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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剑平
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 1971～1976年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 1977年才恢复正常高考。 在这之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
1 尘封于历史死角的一段往事
1.可录取机密专业； 2.可录取一般专业； 3.降格录取； 4.不宜录取。
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初二，始终保持门门功课5分的优异成绩； 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 1959年高考时，江雪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是很自信的，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 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 后来，江雪才知道自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落榜，并获悉在1959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分数最高。 当时有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政策面前望而却步。
是老师眼中的文理全才： 高中时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理论、化学中的电离理论、数学中的非欧几何体系十分着迷。 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已经在有意识地追寻前代成功学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以期为升入大学后及早转入创造性研究做好准备，这样的学生也因家庭出身问题被“不宜录取”。 他找工作时碰到一个急需语文算术代课教师的小学，听说他语文算术都能教，高高兴兴地把他领走。
初中时是“全5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 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 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开封师专属两年制大专）。 吕延梅虽被该校录取，上的却是一年制的数学短训班，这种短训班不算学历。 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1959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
2 “不宜录取”遍及全国
“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 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 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 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 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 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
“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再说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 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 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 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
“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 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那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 美术学院进不去了，就到‘天津国画研究会’去画画、仿古，沉浸在艺术里，……” （《文坛反思与前瞻》，新加坡，明创出版社，1989年）
遇罗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老板，遇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 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 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 之后，他主动报名到京郊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 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 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钱1963年在湖南参加高考时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问题，他所在的公社不给档案。 1964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个月后，因公社书记多次到学校逼迫，迫使学校将其退学。 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 钱宗仁被迫到新疆谋生，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学数学。 1984年《胡杨泪》一文发表后，钱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被诊断出已是肝癌晚期，于1985年10月1日凌晨去世，年仅41岁。
3 “不宜录取”最终伤害的是国家利益
1959年高考因招生名额不足，部分高校于1960年又进行春季招生，还鼓励在职人员报考或保送大学。 1960年4月25日河南省教育厅颁发了“关于从今年高中二年级学生中动员部分学生报考高等学校的通知”。 该通知指出，1960年各类高校在河南招生17300人，而应届毕业生仅为14756人，其中因政治、健康条件不合格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学的按10％估算，将为1476人，把这部分学生扣除后，还缺少4010人。
经省委同意，从今年高中二年级中动员4000多名学生报考高等学校。
八十年代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聂荣臻语）的蒋筑英之所以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当代英雄”，和他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是分不开的----- 他有父亲被劳改的家庭问题，竟考入北京大学，实在应感谢他的母校对他网开一面。 开封育才中学前校长，在天津某中学读高中时也是老师喜欢的高材生，他报志愿时，因有家庭问题，老师曾暗示他不要报机密专业、不要报一流大学，他报了第二批录取的洛阳农机学院，被顺利录取，他至今感激老师对他的爱护。
因为崔琦是我们的同龄人又生于河南，更因为崔琦有三个姐姐在香港的严重家庭问题。 如果当年崔琦不去香港上中学，而是留在河南宝丰，他也很难逃脱“不宜录取”的命运，岂能与诺奖有缘！ 相反，那些“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之中，如果有人被命运推上崔琦式的人生轨道，获得诺奖也不一定是痴人说梦。
然而这段历史的教训却是不应被忽略的。
三观相近，抱团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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