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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访李庄的历史背景
迁驻李庄各文化科研机构情况
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自东北地区，国内各文化、教育、科研机构开始陆续受影响，例如1923年建校、1928年由梁思成创办建筑系的东北大学就受到严重冲击，流亡到北平，即现在的北京复课；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华北华东地区也开始受到影响，当地的文化教育机构开始四散迁徙，其中国立同济大学及其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机构在多地辗转，期间曾在昆明停驻，与当时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有交流，最终于1940年内迁到四川宜宾的李庄。
西南联大情况
清华大学在1935年就为了预防战事扩大影响，在湖南长沙修建整套校舍，预计1938年完工，并秘密将部分教研所需图书、仪器运至汉口保存，以便随时运往新校址。1937年七七事变后第二天，蒋介石在庐山举行了国事谈话会，除当时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校长及部分教授都参与了此次谈话，针对七七事变进行商讨。受会上总结发言的影响，与会人员大多认为此次事件会以妥协无事告终，因而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会后没有立即返程。随后战事恶化，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8月中旬，当时三位校长仍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便决定三校联合在已有基础物质条件的湖南长沙建立临时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受前线战事急转直下的影响，仅仅在长沙存续一学期便被迫放弃当地的有利条件，于1938年2月起迁往昆明，1938年4月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总校设在云南昆明，在云南蒙自短暂设立过分校，主要是不需要贵重仪器的文学院和商学院，1938年7月底便回迁至昆明。
1940年6月法德签署停战协定，日本趁机在8月与法国签署《松冈-亨利协定》，获取进驻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的法理依据，临近越南的云南昆明被日军轰炸的几率和频率更进一步提升，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令西南联大等各校再次迁徙，西南联大的教务长樊际昌第一时间便出发考察新校址，1940年11月13日，西南联大在四川泸州的叙永正式成立分校（以下简称叙永分校），常委会秘书长杨振声出任分校主任，在当时日军动向尚未明朗时，常委会决定原有学生留原址，新招学生到叙永学习，一直持续到1941年7月，分校停办撤销。
迁驻李庄各机构同西南联大的联系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21年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称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由胡适提议更名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当时其办公地点和中研院史语所相距不远，身为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同时兼任了北大史学系教授，也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讲课，同时推荐了李济、梁思永、董作宾、胡适、徐中舒、唐兰在来北大兼课。
史语所最早是由赵元任带领语言组于1938年1月先到达昆明的，3月其余三组陆续抵达，中国营造学社则是1月梁林一家先到，3月刘敦桢后到再正式挂牌。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的师生于1938年4月到达昆明，队伍经过了史语所租赁地，还受到赵元任等史语所人的欢迎和招待。社会所则是1939年春到昆明的，据巫宝三回忆，当时社会所门槛很低，陶孟和对包括西南联大的所有研究队伍都表示欢迎。
图1 1938年4月27日，
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到达昆明
七七事变后，北大文科研究所一度中断教务，1939年5月春由傅斯年提议史语所与北大文学院联办在昆明恢复，设7个工作室，导师语言组有李方桂、丁声树都是在史语所有任职的，两边有人员共用，赵元任也被聘为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所外导师，其人员也有清华大学毕业生如巫宝三、汤象龙等。当年秋季开始招生，最终招到10人，据其中的任继愈回忆，当时傅斯年任所长，西南联大的郑天挺任副所长。1939年10月昆明市区被轰炸后，北大文科研究所随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一起搬到龙泉镇，史语所图书馆的藏书一并搬去。其时同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藏书并没有史语所图书馆的多，与史语所订立了《图书阅览及借阅办法》。西南联大文学院和商学院在蒙自设立分校期间，史语所还曾送书到蒙自，傅斯年和梅贻琦还就方便往来看书借阅一事通过信。直到1940年底昆明再被轰炸，史语所拟迁李庄，讨论北大文科研究所去留，最终决定其随迁李庄，包括适时刚发出录取通知的第二届20名学生分两批在昆明、李庄两处上学。
图2 1939年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文科研究所：
傅斯年夫妇、郑天挺、吴琀等
梅贻琦个人情况
