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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题目:“双碳”目标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协调发展的时空耦合分析
作者:郭文强,史瑞雪,雷明
期刊:《环境工程技术学报》24年6期
摘要
开展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规律分析,对助推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5-2021年我国30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和Kernel密度估计法,测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而识别其时空演化格局。结果表明: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度整体表现出上升趋势,但不同综合经济区和省(区、市)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空间分布不均衡问题,空间差异主要受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的影响;同时各综合经济区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特征差异较大,其中黄河中游经济区和西北经济区极化现象较为明显。因此,应从着力提升碳排放控制力度、优化区域合作协调关系以及解决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等方面出发,提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耦合协调;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区域差异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虽然我国当前已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1],如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环境污染与生态赤字、能源消费与资源利用等,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无法有效解决,将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而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成为实现碳排放控制和“双碳”目标的核心驱动力,同时严格控制碳排放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绿色转型,促进经济向高质量方向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的深度融合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然而,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控制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这意味着二者的有效融合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探究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之间的协调关系及其时空特征,对政府和相关部门推动经济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和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耦合协调是指2个或2个以上系统,彼此影响共同向更高级方向发展演变的过程[2]。已有较多学者研究了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碳排放行为基本与经济增长相联系,但对于二者具体的关联关系存在明显差异。如王霞等[3]研究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是导致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增加的首要驱动因素;韩梦瑶等[4]通过Tapio模型分析经济发展与碳排放水平之间的关系,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趋势存在差异;Wen等[5]发现南亚部分经济体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相关关系。随着耦合协调度模型被广泛认可和应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讨论了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有的以经济发展与农业碳排放、旅游碳排放、土地利用碳排放、能源排放等碳排放单一维度的耦合关系展开探讨[6-8],还有的从绿色发展、新型城镇化、能源消耗、产业结构升级等单一视角分析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耦合关系[9-11]。此外,也有学者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探究了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发现二者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空间不平衡特征明显[12-14]。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关系的讨论已积累了较多有价值的研究,但多聚焦于碳排放对经济发展的单向影响,或者分析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单一维度的耦合关系。在研究尺度方面,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的研究多侧重于某流域或单一地区,这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的相对片面性。鉴于此,若能在科学测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的基础上,基于时空维度分析二者多元互动关系的区域差异和动态演变,将更易发现二者良性循环发展的切入点,有利于强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重点区域的识别。因此,笔者从以下方面开展研究:1)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从时空视角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2)考虑到二者耦合协调关系可能存在空间非均衡发展的问题,对八大综合经济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及其来源进行考察;3)纳入空间因素和时间跨度,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度的动态分布演变特征。以期为实现区域间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提供量化支撑。
