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老师
周有光生于1906年，经历了清代、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时代。他不仅亲历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还见证了了八年抗战和十年文革。他在日本留过学，在美国工作过，还游历了很多国家。他经历了无数重大历史事件，阅历了无数世界级名人，他曾同爱因斯坦多次交谈。他至今思维清晰而敏捷，密切地关注中国和世界，每天用电脑写作，一百岁后还能一年出两本书。他出版的著作有30多种，涉及经济、语言、文化多个领域。百岁以后，他还是不停地读书，不停地反思。他说：“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温故而知新’。”（《“百岁新稿”自序》）
现在，对中国、对世界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相信谁呢？当然相信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认识从哪里来？从实践中来（个人正反面的经历），从学识中来，从不断地反思中来。就这三个方面综合优势，中国当代有几个人能和周有光比肩？另外，他没有当过高官，又不是财富的拥有者，不是利益中人，能够客观地看中国、看世界。所以，对他的看法我虽然不能说深信不疑，但信任度超过了对当今的一些高官显贵和硕学鸿儒。
我是在他百岁以后才认识他的，我作为《炎黄春秋》的编辑，有几次他给我寄来稿件并附亲笔信。信的字迹如竹根，如枯草，但清秀、有力，没有一点抖颤，不像百岁老人的手笔。最近几年，炎黄春秋春节联谊会他也参加。记得是在2010年的春节联谊会上，他坐在轮椅上发言，声音高吭，引得整个会场的人都站了起来，大家踮起脚跟、伸长脖子，有的干脆挤到前面举起了照相机。那次他发言的内容是，不仅要爱祖国，更要爱人类，爱地球。他说：“如果只爱自己的国家，不顾人类的整体利益，那就会以邻为壑，甚至引发战争！”他的话音刚落，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持续好久。
在他108岁的时候，北京知识界举行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聚会，与会者谈论周有光的道德文章、评点周有光的学术成就。发言者按主持人的点名一个接着一个，最后是自由发言。当主持者点到我发言时，我交了白卷。我说，我还没有想好，以后再写点东西吧。我的确没有想好。周有光老人又像一本很厚很厚的书，我没有读懂，哪敢妄加评论？
后来我算是读了几本周有光的书，不敢说读懂了什么，但受到很大的启发。徐继畬写了《瀛寰志略》，魏源写了《海国图志》，被称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他们是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周有光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用世界的眼光看世界。给人们展现了更高更远的风景。所以，我的这篇小文，就以“周有光的眼光”为题。
周有光先生
他站在星际空间看世界
周有光说：“鱼在水中看不清整个地球。人类走出大气层进入星际空间会大开眼界。今天看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要从世界这个大视野的角度。光从中国角度是什么也看不清的。”（《周有光年谱》第163页）“孔子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今天还要添上一句：‘登月球而小地球。’地球的确太小了，不能再说‘大地’，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村庄，叫做‘地球村’。” （《周有光年谱》第210页）
“在21世纪，人与人、国与国，正在重新定位。世界各国，原来各据一方，相互虎视眈眈。现在大家都挤进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成为朝夕相见的近邻。今后早上见面可以说一声‘嗨！’当然仍旧有敌对，但敌对的方式和过去不同了。”（周有光：《走进世界》，载《群言》2002年第12期）
“地球变小了，我们的胸襟不应当跟着变小。不能用航海的景观来开拓胸襟，可以用航天的知识来开拓胸襟。” （周有光：《漫说太平洋》载《群言》2001年第9期）
然而，现实和周有光的期待差距甚远。大家都成了“地球村”的村民，却还是“各据一方，相互虎视眈眈” 。进入20世纪后半期，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对付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但是，人类也变得越来越脆弱，人类不知道哪一天会因自己制造的科技成果而毁灭人类自身。人类变得越来越聪明，可以登上月球，可以向火星发射飞行器；但也越来越愚蠢，不知道如何在地球上和平相处。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也说过，人类僭取了上帝和自然的权力，但没有上帝那种智慧。处于这种境地的人类是非常脆弱的，就像儿童拿着子弹上了膛的枪一样。
请看看当下世界：因弹丸之地引发的领土纷争，相互拔枪怒对；因宗教、民族的差别引发武装冲突，殃及妇女儿童；因对地球资源的争夺引发的局部战争此起彼伏；面对朝鲜这样一个“玩火”的“顽劣儿童”，全球慌作一团，毫无办法······凡此种种，都是周有光说的，地球变小了，而人类的胸襟没有开阔起来，人类还没有在“地球村”和睦相处的智慧。也正如他说的，现已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但没有树立起全球化的世界观。
