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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来访李庄的情况
来访李庄的总体情况
1941年6月27日，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三人坐船离开泸州，经过蓝田坝、纳溪、大渡口、二龙口、江安、南溪，下午到达李庄板栗坳史语所，当晚梅贻琦住朝门口李方桂家里，郑天挺和罗常培住在牌坊头的花厅院，在李庄期间除6月30日晚住羊街6号李济家，均是如此安排住宿。整个参观期间天气都十分炎热，同时住处常有蚊虫影响休息。期间拜访了中研院史语所和社会所、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博院筹备处、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以及在李庄的部分学者住所，依次审查了刘念和、马学良和任继愈三个学生的论文。这三件事未在梅贻琦日记中有反映，在罗常培日记则记录了对论文的详细评价，推测梅贻琦并未主导审查。7月5日早上6点动身离开板栗坳，下山后去到中国营造学社和李济家，下午3点上船，离开李庄。
在李庄的具体行程
6月27日，梅贻琦一行离开泸州，当天凌晨上船，下午到李庄，中途经过的地点、相应的时间、情形在梅贻琦的日记里都有详细的记录。“5点25分船开”，“5点35分开到蓝田坝，稍停即行；7点40分开到纳溪，乘客以‘地漂’下去；9点5分开到大渡口；10点40分开到二龙口，在江北岸；11点25分开到江安，上香客甚多，盖前日为六月初一，川南人民男女多往某庙进香者；1点25分开到南溪，在北岸，上下客均甚多；3点40分开到李庄，下客尤多，行李零物幸无损失。由‘地漂’登岸后，抬头一望，有奎星在焉。”所谓“地漂”在罗常培日记中记为“递漂儿”，日记中有罗常培自己亲身经历的解释，即“船到李庄并不靠码头，仍然‘开慢车’走着，只有一个小摆渡用竹篙钩住船帮，旅客先匆匆忙忙的下到小船上，然后才能拢岸。”
图6 1940年代的李庄码头（李约瑟摄）
梅贻琦一行上岸后并没有人来接，他们自己在临江的“君子居”茶楼小憩后，再到街上的饭店进食，下午4点35分吃完启程。因为到板栗坳的史语所路程还有八里多，就雇了两位挑夫担行李，三人跟在挑夫后面慢慢走，“先经田间2里许，继先[行]山道曲折，又约3里，始至板栗坳，时已5点30分矣。途中在山半一老黄果树下休息，坐石磴上俯瞰江景，小风吹来，神志为之一爽。”据梅贻琦的记述，史语所这里租了张家房舍三大所，分为三院，三人均住中院，只是分为李方桂家（梅贻琦）和花厅（郑天挺、罗常培）两处，罗常培日记中则详细记述为“桂花坳、田边上、朝门口、牌坊楼、戏院楼、新房子等六所。我和毅生（郑天挺字）住牌坊头的花厅院，梅先生住在朝门口的李方桂先生家里”。推测是两人对院落的计算方式不同，因住宿的分配均能相互对照以及前述三人日记情况，此处本文决定主要采用罗常培的记述辅以梅贻琦的记述。
图7 自往板栗坳的山路俯瞰长江江头（李约瑟摄）
罗常培日记提到“牌坊头是清朝咸丰年间奉武校尉张繁先建造”，评价其建得堂皇，但对通风透光不讲究，大部分房间既闷又暗，当晚温度表温度始终没降到90度以下（华氏90度等于32.2摄氏度）。梅贻琦日记中提及现在史语所由董作宾暂时主持，招待安排很周到。住处安排好后同史语所内10余人在“忠义堂”大厅饮茶闲谈，至晚上10点就寝。
图8 戏楼院（李约瑟摄）
6月28日，早上8点起床，用过稀饭和馍馍后，三人同董作宾、梁思永、李方桂参观戏院楼和新院的史语所办公处，梅贻琦日记中将戏院楼和新院都记为“盖皆考古组工作处所”，罗常培日记记述新院为新房子，戏院楼是第三组即考古组的办公室，新房子为第一组即历史组的办公室和别藏书库。参考前述三人日记的情况，该参观情况也以罗常培的记述为主。梅贻琦日记中提到参观过程中偶遇梁方仲，约定好第二天拜访社会所。中午在李方桂家中用餐，午睡至下午2点，结合罗常培的记述，下午4点由李方桂带领参观了在田边上的西文书库、第二组即语言组的办公室、北大文科研究所，提及北大文科研究所有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四个学生留在李庄，马学良、刘念和受李方桂、丁声树指导，任继愈没有指定的导师，主要是汤用彤、贺麟指导。当天据说有空袭警报，但史语所众人均照常办公。晚上在董作宾家和第四组即人类学组的凌纯声、芮逸夫同坐用餐，梅贻琦记两人为“专民族学者”。当晚梅贻琦饮酒较多，显出醉态。
6月29日，早上8点45分由董作宾带领去社会所，罗常培记述“一只手撑着伞，一只手拄着杖，在狭窄的田埂上行走”，中途的小路迂回，两次迷路问路，10点15分到达石崖湾，梅贻琦记为“石岩湾”，应是口音问题。罗常培记述“十一点到社会所，会到陶孟和先生并参观汤象龙、梁方仲两君的工作室”，结合可以理解为10点15分到石崖湾，11点进到社会所办公处参观。罗常培提及陶孟和住处和社会所大部分办公地点都在门官田，门官田这个地名还因更偏僻难走，又正好是所长陶孟和“官舍”，被社会所人戏称为“闷官田”。
