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佳文 | 环境规制对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空间效应

绿色低碳发展是我国在严峻资源环境约束下实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战略选择，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的重大论述。城市土地作为城市生产生活的基础要素和空间载体，其绿色低碳利用强调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融入城市土地利用全过程[1]，不仅是对“高耗能、高污染、高强度”用地模式的主动调整，更是对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积极响应。环境规制作为实现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的重要工具，具有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和区域间策略互动特性[2-3]。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如何释放环境规制的空间效应，持续提升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课题。因此，深度剖析环境规制影响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空间机制，系统探究其空间效应，对于实现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映射，也是社会发展理念演进所衍生出的新兴研究主题。学者们主要立足于“绿色”或“低碳”的单一角度，从理论逻辑、实证分析和政策路径等维度开展相关研究。理论维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概念界定和内涵解读，城市土地绿色利用主要以“绿色经济”的概念内涵为指引，倡导形成“绿色、高效、集约”的用地模式[4-5]。城市土地低碳利用主要以“低碳经济”的逻辑内涵为基础，强调降低城市用地碳排放量，形成“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用地模式[1，6]。实证维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或低碳理念下城市土地利用状况的测度评价，在此基础上，探究不同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或低碳利用状况的时空特征[4]、影响因素[1，7]。政策维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土地绿色或低碳利用的实现路径，从经济增长目标管理[8]、新型城镇化[9]、数字经济发展[10]等方面制定城市土地绿色利用的实现路径；围绕城乡融合[11]、土地利用碳排放核算[12]等方面探寻实现城市土地低碳利用的具体路径。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还有学者初步构建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的概念框架，强调通过减少能源消耗、增加绿色产出、降低污染排放，实现城市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环境”三维子系统高效协同[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环境规制与城市土地利用状况的关系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点关注。有学者构建环境规制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13]。从异质性角度出发，考察环境规制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各类环境规制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影响均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特征[14]。通过特定的环境试点政策为切入点，例如以低碳城市[15-16]、碳排放权交易[17]等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从政策层面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效果，逐渐成为新的研究范式。关于环境规制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学者们普遍认为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其中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17-18]。还有学者探究空间交互视角下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的挤出效应可能迫使邻近城市成为“污染避难所”，进而降低邻近城市的建设用地绿色效率[19]。

上述研究能够为本文提供重要的文献支持，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可以扩展的空间。具体表现在：既有研究关于环境规制与城市土地利用状况之间的关系主要集中在影响效应的实证探讨，尽管涉及到二者之间的空间效应，但是其中的理论机制尚不清晰，特别是在绿色高质量发展和“双碳”战略目标下，绿色低碳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变革转型的基础底色，环境规制对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空间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效应亟待深入剖析和系统论证。基于此，本文围绕以下几方面开展探究：第一，从理论层面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空间影响机制；第二，基于2003-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出环境规制和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运用空间相关性检验模型探讨二者的空间相关性；第三，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环境规制影响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空间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环境规制政策与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的高效协同提供理论支持和现实参考。

地方政府间在环境规制的执行过程中存在策略竞争现象，环境规制的治理成效会在邻域间扩散，使得环境规制对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影响在区域间产生空间效应。具体空间影响机制表现在地区间“技术溢出”、邻域间“搭便车”和府际间“策略互动”三个方面（图1）。

（1）地区间“技术溢出”。依据“波特假说”理论，适度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20]，补偿环境治理成本的同时，提升本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21]。结合“中心-外围”理论、外部性理论，技术创新成果在经济互动过程中会外溢至邻近地区[22]，进而影响邻地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一方面，本地环境规制所产生的技术创新可以通过技术扩散效应外溢至邻地，实现地区间技术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地区间的技术要素加速互动，促进优质技术创新要素在区域间的充分共享，推动地区间技术融合，进而实现先进生产技术跨时空传播。相较于传统资源要素，技术创新要素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不仅能够产生知识的溢出效应，还可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23]，进而提升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另一方面，绿色技术在不同程度上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能够提升邻地绿色技术水平。技术要素在地区间流动过程中，政府间高效的跨区域沟通协作有助于实现地区间技术创新的紧密互动。绿色环保技术扩散所形成的空间溢出效应促使邻地降低环境治理成本[24]，推动地区间污染防治高效协同。同时，地区间城市土地现代化治理的相关技术互通共享，通过吸取邻地的绿色生产技术和绿色环保技术，不仅可以促进本地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还可以为实现邻地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提供技术支持，从而整体提高区域间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

