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佳文 | “双碳”目标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人类福祉水平有了巨大提高，已步入世界“高人类发展”国家行列[1]。然而，长期以来的快速城镇化与粗放型经济发展也带来了生态资源严重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难题[2]，并产生了大量碳排放，所导致的温室效应加剧全球变暖，给人类生存发展带来风险，致使人民综合福利水平严重受损[3]。2005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生态文明”概念；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国家政策导向要求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最终增进民生福祉，即更加强调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2020年，中国明确提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把“双碳”工作更进一步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中。在此背景下，如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持续提升人民福祉并达成“双碳”目标是摆在中国社会各界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

生态福利绩效(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EWP)是指自然资源与生态投入转化为人类福利水平的效率[4]，是衡量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利关系的有效工具[5]。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并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经典理论[6]。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学者们对生态经济效率的研究逐渐兴起[7]。生态经济效率用经济发展福利表征人类福利水平，但已有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并非一直保持同步趋势[8]，经济增长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人类福利水平[9]。此后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逐渐转向生态福利绩效[10-11]。生态福利绩效在经济福利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考虑了教育、健康、社会公平、生态环境等维度的福利，能有效反映自然生态要素投入带来的真实福利水平。生态福利绩效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74年，Daly[12]提出以单位自然消耗所提升的福利水平来表征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但未能利用实际指标进行测度。Rees[13]提出生态足迹理论后，生态福利绩效的计量研究才得到了较快发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诸大建[14]于2008年首次提出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将其定义为自然消耗转化为人类福利水平的效率。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针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生态福利绩效相关概念的界定[11，15]，并从国家[16]、省域[17-18]、市域[19]尺度展开实证测度，发现经济增长与生态消耗、福利水平出现脱钩现象；②区域空间差异和收敛性的分析[20]，发现生态福利绩效存在区域分异；③影响因素的分析[17，21-22]，发现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人口密度、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对生态福利绩效产生重要影响；④系统间的耦合研究，将生态福利绩效与绿色创新效率[23]、土地集约利用效率[24]等进行耦合分析。尽管现有生态福利绩效相关研究成果颇丰，但基于城市群视角探讨其绩效水平的研究较少，也忽略了生态环境带来的直接福利。城市群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核心区与碳中和的责任区，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25]。然而，城市群的快速扩张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威胁，成了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激化、亟待治理的“重点区”[26]。作为人口高度集聚地和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空间单元[27]，在生态文明建设、“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导向下，探讨城市群的生态福利绩效迫在眉睫。因此，本文将生态福利绩效演变与“双碳”目标相结合，基于“双碳”目标约束下探讨如何提升城市群的生态福利绩效。

长江中游城市群在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28]，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点区域。然而其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了诸多生态环境问题，阻碍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可持续发展，严重制约了人民综合福祉的提升[29]。因此，本文选取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中国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研究的案例地，以2005-2020年为研究时段，基于生态福利绩效理论，构建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识别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变规律，探析生态福利绩效的驱动因子并在促进减碳固碳的基础上提炼其驱动机制(图1)，以期为促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参考。

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城市圈(武汉市、黄石市、宜昌市、襄阳市、鄂州市、荆门市、孝感市、荆州市、黄冈市、咸宁市、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环长株潭城市群(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娄底市)、环鄱阳湖城市群(南昌市、景德镇市、萍乡市、九江市、新余市、鹰潭市、吉安市、宜春市、抚州市、上饶市)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面积约31.7万km²，涵盖31个城市；2020年城市群年末总人口为1.3亿人，约占全国的9.4%。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地处“长江之腰”，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美丽中国的重点区域，并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构筑生态安全屏障的主要空间[30]。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07年，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家确定为“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2016年，国家针对长江经济带发展提出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路径。然而，长江中游城市群近年来承接了大量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对其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城市群资源环境压力较大，环境污染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以及人民福祉的协调水平亟待提升[31]。鉴于此，本文在“双碳”目标下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典型案例地进行市域尺度生态福利绩效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生态福利绩效是指自然生态要素投入转化为人类福利的效率，其中自然生态要素投入反映了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扰动。自然生态要素投入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类发展、提高福利水平，具体可分为生态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破坏两方面。人类福利或福祉是指健康、幸福和物质上富足的生活状态[32]，具体可分为主观福利和客观福利两方面[33]。根据生态福利绩效的内涵，借鉴相关研究成果[18，21，23-24]，考虑指标数据可获取性，基于投入产出理论，以生态资源消耗、生态环境破坏作为成本型投入要素，人类福利作为效益型产出要素，构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1)。其中，以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消耗表征生态资源消耗投入；环境污染在实际生产中以产出的形式出现，依据生态福利绩效的内涵可将其视为投入成本，因此，以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排放表征生态环境破坏投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以收入、教育、健康3个指数衡量人类发展的福利水平[34]，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主观福利等相关数据在城市尺度的可获取性较差，选取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均等化水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所在省平均受教育年限、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以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表征经济增长、社会平等、教育普及、医疗健康和环境友好(良好的绿色生态环境有利于提升居民身体健康[35]，进而促进城市宜居、提高居民福祉[36]，因此，选取人均城市公园绿地面积表征环境友好福利)等客观福利水平。