梅贻琦生于1899年，1914年取得学士学位自美国留学归国，1915年到清华大学任教，1926年被清华教授会推举为教务长，1931年10月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37年8月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1938年12月任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任期一年，1939年9月决定其继续担任常委会主席，直到1943年因公离校为杨石先暂代。这段经历是其与后来迁驻李庄的各机构，主要是史语所和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人员发生联系，得以到访李庄的客观基础条件。
图3 梅贻琦
梅贻琦自幼受到自己家庭作为“历代诗书人家”的熏陶，其教育思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他寡言与清廉的人格特征。他的弟弟梅贻宝曾在文章中提到“月涵（梅贻琦字）寡言，天下皆知”。在美国留学时任监督，为了节约开支，其夫人韩咏华也被他列为不付报酬的编外人员。清华大学原来每月为校长住所提供特殊待遇，自他出任校长后便被他中止了。和谐、稳定、涵容也是其全人格的显现，对学生包容、爱护，1940年9月其美国母校邀请他参加校庆，就因为心系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没有前往，但他会为西南联大和学生们到处奔波。梅贻琦的教育作风和人格品质是他到访李庄的内推力。
二、来川来渝的总体情况
来访原因和目的
梅贻琦来李庄并非一个孤立事件，包含在其1941年5月起来到重庆、四川的一系列行程中，作为与梅贻琦同行的人员之一，罗常培在自己的日记中详细记述了其到重庆、四川的缘由，最为主要的便是西南联大的各项公务，一是“到重庆向教育部接洽西南联大的几件校务”，二是“到叙永视察分校”，三是“到李庄参观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并审查北大文科研究所三个毕业生的论文”，四是“到乐山、峨眉、成都各处参观武汉、四川、华西、齐鲁、金陵各大学，并且访问几位现在假期中的联大老教授，劝他们返校”，四是“顺便还看看北大、清华两校的毕业同学在各地的服务状况”。且种种公务俱由梅贻琦和郑天挺主导。其中第三点便是梅贻琦到访李庄的直接原因和目的。
来访方式、人员
同样在罗常培的日记中，提及此次到重庆、四川的交通工具共九种，“最进步的是飞机、最原始的是鸡公车，介乎两者之间的还有小汽车，木炭汽车，酒精卡车，轮船、柏木船，黄包车，滑竿等等。”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三人同行。
郑天挺1920年自北大毕业，1930年起一直在北大任教，1939年5月27日时被傅斯年邀请作恢复后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副主任，在任继愈的回忆中其是副所长。郑天挺对副主任一职“辞未就，但仍理所事”，在1940年初郑天挺被梅贻琦等推举为西南联大总务长，经过多次多人劝挽，初计划任半年，但实际任职到1946年3月为止，因而处理校务时与梅贻琦同行。罗常培将包含李庄在内的这部分行程，参考郑天挺此部分的日记（于文革时被毁），写成了《蜀道难》一文，分阶段按天记述了当时的详细情况，因而下文行程主要参考二人的日记结合叙述。
图4 郑天挺
罗常培1919年自北大毕业，1929年在中研院史语所任专职研究员，兼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并代理该系日常事务，1937年后专任北大教职，兼任史语所通讯研究员，1938年11月，受聘为西南联大文、理、法、商工四学院一年级生课业生活指导委员会委员，1939年12月受聘为西南联大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委员，罗常培为委员会召集人，1940年受聘为西南联大中文系及师院国文系主任。因此经历常与郑天挺、梅贻琦共事，在郑天挺和梅贻琦的日记中多有反映。
图5 罗常培
来访的具体行程
据同行之一的郑天挺日记记述，在1941年4月23日他便“决与月涵、莘田（罗常培字）入川，行期在下月五日、十日之间”。实际成行的行程可划分如下：
1941年5月16日-6月5日，因飞机载量问题，梅贻琦16日当天一个人乘坐南京号飞机和另一位政府的军事人员“空身走成”，未带任何行李，先到重庆。郑天挺和罗常培直到28日才坐上飞机，当日下午到达，29日三人汇合。期间除私事外，拜访了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处理清华中学相关问题等其他公务，31日上午去了中央医院看望当时在此住院的傅斯年。
6月5日-6月27日，6日下午到达泸州，9日下午到达叙永，主要视察分校并商讨分校下一步去留，并讨论其他公务，应邀参加了当地官绅集会宴席、参观了泸州23厂。14日离开叙永，几因天气问题延误行程，直至27日才坐船离开泸州往李庄。
6月27日-7月5日，到李庄拜访了中研院史语所和社会所、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博院筹备处、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以及在李庄的部分学者住所，审查三个学生的论文。
7月5日-7月8日，居宜宾城区，时称叙府，在当地参观生活。
7月8日-7月12日，到乐山，拜访了当时驻此的武汉大学。
7月12日-7月20日，到峨眉山游览兼做考察寺庙佛像等，拜访疏散到此的四川大学。
7月20日-7月24日，经嘉定、夹江、眉山等往成都路途上。
7月24日-7月31日，到成都，拜访了华西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分男、女校），见了省府的一些官员，参观了望江楼、武侯祠，期间疲于躲避空袭。
7月31日-8月7日，经过内江、资中等地，回到重庆。
8月7日-8月26日，在重庆，遭遇了日军疲劳轰炸，多数时候都在躲避空袭，期间19日拜访了当时在重庆的傅斯年，8月23日梅贻琦和郑天挺返回昆明，26日罗常培返回昆明。
注：此篇调研文章分为上、下两部分发出
来源：李庄文化抗战博物馆
编辑丨王瑶瑶
校审丨杨玉梅
监制丨杨天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