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奇迹》出版30周年重印序

《中国的奇迹》出版30周年重印序

一、见证中国经济30年

我和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自1994年出版至今30年，30年来中国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本书中对中国改革发展进程和成效的诸多预测竟然一一得到证实。

1994年出版这本书时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低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上的统计数据，中国的人均GDP按现价市场汇率计算仅为473.5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1660.5现价国际元，比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数的657.8美元和1791.6现价国际元还低，GDP的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美国的27.2%，按市场汇率计算为美国的7.7%。

当时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必须遵循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推进“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把市场经济体制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制度安排都建立起来，转型才会成功。与此不同，中国政府采取的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渐进双轨”的转型方式，继续由国家通过价格扭曲，直接将廉价资源配置给国有企业；同时，放开准入，允许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投资新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在市场上买卖产品，并设立经济特区、工业园、加工出口区来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中国这种政府和市场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上并存的体制被国际主流经济学界认为会导致腐败横行，加大资源错配，中国经济将会比在计划经济时期效率还低。

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1994年我们出书前，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连续15年年均9.7%的高速增长。当时经济学界许多学者认为这只是将劳动力从生产力水平低的农业转移到生产力水平高的制造业的资源再配置的结果。整个转型时期我国的经济一直存在许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没有完全建立到位，每当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连续几年下滑，国际舆论界就会认这是由于改革不到位的制度弊端造成，此时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论调就会盛行。

我们当时与主流经济学界的看法不同，认为中国只要继续沿着渐进双轨方式不断深化改革，并在政府的因势利导下支持具有比较优势的新产业不断发展，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中国经济将能在转型过程中保持稳定，并取得快速发展。我们由此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将会在2015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也将会在2030年时超过美国。当时这样的预测被多数人认为是天方夜谭，然而，回过头来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14年就已经超过美国，到2023年时中国的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126.3%，按市场汇率计算也已经达到美国的65.2%, 在2030年前后应该会如我们原来的预期那样超过美国的经济规模。

同样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和中国转型之后经济长期稳定和快速增长不同，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按照国际主流经济学界认为正确的方式转型的苏联、东欧、拉美、非洲国家经济却出现崩溃、停滞、危机不断，经济增长率比转型之前低、危机发生的频率比转型之前高，有些经济学家将之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

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奇迹》的自主理论创新

为何我们能够见人之所未见，认为遵循渐进双轨的转型方式，中国会维持经济稳定并实现高速增长？这或许和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所说的“人们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有关。我们三位作者原来所学专业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了解辩证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物质具有第一性，历史唯物主义所阐述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道理。经济转型固然是要改变不适应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各种上层建筑制度安排，但是转型中国家的物质条件和发达国家不同，生产力水平低于发达国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制度安排也会有差异，不顾物质条件，在转型中直接跳转到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安排显然会产生“出于好心干了坏事”的结果。上述认识让我们了解到发展中国家一些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来看似乎不合理的现象或做法背后有深层的原因，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必须自己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条件了解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自己创新理论，才能使理论在自己的国家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

让我对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豁然开朗的契机则是1988年我国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所采取的措施。当年我国遭逢了自1949年建国以来不曾有过的18.5%的高通货膨胀率，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我国政府应该提高利率来降低投资需求，并以此来鼓励储蓄减少当前消费，投资和消费减少了，总需求下降，物价就会随之下降，并且，提高利率以后，好的项目付得起高利率会被保留下来，不好的项目付不起高利率会被淘汰，这样也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当时我国政府采用的治理措施则是以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的治理整顿。根据主流理论，我国政府采用的行政办法无法区分项目的好坏，有些好项目会被砍掉、坏的项目被保留，这样会恶化资源配置效率。但是，中国政府如果真如主流理论所认为的那么不理性，何以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1987年中国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9%？对于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而言，取得一年9%的增长都已经是难能可贵更何况是连续9年，因此，中国政府必然是非常明智、非常了解状况。为何西方主流理论上的理性政府和中国实际上的理性政府的政策选择迥异？当我弄清中国的实际状况后，发现这是因为在转型初期我国存在大量资本密集、违反我国资本短缺的要素禀赋条件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缺乏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给予低利率的补贴才能生存，如果用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货膨胀，大量的国有企业将亏损累累。那些国有企业所经营的部门许多是关系到经济基本运行的电力、电讯、交通，还有不少则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军工部门，他们还雇佣了大量员工，即使大量亏损也不能让其倒闭。不让其倒闭就只能由政府给予补贴，政府财政会有大量赤字，政府财政亏损后则需要增发货币来弥补，货币增发的结果将会是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发达国家资本丰富，这些对经济运行以及就业至关重要的资本密集产业在发达国家符合比较优势，那些企业有自生能力，不需要依靠政府的低息补贴来生存，发达国家因而得以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货膨胀。中国政府和发达国家的政府在通货膨胀治理时所面对的条件不同，所采取的措施自然也不同。

