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荐读 |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和邓小平在财经领域的合作

一是集粮济沪。1949年12月中旬，华东、华北因旱涝灾害而缺粮的报告纷纷送到陈云桌上。根据华东、华北最低限度的估算，华东来年缺粮11亿斤，华北缺粮18亿斤，共29亿斤。为此，中财委决定调粮到上海等大城市和灾区。经过筹划，中财委决定从东北调入15亿斤，华中调来11亿斤，共26亿斤，尚少3亿斤。明年由于粮食求过于供，市场粮价突出是必然的。而新中国成立后几个月来的实践证明，只有掌握足够的粮食，才有可能防止物价猛涨。为稳定上海物价，支援华东灾区，1949年底，中财委要求西南调4亿斤粮食去上海。陈云指出：“为了保证几个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与棉花，不惜工本从四川运些粮食到宁沪。准备四万万斤，来提防奸商的捣乱。”“如果四川能下江三四亿斤，则明年克服粮荒的可能是存在的。”

△ 1949年12月12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的关于粮食供应和运输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电报

对于中财委的调粮计划和救灾安排，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局顾全大局，积极响应。1950年1月2日，邓小平在向中共中央呈交的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指出：1949年四川、贵州收成尚好，贵州有少数县份已经开始征粮，缴得又快又好。四川屯粮工作尚未开始。我们正督促部队迅速抽干部下乡，首先求得拿到粮食。中财委要我们送4亿斤粮食去上海，这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可能的。与此同时，邓小平又根据西南交通不便以及刚解放、干部少的实际情况，提出接受、保管、运输粮食的事，须由中财委或上海派一个大的机构来办理才行。

运送粮食和棉花接济华东，是关系全局的大事，陈云对这件事抓得很紧。1月11日，他接连起草两封电报，一封给华中的邓子恢和东北财委，要求他们短期内运粮济沪应急，一封给华东的饶漱石、曾山：“我们要四川调米4亿斤东运。西南财委佳（9日）电称：2月初即可开始起运，但要求华东派人组织运输并在宜昌建仓。”“川粮运沪事，我以为你们以尽量抽出人力去组织运粮为好。”第二天，陈云再次指出：“我担心的问题，仍是粮食、棉花接济华东的问题。为此，除由东北、华中运粮济沪外，极力想从四川再运三四亿斤。昨已电商由华东抽人组织东运，并于宜昌设仓。”

当时，西南调运粮食的费用是很大的，平均计算运费等于粮价。陈云说：“四川粮用人力搬运，运11亿斤粮即得用11亿斤。先搬川粮4亿斤到宜昌，雇用华东人力搬，一面运粮，一面救灾。”当时西南大力支持中共中央调粮，陈云予以表扬：“西南初解放干部少，现把一切可调的军政干部用于征粮，在此种困难情况下，勇敢担任集粮济沪是很好的。”

二是积极配合陈云关于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重大部署。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是稳定物价的基础。如果各个地区之间各自为政，甚至相互封锁，要稳定物价是不可能的。随着统一财经的条件逐步成熟，中财委召开一系列会议，开始部署这方面的工作。1950年3月3日，政务院第22次政务会议讨论并通过陈云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最重要的措施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重点在财政收入。全国财经工作开始实行统一管理。

△ 1950年3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对于陈云做出的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部署，邓小平予以积极配合。西南解放不久，邓小平即向中财委请示关于税收、税目、税率统一及管理问题。1950年1月11日，陈云同薄一波复电西南财委，指出：西南地区解放不久，财经由中央统一需要半年时间。所谓由中央统一，首先是指公粮及主要税收归中央，再由中央按预算拨给地区粮款；其次是指全国统一的税则、税目、税率及管理制度、税收任务由中央规定，但具体管理工作还是由地区负责。

按照陈云提出的财经工作先由大区统一，再由中央统一的具体办法，邓小平领导西南财委通过建立金融秩序、平抑物价、保障财政、调整私营工商业等措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了西南财经统一和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从而为实现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三是努力完成中财委分派给西南局的各项具体任务。我国缺乏天然橡胶。抗美援朝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天然橡胶无法进口。苏联和东欧国家也缺乏橡胶。苏联要求中国开辟橡胶园，发展橡胶生产。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为了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发展我国自己的橡胶生产基地，由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主持这项事业。经过调查研究，发现除海南岛外，中国大陆上粤、桂两省北纬二十四度以南地区，云南北纬二十五度线以南、东经一百零二度以西地区，四川自泸州至万县长江河谷地区能够种植橡胶树。因此，西南地区被确定为种植橡胶树的重点地区，云南省被确定为种植橡胶树的三个重点省之一。接到中财委分派的任务后，邓小平及西南局高度重视，指示云南省委及相关地区认真落实华南分局关于种植橡胶树的计划。1951年9月12日，邓小平起草中共中央西南局转发华南分局关于种植橡胶树的计划给中共云南省委的电报。电报说：“你省是种植橡胶的三个重点省之一，兹将华南分局的计划转给你们，请你们立即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从速订出计划报告我们及中央。”同年10月13日，陈云签发中财委复西南财委电，同意西南财委关于布种橡胶的决议。由于部署得力，西南局较好地完成了种植橡胶树的任务。

