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育民 | 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知

李育民

作者简介

李育民，湖南耒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和政治史研究，撰有《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中国废约史》《晚清中外条约关系研究》《近代中外条约关系通史》（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辛亥革命卷》（主编）等，发表《近代中外条约研究的话语体系构建》《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与朝贡关系的主要区别》《晚清时期条约关系观念的演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帝主张的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共产党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进步党述论》《论孙中山的“权能区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三个方案及其命运》等论文。

【摘要】武昌起义爆发后，来华外国人极为关注，当时便著书撰文阐述他们对辛亥革命的见闻和看法。震惊之余，他们虽未能完整揭示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但在相当程度上指出了革命势在必然，并必将走向共和的各个因素。他们看到，作为历史转折点，辛亥革命对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且具有世界意义。同时，对革命自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他们亦作了观察，尤其是对在“反满”这一辛亥革命特殊形式中出现的过度暴力，作了直观的披露。他们或直接接触，或耳闻目睹，了解和认识了这一历史转折时刻的各种人物，揭示了这场革命的另一面。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知，既提供了一些新的史实和某些客观评论，又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思想立场及主观偏见。

【关键词】来华外国人；辛亥革命；认知

辛亥革命是一次震惊世界的伟大事件，不仅改变和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反响。对这一重大事件，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大量叙述和诠释，揭示了革命的全过程及其意义。然而，作为一场波及整个中国、牵涉世界各国的革命，还存在大量需要深入认知的空间。自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外国人大量涌入中国，他们对中国发生的各种事件均作了记述，其中对辛亥革命尤为关注。这些来华外国人当时便著书撰文，记载了亲身经历的所闻所见，既补充了辛亥革命的史实，又阐发了他们的相关评析，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这场伟大革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些著作的作者来自英、美、法、奥匈等国，有领事、记者、商人、传教士、教育家、旅行家等，他们或已驻华多年，或临时来华访问，或常年在各地传教，或参与外国人求援活动，或以记者身份在各交战区域采访，或正在中国旅行而从南到北“追随诸事件的进程”，等等。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随即将自己在革命中的见闻整理成著，在英、美、法以及中国以英、法等文字出版，向西方世界介绍辛亥革命。其步履和笔触及于湖北、湖南、广东、陕西、云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山西、甘肃、河南、河北、东三省等省，以及武汉、上海、南京、西安、广州、长沙、天津、北京等重要城市和宜昌、滁州、徐州、扬州、潍县、汕头等中等城市，其中既包括革命进程中世人瞩目的中心，又伸展到内地和边远之区。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记载了武昌起义以及全国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响应，论及辛亥革命中的各种重要问题，阐述了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本文拟就革命爆发的原因、革命的影响、革命中的缺陷与不足、辛亥时期的历史人物等主要问题，探讨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知，由此更进一步深化对这场革命的认识。

李育民、李传斌主编：《外国人亲历的辛亥革命丛书》

辛亥革命的爆发虽然显得突如其来，但是其来有自，有着种种深刻的原因。来华外国人在震惊之余，不可避免地要思考和探究其原由。作为旁观者，他们的观察和认识，虽然未能完整揭示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存在种种不足，但在相当程度上指出了革命势在必然，并必将走向共和的各个因素。

