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213】 麻栗坡治爆琐记

“常有附近村民报告，他们在庄稼地里发现未爆的炮弹或地雷。”

“慢，慢，尽量慢，不着急，轻轻的，越轻越好。” 他们匍匐在地，小心翼翼地在泥土中探测、处置。他们先用毛刷轻轻刷去炮弹上的泥土，使其体态尽多地从土里露出来，随即用探针围绕炮弹头周围缓慢探索，再以极慢的速度和最轻柔的动作，将土拨开……

“危险由边境管理警察扛，把爆炸品堵在边境一线，决不让它们给内地带来安全隐患。”

李朝颖在脑海里飞速过电影。

她在想，电影里那些年轻母亲是如何抱孩子的，尤其是同时左右开弓要抱着两个新生的婴儿，还是在忽左忽右、高低上下、不停颠簸的车上——而车，又快速行驶在陡峻狭窄弯急的山道上。

关键是，抱孩子的感觉不是这样。她所抱的，并非柔软温暖的两个胖娃娃，而是两枚曾经从炮管里发射出来钻入大地、尚未丧失爆炸功能、如今又刚刚“出土”的阴冷刚硬的大口径炮弹头。

一

李朝颖对职业生涯的第一天刻骨铭心。2019年年末，甫出校门刚穿上警服，那天，她一左一右各抱着一枚炮弹头，在险峻的山道上随车摇曳。

“没法不紧张。”那是李朝颖第一天上班，有老百姓报警，说在山上发现了爆炸品。“为了锻炼我，领导派我和两位前辈去处置。到了目的地，收缴两枚炮弹头后，前辈严肃地告诉我，炮弹和炮弹之间不能有碰撞，不然会引发爆炸，要我分别抱着它们坐车。”

炮弹刚从地里清出来，沾满了泥土。李朝颖左边抱一个，右边抱一个，把两枚弹头紧紧地抱在怀里。山路转弯多，摇来晃去，她的双手抱着炮弹，没办法抓扶把手，被车甩来甩去，甩了一个多小时。

当时，她并不知道这两枚弹头原本有多大的危险，但她明白，如果因为自己没抱好导致弹头碰撞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到达目的地后，李朝颖小心翼翼地把炮弹头交给有关民警保管，末了才长吁一口气，一股疲倦感瞬间袭来。

然而，李朝颖发现，“他们从我手中接过炮弹后很随意，跟我的担惊受怕，一点都不一样”。她很震惊，赶紧大喊：“要轻一点放，不然会炸了！”

她这一叫喊，把在场的人全都逗乐了。

“你们为什么笑啊？”看他们哈哈大笑，李朝颖有些莫名其妙。后面的值班民警跟她说，“你没看到这个炮弹都没引信了，怎么会炸？”

“我当时哪懂得什么‘引信’啊。”

李朝颖看看自己两只衣袖上沾满的泥土，这次轮到她尴尬了。

她口中的“两位前辈”，一位是麻栗坡天保边境派出所（以下简称“天保所”）前任所长张海刚，目前在麻栗坡杨万边境派出所工作，另一位叫王明贤，已经调到外省工作。

“后来我才知道，”回忆当初，李朝颖不知道是该嗔还是该喜，“这两枚炮弹的引信已经拆除，没有危险，互相磕碰不会爆炸，完全不需要我抱着，张所长他们是为了让我尽快进入工作状态。”

但这段经历，的确让她对戍边民警的角色有了感性认知，“干我们这一行，要和这些沉甸甸的爆炸品打交道，这是以前从未想过的”。

自1954年1月天保所建所以来，李朝颖是这里的第一位女民警。如今，所里的女民警还有姚亚琦和茶秋琳，分别来自山东和云南，以及麻栗坡本地的两位女辅警，庹忠珍和陆秋丽。

“实际上，”天保所所长何智说，“不少爆炸品依然有引信，收缴、运输、保管等过程中，一些炮弹、地雷、手雷还是很危险的。如果不慎，确实有爆炸的可能，小李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何智所说的这些爆炸品的巨大危险性，并非无所本。