另外，西南是我国重要矿产区，承担着中财委指定的对外矿产贸易的任务。为确保任务完成，1950年5月1日，邓小平致电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军区政治委员宋任穷：“云南保障对外贸易4千吨锡一事，有关国家信誉，中央非常关怀，请你亲自掌握，用全力保障此任务之实现，并随时将情况向中财委及此间作报告。”

一是为西南财委建立金融秩序予以货币支持。1949年12月10日，重庆解放刚10天，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川东和重庆分行等主要金融机构即正式成立。同时重庆市军管会发布告，宣布人民币为市场唯一合法货币，用人民币收兑人民群众手里的国民党政府货币。当时，随二野大军运进城的人民币总共只有1千亿元，而实际上至少需要9千亿元才能稳定金融。因此出现了挤兑风潮。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商量后，调集部队所有款子补充库存，再从临近地区调集一些来应急，同时电请中财委急调了几千亿人民币空运重庆，平息了挤兑风潮。

△ 1954年10月15日，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合影。（前排左四为陈云、右三为邓小平）

二是为西南局进行基本建设予以经费支持。1952年2月27日，邓小平致电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请求从1951年行政费节余的5千亿元中，抽提1千亿元解决西南几个迫切的问题：（一）架设新建县以上地方电讯线路299公里。此项线路重点在云南。为加强边防，巩固国防以及配合土改，贯彻民主建政所必需，务请批准。（二）重庆在修建一批仓库（包括临时仓及简易仓），解决贸易公司百货棉花均露天堆放的问题。（三）在重庆建盖一批房屋，以供工业、民政、卫生三部门需要。以上两项亦可解决部分工人失业及产品积压问题。（四）重庆市医院很少，修建一个医院并在城郊办一个干部疗养院，城市办四个托儿所。3月7日，陈云同薄一波、李富春复电邓小平，同意西南财委所提修建县以上部分新的电话线路和西南民政、工业、卫生部门房屋及仓库、医院等项预算。同时指出，为划清年度收支界限，1951年西南结余仍应全部上缴，要求留用的1千亿元可在1952年度预算内另行追加。

三是为西南局解放和经营西藏予以资金和政策支持。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决定由中共中央西南局担负解放西藏的任务。几天后，邓小平和刘伯承即作出决定，由二野第十八军执行进军西藏的任务。进军西藏的主要困难为运输问题，急需修建公路，但如报告施工计划与预算要误时误事。为此，邓小平和贺龙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要求先拨款后报告。陈云予以大力支持。1951年4月11日，陈云致电贺龙、邓小平等，提出：入藏公路修建“不能按正规手续办理，同意你们先拨款后报告的意见，由你们全权掌握”。“玉隆至昌都公路修建费，已告中财部先拨500亿元应用。”“泸定、飞仙关两大桥经费325亿余元，已告财政部立即拨去。”

△ 1951年5月，陈云在北京参加主持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右起：郭沫若、陈云、黄炎培、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西藏财经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需要审慎处理。陈云对此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1951年4月12日，陈云签发中财委复西南财委关于西藏解放后藏币是否另印或改为推行人民币的请示电。复电指出：藏币发行总额仅相当于银元280万元，数目甚小，故不急于推行人民币或另印纸币。要先把旧藏币稳定巩固，把贸易工作做好。同年4月，陈云又为中财委起草致中共西藏工委、财委并告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财委电，对西藏财经工作提出重要意见。他指出：（一）由于我在西藏驻军购粮购物，致使拉萨市场银元膨胀，物价大涨，其中粮、菜、柴涨得更多。为缓和物价涨势，决定拨给拉萨人民银行一批印度卢比外汇，以收回银元；同时，要修正西藏今年的财政概算，尽量节省支出，少抛银元。（二）必须打破帝国主义对西藏出口羊毛的压价封锁政策，凡属西藏卖不出去的羊毛，我们应该全数收购。（三）目前，国营贸易机构不要向老百姓直接收购和推销，不要把王公贵族喇嘛在贸易经营上原有的利益挤掉。（四）应用拨付你们的印度卢比，批给本地商人购买印度物品入藏，以拖住物价涨势；同时，必须节省财政开支，一切用出去的银元，都要以批售外汇收回来。（五）可经过驻印华商购买部队日用品入藏，我们也将通过外交渠道谈判由印度购物入藏问题。（六）财经问题是西藏重大的政治问题，财政、贸易、外汇三者必须互相配合，妥善掌握，使其步调一致。你们今年需要多少卢比，请计算电告，我们将尽量支援。这些意见，为西南局经营西藏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指导和经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