图9 去往门官田的乡间小路（李约瑟摄）
因为当天有空袭警报，所以三人的参观时间比较短，多在客堂闲坐交谈，期间听到一次轰炸声。到了社会所后梅贻琦得知所内清华同学在镇内饭店设宴，于是在社会所参观过后，下午三人下山往镇内走，没走出多远就又听到轰炸声。梅贻琦记述11点半和下午1点半听到轰炸声，罗常培记述为11点和下午1点半。对于住李庄人所称是轰炸重庆的回响，两人都将信将疑，后来罗常培去对照了报纸上所记的对重庆空袭轰炸时间，确有其事。因此这里也采用罗常培记述的时间。下午2点15分进了镇内后，梅贻琦见街上行人如旧赶场，没有疏散，还觉得十分不妥。
图10 1940年代的李庄正街（李约瑟摄）
清华同学的公宴上据梅贻琦记述为13人，“余与郑、罗、董、陶为客，主人为汤象龙、梁方仲、徐义生（尚在昆明）、巫宝三、潘嘉林、严中平、林兴育、桑恒廉、夏鼐（博物院）”。饭后下午3点左右，和陶孟和一起去慧光寺即当时的同济大学校本部拜访了时任同大校长的周均时，“谢其饭约盛意（今晚）”，之后去巫宝三家稍坐，碰到了同院住的杨时逢夫妇，“至羊街6号李济之家，8号梁思永、刘士能（即刘敦桢）家各稍坐”，罗常培提到“思永的胃病好多了，精神也颇好；济之还像从前那么胖”，晚上回板栗坳史语所，董同龢夫妇招待吃打卤面，梅贻琦记述见到所内会计萧君醉酒归来，因去年丧子之痛哭闹，还让妻子带着与自己孩子有过争吵的小孩为亡子叩头三次才逐渐平息。这里的“萧君”，根据栗峰山庄碑铭和1948年史语所在职人员名录的记录，只有一位管理员萧纶徽符合，其余无萧姓人员。同时《文汇报》刊载的《居延汉简考释》相关的文章中提及当时让需购买《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的人将有关信息寄给李庄的萧纶徽，可知萧纶徽当时确实负责史语所管理事务。推测此处记载的“萧君”即为萧纶徽。
图11 住在羊街8号的梁思永一家
6月30日，早饭和人类学组的吴定良一起吃了鸡蛋饼、稀饭。8点准备出门时，时任贵州省政府委员兼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贵州省财政厅长，曾任清华大学校长、正在致力于办理贵阳清华中学的周诒春来拜访梅贻琦，双方谈到9点。结合梅贻琦和罗常培的表述，应是9点三人一同出门，9点半到达上坝村月亮田的中国营造学社参观，去看林徽因时她正在院里晒太阳，后来几人移步至室内，据罗常培的记述林徽因十分健谈，还提起了弟弟林恒在成都殉国的事情，表现得“又兴奋又伤感”。梅贻琦自述怕林徽因伤神，只谈了半小时就走了。之后便去了当时还在上坝村未搬到张家祠的中博院筹备处稍坐，详细情况在日记里无记述。午饭在梁思永家用了江团鱼和红烧肘子，因为梁思永的夫人李福曼也有胃病不能操劳，这顿饭是由刘敦桢的夫人陈敬操办的，但梅贻琦并没有见到两位夫人。下午1点15分时又一次听到轰炸重庆的回响，4点到李济家，和李济的父亲李权、李方桂，五个人一起看竹，一直到夜里2点半。当晚住在李济家中，梅贻琦一行三人睡在一处，李方桂睡另一处。
7月1日，梅贻琦早上7点就起来了，10点三人一起应陶孟和之约再访社会所。在梅贻琦记述中石崖湾离镇内较之板栗坳更近，约两三里。据梅贻琦记述，当时在场的有“凌、芮二君将远行者，董、李方桂、梁思成、汤象龙、梁方仲及主人”，罗常培说当时的气氛“听梁方仲谈陕北的情形，凌纯声谈滇缅勘界的故事，好像服了清凉散一样”，凌纯声任团长，芮逸夫为专员之一的川康民族考察团将于7月10日启程，因而是将远行者。菜是由李庄镇内的饭店准备的，饭后在社会所的敦本堂闲谈，谈论途中梅贻琦去堂中汤象龙左住室小睡。下午5点返回板栗坳史语所，6点设晚宴，除三人外的参加者有董作宾、丁声树、劳幹、高去寻（梅贻琦日记中记为了高志寻，史语所并无此人，应为笔误）、刘念和、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李孝定。饭后在客厅闲谈，10点就寝。
7月2日上午约了刘念和审查其论文《<史记><汉书><文选>旧音辑正》，罗常培给了他十点意见依照修改。下午梅贻琦和罗常培的记载一致，即下午三人在花厅看书、写日记，罗常培看的杨光先所著《不得已》。晚餐和凌纯声、芮逸夫等8人一起吃烙饼，饭后众人坐在牌坊头的堂前望月，有说有笑有唱歌，气氛十分畅快。10点就寝。
7月3日上午约了马学良审查其论文《撒尼倮语语法》。这篇论文是在李方桂的指导下，由马学良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完成，李方桂本人对此篇论文的评价也颇高，罗常培看后也觉得李方桂的评价不过褒。下午4点由郑天挺出面召集了李芳桂、董作宾、丁声树开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会议决定刘念和、马学良和任继愈的口试办法。晚上萧会计，即萧纶徽约晚餐，当时在史语所有任职的张氏族人张官周（梅贻琦日记中记为“张官洲”，没有具体职务说明）也在场。因天气闷热，没有其他安排，饭后很快各自归房就寝。