他说：“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主要是：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现在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朝闻道集》第28页）
周老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世界观，就是宇宙观，即人类对天体构造的理解。二是社会世界观：人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核心问题是政治制度：古代认为君主和贵族统治人民的专制模式是永恒制度；现代社会科学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步骤和政治制度的逐步演进。（《拾贝集》第88页）
在当今的“地球村”，各国经济已经联成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人们的认识在很多方面还没有改变。周老说：“参加世贸只是产品进入世界，不是人民进入世界。人民进入世界才是真正的‘入世’。人民‘入世’就变成了‘世界公民’。成为‘世界公民’，不用写申请书，也没有公民证，但是要进行两项自我教育：扩大视野和补充常识。”周老说的扩大视野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把本国观点改为世界观点。从本国看本国要改为从世界看本国，从本国看世界，改为从世界看世界。” （《拾贝集》第48页）
全球化时代是信息时代。什么叫“信息时代”？周老用一个通俗的回答：“不能一刻离开手机，这就是‘信息时代’”。他说：“我国传统说法：‘食衣住’是人生三大需求，孙中山加了一个‘行’字（交通），‘食衣住行’成了人生四大需求。现在要加上一个‘信’字，‘食衣住行信’，人生五大需要。” （《拾贝集》第119页）有了信息的即时交流，各种误解就容易消除，不同的看法可以在交流中逐步取得共识。这是成为“世界公民”的最重要条件。过去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有了。
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
周老说，美国有很多民族，大都分散居住，没有一个民族固定一个地区。人跟土地没有固定联系，迁徙自由，没有形成“民族州”，没有形成“州语言”。这叫民族的“掺合结构”，稳定性比较强。苏联不同民族都有固定的地方，人跟土地固定联系，有各自民族的语言，这叫 民族的“拼和结构”。这种结构不稳定。
人类的发展史是一部不同民族的相互融合史。民族融合既是趋势，也是和谐相处的必要。苏联和中国的民族政策却违反了这个常识。本来某个民族已经和别的民族融合了，还要再造它的特点，还要帮它创造文字。这是不是自讨烦恼、自造祸端？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周老写道：“二战后经验，与其掠夺别人的疆土，还不如发展自己的经济、掠夺不如创造，创造90%的成功，掠夺50%的失败。德国和日本就是榜样。财产在美国已从‘土地’，变为‘资本’为主，又变为‘知识’为主了；这就就是所谓‘后’资本主义的‘知识时代’”。（《拾贝集》第20页）“一战之后，法国主持欧洲外交，对德国采取‘惩罚’原则：废除军备，限制经济，还要支付巨额赔款。结果狗急跳墙，跳出个希特勒。二战之后，美国主持欧洲外交，对德国（即联邦德国）改变策略，采取‘援助’原则，限制军备，以GDP的1%为度；发展经济，协助资金和技术。德国生产迅速恢复。德法化敌为友。欧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多极化变为一体化。这是美国宽大吗？非也！经过两次大战，美国变聪明了，懂得‘援助’敌人就是‘援助’自己。日本购买美国的技术和设备，日美贸易迅猛发达，‘援助’比‘惩罚’更有利。”（《拾贝集》第23-24页）
在周老看来，昔日攻城略地的战争，今天应当被经济竞争所代替。经济互补，贸易互惠，对各国人民都有好处。一旦发生战争，贸易中断，经济停顿，对各国人民都有损害。这一点已经成为常识。但是，请看看近来有些媒体，宣传军备，宣传战争。满屏幕都是这个国家的战机如何先进，那个国家的航母如何强大；这里搞演习，那里搞战备。好像世界进入了临战状态！这种鼓动扩军备战的舆论为什么能够大行其道呢？这是令人深思的！政客为了拉选票，为了将自己打造成强者，常常迎合民族情绪甚至不惜打一场战争，“地球村”的人们可要警惕啊！
在“地球村“里，邻居搞家庭暴力，打老婆。左邻右舍该不该管呢？当然要管。不是帮助老婆打丈夫，而是调解。不过，如果丈夫过于凶狠，要置老婆于死地，调解无效，也得对凶狠的丈夫加一点压力。按过去的说法，这样做就是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涉及到国家主权。
在“地球村”里，人权应当高于主权。政府通常是主权的代表，但从根本上还是主权在民。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公民的人权，所以人权应当高于代表主权的政府。主权不是绝对的，欧洲各国由于对国家主权作适当的让渡，就形成了欧洲共同体。对领土也不要看得那么神圣，考察各国边界，哪有永恒不变的国界线？在“地球村”，邻居间边界矛盾可以通过商讨解决，有争议的领土上的资源可以签订协议共同开发，何必大打出手？
“地球村”的文化是现代国际文化
