱里那么难都没想过自杀。她说，你爸爸说得对，我不能让别人作结论，好像我就是一个坏人。
刘少奇、王光美和刘亭亭
得知妻儿都被迫离家，爸爸几乎崩溃
“文革”开始后，王光美曾问过刘少奇：
“为什么我们都被描绘得那么丑恶，简直成了罪犯，可彼此却没有怨言呢？”
丈夫的回答令她泪盈于睫：因为相互信任。
爱和信任，在最混乱、最残酷的季节里，温暖着、支撑着这对患难夫妻。
1967年9月13日上午，王光美的3个子女被赶出中南海。下午，最小的女儿刘潇潇还不满6岁，也和老保姆赵淑君一起被赶走。当天晚上，王光美正式被捕，关进北京秦城监狱，被定性为“美国特务”。
起初，刘少奇并不知道这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仍然佝偻着身子，手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打伤的腿，一步一步地蹭着，蹭到王光美被关押的后院墙根，想听里面的动静。
一天夜里，“造反派”突然在刘少奇住的屋子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不准刘少奇再步出房门半步。
得知妻子和孩子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刘少奇的精神近于崩溃。他有糖尿病，“造反派”却故意停了他的药，强迫他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
刘少奇的手臂在革命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旧伤发作，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回来吃。
年近七旬，他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给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斗会，医生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
由于长期不活动，双腿的肌肉渐渐萎缩，胳膊和腿因为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刘少奇、王光美和孩子在一起
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在内蒙古卧轨自杀，长女刘爱琴被关在“牛棚”里遭着毒打，次子刘允若在监狱里患着脊椎结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18岁的女儿刘平平被逮捕入狱，后来被驱逐到山东沿海的一个养马场劳动改造。
17岁的儿子刘源从监狱出来以后，报名参加上山下乡。6岁的小女儿刘潇潇被保姆赵淑君抚养长大。
刘亭亭中学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顺义维尼纶厂，后调北京仪器仪表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
毛主席接见刘少奇的几个孩子
刘亭亭：当初我哥哥走了以后，什么师大女附中、上山下乡、云南内蒙的，我全都报名了。
后来有同学损我说，你怎么那么进步啊？
我说你不知道，我不是进步，我只是想在那个情况下做个农民是比较朴实的。虽然生活艰苦，我可能还活得过来。如果我去工厂的话，我一定会特别恐惧，因为我完全就是一个批斗对象了。
最后他们还是分配我去了工厂，因为我妹妹当时太小了。所以是因为我妹妹的原因，他们才把我分在北京郊区的工厂。
工人们对我们是很好的，那时候的温暖和帮助都是没有条件的。
刘少奇和群众在一起
我爸对我妈说，你不能让他们给你下结论，不行。
直到1971年秋，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文革”中被第一批打倒的彭真获准亲属探视。这给在工厂劳动的刘亭亭带来一线曙光。她写信给毛泽东，希望看到四年不见的父母。信由宋庆龄代转。
毛泽东批示的头一句是“父亲已死”，同意让他们见母亲。
1972年8月18日，刘家的孩子在秦城监狱见到了4年未曾谋面的母亲。
刘亭亭：他们通知我们去见妈妈，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只有我和潇潇在北京。
我姐姐知道消息，就往回跑，人家抓她，从火车上给揪了下来，她挣扎了半天，最后被人打晕过去，没回来成。
刘源知道以后，抓了一把黄豆，往相反方向走，往南走了两天一夜，因为往北走他怕有人抓他，最后才坐上火车回来的。
中共“九大”之后，林彪曾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泽东手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算是保住王光美一命。
但是王光美80岁的老母亲，却惨死狱中。
