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代表们的最后命运,令人唏嘘!

百科   2024-11-12 11:28   浙江  

作者|李向阳 李林
原载|《江淮文史》

俨然红军“太上皇”的李德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指导中国革命,帮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十几位来自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国际代表,先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对于这些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的人,人们只从历史书中知道他们在中国的点点滴滴,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离开中国后的最后命运和人生结局。


▉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代表——维经斯基,安享晚年

维经斯基,原名格利高里·纳乌莫维奇·沃依琴斯基,又译维经斯基,1893年出生,俄国人。1920年3月经共产国际同意,受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分部的派遣,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率领三名俄籍人来到中国,他的使命是帮助创立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从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开始,就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


此后几年,维经斯基又五次来华,提出了“中国工人阶级正开始步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斗争最前列”和“国民党是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观点,出席了中共四大和五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壮大,维经斯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维经斯基态度谦和,中共领导人跟他的合作关系也比较融洽。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看成在工作中犯了重大错误,调离中国。回国后,维经斯基不再在共产国际工作。

尽管从此以后他慢慢淡出了政坛而转向教育工作,但仍然时时关心着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1931年日军侵略中国,维经斯基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声援中国抗日。

1947年,莫斯科东方出版社出版了维经斯基所著的《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讲演(1918年—1924年)》一书。1950年,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争取国家独立和民主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

1953年,《莫斯科东方科学研究所文集》第七期发表了他的《论东方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一文。也就在这一年,维经斯基病逝于莫斯科,终年六十岁。在众多共产国际代表中,他的晚景不错。

▉中共一大的参加者——马林,被德国法西斯处以极刑

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尼弗莱特,1883年出生,荷兰人。1920年5月,受邀从荷兰前往苏俄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便以马林之名投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21年,列宁委派马林为共产国际代表前往中国,同时负责考察远东各国的建党情况,以及调查是否有可能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远东局。


马林来到中国后,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起,筹划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促成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曾称赞马林是一个由“共产国际派来的”“精力旺盛和富有说服力的人”。


1923年10月,马林被共产国际调离中国。1924年初,马林回到了莫斯科。马林在莫斯科期间因与共产国际东方部意见不合,便辞职回国担任荷兰共产党的领导。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马林曾深有感触地对熟悉的中国同志说:“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1927年以后,斯大林大力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马林因同情托派脱离了荷共并自建革命社会党,后来他又拒绝参加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


二战中荷兰沦陷后,马林奋不顾身地投入地下斗争,秘密编辑发行《斯巴达克》报号召人民反抗德军的占领。1942年,荷兰地下抵抗组织被破坏,4月,马林被德国法西斯逮捕并处以极刑。


▉改组国民党的教练员——鲍罗廷,死于西伯利亚流放中

鲍罗廷,原名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年出生,白俄罗斯人。1923年9月,接替马林的工作,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苏联派驻国民党的代表。来到中国的鲍罗廷与孙中山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一起筹划改组国民党。10月18日,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孙中山逝世后,对于国民党右派的步步紧逼,鲍罗廷采取步步“和解”的策略,即对蒋介石的要求不断妥协退让。不仅如此,他还错误地认为农民运动中出现了过火行为,反对农民革命。退却的结果助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中国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年10月,鲍罗廷经蒙古回苏联后即被软禁。中共六大严厉批评鲍罗廷对大革命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共产国际也成立特别委员会对其进行审查。1931年,根据美国作家斯特朗的要求,鲍罗廷被斯大林特赦。


后来,他担任《莫斯科新闻》的主编,塔斯社代理负责人。1949年,苏联政府错误地指控美国进步作家斯特朗为间谍,并将她驱逐出境。鲍罗廷受到株连,于1949年2月被捕,1951年死于西伯利亚流放中。

▉“五月指示”泄密人——罗易,思想蜕变,病死故乡

罗易,原名纳伦德拉·纳特·巴塔查尔亚,1892年出生,印度人。1926年底,罗易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以后,作为共产国际最高代表奉派来中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组成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罗易为首席代表。


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作出《中国革命问题》决议。决议提出要“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组建一支八个师或十个师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据此精神,共产国际发出了著名的“五月指示”。


此时,中国革命正处于危急时刻。罗易为了保持同国民党的左翼联盟,拉拢汪精卫,竟将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交给汪精卫过目。“土地革命和建立军队”恰恰为汪精卫反共提供了口实,这件事迅速促成了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当时已受重创的中国共产党几乎造成灭顶之灾。


共产国际对罗易的鲁莽行为十分不满,决定将其立即召回。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曾尖锐地说道:“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他竟将共产国际的秘密指示真诚地送给汪精卫看,这完全是一种糊涂、愚蠢的做法。”