（2）邻域间“搭便车”。在现行的财政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难以高度匹配，在提供具有溢出效应的公共物品时，倾向于通过最小的治理成本来实现最大污染治理效果，进而引致邻近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执行策略中出现“搭便车”的现象。由于环境污染物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和空间外溢的特征，加之环境治理的公共物品特性，本地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减少污染物排放，特别是废水、废气等具有较强流动性的污染物，这就导致本地未能获取环境规制所产生的全部收益，地理距离较近的周边地区会搭上本地生态环境改善的“便车”[25]，进而形成环境规制执行效果的空间溢出。具体到城市土地利用领域：一方面，本地加大环境规制力度，约束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促进本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而提高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另一方面，邻地搭上本地生态环境改善的“便车”，不仅减少了本地污染物对邻地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还可以通过吸收本地外溢的清洁生产技术以促使邻地的污染治理技术进步和绿色产出能力提升[26]，增加邻地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的同时，减少污染排放总量，最终提高邻地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

（3）府际间“策略互动”。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面临着经济增长和政治晋升的双重压力，邻近地区间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存在示范效应和模仿行为，在府际间形成“逐底竞争”、“逐顶竞争”和“差异化竞争”的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形式[27]。在具体选择何种策略互动形式上，地方政府通常会将同级邻近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作为决策参照，并据此进行针对性调整，实施最有利于本地的环境规制政策。针对“逐底竞争”策略互动，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本地与邻地均采取降低环境规制强度的策略，形成环境规制的“逐底竞争”[28]。这不仅不利于本地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还会对邻地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针对“逐顶竞争”策略互动，随着绿色化的政绩考核体系逐步实施，地方政府逐渐由“经济人”转向“社会人”[29]，积极响应社会公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更加注重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高效协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本地与邻地竞相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形成环境规制的“逐顶竞争”[30]。这有助于在地区之间形成高效的城市土地低碳开发、污染防治等实施方案，进而对邻地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针对“差异化竞争”策略互动，本地提升环境规制强度，促使高污染企业有序退出、技术密集型企业陆续入驻，邻地降低环境规制强度，主动承接污染性企业，造成生态环境质量衰退，形成环境规制的“差异化竞争”[31]。这会引致府际间形成截然相反的环境规制政策，并由此产生差异化的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地区间的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也难以产生协同提升的良性互动。

投影寻踪模型是一种用于分析和处理非正态、非线性、高维度数据的测度方法，可以通过样本数据直接开展测算而无须主观赋予指标权重或降维[32]。不同于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方法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投影寻踪模型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将高维数据向低维空间投影，在优化投影指标函数的基础上，衡量高维数据结构和特征的投影向量，进而依据低维空间上的投影向量开展相应的数据分析[33]，可以有效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最大限度保留数据的原始信息，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准确性和稳定性等优势。由于环境规制和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测度评价均涉及284个样本和多个指标，数据维度较高，传统测度方法难以满足高维度的测度需要，而投影寻踪模型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本文采用投影寻踪模型测算出2003-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环境规制和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

设定x_ij为第i个样本的第j个指标，i=1、…、n，j=1、…、m，其中，n为样本数，m为指标数，投影寻踪模型的具体构建如下：

（1）数据标准化处理。当xij为正向指标时，x^*_ij=（x_ij-x_jmin）（/x_jmax-x_jmin）；当x_ij为负向指标时，x^*_ij=（x_jmax-x_ij）（/x_jmax-x_jmin）。

（2）构建投影指标函数。采用线性投影方式将高维数据投影至一维线性空间，设定a为m维单位投影向量a=（a₁，a₂，…，a_m），则x_ij的一维投影特征值z_i可以表示为：

（3）构造投影目标函数。在多维指标中探寻数据的结构组合，要求在综合投影过程中投影值z_i最大限度地提取x_ij的变异信息，即强调z_i在一维空间散布的类间距S_z尽可能大，同时要求投影值z_i的局部密度D_z达到最大。因此，可构建投影目标函数为：

（4）确定最佳投影方向。在评价指标的样本值给定的情况下，投影方向直接影响到投影指标函数。由于不同投影方向可以揭示出不同的数据结构特征，最佳投影方向可以最大限度揭示高维数据某类特征结构的投影方向，即：

（5）计算综合投影值。依据约束条件确定最佳投影方向值a_j，将其置于投影函数中测算出各个指标的投影值z_i，进而根据投影值大小综合测度环境规制和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

空间自相关反映邻近区域单元之间某种属性值的空间关联程度[5]，包含全局空间自相关与局部空间自相关，本文运用全局空间自相关莫兰指数，从整体层面对环境规制和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具体公式如下：