在海拔1422米的老山山巅，山坡草丛中，有一座座水泥警示碑，碑上是“雷区危险 禁止进入”8个粗体红字。

马关县金厂镇，一片树林里挂着雷区警示牌。工人日报记者 赵黎浩 摄

这种警示牌在天保所辖区内极为常见。从山脚沿公路蜿蜒攀升，快到山顶的这一段路有三四公里，路两边树立的警示牌大约有五六十块。

这里的大致地形是：最南面是海拔仅100米的天保口岸。最北是麻栗坡县城，县城与口岸南北纵向陆路相距约43公里。在口岸东西两侧最高峰，海拔在1400米左右，一侧是八里河东山，另一侧是老山。

“天保所位于天保口岸，”该所教导员丁昊介绍，“辖区面积有54.87平方公里，管辖的边境线长20.778公里，有27个村民小组，辖区实有人口5008人。作为边境管理的最前沿，天保所在具备内地派出所所有功能的基础上，还负责边境线巡逻、防范非法越境以及缉枪治爆等工作。”

据丁昊介绍，2020年至今，天保所共收缴各类枪支58支、子弹5846发、TNT炸药42.05千克、导爆管244根、炮弹351枚、手榴弹183枚、地雷323枚、雷管476枚、引信192枚、炮弹弹头41枚，查获非法储存爆炸物品案件1起，非法持有枪支案1起，年均处置枪爆隐患100余起。

“过去这些年，我们持续加强查缉收缴工作，很有成效。但是，目前流散在当地的爆炸品还是比较多，因此每年依旧会发现很多易爆危险品。”丁昊表示，“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少。缉枪治爆是多项工作中的一项，一段时期内曾被作为重点工作，现在是常态工作。”

“天保所实现了辖区枪爆物品‘零打响、零炸响、零外流’。”丁昊说，“缉枪治爆方面，我们追求的境界就是这3个‘零’。”

二

2024年10月15日。

在八里河东山村一户农民的庄稼地里，村民发现炮弹和地雷。接到报警后，当日下午，天保所所长何智带领白志强、张森、李朝颖等3位民警赶往现场，进行处理回收。

到了现场，何智发现，从这块庄稼地往山上走约20米，就是用铁丝网围住、标明不许进入的“雷区”。随后，民警们仔细观察环境，避免无关闲杂人员进入，拉起警戒线，穿好防护装备，前往爆炸品发现地进行排雷作业。

庄稼地里，隐约可见3枚大小不一、制式不等的炮弹，全部是弹头朝下深埋于泥土中，露出已经看不出颜色的黑锈尾部。距炮弹不远处，还露出了一枚反步兵地雷。

“农民种地时，有时挖到炮弹、地雷、手榴弹等危险品，这在内地很难想象。”何智表情平静，如寻常唠嗑，“近几个月收缴了1200多件危险品，交由有关部门集中销毁。摩羯台风带来了大雨，泥土中的爆炸品又被雨水冲刷出来，所以短期集中发现的比较多。”

“常有附近村民报告，他们在庄稼地里发现未爆的炮弹或地雷。”何智说，“民警会立即赶到现场处理，不迅速回收妥善保管的话，就太危险了。”

此刻，何智、白志强和张森匍匐在地，小心翼翼地在泥土中探测、处置。他们先用毛刷轻轻刷去炮弹上的泥土，使其体态尽多地从土里露出来，随即用探针围绕炮弹头周围缓慢探索，再以极慢的速度和最轻柔的动作，将土拨开。

八里河东山村，民警张森、白志强正在排雷。工人日报记者 赵黎浩 摄

“慢，慢，尽量慢，不着急，轻轻地，越轻越好。”

何智用极低的嗓音嘱咐白志强和张森，好像说话声大了，嗓音的分贝都有可能引爆这几枚炮弹。

“排爆是胆量活，是技术活，更是精细活。”后来何智说，“这个工作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干，干了不知多少次了。理论上说，我们有能力、有经验、有把握安全排除它，但绝不可麻痹大意。比如像今天这3枚炮弹一旦出问题，我们几个的人生大概率就画句号了。”