罗易晚年表现出对小资产阶级民主及共产主义的失望,转而开始研究称为“新人民主义”的新主张,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1954年1月,罗易在印度寓所中病逝。


▉“无间断”革命理论倡导者——罗米那兹,神秘死亡

罗米那兹,1897年出生,格鲁吉亚人。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为了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派罗米那兹到中国接替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的工作。罗米那兹筹备召开了八七会议,从组织上结束了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主张进行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


在罗米那兹指导下,中共中央农民部拟定了《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并根据罗米那兹的意见,决定在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由于罗米那兹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认识,不断强调他的“无间断”革命理论,以及革命形势“高涨”论,中国共产党在其指导下,从右到左,政策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直接导致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


在1928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上,罗米那兹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共产国际六大再没有选举罗米那兹担任任何共产国际领导职务。1930年12月,罗米那兹被指控组织反党集团。随后,解除了其党内一切职务。


1935年,罗米那兹在去车里雅宾斯克途中遭枪击身亡。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寓所中开枪自杀,原因是反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不过真相至今不明。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幕后推手——米夫,肃反运动中被迫害致死

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1901年生。米夫年轻有为,1925年10月,24岁的他就被任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当时为与校长拉狄克作斗争,米夫拉拢了部分学生,培养成自己的亲信。他十分赏识的学生中就有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王明。1927年1月,米夫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就任命王明为贴身翻译。


1930年10月,为纠正中共党内李立三“左”倾错误,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身份来到中国,参加了1931年1月7日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米夫亲自起草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草案),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名单,并圈定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王明等人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其后,米夫又宣称,中共党内只有王明才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上反对“立三路线”的,只有王明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最高,能忠实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因此,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产国际。就这样王明获取了中共的领导权。从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了在中共长达四年的统治,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1937年,在斯大林的肃反运动中,有人揭发米夫是政治反革命,是托派分子。很快,米夫就被逮捕和关押。1938年,被秘密枪决,时年37岁。


▉中央苏区与红军的“太上皇”——李德,晚年不甘寂寞,撰文写书反华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1900年出生,德国人。1932年秋,李德受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遣,来到上海。次年10月到中央苏区后,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主管军事战略战术和部队训练等方面的工作。


时任临时中共中央书记的博古,没有任何军事斗争的经验,所以特别仰仗共产国际的支持,将李德以“军事专家”待之,并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他。在这期间,李德推行军事教条主义,支持中共党内“左”倾错误方针、政策,推行正面防御战,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诱敌深入,反对游击战,把红军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反“围剿”经验诬蔑为“游击主义”而加以否定。

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军事课本上学到的条条框框,在苏区进行指挥,且作风粗暴,排斥一切相反意见,俨然成为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太上皇”,从而导致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长征。


1935年遵义会议上,李德被撤职,离开了中央机关,随红军一军团长征到陕北。1939年夏,李德在惴惴不安中被共产国际召回莫斯科。共产国际监委会与中国方面的负责同志并没有为难他,在协商后,作出了对李德的处理决定,结论是:有错误,但免予处分。

其理由为:李德仅是顾问,无权对中国共产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他提出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出了一些不正确的主意,因此李德可以免予处分,但从此共产国际不会再重用他,将分配他去做出版工作。


不久,他离开了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的岗位,并严格遵守某些人告诫他的“对中国的经历和观察保持沉默”的规定。如果李德就这样终老一生,中国人民还会念及他的苦劳。


然而,晚年的李德却不甘寂寞,随着1960年代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他突然不再遵守已恪守了20多年的“保持沉默”的规定,重新“顾问”起国际事务,特别是中国问题来了。

从所谓的历史事件到现实问题进行了“全面揭发”和“深入批判”,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大肆攻击,其代表作《中国纪事》于1973年出版。这本书与另一个当年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对外称苏联塔斯社记者弗拉季米洛夫所写的《延安日记》,成为当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歪曲和攻击的姐妹篇,在反华大家庭中颇为走俏。


然而,《中国纪事》出版后还不到一年,1974年8月15日,李德便卒于柏林。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中,还有因被诬陷为日本间谍而遭秘密处决的加仑,因“托派”问题开枪自杀的越飞,还有拉狄克、尼克尔斯基、库兹涅佐娃、马马耶夫、萨赫亚诺娃等等。

总之,共产国际代表们在中国革命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留下了重重一笔。

晓丽有话说
以时代女性的视角关注、品评普通人的情感以及日常生活世界,每天更新,只发精品,拒绝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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