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瑞士安乐死，因为一位女士不堪系统性红斑狼疮近20年的折磨，又一次回归到了公众舆论的中心。
安乐死到底应不应该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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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自进入21世纪以来，便在全球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时至今日，大多数国家都在法律实践上明确表明了反对态度。
但对于那些亲眼目睹过自己的至亲，被那些无力挽回的恶性病痛摧残着走向死亡的人来说，这样的规定在那种毫无质量与尊严的生命面前又不免有些残忍。
当死亡无可避免时，面对那种无人可以忍受的巨大身心痛苦，我们是否拥有提前体面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
关于这个问题，阿信今天要为你推荐一本深度阐述相关问题的好书——《不愿活下去的人：关于死生的特别报道》。
《不愿活下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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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凯蒂·恩格尔哈特是一名记者和纪录片制片人，来自多伦多，现居纽约。
恩格尔哈特毕业于牛津大学历史和哲学专业，曾在加拿大《麦克林杂志》和纽约的NBC（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担任记者。她的报道曾获得加拿大国家新闻奖、乔治·波尔克杂志报道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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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蒂·恩格尔哈特
她耗费四年时间跟踪了六件真实案例， 展开了数百场访谈， 深入地下自杀组织“解脱国际”，记录那些曾经想一了百了的人的心路历程和结局。她用一个个深入一线的数据和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自杀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困难得多。这不是一本从技术层面讨论死亡的科普作品，而是更深一层，走进到思想道德层面，讨论人类文明自诞生以来就已经存在的母题——我们如何面对和接受死亡。
我们这个时代的著名思想家、《自私的基因》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为这本扎实的作品写下了热情的推荐语。他说，目前安乐死在宠物身上已经得到了普及，但对于那些已经身处炼狱的人，这种做法却异常谨慎，这是一种法律上的双重标准，《不愿活下去的人》是一本任何理性正派的人都应该阅读的作品。![]()
1997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了2起分别来自华盛顿州和纽约州的协助死亡案件。在这2起案件中，大法官们一致决定不推翻州一级禁止医生协助死亡的法令。大法官们指出，医生协助死亡并不是美国宪法中规定的一项受到保护的权利。也就是说，并没有什么死亡权，也没有尊严死的权利，或者用桑德拉·戴·奥康纳大法官的话来说，甚至也没有“普遍的‘自杀权’”。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在由他执笔的多数意见书中，强调了各州在“保护弱势群体——包括穷人和老弱病残——免受虐待、忽视和错误伤害”方面的权益。他也提到了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反对死亡权思想支柱的滑坡论，即一旦承认有限的死亡权，就不可能对其加以控制，这项法律会势不可当地一再扩大，将越来越多的病人都包括进去。比如，生了病但还没病入膏肓的人，精神上有病但身体上没病的人，老、弱、残。批评者警告说，最后一定会出现滥用，滥用在穷人、不情愿死去的人、妥协了的人、感到害怕的人身上，就连害了单相思的16岁男孩都可能会卷入其中。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就曾指出，任何给定的原则都有“扩大到自身能够推而广之的极限……的趋势”。然而，在其他地方，立法者对神圣性有不同的看法。1995年，澳大利亚北领地拟将安乐死合法化。尽管该法律在2年后被联邦政府废除，但全球格局正在慢慢发生变化。1998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自杀游客”开始在瑞士死亡。在那里，协助死亡已经合法化，苏黎世附近的一家新诊所开始接收外国病人。2002年，荷兰和比利时都将安乐死合法化了；后来，卢森堡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大约在同一时间，英国的一项法律挑战未能推翻该国对协助死亡的禁令。这个案子是由来自卢顿的43岁患有运动神经元疾病的戴安娜·普雷蒂引起的。黛安娜说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她做不到，因为她脖子以下都瘫痪了。她说，这样一来，她无法自杀，而这是她的合法权利，法律剥夺了她尊严死的权利。黛安娜想让她的丈夫杀了她——她想确保丈夫不会因为谋杀而入狱。她先向英国法院提出诉讼，然后又向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提出诉讼。2002年4月，在最后一次上诉失败的那天，戴安娜在伦敦通过语音模拟器对一群记者说，“法律剥夺了我所有的权利”。一个月后，她在数天的极度痛苦中死去。《每日电讯报》报道，她“以她一直害怕的方式”死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在其著作《协助自杀和安乐死的未来》中指出，允许协助死亡的法律只要存在，就会给伦理道德带来极大腐蚀，让我们一头冲向毫无价值的死亡和强制的杀戮。戈萨奇警告称，未来的道德败坏，只能通过维持“反对由私人有意剥夺他人生命的毫无例外的社会规范”来防止。生命必须保持神圣。但纸面上理论争论毫无意义，一旦因为病痛的折磨走进生命中的垃圾时间，几乎所有人都会思考的问题是：我究竟是选择好好死去还是不得好死？“不愿活下去的人”？