在遵循构建指标体系的客观性、系统性和可量化性等原则的前提下,分别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和碳排放水平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现有研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科学内涵的理解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情况[15-17],从经济运行、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6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评价体系。针对碳排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参考《可持续发展能源指标:指南和方法》及相关文献[18-20],选取能源效率、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规模3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见表1。
选取2005-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因存在数据缺失问题未纳入研究范围)为考察对象。其中,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等,碳排放水平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等。对于个别年份和省(区、市)的缺失数据,通过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全。
主要目的是考察2005-2021年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为较好地保障相关指标的时序可比性,先对指标体系中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在权重处理上,采用熵值Topsis法测度。熵值Topsis法充分地反映评价体系中各项指标对综合指标的贡献程度,能够有效避免在确定权重过程中主观因素的影响[21]。参考王军等[22]所使用的熵值法计算各项指标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为探究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的相互作用关系,借鉴现有研究,构建2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模型,由该模型测算的耦合协调度来衡量2个系统的协同效应[23]。具体公式如下:
在测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度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明确优化耦合协调模式发展的着力点,引入相对发展模型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相对于碳排放水平系统的领先或滞后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是一种测算地区空间差异,能够有效解决子样本间出现交叉重叠问题的方法[26]。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按照子群分解的方法将基尼系数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进而得到更为精确的测算结果[27]。本文使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度的地区空间差异及其来源。总体基尼系数、区域内基尼系数和区域间基尼系数的表达式如下:
将基尼系数分解为区域内差异贡献(Gw)、区域间差异贡献(Gub)和超变密度贡献(Gt)[28]。Gw为某区域内部耦合协调度的分布差异;Gub为两区域之间耦合协调度的分布差异;Gt为在划分子群时,由于区域间耦合协调度交叉项存在而对整体差异产生的影响。
Kernel密度估计法能够有效呈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度分布的整体情况,同时随着时间的变化,能够整体把握该耦合协调度分布的动态演变特征[29]。因此本文运用Kernel密度估计法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的分布态势。随机变量θ密度函数为:
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测算结果得到全国30个省(区、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的年均耦合协调度(D),见表3。2005-2021年耦合协调度均值基本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20年后耦合协调度保持在0.700以上,说明全国高质量发展和减排的耦合协调水平显著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控制碳排放的相互作用持续增强。将2005-2021年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的耦合协调水平分为3个阶段:1)2005-2013年,总体处在濒临失调衰退等级,耦合协调度缓慢增加;2)2014-2016年,由濒临失调衰退等级上升至勉强协调发展等级,耦合协调度快速增长,增长了12.46%;3)2017-2021年,由勉强协调发展等级上升至初级协调发展等级再到中级协调发展等级,耦合协调度持续增加,但距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的最大化价值仍有较大差距。
由表3可知,2005-2021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U1)整体呈稳定、持续性上升,碳排放水平综合评价指数(U2)总体趋于平稳。在研究期内,相对发展度总体上正以大幅度上升趋势向比值为1的发展目标远离,说明碳排放水平系统逐渐滞后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2个系统的均衡化发展模式仍然任重道远,控制碳排放是达成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极度耦合协调模式的关键突破口。碳排放水平系统滞后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主要归因于尽管国家正在持续推动经济结构绿色转型,加快构建经济体系绿色低碳化,但由于现阶段国家处于工业化后期,仍然面临产业结构低碳化发展不充分、能源消费结构缺乏多元化、低碳技术创新投入不足,尤其是在碳中和关键技术,如碳捕获、碳储存等方面存在问题,利用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提升生产要素投入效率需要进一步完善。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划分为八大经济区〔北部沿海经济区(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河北省),南部沿海经济区(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东部沿海经济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黄河中游经济区(河南省、陕西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长江中游经济区(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安徽省),西南经济区(重庆市、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经济区(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北经济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30],对本文涉及的30个省(区、市)进行划分。2005-2021年八大经济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度均值演变趋势如图1所示。八大经济区耦合协调度均值的变化过程、波动幅度和年均增速存在一定差异,但长期演变趋势与全国整体层面基本一致,均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提升。这主要得益于“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将强化环境保护视为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