相较于传统的计量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将空间权重矩阵引入模型之中，能够考察变量之间空间关联性[11]，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空间效应。空间计量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参考谭术魁等[34]构建空间权重矩阵的思路，本文从经济因素和地理因素两个维度设定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其测算如下：

环境规制（ER）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是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环境治理政策措施，以行政命令、市场激励、公众自愿为主要方式，执行直接或间接的规制手段以约束经济主体可能产生环境污染的行为，减少环境污染物排放，提高污染防治效果，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高效协同。尽管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方法来测度环境规制，但主要围绕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实施过程两个角度来开展测度。由于本文强调环境规制是以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为核心目标，环境规制的执行效果直接影响到环境治理成效，并促使环境污染物的治理效果成为客观评价环境规制的直观反映和直接依据。由于本文以城市为基本研究单元，加之城市尺度相关数据获取的局限性，环境规制的实施过程难以全面把握，从实施效果角度来测度环境规制的实际水平，更加符合环境规制的现实情况。基于此，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35-36]，从城市尺度的“废水、废气和废渣”三个维度，选取生活污水处理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烟（粉）尘去除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5个单项指标，构建环境规制的测度指标体系。

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GLULUL）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强调政府对土地要素进行合理配置、统筹规划以及科学管理，鼓励用地主体对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能源高效利用、资源节约集约、污染排放有效控制、绿色低碳产出增长等方面积极探索。欧洲环境局提出的DPSIR概念模型将特定的系统问题解构为“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rivingforces-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s,DPSIR）5个子系统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37]，这种循环作用逻辑恰好与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系统具有同样的发生机制。由于城市土地利用系统中各维度因素之间的互动关联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特征，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通常会受到经济发展、产业调整、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DPSIR概念模型因其具备剖析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交互机制的作用，可以为解构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各类因素的关联机制提供新的思路。因此，结合DPSIR概念模型的基本结构，本文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5个维度构建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测度框架（图2）。

基于DPSIR概念模型的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测度框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1,7,38-41]，本文构建了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表2），其包括三个维度：第一维度为准则层，主要包含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的“驱动力（D）、压力（P）、状态（S）、影响（I）、响应（R）”五大系统；第二维度为要素层，具体反映各子系统的内在要素；第三维度为指标层，是由23个指标组成，由此共同构建出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

参考相关研究成果[1,16,42-43]，本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EDL）、金融发展水平（FDL）、人力资本水平（HCL）、科技投入水平（TIL）、市场化程度（MD）和政府扶持力度（GS）作为控制变量，分别采用人均GDP、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占GDP的比值、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值、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值、全市地方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占GDP的比值予以表征。

从绿色低碳发展进程来看，200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密切衔接了后续的绿色低碳发展。此外，由于统计口径和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因，2003年之后相关指标数据可以保持良好的一致性和可得性。考虑到上述因素，本文以2003年为研究起始年份，选取2003-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不涉及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4-2021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3-2020年）、各省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EPS数据库以及中国碳核算数据库，个别缺失指标数据主要采用均值法和线性趋势法进行补齐，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如图3所示，全国环境规制在研究期内呈逐年稳步上升趋势，平均值为1.148，从2003年的0.652增长至2020年的1.506，年均增长率为5.051%。从区域层面来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环境规制的平均值分别为1.231、1.163、1.083、1.059，呈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依次递减特征。从增长速度来看，2003—2020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环境规制的平均值分别从2003年的0.701、0.630、0.638、0.611增长至2020年的1.549、1.543、1.451、1.446，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773%、5.406%、4.957%、5.196%。总体而言，全国及区域环境规制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如图4所示，全国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在研究期内呈逐年稳步上升趋势，平均值为0.894，从2003年的0.611增长至2020年的1.195，年均增长率为4.026%。从区域层面来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平均值分别为1.022、0.848、0.822、0.855，呈东部＞东北＞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特征。在增长速度层面，2003—2020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平均值分别从2003年的0.695、0.551、0.561、0.663增加至2020年的1.357、1.162、1.109、1.074，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016%、4.489%、4.094%、2.878%。总体而言，全国及区域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本文借助GeoDa软件测算出环境规制和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识别其全局空间关联特征。如表4所示，2003-2020年环境规制和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环境规制和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在地理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在研究期内二者的全局莫兰指数分别从0.179、0.293波动提升至0.238、0.540，表明环境规制和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空间集聚呈现波动强化的趋势。由此可知，环境规制和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均通过空间自相关检验，适合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二者之间的空间效应。