《不愿活下去的人》的写作开始于2015年的伦敦，那时恩格尔哈特还是一名新闻记者。那一年，英国议会要投票决定是否将医生协助死亡合法化。她就这个主题做了一些报道，还跟几个同事合拍了一部纪录片。她想知道，立法规定一种全新的死亡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似乎对我们如何理解生命的意义，以及理解我们觉得自己有义务遵守的社会契约，都至关重要。恩格尔哈特在转而关注美国及其《尊严死法》时，发现能找到的数据比她预计的要少得多。从那时开始她便意识到，如果想了解这些病人，就需要找到他们，和他们一起度过他们用来策划自己如何死亡的生命片段。随着对类似俄勒冈州那种尊严死法律的了解越来越多，她发现这些法律从哲学角度来讲，并不像她之前所想象的那么激进。她后来遇到了一些其他类型的病人：即使在医生协助死亡合法的地方也并不满足法定标准，但仍然想死的男男女女。他们说，他们都有绝对合情合理的原因。他们得了慢性病，他们很痛苦，他们年老体衰，他们正在变得精神错乱，他们不想活得像他们的父母那样久、病得那样厉害。这些人彼此之间大不相同，但他们似乎都在说着同样的话。在交谈中，他们会说到“理性自杀”，这种终结生命的方式至少在理论上并非出于冲动，也并非由精神疾病所激发（即“绝望自杀”，是自杀的绝大部分原因），而是在经过极其冷静、清醒的数学计算，做了成本效益分析之后的决定。很多人都说，他们遇到了法律的限制，于是只能在法律之外寻找解决方案，有时候，他们得到的帮助来自亲友。也有时候，人们通过互联网得到一些小型但往往组织严密的秘密团体的救助，有些活动家称之为“地下安乐死”。4年间，跟恩格尔哈特交谈过的有好几百人，他们跟协助死亡有各种各样的关联，有的在法律范围内，有的则在法律之外。她接触过一个住在新墨西哥州沙漠里的萨满，接触过一个读过《老子》的墨西哥毒贩，接触过一些从网上订购致命药物的老年人。恩格尔哈特每天都能读到关于医生协助死亡的新闻报道，讲述的故事整齐划一，无外乎俄勒冈州或加州或比利时的某人生了重病，在接受诊断结果后，作为对肿瘤、肺部疾病或是神经功能衰竭的直接回应，做出了痛苦但清醒的选择。然而恩格尔哈特碰到的很多人，他们的故事都比这些新闻报道更复杂，也更缠夹不清。我碰到的那些人想死当然是因为他们生病了，但也同样因为精神上的痛苦、孤独、爱、羞愧、很久以前受到的创伤，或者渴望脸书上的粉丝认可自己。也就是说，恩格尔哈特遇到的人都不是清一色的。他们并非都讨人喜欢，并非都容易相与，甚至感情上也并不总是清晰可辨。在面对死亡时，他们并非都很勇敢。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并非都能给他们周围的世界带来有意义的经验教训。![]()
尊严等同于控制括约肌
在生命行将结束时，对绝对控制权—或者可能只是一丝丝控制权—的这种渴望，以及对有时用来维持毫无生机的一具躯壳的机器的这种反抗？这些都关系到免遭病痛折磨的渴望，关系到自主权。但恩格尔哈特遇到的大部分人来说，选择在计划好的时间去死，最主要的还是关乎“尊严”。当然，尊严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有些哲学家对这个概念挑出了好多毛病。他们认为，尊严这个概念往好了说是多此一举，只不过是表示尊重选择、尊重自主权的另一种方式。也有些人对于把这个概念用在这场战斗中表示愤慨。他们问道：难道不是所有人都早就被赋予了与生俱来的尊严吗？以此推之，难道不是所有人在死去的时候都是有尊严的吗？临终医疗援助的支持者将这个词纳入囊中，放在语带委婉的口号“尊严死”里，并声称只有他们才能用这个词，但反对者也有自己的关乎尊严的诉求。恩格尔哈特在为《不愿意活下去的人》采访病人和垂死的人时，有时会问他们一些关于尊严的问题。她承认，自己刚开始的时候期待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某种超凡的智慧，就好像他们会因为特别接近死亡，而以一种我无法做到的方式去理解世事人情。她采访过的很多人都把尊严等同于控制括约肌。他们说，到他们把屎尿拉在裤子里，或是必须让别人来帮忙擦屁股的时候，他们的尊严也就丧失殆尽了。真的就这么简单。看来，就算人们难以准确定义尊严究竟是什么，在有什么事情让他们觉得有失尊严时，他们内心还是知道的。对他们来说，为死亡做个规划往往是为了避免失去尊严。他们认为，没了尊严会让他们感到羞愧、屈辱、无力、压抑、自私和丑恶，无法再举止端庄，经济开支也会高得离谱，还会觉得不堪重负、不合理或不真实。“这事儿我该怎么说呢？我觉得对任何人来说，无论多大年纪，都几乎不可能想象自己会如何死亡。”恩格尔哈特的采访对象贝蒂说。她们在贝蒂的餐厅里，坐在木椅上吃着水果沙拉。贝蒂述说着自己的墨西哥之旅、那些药品，还有她们关于自杀的约定。贝蒂能想到的最好的结果，也是唯一她能通过计划做到的，就是“平静地死去”，她希望能通过缩短生命的最后一程来实现。她宁愿在病得特别厉害，或者精神错乱到迷失自我之前就死掉。服用过量巴比妥酸带来的深度睡眠似乎能帮到她。贝蒂想着，人类到生命终点时会被扔在那里受苦受难，而狗狗却可以通过打上一针来脱离苦海，真是奇怪得很。同样奇怪的是，让狗狗脱离苦海还会被看成一种仁慈。人还不如一条狗，真够奇怪的！死亡权支持者有一句口号在网上广为流传，贝蒂也很喜欢：“我宁愿像狗那样死去。”点「在看」，给阿信加鸡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