周老认为“地球村”的文化就是现代国际文化。他反对前几年一种流行的说法：“21世纪是中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世界文化的接力棒将传到东方手里。”这种说法的确满足了一些人的自豪感，但周老不赞成把人类文化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东西两分法”。他认为，文化的流动不是忽西忽东，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周老认为，人类文化是随着人类的聚合运动中前进的。部落文化聚合成城邦文化，城邦文化聚合成国家文化，国家文化聚合成多国区域文化，多国区域文化聚合成人类共同的国际现代文化。什么是现代国际文化呢？那就是“先进国家已经行之有效、权威学者一致公认，正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知识和事物，就是全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国际现代文化。”它的精髓是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而科学是一元化的，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阶级，不分地区。（庞旸：《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载《群言》2008年第12期）数学可以用于唯物，也可以用于唯心，没有唯物数学、唯心数学。逻辑学可以用于唯物，也可以用于唯心，没有唯物逻辑学、唯心逻辑学。同样，辩证法可以用于唯物，也可以用于唯心，没有唯物辩证法，唯心辩证法。（《拾贝集》第106页）周老强调人类共同的东西，肯定人类普世价值的存在。普世价值就存在于国际现代文化之中。
周老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三个方面：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方面，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简单地说，从专政到民主；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按这个观点回首历史，周老说：“帝国主义是一种科技文化的冲击波。现在我们面对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冲击波：现代文化的冲击波。清末老一代人不了解帝国主义的性质。今天我们一代了解现代文化的性质吗？” （《拾贝集》第66-67页）今天那些否定普世价值的人，就是不了解现代文化的性质，所以排斥现代文化。
周老强调国际现代文化，但不否认各国的传统文化。他认为，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并存的“双文化”时代。他说：“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文化代替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朝闻道集》第9页）关于重建“现代儒学”，他说：“第一件事应当恢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跟先秦的学术自由接轨，在竞争中确立儒学的权威，不是用垄断来强制改造别人的思想。上接先秦学术自由，下接‘五四’的民主科学。‘现代儒学’就能贯通古今中外。”谈到 “三纲五常”，周老说：这是董仲舒“把原有孔孟学说和原有社会制度归纳起来，写成公式化的说法，便于称说，便于传播。如果改一下内容，这个公式还是可用的。例如，‘君为臣纲’改为‘官为民仆’就适合现代的要求。‘自由、平等、博爱’可以说是‘民主运动’的三纲。”（《朝闻道集》第13页）
“地球村”的政治应当是民主政治
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民主化是全球化时期的主流。（《拾贝集》第37页）
“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它是三千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许多国家，一代一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群众，前仆后继，不断创造，达到今天的水平。今后当然还要继续完善化。”“民主不是有利无弊的制度，但是历史证明，它是不断减少弊端的制度。······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是一条政权演进的路线，全世界国家都在这条路线上竞赛。”（《拾贝集》第86-87页）
周老认为，马克思只看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期，没有看到初级阶段的后期，更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全貌，因此《资本论》只可能是“哲学推理”不可能是“科学论证”。（《拾贝集》第106页）马克思说：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由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的，人的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生产要素（资本、技术、管理）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剩余价值是强迫工人延长劳动时间的结果。可是，西方国家统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技术因素所起的作用早已达到60%-80%；相对而言，活劳动所起的作用明显下降。周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剩余价值学说在知识经济时代是否已经过时了？（《拾贝集》第108页）这个问题是需要思考的。