7月4日早上7点梅贻琦醒来，上午约了任继愈审查其论文《理学探源》。罗常培看过论文纲要就评价很高，还专门把全段文字录入自己的日记中，两人谈话过后罗常培十分满意，只对全文结构提了几点意见。罗常培当日日记中还提到1941年春天才到李庄的、由董作宾指导的李孝定，认为其前景很可观，推测当日也有见过或在谈话中提及李孝定。午饭由李方桂家招待凉水泡饭，晚饭由董作宾家招待炸酱面。
图12 大学时期的任继愈
7月5日早上6点动身离开板栗坳，史语所“有的送到半山茅亭，有的送到上坝，还有一直送到李庄的”，能确定李方桂夫妇是送到山中半途折返的，下山后去中国营造学社再次拜会林徽因，她提到返回昆明的意愿，但梅贻琦对她的病况不乐观。中午在李济家中用凉面，下午到江边茶楼等船，“董、芮、杨、王、陶、李诸君皆来伴饮”，3点上船，“思成亦送到轮边”，登船也是用的地漂法。随即离开李庄。
四、来访李庄的后续评价和影响
梅贻琦一行三人到访李庄的评价，虽然没有专门后续论述，但从其日记记述方式中也能得到最真切的反映。首先就是从梅贻琦个人的层面上来说，其中对日常生活的状态和李庄本地的环境和风俗都有一定程度的关注，均作客观描述，无好恶之情，同时作为公务行程的一部分，也不尽是公事公办的刻板态度，不乏与老友们的生活和学术上的交流、互相关怀和探望，闲谈对话的时候很多，气氛都是其乐融融，将在昆明时甚至来到昆明以前的情谊都延续并展现了出来。在李庄的机构不少，虽然能从梅贻琦的行程中看出来一些亲疏差别，如中研院各机构和同济大学，但并无刻意之处，同样保持尊重。
其次则是梅贻琦作为西南联大常委会的主席，与李庄各机构的连结所带来的影响，最直观的反映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这个机构之上。梅贻琦一行三人专门去李庄审查论文的3个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学生，其中马学良的论文经过几年补充完善，中途也得到史语所傅斯年和李方桂的大力支持，以《撒尼彝语研究》的名称出版，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任继愈后来筹建了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也从史语所的图书馆最后走到了国家图书馆，出任馆长。至抗战结束的1945年，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生21人，其中有11人在李庄完成学业。他们大多都受到史语所人和北大文科研究所，以及西南联大导师们的指导和关心，这对他们日后做出的学术成就有着极大的助推力。西南联大和李庄各机构的连结也始终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直延续着，1945年10月30日傅斯年被任命为西南联大常委会委员，和梅贻琦共事。
最后，梅贻琦到访李庄、和李庄各学者的友谊及李庄各机构的联系，都不是孤立事件，不仅仅是其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更是当时中国知识文化界集体行动的一部分，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史语所等机构所在的李庄，都被评价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正是学者和机构之间保持基本的尊重、不间断的交流、互相真诚的关怀和帮助，将各自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不废研求的精神整合起来，将各自保留的科技文化汇流，因此延续着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李庄作为其中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也将与此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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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篇调研文章分为上、下两部分发出
来源：李庄文化抗战博物馆
编辑丨王瑶瑶
校审丨杨玉梅
监制丨杨天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