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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邓小平
2024年8月22日，邓小平同志120周年诞辰。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但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邓小平的一生都与上海这座城市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就让我们追随邓公的脚步，寻访他与申城的故事。1920年，16岁的邓小平登上一艘从重庆驶往上海的汽船，开启了他与申城长达半个世纪的深厚情缘。在这艘汽船上，他与84位四川学生将一同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他们将在上海逗留一周，之后乘“鸯特莱蓬”号驶向法国。这一周，为初抵上海的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已算是与巴黎、伦敦、纽约齐名的国际大都会，但在精美的洋房、豪华的公寓背后，却有密密麻麻的“贫民窟”，以及如同奴隶一般的中国人……![]()
7年后，他再度来沪，此时他已在法国与苏联经过了历练，成为一名立场坚定、富有经验的革命领导人。1927年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从武汉迁回上海。不久后，邓小平便担任中央政治局秘书（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当时的邓小平负责处理中央政治局中机关事务性的问题和技术性的问题。1928—1929年期间，邓小平升任中央事务秘书长，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处于秘密状态和恢复重建时期，机构非常精简，所以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一职务，需要突出的组织协调能力。年轻时的邓小平早早就拥有了这种能力，早在1926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党支部就说他“有能力，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中央秘书处，下设文书科、内交科、外交科、会计科和翻译科，各科人员精干，事情繁杂，任务艰巨，环境险恶，充分发挥和锻炼他这一突出才能。邓小平自己对这段经历的评价十分低调，说：“我二十三岁就当中央秘书长。要讲马列主义水平，说实在的，马列主义的书看得不多，经验也不多。刚从国外回来，担任中央秘书长，这是个不低的岗位，但还是承担起来了。”1930年其继任者余泽鸿则说：“以前小平在时，技术与政治结合得好，今后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我们要了解技术与政治不可分离”。说明邓小平发挥了中央秘书机构助手和参谋作用。中央秘书处的稳定和完善，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上海的发展奠定基础。![]()
其实邓小平对1927年至1929年间在上海的经历提及不多，在其有限的文字里提到过一次与罗亦农接头的惊险经历。邓小平自述：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在沪工作期间，邓小平和他在苏留学时的一名同学张锡瑗结成夫妻。1929年夏，25岁的邓小平再次离开上海，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秘密前往广西，与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百色起义，开辟右江革命根据地。翌年1月，邓小平由桂抵沪，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半年来广西革命斗争情况。在这期间，他前往了上海宝隆医院（原址现为长征医院）探望他临产的妻子，这是他们最后几次相聚，当时医院条件很差，他的妻子得了产褥热，几天后便离开了人世，新生儿没几天也夭折了，据说妻儿的死亡让邓小平悲痛欲绝，但由于广西军务紧迫，他来不及悲伤，甚至来不及安葬，便匆匆回到广西开展工作。据当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李强回忆：“我们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的公墓。墓碑上写的名字是张周氏，立碑人用的也不是邓小平的真名，而是随便起的一个名字，这些都是地下工作的需要。但在公墓进行登记时用的是原名张锡瑗……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和她的妈妈，还有一位姑娘，我们安葬好了以后按当时的规矩祭奠了一下。后来我们才知道，同我们一起去的那个姑娘就是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历经10年，在经过了上海地下工作的腥风血雨与痛失亲人的悲痛之后，邓小平已从一名稚嫩的学生，成长为了独当一面的革命家。“瓷器店里打老鼠”
邓小平再次回到上海已是1949年。1949年渡江战役之后，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进驻丹阳，准备决战上海。上海解放对于当时的全国解放有着特殊的意义。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亦是远东第一国际大都会，外国侨民众多。上海的城市命运牵动着全国人民乃至世界的目光，如果解决不好，很有可能引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使上海解放变得复杂化。为了打好这一仗，邓小平和陈毅经常在一起，研究如何顺利地攻占上海，又完整地保留上海的办法。他们还把分散在外地的刘伯承、粟裕、谭震林等请到丹阳来一起研究，根据情况不断修订、补充和完善作战计划，及时作出新的决策。在上海战役期间，邓小平一直留在丹阳担负上海战役全局性指导工作。![]()