评价生态福利绩效的方法主要有比值法[37]和投入产出模型法[20，23]。投入产出模型法相较于比值法在多投入、多产出指标的效率研究中应用更加广泛，主要分为随机前沿分析(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EA)。相比于SFA方法，DEA方法利用线性规划的数学过程评价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38]，具有无需事先设定具体生产函数、可处理多投入多产出问题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效率测度研究中[21]。DEA方法中的非径向可变规模报酬Super-SBM模型相较于传统DEA模型具有能解决投入、产出变量的松弛性问题以及多个决策单元同时有效导致无法排序的问题的优势[39]，因而在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中广受青睐[18，20]。因此，本文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福利绩效，模型公式如下：

Tobit回归模型主要解决因变量受到限制时(如存在上限、下限或极值时)的回归分析问题[40]。本文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的生态福利绩效取值范围的左极限为0，为防止普通OLS估计导致结果出现偏差，采用受限因变量Tobit模型对参数进行估算，以探寻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演变的关键驱动因子。建立面板Tobit随机效应计量模型，基本方程形式如下：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地级城市为评价单元，行政矢量数据来自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2006-202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湖南统计年鉴》《湖北统计年鉴》《江西统计年鉴》、2006-2014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以及相关城市对应年份的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水资源统计公报。碳排放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https://www.ceads.net/data/county/)，该数据由夜间灯光数据反演得出，具有统计口径一致、连续性强等优势[41]。城市CO₂排放数据由县域CO₂排放数据向上加总得到。人均GDP以2005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公式参考相关研究[18]。此外，部分缺失数据通过线性插值或趋势外推法得到。

本文通过构建生态福利绩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Super-SBM模型计算生态福利绩效，并进行空间可视化。

从区域整体角度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呈现出“缓慢衰退→波动→快速发展”的特征(图2)。根据时序变化特征，将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演变划分为缓慢衰退阶段(2005-2008年)、波动阶段(2009-2015年)、快速发展阶段(2016-2020年)。①缓慢衰退阶段：生态福利绩效在2005-2008年间逐年下降。这一时期，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城镇化快速推进，多数城市仍然延续了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粗放发展模式，过于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了人民福祉的同步增进，生态福利绩效不断下降。②波动阶段：2009年之后，生态福利绩效的下降趋势得到遏制，但仍处于持续波动状态，绩效水平没有显著提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为主的出口型产业冲击明显，使得其生产规模缩小、资源投入降低、环境污染减少，从而提高了生态福利绩效。此后，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对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该时段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承接了大量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中低端产业，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和破坏，致使该阶段生态福利绩效处于波动起伏状态。③快速发展阶段：生态福利绩效自2016年开始快速提升，于2020年达到了研究时段内的最高值。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正式批复后，城市群区域协作发展水平提升，经济发展更为高效。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等一系列政策驱动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加大了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绿色低碳发展成果显现，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生态福利绩效也显著提升。