从图1可以看出,除黄河中游经济区和西北经济区的协同效应落后外,其他经济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在研究期末均升至中级协调发展等级。其中,北部沿海经济区和西南经济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值总体处于领先水平,处在濒临失调衰退等级到中级协调发展等级的跃升过程,并向良好协调发展等级趋近。这是由于北部沿海经济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服务业发展水平逐年递增,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同时作为高碳排放省份的河北和山东,正积极推动节能降碳策略的实施,单位能源消耗碳排放也在近年有明显下降趋势,这些因素推动二者耦合协调水平显著上升;西南经济区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相对均衡,经济持续稳定地朝高质量方向发展,近年来对减污降碳重视程度持续加强,进而拉动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攀升。长江中游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和东部沿海经济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值次之,基本处于濒临失调衰退等级到中级协调发展等级的跃升过程,并稳定在中级协调发展等级,这是因为长江中游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经济结构以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为主,带动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高;南部沿海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同时海南和福建的碳排放在近年来有下降趋势,推动该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东部沿海经济区由于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经济趋于高质量方向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明显上升。东北经济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基本与全国均值持平,在研究期末才升至中级协调等级,这是由于东北经济区产业结构长期以重工业为主,转型优化缓慢,影响耦合协调度水平的提升。黄河中游经济区和西北经济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低于全国均值,整体上位于八大经济区的最低水平,处在濒临失调衰退等级到初级协调发展等级的跃升过程。黄河中游经济区是我国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能源消耗量较大,河南、山西和内蒙古的能源消耗显著,抑制其耦合协调度的发展;西北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长期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时间内难以被根本改变,这些因素导致耦合协调水平较低。
进一步研究省(区、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分析其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2005-2021年我国30个省(区、市)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存在动态变化特征,具体表现在:1)2005-2013年,各省(区、市)均处在轻度失调衰退及以上等级,濒临失调衰退等级和勉强协调发展等级的数量有所增加;2)2013-2017年,各省(区、市)都处于濒临失调衰退及以上等级,耦合协调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勉强协调发展等级和中级协调发展等级的数量持续攀升;3)2017-2021年,除新疆和山西外,其他省(区、市)的耦合协调度都处在初级协调发展等级及以上水平,均有明显攀升,部分表现出良好协调等级。
综上所述,在研究期末有1/2以上省(区、市)处于中级协调发展及以上等级,说明各个省(区、市)都在积极实施国家制定的高质量发展和减污降碳政策,进而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的协调水平。其中北京、河南和浙江的耦合协调度在0.800以上,北京在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减污降碳协同和节能降碳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河北经济持续朝高质量方向发展,并且在近年来积极推动能源结构、工业领域、交通体系和城乡建设等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浙江加快围绕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和生态碳汇等方向核心技术的攻关,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促使节能减排效果显著。但新疆、山西和内蒙古等省(区)的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弱,这主要归因于这些省(区)存在经济转型困难、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设置不合理等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亟须针对性地制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节能减排的相关策略及政策。
