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捉“真实世界”的信息:生态瞬时评估在自杀研究中的应用

文摘   2024-10-19 12:00   北京  


自杀的人想结束的是自己的痛苦,而非生命。

网络上有这样一句话“他们在笑着,同时也在想着自杀”。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看到的一组照片,记录了同一位女性在不同瞬间的状态。如果问哪一张更像是在自杀倾向下拍摄的,或许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指向左边那张。因为那张照片中的她看起来那么“丧”,神情呆滞,面容憔悴,甚至连肌肤都失去了光泽。而右边的照片中,她却妆容精致、神采奕奕,似乎满怀期待地准备参加一个party。然而,事实是这两张照片都是在她自杀意念发作时拍摄的。

再来看另外一张照片,那个开怀大笑、戴着墨镜的男子是林肯乐队的主唱Chester Bennington。这张照片定格了他与家人在海边度假的美好时光。然而,令人心痛的是,就在拍摄这张照片的几天后,Chester在家自杀身亡,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他的妻子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这张照片,并留言:“这是我丈夫自杀的前几天。自杀的想法其实一直都在。但你,永远不会知道”。

自杀的危机,仿佛是一种无形的阴影,潜伏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那些在聚光灯下熠熠生辉的明星,笑容背后或许隐藏着无尽的孤独与痛苦;那些为我们带来欢声笑语的喜剧大师,可能在舞台的另一端默默承受着心灵的重压;甚至是我们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他们的微笑中,或许也掩藏着不为人知的挣扎。

我认识一个女生,她曾在某个清晨站在教学楼顶,内心充满挣扎。她想用自我毁灭的方式结束痛苦,但最终选择了放弃。万幸,她没有迈出那一步。随后她给我发来一条信息,倾诉着内心的痛苦、懊悔和自责。她痛恨自己的懦弱,没有勇气跳下去。可就在前一晚,她还笑着对我说自己很好,要努力学习,期待参加更多的社团活动。那时的她,看起来一切如常。后来,她接受了建议,开始进行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但为什么当我们身边的人出现自杀危机时,我们却难以识别出他们的风险?

一项涉及14322人的自杀筛查研究发现,719人在过去一年中曾有过自杀念头,其中348人从未向他人透露过这些想法。更令人担忧的是,另一项研究显示,在匿名调查中,有5.1%的人承认有过自杀想法。而在对相同人群的实名评估中,这一比例骤降至0.9%。一项针对自杀未遂人群的跨国研究发现,相较于欧洲、拉美、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的人群,中国人更倾向于否认与自杀相关的问题。这可能与社会文化因素有关,传统观念使人们对自杀和心理健康问题的讨论更加敏感,导致中国自杀人群更倾向于隐瞒。尽管我们掌握了一定的自杀预防知识,并了解了一些征兆,仍难以识别自杀的高危时刻。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没有这样的念头,而是他们不愿透露真实的想法,甚至将自己的痛苦掩藏在微笑之后。

自杀的想法往往出现在瞬间。

一项研究显示,大约25%的自杀未遂者否认曾有自杀想法,近1/3的自杀未遂者是在没有任何事先计划的情况下实施了自杀。也就是说,有自杀倾向的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低风险”转变为“高风险”。

另一项研究对27名有自杀史的患者进行了28天的调查,每天在4个时间点随机询问他们的自杀意念。结果显示,他们在不同时间点的自杀意念强度波动很大。                       

(不同颜色的曲线代表不同个体)

图片来源:武昱, 杨丽. (2022). 自杀意念及其风险因素的短时波动探索.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0(6), 1263-1269+1343. https://doi.org/10.16128/j.cnki.1005-3611.2022.06.001

这是一位BPD患者,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一次自杀未遂的经历。当天早晨,她与爱人一起散步,共同享用美食,度过了愉快的时光。照片中,她对自己的发型非常满意,笑容灿烂。然而,她自己都没想到,七小时后她因服药自杀被紧急送医。她留言道:“自杀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决定,不一定伴随着眼泪。即便你的孩子正在家熟睡,你的伴侣几个小时前还给了你一个晚安吻。自杀,也可能发生。”

自杀难道就真的无法预防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自杀行为并非不可避免,但这首先依赖于准确的识别和评估。

自杀是一个低概率事件。识别潜在的高风险时刻,对预防自杀至关重要。因此,许多研究者尝试用不同的方法预测自杀行为。然而,一项元分析发现,过去50年对自杀危险性的预测能力仅略高于偶然水平。此外,这些研究对自杀危险性的采样频率通常比较低,只有不到1%的研究每月对被试进行一次以上的评估。这与自杀危险性的瞬时变化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先前基于长期或横向的自杀危险性预测研究可能存在方法学局限,传统的评估方法往往无法捕捉这些瞬时心理状态的变化。即使我们努力寻找潜在自杀者,若方法不当,仍难以准确揭示“谁”“何时”处于“高危状态”。

生态瞬时评估(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简称EMA)

生态瞬时评估是一种数据采集方法,通过智能手机等设备实时监测高危人群的自杀意念、情绪状态和行为,捕捉其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的变化,在自杀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传统评估方式相比,EMA在自杀研究中具有哪些优势?

