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风雨险崖子—同心退休老干部撰写青春回忆录系列（二）

1975年的春节刚过，预旺公社第二期路线教育运动开始了。

北关大队在余组长撤出后时隔半年，又重新派了工作组。组长是马守福，预旺本土干部，当过大队支书，是自治区“农业学大寨标兵”，受到过自治区的嘉奖。后来吸收为少数民族干部，时任预旺公社副主任。

与前期组长不同的是马组长显得朴实厚道，讲话社员群众爱听。他说“党在农村的基本路线教育，以抓阶级斗争为纲领，以农业学大寨为目的，这就是‘纲举目张’”。

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科班”干部，对“语录”理解得很透彻。对路线教育的原则也把握得很准确。他说“路线教育是教育人的，不是整人的”。

运动的形式从上到下形成一个模式分为“三步曲”(三个阶段)；宣传教育的重点还是刷写标语，统一印制的标语仍然是“老三套”:以阶级斗争为纲；农业学大寨；大学马列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

这次不是生产队长派活，而是工作组长找我谈话，要我刷写标语。

“我不干”！ 

“为啥不干”？

“运动把人整怕了，不敢干”！“因为写标语，我丢了代课教师。再写，小心把‘回乡知识青年’也丢了者”。我这样拒绝了。

马组长告诉我，这次是替工作组干工作，全大队的标语你都写，每一条标语下面都写上小字:北关大队工作组宣。“有啥问题我负责”。

在哪里跌倒了，就应该在哪里爬起来。我又拎起了灰浆桶，拿出了大排笔，在村里高高低低的墙上书写着一条条标语口号。在公路边比较醒目的场窑高墙上，花了三天功夫，写了“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

一幅幅标语，书写着那个时代的社会特征，同时也书写着我的人生转折……

李家岗子，六年前从南塬大队划到北关大队。由于衔接不力，管理不好，三群羊在套庄险崖子山上(张家塬公社苏家台大队)放牧，六年没记羊帐。大队里有一本南塬大队转来的帐，只记着1969年底的存栏数。

工作组曾派了两个队员和畜牧队长去清了一次帐，羊帐没搞清，还与羊巴式形成对立，随羊把式吃饭，两顿饭都不见太阳，到中午嘴里口水直淌。蹲了两天跑回来了。

在工作组的汇报会上，两个清羊帐的干部相互指责，吵了起来。

“看你俩吵得怪吗，一次清不了，三回五趟地清它”。我劝了他俩一句。

其中一个赌气地怼过来:“你日能，你去清”！

“哎哟，我但是个干部，三天清不了羊帐，我一头栽到险崖子山上碰死去”。

随口搭言一句话，惊呆了在场的人。

“吹牛”！

第二天，我和社员们在饲养圈起粪。马组长找到我说:“你一个知识分子，臭哄哄地干这个活者呢。我给你派个任务，敢接吗”？

一听都是在激我，就应着他说:“不敢接，还是背粪争工分稳当”。

“我知道你吹牛去能行，干起来啥都不行”。他还在激。

“谁说我不行，‘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在那儿摆着，过路的人谁不说写得好”。

“那好，派你去险崖子把李家岗子的羊帐清了，行吗”？

“不行，我又不是干部。人家会说我黄鼠吃过地埂棱了”。我推辞着说。

“工作组派你去清帐，代表工作组工作。没有地埂棱”。“畜牧队长年龄大了走不动，他侄子认得路，带你去”