如表5所示，全国和区域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关系，即地理相近、经济联系密切城市之间的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表现出明显的聚集效应。从核心变量来看，全国和区域环境规制系数均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和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全国和区域环境规制空间滞后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对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通过偏微分方法将环境规制对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空间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表5）。从全国层面来看，环境规制影响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分别为0.020、0.100、0.120，表明环境规制对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环境规制政策约束下，创新补偿效应逐渐释放，本地技术创新不断提升并实现外溢，实现地区间城市土地现代化治理的绿色生产技术和绿色环保技术的互通互享，影响邻地城市土地利用的要素投入结构、规模及能源消耗等，并传导至整个城市土地利用系统的功能运行及绿色低碳利用状况。随着本地环境规制趋严，邻地搭乘本地生态环境改善的“便车”，形成环境规制政策效果的空间溢出，提升邻地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此外，地区间环境规制的“逐顶竞争”策略互动，减少城市土地利用的污染物排放，有助于实现邻近区域内城市土地资源的绿色低碳利用和现代化治理。

从区域层面来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环境规制影响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185、0.155、0.125、0.068，表明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环境规制对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影响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依次递减特征。在环境规制政策驱动下，东部地区城市间的技术要素加速溢出，实现先进生产技术的跨时空传播，能够更加明显改善邻地城市土地利用的要素投入结构、规模和能源消耗等，降低邻地城市土地利用的污染排放，最终更加明显促进邻地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此外，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更加注重环境保护，更易形成环境规制“逐顶竞争”的互动策略，加速区域间降污减排的整体进度，可以对邻地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产生更加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为了考察实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以下三种方式开展稳健性检验：第一，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基于前文的环境规制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重新测算环境规制。第二，替换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经济地理嵌套空间权重矩阵替换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第三，将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滞后一期，以此缓解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如表6所示，在三种检验方式下，环境规制空间滞后项系数均显著为正，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对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证明前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本文综合运用投影寻踪模型、空间相关性检验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

（1）2003-2020年，全国和区域环境规制和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均呈现持续上升的变化趋势。

（2）环境规制和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并且空间集聚呈现波动强化的趋势。

（3）全国环境规制对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区域环境规制对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产生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依次递减特征。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1）释放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的指引下，适度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充分释放其空间溢出效应。一方面，发挥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作用，拓展区域间技术创新的沟通渠道，推动先进技术的跨时空传播，促进区域间技术创新水平协同进步，实现区域间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另一方面，基于环境规制正向溢出效应存在“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依次递减的区域差异特征，东部地区应发挥环境规制的辐射示范作用，通过向邻近地区释放先进环保技术、环保理念和环境治理经验，提高邻近地区在环保政策、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协同程度，促进资本、劳动力、技术等优势要素在区域之间的合理流动，特别是向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较低的地区进行转移和扩散，扩大环境规制政策的空间外溢效应，形成区域间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协同提升新格局。

（2）规范环境规制的执行互动策略。强化环境规制的良性互动，最大限度释放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一方面，完善绿色政绩考核体系，适度增加清洁技术创新、污染治理、节能减排等绿色低碳指标的考核权重，形成环境治理成效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挂钩机制，增强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意愿，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形成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相向上的互动格局，助推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另一方面，发挥环境规制政策的空间外溢特征，构建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协同机制，适度调控区域间环境规制的强度范围，形成邻近地区环境规制执行互动的协同路径，设定符合区域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的环境规制政策，避免盲目的环境规制“竞顶”或过度的环境规制“竞次”，形成区域间环境规制的良性互动，强化环境规制的执行互动成效，提高区域间环境规制的整体执行效率，促进地区间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

（3）构建环境规制的区域联动网络。结合环境污染物存在空间外溢和跨界流动的特征，通过搭建完善的环境规制区域联动网络，扩大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一方面，构建环境治理的信息交流共享网络平台，共享环境污染监测、预警、执法等信息，加强邻近地区之间在环境监测、污染防治和生态执法等方面的协同联动，完善环境联防联治体系，协同推进区域间城市土地绿色低碳利用。另一方面，在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方面构建区域协作网络，明晰区域间环境规制协同推进的优势与困境，形成切实可行的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实施路径。依托区域联动的环境规制网络加强区域间环境治理的良性互动，破除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壁垒，推动环境规制执行经验、环保技术研发交流与推广扩散，形成环境规制执行的区域联动效应，减少区域间环境规制政策的协同执行成本，促进区域间环境治理的提质增效，助推区域间绿色低碳土地利用模式的高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