1.减少回忆偏差。传统的回顾性报告依赖个体的主观回忆,易受当前状态影响,且个体可能因羞愧或害怕被评判而不坦诚表达真实感受。而EMA通过在一天内对自杀高危人群进行多次评估,实时捕捉他们的自杀意念和行为,减少了社会期望和自我审查的影响,从而大大提高了数据准确性。

2.提高生态效度。实验室观察虽能消除记忆偏差,但缺乏真实性。EMA在个体真实生活环境中进行,更好地反映日常应激因素对自杀意念的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自杀行为的成因。

EMA能够实时捕获自杀意念和行为发生时的细粒度“真实世界”信息。

Czyz等人(2018)发现,对于接受急性精神障碍治疗的青少年,EMA报告的自杀意念比标准临床评估更多。Esposito等人(2022)的一项研究比较了EMA与传统回顾性访谈在评估青少年自伤想法和行为的效果。在28天的随访期内,研究人员每天对有自杀危险的青少年进行3~6次的EMA评估,同时使用经过修改的哥伦比亚自杀严重程度评定量表(C-SSRS)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结果显示,EMA在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报告率为88%,而传统访谈为59%;在自杀意念方面,EMA的报告率达到100%,传统访谈仅为57%。这一差异进一步强调了EMA在捕捉自杀意念和行为方面的显著优势。

图片来源:Esposito, E. C., Duan, A. M., Kearns, J. C., Kleiman, E. M., Conwell, Y., & Glenn, C. R. (2022). Measuring adolescents’ self-injuriou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Comparing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to a traditional interview. Research on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pathology, 50(8), 1095−1105. https://doi.org/10.1007/s10802-022-00907-3

在危机时刻,选择隐瞒自己真实感受的人并不在少数。然而,及时而准确的评估方法能够更有效地识别自杀危险性,为潜在的自杀者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干预。研究表明,在自杀领域开展生态瞬时评估研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安全的,能够增强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赋权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自己的心理健康。从临床角度来看,生态瞬时评估利用实时、高密度的重复评估可以更好地捕捉自杀意念的短期波动,识别真实环境中的近端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从而促进对自杀事件更准确的因果理解。生态瞬时评估为精神卫生保健人员和临床心理工作者提供了检查日常自杀意念及短期波动的新工具,有望进一步提高理解、预测和预防自杀的能力。

参考文献:

武昱, 杨丽. (2022). 自杀意念及其风险因素的短时波动探索.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0(6), 1263-1269+1343. https://doi.org/10.16128/j.cnki.1005-3611.2022.06.001

Czyz, E. K., King, C. A., & Nahum-Shani, I. (2018). Ecological assessment of daily suicidal thoughts and attempts among suicidal teens after psychiatric hospitalization: Lessons about feasibility and acceptability. Psychiatry Research, 267, 566−574. https://doi.org/10.1016/j.psychres.2018.06.031

Esposito, E. C., Duan, A. M., Kearns, J. C., Kleiman, E. M., Conwell, Y., & Glenn, C. R. (2022). Measuring adolescents’ self-injuriou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Comparing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to a traditional interview. Research on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pathology, 50(8), 1095−1105. https://doi.org/10.1007/s10802-022-00907-3

Franklin, J. C., Ribeiro, J. D., Fox, K. R., Bentley, K. H., Kleiman, E. M., Huang, X., ... Nock, M. K. (2017). Risk factors for suicidal thoughts and behaviors: A meta-analysis of 50 years of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3(2), 187−232. https://doi.org/10.1037/bul0000084

Mérelle, S., Foppen, E., Gilissen, R., Mokkenstorm, J., Cluitmans, R., & Van Ballegooijen, W. (2018).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non-disclosure of suicidal ideation in adul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5(5), 943. https://doi:10.3390/ijerph15050943

Uhl, E., Raybin, H. B., Liu, N. H., Garza, M., Barakat, S., Munoz, R. F., & Leykin, Y. (2023). Discrepancies in suicide screenings: Results from an inter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320, 18–21. https://doi.org/10.1016/j.jad.2022.09.122

Wyder, M., & De Leo, D. (2007). Behind impulsive suicide attempts: Indications from a community study.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04(1−3), 167−173. https://doi.org/10.1016/j.jad.2007.02.015

推文源文

吴才智, 贠芸, 肖志华, 周忠英, 童婷, 任志洪. (2024). 生态瞬时评估在自杀研究中的应用. 心理科学进展, 32(12), 2067-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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