研究区下辖的3个子城市群的生态福利绩效均在波动中上升，在研究期初始时段与末尾时段的差异较为明显。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生态福利绩效高于研究区的整体平均水平，环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福利绩效平均值略高于武汉城市圈。3个城市群的生态福利绩效总体变化趋势与研究区保持一致，均在波动中上升。其中，环鄱阳湖城市群在2010年和2012年出现峰值，高于另外2个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的绩效水平在2005-2011年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的上升态势，随后与另外2个城市群处于交织状态，2016年后逐渐上升并持续处于领先水平。究其原因是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被确定为“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后，生态福利绩效得到了持续提高。武汉市和城市圈内其他城市的差距不断增大，极化作用增强，形成了“强市弱圈”的发展特征，相较于另外2个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生态福利绩效在后期呈现弱化的趋势。

从各城市角度来看，生态福利绩效存在明显差异，武汉、长沙、南昌3个省会城市的平均生态福利绩效排名靠前(图3)。生态福利绩效均值较高的城市，如武汉市、黄冈市、长沙市、南昌市、上饶市、宜春市等，在研究时段内大部分时间均保持了较高的生态福利绩效，在良好的生态福利绩效基础上得以延续。早期生态福利绩效较低的一些城市，如常德市、益阳市、宜昌市等，在后期提升幅度较大。只有少部分城市生态福利绩效一直处于低水平，如景德镇市、荆门市、潜江市等。武汉市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唯一的国家副中心城市，同时也是“两型社会”的试点城市之一，其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成果突出，在整个研究时段内均保持了高效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黄冈市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及其他城市，但其资源投入水平和环境污染程度相对较低，也形成了较高的生态福利绩效，这也说明了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福利绩效存在“脱钩”现象。研究时段内潜江市的生态福利绩效较低，作为县级市，其发展基础较薄弱；另外，潜江市的传统石化工业比重较高，对区域资源环境的影响较大。

五年规划的最后一年反映了该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具有代表性意义。因此，本文选取“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的末期年份，即以2005、2010、2015、2020年作为时间节点，采用ArcGIS10.2软件，运用自然断裂点分级方法绘制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空间分布图(图4)。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总体上呈“核心-外围”态势，极化效应显著，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交界处“中部塌陷”特征明显。2005年，生态福利绩效呈现条带状分布，形成了北部武汉带状高值区和南部长沙-南昌带状高值区，带状高值区两侧分布着中低值廊道；2010年，生态福利绩效高值城市增加，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显著提升，在研究区的东部形成较大连绵区域；与2010年相比，2015年武汉城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呈现收缩态势；2020年生态福利绩效高值区向中心城市集群靠拢的趋势愈发明显。总体来看，2005-2020年研究区生态福利绩效整体呈现中部塌陷分布特征，且围绕3个城市群中心城市形成了高值集聚区，同时高值集聚区的外围分布着低值区域，呈现了“高-低-中”的“核心-外围”分布态势。研究发现，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各类城市的粗放增长模式得到转变，但城市群绿色低碳发展协作联动能力仍然较弱，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不足，出现了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极化效应，致使绩效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

生态投入量和福利产出量直接影响了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但自然生态要素转化为人类福利的过程复杂，外源性的驱动因子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探究影响该转化过程的具体外源性因子，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17-18，21]和兼顾数据的可得性，从科技创新、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城乡共享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选择指标，运用面板Tobit模型定量分析各因子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驱动效应。具体指标如下：科技创新由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衡量，环境规制由生活污水处理率(%)衡量，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衡量，人口密度由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万人/km²)衡量，城乡共享水平由城镇化率(%)衡量，对外开放程度由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衡量。其中，城镇化过程反映了城乡间发展机会、发展内容、发展成果的包容共享[42]，有利于增进城乡居民福祉，因此采用城镇化率衡量城乡共享水平。在城市群巨系统中，水、土地、能源等自然生态要素转化为人类福利的过程也是碳排放产生的过程[43]。为探究生态福利绩效与碳排放的具体关系，选取城市碳排放总量(百万t)与碳排放强度(t/万元)指标，进行面板Tobit模型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除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程度外，其余因子均通过了置信水平为95%的显著性检验；环境规制、人口密度、城乡共享水平与生态福利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与生态福利绩效呈负相关关系；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均与生态福利绩效呈显著的相关性(表2~3)。