1988年的豁然开朗让我触类旁通，了解了现有的主流理论不是凭空产生，也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现象的总结，在理论中只保留了该理论提出者认为是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的重要决定因素。然而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存在成千上万的因素，那些被理论提出者认为对所要解释的现象不产生重要影响的其他众多因素，为了理论的简洁就被“舍象”，即存而不论，而不放在理论的因果模型里。不放在模型里的各种因素并不代表就不存在，其实那些因素就成了这个理论的暗含前提。如果那些暗含前提中的某些因素的重要性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原来的理论就会失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而被新的理论所替代，所以，一个即使在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在发达国家也不是“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理；由于发展水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条件的差异，在发展中国家更不会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若想以经济学理论来贡献于自己国家的发展、转型和经济运行，必须自己实事求是地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条件来自主创新理论，对现有的各种理论的学习只能是像画家临摹存世的名画那样，不是为了能够画一副几可乱真的画去贩卖，而是为了掌握绘画的基本原则，在心有所感时能够不违背这些基本原则的要求从心所欲地以画笔、颜色在画布上原创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同样的道理，学习现有的理论不是为了看到一个在自己国家的类似现象时能够头头是道地套用理论，而是为了提高自己揭示这个现象背后的道理来构建新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中国的奇迹》是在对上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豁然开朗以后对中国改革、发展、经济运行理论的重构所做努力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在《中国的奇迹》中我第一次系统地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采用现代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说，来内生“一五计划”时期中国在资本短缺的要素禀赋条件下，为推行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形成的宏观上压低各种要素价格、中观上资源由行政计划配置、微观上企业属于国有并剥夺自主权的“三位一体”传统计划体制；然后以内生的计划经济体制为起点来探讨1978年以后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如何统筹发展、稳定和安全，以“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渐进双轨方式，在稳定和发展中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逼近。按这个内生的“三位一体”框架来分析中国转型所产生的观点自然会和把计划体制中政府对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的干预，以及，企业国有产权的安排等等作为外生现象的主流理论不同。对经济转型和运行中的措施，例如，“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双轨制以及前述的以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的办法来治理通货膨胀，从主流理论来看是最糟糕的、不理性的措施，从内生的“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的转轨来看，这些措施则是理性的决策者在存在内生扭曲的“次优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有此认识以后，我们对我国的转型进程和发展前景也就能够做出客观的判断。

三、从《中国的奇迹》到新结构经济学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过程中不时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的探索，同时也是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众多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在主流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政府主导的工业化、现代化所遭遇的困难和在盛行的新自由主义转型理论的建议下以“休克疗法”进行“华盛顿共识”改革所遭遇的重大挫败的对比，让我增强了对《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框架的信心，同时也加深了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重构现代经济学的必要性的认识和努力。1997年蔡昉、李周和我三人出版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指出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主流理论所主张的产权问题，而是承担了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所形成的战略性政策负担和雇佣冗员所形成的社会性政策负担，造成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政策性负担的责任在于政府，政府必须给予企业保护补贴，由于无法解决国家作为所有者和实际负责经营的企业经理人员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的问题，导致预算软约束和经营效率低下，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在于消除政策性负担，以公平竞争形成充分信息，来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的问题；1998年我们三人以此思路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竞争、政策性负担和国有企业改革”；1999年我和谭国富进一步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政策性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2002年12月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自生能力、经济转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指出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把存在的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当作暗含前提在分析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上的缺陷，提出必须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转型和经济运行政策的前提，并以此来重构新古典的经济学理论；2007年1月，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指出发展中国家随着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变化，在产业升级时容易形成投资的潮涌现象造成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然而，发展中国家存在产业继续升级的空间，因此，在治理通货紧缩的宏观政策上和产业已经处于世界前沿的发达国家有不同的最优政策组合；2009年8月我和孙希芳、姜烨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提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不同的产业结构，其资本密集度、规模经济、风险和信息的特性不同，不同的金融安排在动员资本、分散风险和处理不对称信息的能力不同，因此，在不同的发展程度的国家，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其金融结构中必须有不同比重的金融安排；2015年11月我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经济学的视角”，呼吁我国社会科学界改变“西天取经”的传统，进行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进行自主理论创新。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取得的成绩在国际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经济学界对来自中国的研究也更加重视。2007年我荣幸的应邀到剑桥大学做国际经济学界历史最悠久最有影响的“马歇尔年度经济学讲座”，这个讲座设立于1946年，每年邀请一位，我是第二位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第一位来自于中国的主讲者，在我前面的60位主讲者中15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剑桥大学提前两年邀请，让应邀者有足够的时间准备。我在芝加哥大学修读博士学位的第二年上卢卡斯的课，他正在准备他1985年主讲的题为“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的马歇尔讲座，整个学期都在课上反复讨论他的讲座中的主题如何构思、理论模型如何构建等等，他的讲座的论文后来发表在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成为内生增长理论的开山论文之一，他的做法给予了我在准备马歇尔讲座时许多启发。我的马歇尔讲座的题目是“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我运用《中国的奇迹》一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何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主流的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屡屡遭受重大挫败，深陷贫困或中等收入陷阱，少数几个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经济体采取的发展和转型政策措施从主流理论来看则是错误的原因。这个讲座的内容以书本的形式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五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写了推荐序，创造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一个记录。

