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夜刷手机 有害健康
对比一下历史数据：2017年中国住院率为16.5%，已经超过了美国、英国、意大利等高收入国家，甚至也超过了我们的邻居日本和韩国。但有意思的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却远低于这些国家。
再往前看，2003年中国住院率只有4.7%，到2010年升到了10.0%，再到2013年的14.1%，2019年的19.0%。这攀升速度简直跟房价有得一拼！
事实上，从某种角度来看，医院和医生在住院率攀升中扮演了隐形推手的角色。
比如，西安在职人员在三级医疗机构的门诊报销比例为50%，最高支付限额为2000元；而在三级医疗机构住院部，报销比例不低于88%，最高支付限额高达40万元。
这种巨大的报销差距让很多人都倾向于办住院手续，争取更多报销额度。
在2019年以前，医保部门和医疗机构之间采取按项目付费的方式。简单来说，医院每做一个项目就多一份收入，费用由参保人和医保部门承担。当时，许多医院为了增加收入，倾向于诱导患者多做检查、多吃药、多做手术，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患者住院。
因此，从2003年到2019年，住院率节节攀升。
为了更合理地分配和使用医疗资源，国家医保局开始推行医保基金支付方式改革，引入了DRG管理工具。
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医疗负担重，住院人次逐年增加，医保面临破产风险。DRG模式下，医保不再按实际费用支付，而是按病例所进入的DRG组别进行固定支付。
这意味着，如果医院过度检查、过度用药或过度治疗，反而会亏钱。
1984年，美国Medicare推出DRG后效果显著：从1983年到1990年，平均住院日从10.2天降到8.7天，住院总费用增速从18.5%降到5.7%。
中国不仅引进了DRG模式，还在此基础上创造了DIP模式。
DIP基于患者住院的真实经历，把每一种病和治疗方式组合起来，形成一系列病种组合。DIP比DRG更加精细化，以阑尾炎手术为例，在DRG里只有一个分组，但在DIP中则分出了37种。
但是，中国在推行DRG/DIP支付方式改革时，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
按照医院的工作量（点数）来结算，点数上不封顶，这意味着单个医疗机构的收入没有上限。这样一来，医院可能会把门诊病人转到住院部，通过增加医生的工作量来获得更多医保报销金额。
更棘手的是，医院发现虽然同一病种单次住院的报销金额是固定的，但如果让患者多次住院，就可以多次获得报销。这就是所谓的“分解住院”，次数越多，回报越丰厚。
为了提高住院率和获得更多报销收入，有些医院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比如，江苏无锡虹桥医院勾结中介或以提供免费体检为名，诱导参保人员虚假住院，通过伪造医学文书、虚构诊疗服务等手段，涉嫌骗取医保基金1179.2万元。
这家医院已经形成了一条通过虚增住院人数来骗取医保基金的利益链：中介每介绍一人分50元；参保人员每次“住院”分200-300元；负责虚假诊疗的医生每单分50-80元，其他医护人员每编造一份检查报告分15元。
然而这却并不是孤立事件，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比如重庆，今年就查出了50多家涉嫌骗保的医院。在这种模式下，小病大治、过度医疗几乎成了必然。
当然，过度医疗的问题并不只在中国存在。
上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曾推行牙科治疗全报销政策，初衷是减轻民众看牙成本，结果却适得其反，六十年代出生的英国人牙齿健康状况反而比上一代和下一代都要差。原来，在免费医疗体系下，牙医会搞“过度医疗”项目，反复折腾患者的牙齿。
这种不合理的住院率和过度医疗最终会让医保基金承压，因为医保基金的大部分资金来自社会众筹，羊毛出在羊身上。
如果每个人都不为大局着想，认为看病反正有医保，最后当医保基金被过度挥霍之后，只能通过不断抬高医保缴费金额来弥补这些亏空。
这样下去，最终受伤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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