5月26日，邓小平率领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和大批接管干部，在苏州河北时稀时密的枪炮声中，乘火车抵达上海。到上海以后，邓小平曾有几周时间亲自负责接管上海市政府各个部门的军管会工作，他还会见当地各行各业的领袖，解释党的政策，选拔和任命下级部门的领导，以便在短暂的过渡期能够获得当地人民的支持。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讲：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重点解决上海的经济恢复问题。他主张要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华东局财经委员会拟《新解放区财粮税收工作条例草案》时，他一再恳切地告诫：条文不宜过细，对下面限制不宜过多，要相信各地区的司令员、政委，相信他们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给他们定几条方针、原则，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的。对各级干部要放手、信任，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直到领导上海的政权过渡之后，邓小平才离开上海返回自己的部队，开始向大西南进军。在上海战役期间，邓小平经过李强协助，很快找到了已面目全非的张锡瑗墓，邓小平与夫人卓琳一起去察看时，发现那里已被水淹，遂决定将张锡瑗遗骨取出另行盛殓，安放于暂住的三井花园。
据有些知情者回忆，张锡瑗遗骨起先盛殓于瓷缸，安放在瑞金宾馆3号楼的旁边；后装入木棺，安放在洋房中间的平房里（苏兆征的木棺也在此）。1969年，张锡瑗遗骨与苏兆征遗骨都由民政部门安葬于上海烈士陵园（20世纪90年代中期迁入龙华烈士陵园）。如今，在邓小平亲笔题名的龙华烈士陵园里，张锡瑗依然安详地静卧于苍翠松柏环抱的绿茵之中，墓碑上镶嵌着她的照片……![]()
上海改革绘蓝图
1978年12月，已经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有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言论，并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此后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再也与他脱离不开。邓小平发现，上海在人才方面具有强大优势，这对我国面向国际发展是相当大的助力。他将目光投向了上海浦东，也很快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因此1988年以后，邓小平连续7年都留在了上海过春节，且年年都没有停下推动改革开放的手笔。![]()
在他的努力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终于通过了浦东开放决策，随后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向世界宣布了中共中央以及国务院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1992年1月底到2月21日，邓小平在上海与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重要谈话，整理审定了后来被称为“南方谈话”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同志坦率地说：“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他同时又指出，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点。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相信可以后来居上。1993年春，邓小平在上海再次提醒，要抓住上海发展的机遇，他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1993年末，已经89岁高龄的邓小平不顾劳累，又一次来到上海。12月13日，他在吴邦国和黄菊陪同下，冒着细雨驱车视察了新建成的上海内环浦东段和浦东罗山路、龙阳路两座立交桥。他在杨浦大桥上下车，眺望着日新月异的浦东，说道：“喜看今日路，胜读十年书。”他又握着大桥总指挥朱自豪的手说：“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我向上海工人阶级致敬！”![]()
时间来到1994年，那时的上海与以往相比已经大相径庭。邓小平最后一次如期来到上海，这也是他在此的最后一个春节。到达上海后，他立即收到了团拜的邀请。尽管当时邓小平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他还是坚持在当天参加了上海领导的春节团拜会。在那个元旦之夜里，邓小平不舍地站在新锦江大酒店的41层，最后一次眺望上海。他看着远处东方明珠若隐若现、四周高楼耸立，一派繁华璀璨景象，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不知不觉，上海已经大变样了。![]()
上海蕴含着年轻时邓小平的情怀与期待，也蕴含着他丧妻的伤痛，从他踏上“鸯特莱蓬”号，追寻革命真理的道路时，他就与上海有了无法割舍的情谊。邓小平同志铸就了今天的中国，他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同志赢得了中国人民衷心爱戴，也赢得了世界人民广泛尊敬。![]()
“我算是比较活泼的人，不走死路的人。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
此文参考已出版的相关文献编写，谨此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
撰稿：单思远
审稿：徐慧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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