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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荣誉会长（原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大家一定注意到了，我上文所举的诸多例证，都是词。比较起来，词“套改”或曰“化用”诗的成功范例，的确比诗“套改”或曰“化用”诗，要多得多。
为什么？因为词和诗虽然是最相近的文体，但毕竟不是同一种文体，其声律、句型（包括句子的长短、节奏）、章法、篇章结构等，仍然有或大或小的差别。而诗和诗虽也有古体近体、齐言杂言、五言七言、律诗绝句之分，但从宏观上来说，却是同一种文体，其声律、句型、章法、篇章结构等，差别不算太大。因此，词“套改”或曰“化用”诗的难度系数，总要比诗“套改”或曰“化用”诗的难度系数更大一些。好比同是汽车，用轿车零件去装配轿车，比起用卡车零件去装配轿车，是不是要容易得多呢？
有鉴于此，读者对于词“套改”或曰“化用”诗，与诗“套改”或曰“化用”诗，这两种同类的做法，所持的评判标准是不同的。这和奥运会体操、跳水之类竞技项目相类似，在运动员完成同等动作质量的情况下，动作难度系数高的运动员，得分要乘以权重。换言之，诗“套改”或曰“化用”诗，较难得到读者的赞赏；而词“套改”或曰“化用”诗，相对来说更占便宜。
北宋初年诗有“西昆体”。“西昆体”诗的创作技术特点是摹拟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五七言律诗的声律、词藻、句型、章法、篇章结构。这是诗“套改”或曰“化用”诗的一个典型。此流派在当时的影响颇大，但北宋时人就有不认同的。据宋·刘攽《中山诗话》记载：
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号“西昆体”，后进多窃义山语句。赐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敝，告人曰：吾为诸馆职挦撦至此。闻者欢笑。
祥符、天禧，皆宋真宗年号。杨大年，即杨亿，字大年。钱文僖，即钱惟演，死后谥文僖。晏元献，即晏殊，死后谥元献。刘子仪，即刘筠，字子仪。以上四人都是“西昆体”的代表作家。李义山，即李商隐，字义山。诸馆职，指在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等中央文史机构内担任修撰、编校等工作的官员。其所遴选，皆一时之文化精英。一任馆职，即成为名流。杨亿等皆曾任馆职。挦撦，撕扯剥取。
《中山诗话》此条记载的大意是说：真宗时期，杨亿等人因文学才华而在朝担任清要之职。他们写诗宗尚晚唐李商隐，号称“西昆体”。效法“西昆体”的晚辈诗人，多窃用李商隐诗中的语句。有一回真宗赐宴，有个宫廷中的滑稽演员，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自称李商隐，对人们说：我的衣服为什么如此破烂？都是让馆阁里的那些学士们给撕扯剥取的啊！听众闻言，都哄堂大笑。
北宋后期又有“江西诗派”。“江西诗派”的创作技术特点是“夺胎换骨”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即用前人诗意而改其语；点铁成金，即用前人诗语而改其意。这是诗“套改”或曰“化用”诗的又一典型。此流派在当时与后世的影响都比较大，但招致的批评也很多。当代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在其《宋诗选前言》中，将该诗派与“西昆体”都当作反面的典型加以讽刺：
在宋代诗人里，偷窃变成师徒公开传授的专门科学……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有个流弊：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是江洋大盗还是偷鸡贼，是西昆体那样认准了一家去打劫还是像江西派那样挨门排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这可以说是宋诗——不妨还添上宋词——给我们的大教训，也可以说是整个旧诗词的演变里包含的大教训。
钱锺书先生的批评，自有他的道理。他强调文学的写生与原创，否定文学的反刍与因袭。对此，笔者并无异议。但如果我们不在“文学应以生活为第一源泉”这个基本原理的层面上，而仅在诗词创作技术的层面上来探讨，“套改”或曰“化用”前人诗句的做法，还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全盘否定；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事一议。
（未完待续）
作者/钟振振 编辑/冯 晓
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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