由图3可知,2005-2021年耦合协调度的总体空间差异呈波动下降态势,演变特征大致分为上升-下降的持续性波动趋势,与2005年相比,2021年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基尼系数下降了40.50%。就不同发展阶段而言,2005-2010年,耦合协调度的总体空间差异呈现先攀升,在2006年达到研究期内的最高水平0.100后,出现快速下降趋势。这主要归因于国家积极实施贯彻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有效助推区域协调增长和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布局,如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对缩小该耦合协调度的总体空间差异起到积极带动作用。随后由于国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受到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总体基尼系数在2010-2011年出现较小幅度的上涨。2012-2021年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基尼系数呈现交替减增的发展态势。总体来看,虽然整体上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有所下降,但总体基尼系数在2005-2021年始终处于不稳定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的耦合协调模式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问题。
由图4可知,部分经济区的阴影面积正逐渐缩小。与2005年相比,2021年的长江中游经济区、北部沿海经济区、东部沿海经济区、黄河中游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西南经济区和东北经济区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内基尼系数降幅分别为87.97%、83.35%、64.41%、40.71%、33.20%、26.07%和6.74%,但西北经济区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内基尼系数不降反升,这意味着在持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绝大多数经济区耦合协调度的均衡性可能得到加强,然而西北经济区并未取得较好效果。具体而言,研究期内黄河中游经济区区域内差异最低,基尼系数均值为0.045,整体呈上升-下降交替循环态势,在2021年达到最低水平。北部沿海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区和东部沿海经济区区域内差异次之,基尼系数为0.500-0.600,其中除长江中游经济区在2010-2013年出现较大幅度上升外,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北部沿海经济区和东部沿海经济区的耦合协调度区域内差异均呈现相对大幅度的升降交替态势。西南经济区、东北经济区、西北经济区和南部沿海经济区区域内基尼系数均在0.060以上,并且南部沿海经济区的区域内差异最大。其中,西南经济区和南部沿海经济区在2008-2014年经历基尼系数持续性的快速下降后,出现小幅度回升;西北经济区和东北经济区的区域内差异表现相似,在研究期末基尼系数达0.070以上,西北经济区和东北经济区区域内差异相对不太稳定,值得关注。
由图5可知,北部沿海经济区与东北经济区耦合协调度的区域间差异最大,基尼系数为0.107;黄河中游经济区与长江中游经济区区域间差异最小,基尼系数为0.058。2005-2021年北部沿海经济区与其他经济区的区域间基尼系数基本呈现波动下降态势,说明它们的区域间差异表现出缩小趋势。2005-2019年,南部沿海经济区与东北经济区、东部沿海经济区与东北经济区的基尼系数经历了下降-上升循环的波动,随后逐年攀升,导致区域间差异缩小的趋势不显著。而南部沿海经济区与其他经济区、东部沿海经济区与其他经济区间的基尼系数则呈现稳定下降的趋势。黄河中游经济区与长江中游经济区和黄河中游经济区与西南经济区区域间基尼系数在2005-2019年呈现下降-上升波动趋势,2019年后均开始大幅下降。黄河中游经济区与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区域间基尼系数总体呈现相对大幅度的升降交替态势;然而长江中游经济区与西北经济区的基尼系数逐年变动幅度显著减弱,逐渐呈现相对平缓的发展态势。长江中游经济区与东北经济区和黄河中游经济区与东北经济区的区域间基尼系数表现出相似演变特征,2005-2019年呈现上升-下降的交替变动趋势,研究期末的区域间基尼系数出现小幅上升趋势。西南经济区与西北经济区的区域间基尼系数在2005-2020年经历下降—上升的演变特征后,2020-2021年出现回落趋势。西南经济区与东北经济区、西北经济区与东北经济区的区域间基尼系数在2005-2021年呈现下降-上升的持续性波动变化趋势。因此如何缩小东北经济区与其他经济区的区域间基尼系数变动趋势,并稳定在较低水平范围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控制碳排放水平过程中应该关注的问题。
如图6所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来源于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的影响。具体而言,2005-2021年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呈现交替变动趋势,二者贡献率的平均水平分别为43.53%和46.86%,是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说明八大区域间不仅存在低耦合协调区域和高耦合协调区域的区域差异,还存在并非所有耦合协调度低或高的地区都处于同一分区的区域重叠效应。而区域内差异贡献率均值为9.61%,不足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贡献率的1/2,说明区域内差异并非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的关键成因,对其影响程度最小。综上可知,解决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发展空间不平衡问题的关键在于缩小区域间耦合协调度的整体差异和解决不同区域间的交叉重叠问题。
全国整体层面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度的Kernel密度估计结果如图7所示。从图7可以看出,全国整体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度有以下显著特点:1)2005-2021年耦合协调度的分布中心不断向右移动,说明各地区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不断提高、演变速度较快的趋势。2)2005-2013年耦合协调度分布的峰值呈现上升态势,波峰的形状逐渐收窄,从宽峰变为窄峰;2013-2017年耦合协调度分布的峰值呈下降趋势,波峰的形状逐渐扩宽,从窄峰变成宽峰;2017-2021年耦合协调度分布的峰值高度上升,宽度变窄。说明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的耦合协调水平差距有先缩小后扩大又缩小的演变趋势。3)在研究期内耦合协调度曲线呈现单峰分布,说明各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不存在显著的极化特征。综上所述,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的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协调发展速度较快与各地区间差距不稳定性并存的动态演变趋势。
基于Dagum基尼系数法揭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水平和具体来源,识别出八大经济区之间相对差异的变化路径,但无法分析八大经济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度的绝对差异变动演进特征。鉴于此,利用Kernel密度估计法描述八大经济区耦合协调度的变动趋势,重点关注耦合协调度曲线的分布位置、主峰分布形态和波峰数目等关键特征,结果如图8所示。