科技创新与生态福利绩效呈现不显著的正相关。理论上技术进步可以促进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经济产出并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也可以给人民带来更加便捷的生活方式并增进人民福祉。科技投入相关性不显著的原因如下：①当前政府财政科技投入更倾向于基础研究领域，科技投入转化存在时间滞后性和效果不显著的问题；②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也伴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加剧了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绝对量。

环境规制与生态福利绩效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环境规制反映了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属于政府驱动型因子。政府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要求企业清洁生产，倒逼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从而减少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进而提升生态福利绩效。党和国家十分重视长江流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加大了国家层面的人才、资金等投入，加之当地政府实行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有利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环境改善，进而提升了研究区的生态福利绩效。

产业结构与生态福利绩效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产业结构升级反映了生产要素的更替和生产技术的升级，对经济产出和污染排放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区内大部分城市的产业结构仍以第二产业为主，而其中比重最大的工业和建筑业是资源投入、能源消耗、环境污染最集中的行业，其产业结构现状不利于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

人口密度与生态福利绩效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城市人口密度增加是集约利用城市土地的表现，对于生态福利绩效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人口的集聚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和集约利用；同时刺激了消费市场的形成，有效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当人口集聚产生规模效应时，能减少边际消耗和减排成本，进而促进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

城乡共享水平与生态福利绩效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城镇化水平是城乡共享水平的体现，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广大乡村腹地的支撑，发展成果也应由城乡共享。城镇化是各种要素向城市集中的过程，集聚效应使得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推进城镇化进程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居民收入分配公平，使得乡村居民也能享受到更为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进而提升全社会生态福利绩效。

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与生态福利绩效呈现不显著的正相关。研究区内各城市在吸收外商投资后，借助先进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带动经济增长，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提升环境质量。但在早期由于制度监管不力，致使部分低水平的“三高”型外资企业流入，二者作用相互抵消，因此相关性不显著。

碳排放量和强度均与生态福利绩效呈显著的相关性，其中碳排放量与生态福利绩效呈显著正相关(P<0.01)，碳排放强度与生态福利绩效呈显著负相关(P<0.05)。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意味着单位资源和环境投入带来更多的福利产出，然而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产业规模不断扩张，能源等资源的消耗量也在不断扩大，碳排放量随之增加。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也是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以及资源集约利用的过程，规模效应使得单位能耗和排放强度降低。研究区在产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等方面亟需进一步改进，以待在减少碳排放总量的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通过前文分析发现，自然生态要素向人类福利的转化受到了内源转化与外源驱动的共同作用，并且该转化过程与碳排放过程紧密联系，由此形成了“双碳”目标下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驱动机制(图5)。

生态投入与福利产出的内源转化过程决定了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同时也对碳排放产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生态投入端：在福利水平没有以同等比例增加的情况下，水、土地、能源等自然生态资源的大量投入以及生态环境破坏会引致生态福利绩效的下降，并且会增加碳排放量与强度。水、土地、能源3种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均会直接产生大量碳排放，污染物质的产生与处理过程也直接或者间接产生碳排放，而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导致碳汇能力下降，影响了民生福利。减少生态资源投入、生态环境破坏的过程既能提升生态福利绩效，又能有效降低碳排放量。

人类福利产出端：自然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经济建设等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提高人类生活福利水平。在一定的生态资源环境消耗水平下，福利水平越高则生态投入越有效率，即生态福利绩效越高。而人类福利提升的过程也是间接或者直接促进碳减排与碳增汇的过程。经济发展福利的提升促使全社会向科学技术领域投入更多的资源，推进减排、固碳等理论和技术的创新应用，从供应端、消费端和固碳端促进碳中和。教育普及福利的提升也可以发挥重要的减排和碳汇功能，如培养碳中和型科技人才，促进能源技术创新，在能源供应端和固碳端助力碳中和；也可以普及全民低碳消费理念的教育，形成低碳生活与绿色发展意识，从消费端助力碳中和。环境友好福利的提升反映了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可以发挥重要的碳汇功能，从固碳端促进碳中和。