“对这类出警，每一次都必须当作从警排爆的‘第一次’，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来做。说白了，不许出差错，因为一旦出差错，再也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了。”何智感叹道。

通过3位民警一番静得可以听到心跳的操作，3枚炮弹头慢慢地完整暴露出来，渐渐“出土”，被轻轻取出，民警随后用特殊工具拆除引信。

八里河东山村，民警扒开土后，一枚地雷露了出来。工人日报记者 赵黎浩 摄

此刻，他们的表情更加严峻，精力更为集中，动作也更轻盈。

旷野中，只有偶尔的鸟鸣。

炮弹引信被拆除后，何智、白志强、张森互相对视一眼，脸色柔和了许多。

至此，排爆工作第一阶段终告结束。下面将进入第二阶段，山地运输、入库储存。

民警小心翼翼地将地雷放入排爆毯内。工人日报记者 赵黎浩 摄

就在炮弹和地雷被移置到防爆桶里时，天空突然暴雨倾盆，旷野中毫无庇身之处，又因周围都是雷区，不能随意走避，3位民警只得靠着一把小伞抱团避雨。

分别从文山边境管理支队和麻栗坡边境管理大队前来支持工作的赵红飞、黄兆员两位民警，也被雨淋了近半小时，大家衣裤湿透，狼狈至极。

三

讲述天保所民警收缴爆炸品和出警排爆的故事，无法回避八里河村。

在八里河警务室工作了7年的天保所民警白志强，和村民王开学十分稔熟。

“老王了不起，是有名的‘民间排爆专家’。1989年迄今，他一个人靠着镰刀、锄头，在八里河村周围的山上排除了1.4万多枚爆炸品。”当着王开学的面，白志强介绍，“这些爆炸品囊括了地雷、炮弹、火箭弹、爆破筒、手榴弹等。”

“有时候，我们也会向老王请教。”白志强说。

“最危险的爆炸品是地雷，只要有2.5公斤的重量压到它，就爆了。一根小树枝落下去砸中它，也会炸，因为树枝落下去有重力加速度，重量可能超过2.5公斤。”

“这种地雷很容易销毁，你把底部取出来。”王开学拿着一枚被他处理过，已经不会爆炸的地雷说，“这个地方有0.03克的高爆炸药，雷管就安在这个地方，起爆管和50克的TNT炸药在这个盒子里面，起爆管的作用是引爆这50克TNT炸药。50克炸药量不算大，但足以把人炸伤。”

“这种地雷不用害怕，把它的雷管取出来，再把它的起爆管也取出来，就没事了。剩下的那50克高爆炸药，没有雷管、起爆管，你就是拿个打火机把炸药点燃，烧完了就完了，不会爆炸，相当于这个地雷就被燃烧的方式销毁了。”

“这种雷是塑料制成的，基本没有金属，探雷器探不到，密封非常好，不怕刮风下雨，它在土里埋、水里泡80年都不会失效，”王开学举着手里的地雷，“这个雷，大概已经在土里埋了40年了，现在你看，哪里都没坏。”

听着这段既惊心动魄又十分专业的讲述，如果不是当面见到，如果不知道王开学的身份，绝对会认为说话人是一位“排雷专家”。

村民王开学拿着一枚地雷讲述排雷经过。工人日报记者 赵黎浩 摄

王开学之所以拥有这个“绝活”，最早的缘起，来自他的乡亲和亲人被炸死、炸伤、致残的惨痛经历。

八里河村有46户人家，被炸死的不算，竟然有48个残疾人，全都是被炸残的。

“以前，老百姓对爆炸品的危害不太了解，地雷或别的爆炸品经常炸伤人。有时，村民去庄稼地干活儿，稍不注意，就可能被子弹、炮弹或者手榴弹炸伤。”王开学说。

1981年9月18日，王开学的父亲被雷区的地雷炸死了。

“太惨了！”43年后的今天，提到孩童时期看见的那一幕，王开学的泪水依旧在眼眶里打转，“我是1970年出生的，父亲被炸死的那天，我刚好上到小学语文《小蝌蚪找妈妈》那一课。当时，我11岁。”