北部沿海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区、西南经济区和东北经济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度曲线在2005-2021年整体呈现明显的右移趋势,表明这4个经济区耦合协调度处在攀升轨道上,在推动低碳发展和绿色转型方面取得坚实成效;南部沿海经济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度分布曲线在2005-2009年出现小幅左移,同时东部沿海经济区耦合协调度分布中心在2005-2013年出现短暂左移现象,说明南部沿海经济区和东部沿海经济区在研究期间曾经部分年份出现过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下降的趋势,意味着该2个经济区在优化经济结构和低碳减排等方面提升力度不足;黄河中游经济区耦合协调度曲线分布经历了右移-左移的交替演变特征,西北经济区耦合协调度分布中心除2013-2017年短暂出现过曲线右移外,其余年份基本呈现左移趋势,由此可见黄河中游经济区和西北经济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度处在下行轨道,它们在经济结构全面绿色转型上仍有较大难度,减排压力相对较大。
在研究期内,南部沿海经济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度曲线主峰分布形态表现为主峰高度下降-上升且宽度扩宽-缩窄的交替演变趋势;长江中游经济区、西南经济区和东北经济区耦合协调度曲线主峰分布形态表现相似,具体呈现峰值上升-下降-上升且波峰形状收窄-扩宽-收窄的演进趋势。这4个经济区耦合协调度曲线的主峰分布形态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其耦合协调度分布曲线在2017-2021年均出现主峰高度上升且宽度缩窄现象,说明这些经济区内各省(区、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度的绝对差异正在逐渐缩小。然而,东部沿海经济区和西北经济区耦合协调度曲线整体呈现高度上升-下降且宽度缩窄-扩宽趋势;北部沿海经济区的分布曲线出现主峰高度上升-下降且宽度缩窄-扩宽的循环演变特征;黄河中游经济区耦合协调度分布表现为高度下降-上升-下降且宽度扩宽-缩窄-扩宽态势。这4个经济区耦合协调度曲线分布在2019-2021年均表现为高度下降且宽度扩宽现象,表明该4个经济区内部省(区、市)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减排降碳方面差距拉大,空间不均匀问题亟待解决。
北部沿海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东部沿海经济区、黄河中游经济区和西北经济区在研究期内均存在过双峰现象,即经济区内各个省(区、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存在两极分化现象。北部沿海经济区和南部沿海经济区的耦合协调度分布在2017年前存在双峰现象,而在2017年后基本演变成单峰分布状态,说明北部沿海经济区和南部沿海经济区耦合协调水平的两极分化特征在整体上趋于弱化,区域内差异化程度逐渐减弱;东部沿海经济区和西北经济区的耦合协调度分布基本一致,均在2005-2007年和2019-2021年由1个主峰和1个侧峰构成,同时黄河中游经济区在2007-2011年和2020-2021年表现为双峰分布,表明这3个经济区内部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现象,区域内差异化程度逐渐加剧。
(1)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攀升态势,已实现由濒临失调衰退等级跃升至中级协调发展等级的演进过程,当前向极度协调阶段迈进的关键突破口是提升对碳排放控制程度。由八大综合经济区可知,除黄河中游经济区和西北经济区外,其他经济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从不同省(区、市)来看,尽管新疆、山西和内蒙古等省(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发展相对较差,仍有超过1/2的省(区、市)达到中级协调及以上等级。
(2)耦合协调度总体空间差异呈波动下降态势,解决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不均衡问题的核心是缩小区域间差异和解决区域间的交叉重叠问题,其中北部沿海经济区和东北经济区的区域间差异最大,西北经济区的区域内差异最大。
(3)在八大经济区中,黄河中游经济区和西北经济区的耦合协调度处在下行轨道,主峰分布形态在研究期末呈现主峰高度下降且宽度缩窄现象,波峰数目也在研究期末出现双峰现象,极化特征显著。
(1)着力提升碳排放控制力度,挖掘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的耦合协调潜力。二者达成极度协调阶段的关键在于加强对碳排放的控制。鉴于此,要将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作为促进经济低碳化发展的重点,加快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循环经济的发展,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此外,还需明确各省(区、市)在协调发展战略中所处的位置,尤其是耦合协调水平较差的山西、内蒙古和新疆,它们属于煤炭大省(区),要积极推动并完善煤炭绿色开发与智能精准开采技术体系,加快开展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研发与示范,促进煤炭清洁利用与清洁转化,推进煤炭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2)充分考虑区域异质性,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的耦合协调建设路径。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对八大经济区耦合协调差异的贡献最大。因此,从八大经济区视角来看,要注重缩小区域间差异,应从区域间差异最大的北部沿海经济区和东北经济区入手,推动两大经济区协调发展。东部沿海经济区应充分激发北京、天津、河北和山东辐射带动作用,将耦合协调度较低的河北、天津和山东确定为重点发展对象,引导资金、技术、人力等优质资源向重点发展对象倾斜,创新培养碳减排领域技能岗位人才队伍;同时东北经济区应积极学习其他先进省(区、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经验和绿色低碳的先进技术,着力打造地域发展优势,有效提升耦合协调度。
(3)积极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耦合协调的协同发展格局。全国及多数经济区的耦合协调关系呈现不同程度的向好趋势,说明我国节能降碳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但黄河中游经济区和西北经济区的短板相对明显。因此,黄河中游经济区应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严格控制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等高碳行业集聚和规模扩张,增加生物技术、节能环保装备、现代服务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加大绿色低碳技术方面的研发力度,重点推进清洁能源示范区的构筑,以此推动区域整体节能减排和高质量发展;西北经济区要充分运用能源资源禀赋及区位优势,把握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推动丰富的风电、太阳能、光伏、水电等无碳可再生能源实现就地消纳,加快将新能源优势转化为低碳发展优势,努力提升经济发展实力和就业水平,深入推进两系统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