“上次我们的干部去清帐，回来说的还是1969年的数字。六年了没增没减，鬼才相信呢”！

好像是在商量，又像是下命令:“你这次去一定要搞清楚。最起码要像这个帐上记的，搞清今年的存栏数”。

他顺手给了我一个篮皮帐本子。我看了一下帐本，简单着呢:一个总数，其中公羊、羯羊、母羊包括羔子各多少。

马组长的诚意我欣然接受了。反正是为了挣工分。清帐总比背粪轻松。

这天一大早，李家岗子的李士莹背着一袋子谷面馍馍，带上我直奔险崖子。

上午时间，天还凉快着呢，我们骑着自行车，走的是平路。到了烈日当头的时候，我们走上山路了。

炎炎夏日，我们走得满头大汗。一阵山风吹来，感觉有点凉爽，但山风卷起了路上的黄土，却又是一番景象。

我们俩骑一辆自行车，平路上“吊鱼儿”人骑车，山路上“鱼儿掉”车骑人。

比我年龄大的李士莹扛着自行车，我背上干粮袋。一袋子干粮背了我一身汗。

“咋背这么多馍馍？”

“我爸爸说了，干部去都吃不上饭，你俩多拿些馍馍，以防挨饿”。

我和李士莹商量:去了只说我们是工作组派来清帐的，其它不要说。

太阳西斜，再有一杆子高就落山了，我们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也走进险崖子山，很快就到了羊圈上。

我躺在凉爽的崖窑炕上，盘算着怎么能让羊巴式积极配合，尽快把羊帐搞清。

想着想着，我的心跳加快了: 这三个羊把式不简单，干部来都吃不上饭，我两个黄嘴娃娃能行吗……

现在已经到圈上了，箭在弦上，没退路了。宁叫挣死牛，不要翻了车。不行也得行。

我和李士莹立刻通知羊把式家属: 羊回来先不要进圈，我们到了一群一群地数着进。

一听要数羊，三家看圈的商量，在苏姓的家里给我们做了些“汤饭”。我一看是麸面饭，清汤寡水的，就吃了一碗。苏家老妈子说“我们这里的磨不好，把好麦子都推成黑面了”。

说话间，夕阳西下，三群羊都回来了。我们俩加上三个羊把式，把守在羊圈门口，进一只数一只，五个人共同数。一群进完了，三个羊把式为一票，我俩各为一票，以相同或相近的两票数字为准，确定该群羊的数字。很快三群羊现有的总数都搞清了。

我们把现有的羊数和六年前的存栏数相比较，一群山羊增加了70只，另外两群绵羊也分别增加了45和50只。三群羊的存栏数都有增加，有发展。

待羊把式吃饭回来，我们开始把各自放牧的公羊、羯羊、母羊、羔子明细分清，记在大队羊帐上，羊把式各自按了手印。

至此，羊帐清楚了，我们也可以回去交差了。

可我有一事不明，请教了羊把式:明明三群增加了165只，上次清帐的人回去说没增没减。难道他们连数字也不会数？

李姓羊把式带着哭腔告诉我们，上次来的干部，在羊圈里追了一早上，惊得羊跑过来跳过去的，没数成。

“那像你们，进一只数一只，给我们来了个措手不及”。

“晚上回来也是在这个窑里，叫我们三个站在地下，喊定三声要我们老实交待，这六年宰者吃了多少羊？偷着卖了多少羊？说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冤枉啊！我们都是贫苦的贫下中农呀，一年四季，没冬没夏地在山上放羊。把集体的羊当自己家里的一样操心着，不敢，也舍不得宰着吃，更不敢偷着卖。现在既没了功劳也没了苦劳，倒像坏分子一样被审查”。

“我们一气之下就说:羊就这些羊，你数去；帐在你们手里，你算去”。

多么纯朴老诚的农民啊。三家人住在这个山里头十多年，上山牧羊，下地种粮。整整六年，大队没记过帐，小队没送过粮。沟台上有点地，三家人自种自收。每年收点庄稼，人吃粮食，羊食麸糠。完全处在自然生长、自然繁殖的情形下，能有发展就很不错了。