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世界地位的提高，我也水涨船高，2008年6月我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主管研究部门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任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2009年6月在世界银行任职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之际我打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旗号，倡导使用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就开始使用的，以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给定、随着时间可变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为出发点来内生一个经济体中包涵生产结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的经济系统，以及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系统中各个层次的结构扭曲之所以存在的内生原因，和在内生的经济系统和内生的扭曲结构下经济运行的“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分析视角来重构发展经济学，进而重构整个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其中“一个中心”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给定、随着时间可变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三个基本点”则是指由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内生的经济系统、内生的结构扭曲和内生的经济运行规律”。2011年我应耶鲁大学之邀以“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反思发展经济学的框架（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为题做了年度库兹内茨讲座，演讲全文同年发表于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的期刊上，正式将新结构经济学推向国际经济学界。

新结构经济学中作为理论逻辑元点来分析一个经济体经济发展、转型、运行规律的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及其结构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第一性物质”的属性。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观察一个现象、思考一个问题时一切当时存在的因素都属于物质，包括要素禀赋、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制度、文化、理念、意识形态等等。不过，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解释经济现象时，经济基础的性位高于上层建筑，也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比，经济基础的作用是第一性的。同样，经济基础由生产力和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组成，在解释经济现象上，生产力的性位又高于生产关系。一个经济体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决定于该经济体包括产业和产业所用技术的生产结构，生产结构则内生于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内生决定的比较优势。所以，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各种存在的物质的因果逻辑链条中，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在认识错综复杂的真实世界的现象中具有“第一性”物质的地位。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可以内生决定生产力水平的应然生产结构，进而内生决定应然的生产关系，要让应然的生产结构所决定的生产力水平充分释放则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应然生产关系、基础设施和上层的各种制度安排。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不仅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具有“第一性物质”的属性，而且，从还原论的哲学视角来看，资本、劳动和土地（自然资源）还具有在人类社会的任何生产、生活等一切经济活动所不可或缺的最小组成元素的特性；同时，从现代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分析范式来看，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内生决定该经济体在那个时点的总预算，一个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或同一时点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体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不同，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也就内生地不同。现代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对所分析的现象，不是用预算效应就是用替代效应或是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来解释理性人的选择，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则同时经由这两种效应对一个经济体中各个理性决策者的选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的分析框架中，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也经由内生决定一个经济体的总预算（预算效应）和所有决策者所面对的相对价格（替代效应）而成为各种经济现象最为底层最为根本的决定因素。

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作为整个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具有“第一性物质”的属性，在新古典的分析范式中则具有决定总预算和相对价格的特性，这些特征使新结构经济学成为贯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两种分析范式的桥梁。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拓展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从侧重分析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挥，到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如果内生一个经济体决定生产力水平的生产结构，并进而内生决定生产关系、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同时，开拓了政治经济学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的分析范式来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制度安排的方法。另外，新结构经济学也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现象或问题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现象或问题映射到发达国际的结构平面来讨论，新结构经济学则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因为物质条件的差异而有内生异质的生产结构、生产关系、基础设施结构、上层制度结构引进现代经济学的分析之中，把研究重点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的有效配置回归到古典经济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发展、转型和经济运行的诸多现象都有不同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见解。以下简要说明：

一、发展的问题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里是如何从生产力水平低的经济系统升级到生产力水平高、符合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生产结构、生产关系、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的经济体系，而不是如主流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所认为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就必须采用发达国家的生产结构、生产关系、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结构。同时，发展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既不能像结构主义那样只强调政府的作用，也不能像新自由主义那样，只强调市场的作用，发展要顺利进行，既需要“有效市场”来给企业家提供信息和激励，也需要“有为政府”来帮助企业家克服结构变迁过程中先行者的外部性和协调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市场失灵。在政府可用的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产业政策是政府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变化因势利导生产结构升级的必要措施。我很高兴“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张，并成为十九届五中全会中的正式提法，并且也被波兰政府采用为经济工作的指导原则；我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以及任满回国工作后，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推动 “产业政策”的研究时，当时还是禁区，被国际、国内经济学界普遍反对，现在则成为国际经济学界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并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府所践行。