我们比周老晚一代的人（70岁左右）的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马克思同情劳动者，反对压迫和剥削，充满着人道主义的情怀，这是它吸引我们的地方。但是，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主张建立计划经济。在他设想的这个制度下，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必须仰承政府分配，权力控制了每一个人的食品和衣着，人生而有之的个人权利也就被政府收缴了。搞计划经济，全社会按照一个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长官的指示就是命令，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当作“杂音”和“噪声”加以“格式化”。所以，和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政治制度必然是极权制度。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写过，马克思的人道精神只是停留在理念上，而他的“革命精神”却落实在制度上：一旦建立了国家所有制的计划经济，这个制度就吞噬了人道精神。
苏联就是在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制度。这个制度终于消失了。苏联解体的那一天，一位名叫闻一的中国学者正在莫斯科。按照中国人的理解，七十年的帝国倾刻垮台，一定会有强烈的社会影响。但是，他写道：“总该有点什么，嚷嚷声也好，唏嘘声也好，咒骂声也好，哪怕是窃窃私语也好。是的，总该有点什么吧。可是，却毕竟什么也没有。”人们说苏联轰然倒塌，不是，没有“轰然”，是无声无息地冰消瓦解。这是一个奇迹。为了解释这个奇迹，周有光老人读了大量的有关苏联的书，写下了近十万字的读书笔记。
“苏联结束，档案公开，历史学者恍然大悟：苏联走进了历史误区。消灭了地主富农，消灭资本家和旧知识分子，实行农业集体公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这都违反历史常规，结果发生大饥荒和大清洗，自相残杀，自行消亡。”“苏联创造了多种马克思主义‘真科学’，后来全都自己否定。俄国共产党书记久加诺夫认为苏联瓦解的原因是一党专政，三大垄断：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苏联创造‘共产主义特权阶级’，有70万人，加上家属共300万人，掌握全部党政军、企业和农庄。1989年苏联社会科学院发出调查问卷：‘苏共究竟代表谁？’答案：认为代表劳动人民的7%，认为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官僚的85%。”（《拾贝集》第90页）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人民抛弃了这个专制制度。
周老认为，资本主义不是有利无弊，而是利弊共生，发展越快，流弊越大。波浪起伏，周期往复。上次（1929-1933）发生经济大恐慌，梁启超认为资本主义已临末日。罗斯福新政后又见青天。今天（2008）又一次出现金融大海啸，资本主义能再度自行调节，走出没顶之灾吗？（《朝闻道集》第37页）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资本主义渡过了这次金融危机。
“地球村”的公民就是“世界公民”
周有光引用了军队作家刘亚洲的一句话：“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他认为，这句话十分剌耳，但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爱祖国爱美国》，《拾贝集》第21页）
我认为，刘亚洲这句话不准确，那些身居美国的华人，虽然国籍变了，热爱美国，但还是非常爱祖国的。祖国是他们魂牵梦绕之地。我有不少朋友、不少同学成了美国公民，但他们对中国的关心，对祖国的热爱丝毫没有减少。他们思乡之情比我们在国内的人更强烈，他们回乡祭祖比我们在国内的人更勤。他们侨居美国，是因为那里更利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我想到周老说的“世界公民”。
“世界公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他们不太在乎国界。“国”字外面的方框既不能框住老百姓的身体，更不能框住老百姓的大脑。人们可以在国内生存，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生存。世界公民的主权观念和领土观念已经淡漠。主权在民，主权不是政府手中的神器，居民有权选择政府。领土的主人是这块土地上的居民，不是政府，有争议的领土可以通过协议共同开发。在世界公民眼里，祖国就是祖国，政府就是政府，二者不是一回事。政府是匆匆过客，而祖国永恒；政府有优劣之分，而祖国永远是美丽的。爱国和爱政府不能划等号。党和政府也不能划等号，党更不能和国家划等号。为了整体利益，老百姓应当和好的政府合作，要遵纪守法，维护稳定；老百姓要帮助不好的政府，促使它改进，推动它变革。中国人不管生活在世界哪一个角落，不管持什么护照（护照是政府给予的标识，不是祖国给予的标识），多数中国人都保持有大体相同的特性。这个特性不能用美与丑、良与莠来评价，它是历史和传统铸就的客观存在。周老说的“双方化”不仅体现在国内的人身上，也体现在华侨身上。而在华侨身上有“三文化”：现代国际文化、祖国文化和居住国文化。只要保留了中国人这个不可磨灭的特性，不管是多少代的华侨，他们都是热爱祖国的。
三观相近，抱团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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