面对这样诚实忠厚的农民，我们没理由将他们当坏分子对待。良心指使我必须把这六年的帐给建起来。既给工作组有个交待，也给羊把式有个交待。不然，再有运动谁能说得清。

虽说建六年的羊帐，从生产到成活，从出栏到存栏，是非常麻烦的。但是有1969年底的存栏数，就从1970年开始，当年产羔多少，存活多少，给社员宰了多少，给国家卖了多少，年底存栏多少。羊把式认真想，我们仔细算，一年一年地推，一遍又一遍地算。推算到与现有数字相差无几时开始上帐。

由于白天羊把式要出山放羊，清帐只能晚上进行。连续三个晚上，三群羊的帐全部清完建全。 

在整个清帐过程中，我们始终记着马组长说的那句话:“路线教育是教育人的，不是整人的”。我们心平气和地清帐，耐心细致地建帐，消除了羊把式与我们的对立情绪，也拉近了和羊把式的关系。

我们到的当天晚上，苏家大妈的“磨”就好了，半夜里一盘子白面馍馍端上桌子。第二天一大早，李姓羊把式就来说，一只大羯羊跌到崖里把腿拌折了，活不成就宰了。我心知肚明，已经宰了咱就吃。 

在险崖子几天，我们天天吃肉。临走之前李士莹干粮袋子里的谷面馍馍也变成了熟羊肉。

第四天早上，我们和羊把式一起吃了“起脚饭”，羊出圈时我们也出山了。

天阴沉沉的，时不时还挂上细细的雨丝。盛夏在雨丝中行走，特别凉快。雨丝盖住了路上的黄土，再也落不到路人的身上。两个年轻人像打了大胜仗一样，一路走，一路唱，高高兴兴，凯旋而归。

我们给工作组交了一个完整准确的帐本子。马组长问我咋清了？我说:“以清帐为手段，以建帐为目的”。“前几年没管好，己经过去了”，“把现在的帐建好，便于以后的经营管理”。具体细节他没问，我也没说。

在公社工作队第二阶段工作汇报会上，北关积了六年的羊帳清了。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因为前几年改变行政区划的不单是北关、南关、南塬，青羊泉、李家洼子都有，龚家湾还分出个白崖子大队。羊帐都没清。

北关工作组把羊帐清了。领导们连续追问，如何清的？把情况详细介绍一下。

可马组长只知道结果，不知道过程。

书记着急地指着北关的工作队员说:“你们谁清的谁来站起来说”！

可是没人能站起来。

马组长就实话实说了:“我们派了两个回乡知识青年清的”。

“那就叫他下午来来说”。

中午，马组长骑自行车找到我说:工作队叫你汇报清羊帐的事呢，你去把清帐的过程说一下”。

我以为就工作队的几个人听我说清帐的过程呢，就早早和马组长到公社里，没想到各大队的工作组、支书，公社的领导、工作队的领导都来了。

马书记下乡时曾在我们家吃过饭，见了我就说:“噢，小马，你清了。给我们说说清羊帐的方法步骤”。 

不是要听过程吗？怎么又是方法，又是步骤？

我踌躇良久。壮着胆子站了起来，头却红了。

战战兢兢，结结巴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

一句话没说出来，一身汗却淌出来了。

马书记用一口韦州话鼓励我:“罢紧张，怎么干的就怎说”。

马组长为了缓解气纷也调侃说:“碎街油子，你溜嘴去能行，到正规场面上你也怯场呢。把给我说的再说一遍”。

我的头上像泼了一盆冷水，突然清醒了。

我说，清帐是手段，建帐是目的。第一步为了防止羊把式串群，我们到羊圈的当天晚上，突击清点了实有羊数字，接下来把重点放在建帐上。

我把建帐的过程详细说了一遍。

领导们听了很高兴，要把北关的作法在全公社推广。工作队肖队长也说:“启用回乡知识青年参加路线教育，这是个新路子。我们应该重视利用当地知识青年和退伍军人，作为农村积极分子，参与路线教育工作”。

险崖子之行，得到了领导的好评，奠定了我将跳出农门的基础。同时，也插上了我欲飞翔的翅膀。

写于2024年12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