曾经承诺“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的刘少奇，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已经不能吞咽食物，只靠鼻饲维持着快要枯竭的生命。
1969年10月17日，他被转移到开封。走前，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刘少奇转过脸不看。
护士又把报张纸拿到另一边让他看，他又把脸扭了过去。
他的卫士长上前对着耳朵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刘少奇闭着眼睛，一言不发。
晚上，刘少奇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被专机送往开封的一个特别监狱。
由于着凉，肺炎发作，高烧、呕吐，11月12日凌晨6点死亡。
死时，全身赤裸发臭，嘴鼻变形，白发有一尺多长。
与母亲相见的当天，刘亭亭才知父亲已死，这与刘少奇去世，相隔整整3年。
此后，为压抑痛苦，刘亭亭把所有精力用于学习。1978年，她顺利通过高考，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
同年冬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呼声开始高涨。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王光美离开了被囚禁12年的秦城监狱，重返人间。
1980年2月，刘少奇沉冤昭雪。这一天，举国下半旗致哀。国人停止了一切文艺活动。
刘家子女回忆父亲的书中，有这样一段朴素的文字：
“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再也不能团圆了。4位骨肉先后惨死，6个亲人坐过监狱。在我们一家人的遭遇之上，是亿万人民的苦难。”
刘少奇曾对孩子们说，我死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
为了实现父亲这个遗愿，刘亭亭和哥哥一起来到河南开封寻找刘少奇的骨灰。
当年刘少奇的尸体拉到火化场后，专案组谎称这是一名烈性传染病人，火化单上填写的是“刘卫黄”这个刘少奇少年时曾经用过却不为外界所知的名字。
火化后，刘少奇的骨灰被放在一个普通的木质骨灰盒里，长期搁置在骨灰陈列室第124号框格里，无人问津。
1980年5月，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和刘澜涛的陪同下，王光美率刘爱琴、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将刘少奇的骨灰从郑州迎回北京。
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而后，在妻子和孩子的放声痛哭中，刘少奇的骨灰被撒入祖国的海域。
刘亭亭：当时特别想找到爸爸的骨灰。我们知道他死在河南，就在河南找；在河南找不着，就上北京找。
当时刘源看到一个没名字的骨灰盒，但是有面党旗盖在上面。他还拿了一点撒到天安门的金水桥。
我说，如果不是爸爸的怎么办？
他说即使不是爸爸的，肯定也是一位冤屈的老革命，我帮他撒到金水桥，让他看看现在的中国有多好。
我爸爸的骨灰最后还是从河南找回来了，一个不太好的骨灰盒子，上面写着“烈性传染病人刘卫黄”，这其实是我父亲的原名。河南省省长把这交给我妈妈。
回北京的时候，我们一下飞机就看见很多人，他们都是自发来的，没有组织。
鲁豫：我印象最深的镜头是您妈把脸贴在骨灰盒上。
刘亭亭：后来我们去看了爸爸去世时的地方，一个担架，一张床，一个枕头，枕头好像还是西哈努克送的。我妈一把抓起那个枕头，使劲抓。
这些事情我们不能老去想，但是忘不了，绝不能忘。
鲁豫：母亲被关了那么长时间，父亲死得那么惨，作为孩子心中会不会有很深的怨恨？会不会去恨某个人？
刘亭亭：我们很小就被放到社会上，很早就有了自我保护的意识，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出来的，遇到大事的时候能比较镇静。
但是我有时看一些讲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电视剧，其实是特无聊的片子，我可以看得泪如雨下。我觉得人其实是很脆弱的，在情感某个方面有个疤，这个疤不能揭。
我们家后来也经历了几道难关，我妈得癌症是一关；
我当初回国成立公司，放弃了原先很好的工作，也是一关；
我姐姐(刘平平)工作非常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忽然就脑溢血了，一个中午就不行了。她有一个11岁的儿子，我是看着他从小长大，我自己没有孩子，就收养了我姐姐的孩子。
我们家经过许多人生悲剧，但基本上我的人生观还是比较正面的，因为黑的、白的、灰的，什么颜色我都见过。信不信来生不管，我只是要明白在将来的路上还应该再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