二、转型的问题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里则是从实然的结构转型到和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应然结构，而不是如主流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转型到发达国家的相应结构。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系统中实然结构和应然结构的背离则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不同层级结构的变迁所涉及的决策者、信息、外部性、协调、时间、资源等等不同，难易程度有异。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来自于家庭、企业等分散的单个决策者的生育、储蓄自发决策的加总，从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到生产结构的变动则需要有企业家的努力，在新的生产结构下新的合适的生产关系的设定则需要有企业家、劳动者和政府的互动、协调才能形成，新的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新的合适的上层制度安排的采用存在外部性，涉及诸多企业家的协调或政府为克服因外部性和协调导致市场失灵所做的努力才能从实然变成应然。从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到生产结构、生产关系、基础设施结构、上层制度结构的变迁，所需要的信息、外部性、协调、投入的资源和困难的程度逐层增加，所需的时间越往顶层也会越长，这种困难程度和时间的不一致性可能导致各层的实然结构和应然结构的背离；二是，政府作为一个可以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制度安排，政府领导人可以将其属意的结构强加于经济系统之中，使得实然结构和应然结构背离。例如，在一个国家的发展早期资本短缺，应然的生产结构是土地或劳动密集的产业，每个产业则使用劳动密集的技术来生产；但是，在二次大战以后，出于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的良好愿望和当时盛行的结构主义理论思潮的影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战略，导致了政府所追求的实然生产结构背离了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的应然生产结构，为了使这种违反比较优势的实然生产结构能够建立起来，也必然使其生产关系、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背离了应然的结构。实然结构和应然结构的背离的原因不同，转型的方式也不同。上面讨论的第一种原因，物质条件已经成熟，只要政府帮助克服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结构变迁就能水到渠成。第二种原因，由于生产结构、制度结构等等的扭曲是内生于政府的干预，实然生产结构的资本密集度高于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的应然结构，在有些资本密集型产业涉及经济基本运行、国防安全和就业而不能放弃的前提下，中国采取的渐进双轨的转型方式是维持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为转型的最终成功创造必要物质条件的一种“次优”策略。2014年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出专辑讨论新结构经济学对经济转型的看法，我发表的“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visited: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一文，因为引用率高，使这本期刊在2016年的影响因子提高了0.61,在全世界经济学期刊中排名跃升了121位。

三、经济运行的规律上，主流经济学一般把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理论也认为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由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内生的异质结构，其经济运行的规律也会有特殊性。例如，在主流的内生增长理论中，创新等同于发明新技术、新产品，这种理论适用于产业、技术处于世界前沿的发达国家，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如果一个国家实然的产业和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前沿，创新可以是发明新产品、新技术，如果实然的产业和技术和世界的前沿有差距，则创新也可以是引进、消化、吸收的再创新；在转型中国家由于内生扭曲的存在，经济运行的规律也会和主流理论不同，例如，1988年中国政府不以主流理论所主张的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货膨胀的市场办法，而是，以治理整顿的行政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是一个在那样的条件下的有效措施就是一个例子。另外，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冲击，出现了连续几年的通货紧缩，我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我国的实际，提出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来启动市场需求，实现通缩治理和缩小城乡差距，以达到“一石双鸟”的效果，这个建议后来成为我国政府“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时，国际主流经济学界以“李嘉图等价”为由反对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措施，我则根据新结构经济的理论分析和中国的经验，提出以消除基础设施瓶颈提高未来增长潜力的“超越凯恩斯主义”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措施，我很高兴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出专章来介绍这一思路，建议世界各国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是建设基础设施的最佳时机。

四、迎接引领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时代的到来

在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我国现在正处于努力迈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当今世界正逢百年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征程上我国将会面临许许多多过去所不曾有过的新现象、新问题。这些新现象不能用过去的理论来解释，新问题也不能用过去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实践将会是理论创新的富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根据中国的实际经验和问题来创新理论以解释存在于中国的现象，解决新征程上的新问题，这是我国经济学研习者的机遇和责任。

在《中国的奇迹》出版30周年重印之际，我期勉中国经济学界的后来者抓住时代机遇，不辜负时代，推进理论创新，解决新征程上的问题，贡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最终实现。新结构经济学以在还原论哲学中的“最小组成元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 “第一性物质”、在现代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同时决定一个社会的总预算和相对价格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为元点来分析经济现象、解决经济问题，这样的分析现象、解决问题的视角将有助于揭示发生于中国的各种新现象、新问题背后的因果逻辑，可以有助于经济学研习者提出创新性理论，解决新征程中不时出现的新问题。同时，把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的内生异质性引进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暗含结构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也将会在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中掀起一场结构革命。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世界的经济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是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辈出的中心。到2049年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时，我国将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现代化国家，届时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中国，我希望新结构经济学所提供的分析范式有助于我国的经济学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的新思潮。

林毅夫

北京大学朗润园

202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