“我们村还有一个小伙，他要去当兵，都报上名了，报名后回村上山砍柴，砍柴时碰到一颗跳雷，那雷跳起来爆炸……我们就把他拉回来，安葬了。”

“从1989年到1992年，我们村每年不少于5人因触碰爆炸品受伤或死亡，迄今共有11人被炸死，另外还有18头牛和马也因触雷被炸死。最多的一家，先后被炸死了6头耕牛。”

被炸伤、炸死的人，各个年龄段都有。王开学年仅6岁的儿子，左眼被炸瞎了。

1994年6月，王开学的儿子和他的一位小朋友捡到一颗重机枪子弹，这颗子弹完好，镀铜的弹壳金灿灿的。两个孩子想把子弹头和子弹壳剥离，再拿子弹壳做玩具。

剥离的过程中，子弹爆了。

“子弹头打进小凳子的坐板，子弹壳爆碎的碎片飞进我儿子的左眼眶。紧急送医后，他的视力保不住了。我说他还小，最好不要摘除眼球。当时有一位从上海来麻栗坡县医院‘援边’的眼科专家，在这位专家的大力帮助下，儿子的左眼球没被摘除，同时保住了右眼完好。”

四

“很多年没有村民再被爆炸品祸害了。”

何智说，“一个是部队多次排爆，成效很好，再一个就是边管警察收缴危险品力度很大。经过不懈的宣传教育，村民对这些危险品的认知也不断提升，他们发现爆炸危险品后，会及时报告。”

作为天保所派驻八里河警务室的社区民警，白志强和张森与村民打交道多年。白志强说，“每次看到这些被炸残的村民，心情都很沉重。尽管经过大家的努力，这些年没有再发生爆炸伤人事件了，但考虑到这些爆炸品时有发现，危险并没有被彻底排除，我们丝毫不敢大意。”

丁昊表示，日常工作中，一旦发现爆炸品，白志强、张森和几位辅警，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民警，“紧接着，天保所的民警也会迅速赶到现场，开展排爆作业。如果在派出所这个层次解决不了，还要报告大队乃至支队，请求上级协助处理”。

10月16日，在距天保所约2公里的山脚下，民警打开一道铁门，进到收缴爆炸品的储存室。这里是一个隧道型的洞子，右手边有木架向里延伸，分层的架子上分别堆放着炸药、炮弹、子弹、地雷等爆炸品。还有一层架子上，赫然摆放了一枚反坦克地雷。

民警将刚刚运下山的炮弹依次排开。工人日报记者 赵黎浩 摄

“以前这里是一个防空洞，远离人居，环境偏僻，洞子结实，易于警戒看守。后来，收缴爆炸品成了一项重要工作，这个防空洞就被改造为临时存放爆炸品的仓库。收缴到一定数量，再移交县公安治安大队销毁。”何智说。

对于查缉收缴爆炸品，丁昊有自己的看法，“把这些爆炸品堵截在边境一线，由政府管理部门收缴，既可以最大限度减少乃至消除这些危险品对当地民众的危害，也可以阻止危险品流入内地，避免落入不法分子手中，维护社会安定。”

“危险由边境管理警察扛，把爆炸品堵在边境一线，决不让它们给内地带来安全隐患。”何智补充道。

因为下雨，库房洞口的混凝土地上，泥水非常湿滑。此时，正好又有车送来几枚收缴的炮弹头，民警需要把炮弹抱入储存室。

见状，天保所民警朱双红和船头派出所辅警代常希赶紧用桶取水冲洗地面。“怕人摔倒是其一，”朱双红说，“更重要的是，怕摔倒后炮弹掉到地上，引起爆炸，又在库房门口，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