推动生态福利绩效演变的外源性驱动效应在“生态投入-福利产出”转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碳排放过程也产生了深刻影响。①发挥结构效应(产业结构系数为-0.013，表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降低1个百分点，生态福利绩效值增加0.013)、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层次能有效减少资源消耗以及环境破坏，从而提升经济发展福利水平，进而提升教育、健康、环境福利水平，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减少碳排放。②发挥技术效应(科技创新系数为0.007，表明科技投入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生态福利绩效值增加0.007)、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可以减少资源投入、增加经济产出并降低碳排放强度。③发挥规制效应(环境规制系数为0.003，表明环境规制水平每提升1个百分点，生态福利绩效值增加0.003)、增强政府环境规制强度能有效防控低端产业无节制的扩张，促进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④发挥集聚效应(人口密度系数为0.072，表明每平方公里市辖区土地内每增加1万人，生态福利绩效值增加0.072)，在适宜程度内人口密度的提升，使得土地、水、能源等资源集约利用，降低资源消耗与碳排放强度。⑤发挥共享效应(城乡共享水平系数为0.01，表明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生态福利绩效值增加0.01)、提高城镇化水平使得城乡共享水平提升，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与乡村充分发展，实现福利共享，推动共同富裕。⑥发挥开放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系数为0.008，表明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每提升1个百分点，生态福利绩效值增加0.008)、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可以获得更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但同时也会引入一些低水平的产业，二者均对生态福利绩效产生影响，但随着环境规制力度增大，对外开放水平的正向作用增强。在多种外源性驱动效应共同作用下，最终形成了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的演变过程。

本文基于生态福利绩效理论，应用Super-SBM模型测度了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市域尺度生态福利绩效并分析了其时空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Tobit模型探讨了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驱动因子，最后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揭示了其演变的驱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演变呈现阶段性特征，经历了缓慢衰退阶段(2005-2008年)、波动阶段(2009-2015年)、快速发展阶段(2016-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下辖3个子城市群的生态福利绩效与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保持一致，区域中心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居于引领地位，各城市之间绩效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2)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空间分异显著，总体上呈现以武汉、长沙、南昌3个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核心-外围”态势，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交界处出现明显的“中部塌陷”特征。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低碳发展的协同能力较弱，出现了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极化现象。

(3)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变受技术进步、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共享水平、开放程度等多方面的影响，并在诸因子循环累积、共同推动下形成。自然生态要素转化为人类福利的过程受内源转化与外源驱动双重驱动，并且与碳排放过程密切相关，提升生态福利绩效对于降低碳排放强度具有积极作用。

人类所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活动的目的是自身发展，生态福利绩效综合考量了自然生态要素投入与人类福利水平之间的关系，其演变过程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人地关系的演变。生态福利绩效是融合了生态学、社会福利学、福利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研究方向，其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有待进一步完善。“双碳”目标既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又能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因此，探讨“双碳”目标下生态福利绩效的演变及驱动因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结合“双碳”目标探讨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福利绩效演变及其驱动机制，为碳达峰、碳中和的未来达成路径提供了新思路，也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本文研究表明，在内源转化与外源驱动双重作用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经历缓慢衰退、波动后呈现出稳步提升的态势，自然生态与人类福利发展所映射的人地关系从失衡逐渐走向协调。然而，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差异显著，且极化效应明显，亟需推进区域内城市间的互动协调发展和增强其扩散效应。虽然提升生态福利绩效在降低碳排放强度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但碳排放总量随着经济体量的扩大在持续上升，面对碳中和的艰巨目标仍需继续探讨如何调整生态资源和环境的投入以降低碳排放。另外，受数据获取限制，本文在衡量人类福利水平时尚未考虑主观因素上的福利指标，在表达居民真实幸福感方面仍存在局限。此外，县域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场域，未来将结合县域新型城镇化进程探究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需要注意的是，生态福利绩效既存在低生态投入、低福利产出的高生态福利绩效模式，又存在高生态投入、高福利产出的高生态福利绩效模式；福利水平过低会损害人类发展的公正权利，生态投入过高则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破坏，未来应兼顾生态资源、环境消耗的安全上限与人类福利发展保障的公正下限，在人类社会发展安全且公正的空间界限内探讨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