自20世纪始，中国便进入了政治大变动的转折时期，混乱的形势已呈现出某种征兆。辛亥革命爆发前，不少在华外国人便有某种预感，从各种角度觉察到大风暴的来临。法国驻天津领事甘司东在武昌起义前七个月就“预告了革命”，他认为，“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人们的行为和习惯正发生着“惊人演变”。在衰竭的清王朝之后，“共和国是唯一可能的政体”，但“重建整个政治制度的任务必将引发激烈的斗争”。美国传教士胡美从与病人的接触中，很快“觉察到中国正激荡着即将到来的政治变化”，“清王朝正在解体”。1908年，当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同一周内死去后，他们“就朦胧地认识到了这一点”。1910年初，清统治者在守旧绅士的支持下，“又一次把人们对他们的敌对转移到反对所有的外国人”。他看到，“在长沙，形势突然变得很紧张，米价飞涨”，守旧绅士甚至激使“乱民”“采取排外行动”。到1911年初，“人们普遍认识到：一场严重的政治颠覆即将爆发”，甚至医院的苦力也说，“现在离革命的爆发不远了”。大家知道，“革命的策划是在孙逸仙博士领导下进行的”，明德中学的教师们说，“清王朝应该对中国不能进步负责任，这样的朝廷应该被立即推翻”。周南女校的女孩子们说，“北京将会出现一个新政府”。英国驻华领事许立德在1910年预见到革命不可避免，他“越来越相信反对清王朝的暴动不仅是可以期待的，而且是难以避免的”，而西方国家“在中国将要面对的危机是比义和团起义以来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重大”。当革命爆发时，许立德收到了外交部的一位朋友发来的一封信，承认他是正确的，并补充了他所“没有预见到的暴动程度”。

武昌起义发生后，来华外国人首先对引发这场革命风暴的原因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从不同角度作了如下分析。

其一，清政府是一个篡位的“异族”政权，遭到汉人的反对，且已“腐烂不堪”，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美国传教士苏亚拿说，汉人已被满人统治200多年，现在，“人们坚决地努力推翻这种不得人心的统治，并让一个中国人来当皇帝，或是将帝国变成一个像美国一样的伟大共和国”。长期在山东潍县传教的美国女传教士夏洛特·郝维斯指出，由于满人的掠夺，“甚至是在那么早的时期，满人就越过边境侵入，抢夺汉人的财富和妇女。这种除掉满人的斗争并不是新事物”。英《大陆报》驻华记者丁格尔指出，中国长期存在“反满”思想，秘密社团誓灭“满洲篡位者”，“中国人的中国”的口号被提出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种场景不断重演”。美国教育家艾略特认为，辛亥革命是反对异族统治，“由一个异族统治的人口众多的政府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可能会变得没有可能”。由于“反对异族政府的种族情感的力量与生命力”，这样一个政府“可能会越来越被痛恨”，其反对的理由仅仅是因为这个它是“异族”。

郝维斯认为，革命爆发的原因是由于清政府失政，摄政王“大事大错，小事小错，无事不错”。法国教授法金奈尔·费兰德认为，清统治制度落后，王朝更替“没有创造出任何进行协调的系统”，其中清王朝“是所有王朝中最无能的一个”，“统治者唯一的目标是向人民勒索金钱”。英国传教士司督阁的夫人认为，戊戌以来，中国的改革者产生了民主立场，他们声称，“人民自身是最高的权力，他们应当将自己的意愿施加给政府”。在南方还“与强烈的反满以及消除皇权主义的决心联系在一起”。另外，清政府犯下种种“错误”，如支持义和团的“无知愚蠢之举”，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赔偿负担，又兼威望的丧失，“现在自然而然地都有了它们的结果”。慈禧太后死后，“不满和不忠的行为开始以更加公开的方式沸腾起来”，而“国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掌舵者来引导这艘轮船安全地度过这场风暴”。在对内、对外政策上，“清廷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应该强硬的地方却让步”，“应该妥协的地方却又顽固不化”，于是，“革命因此到来了”。

美国海外传教会总干事哈夫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探讨了革命爆发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因地理位置“成为一个封闭的国家”，被满人这一“异族统治着”。满人采取“致命的政策”，包括坚决反对基督教和西方教育，限制有才华、有能力的中国人，等等。而他们在统治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好逸恶劳、奢侈享受和道德败坏”，并分为两派，表现出“分裂家族的弱点”。

曾任美国哈佛大学第二任校长的教育家艾略特认为，清政府“缺少为其统治的人民服务的愿望和目标”，如“授予外国政府或企业的特许权，以及许多遗患无穷的条约”，等等，“它除了一个骗局外什么都没有”，革命即使“从清朝的统治中解救出来之外别无所获，那么它也将获得中国人民的感激和人类的钦佩”。丁格尔认为，“这个国家发生巨变的时机已经成熟。清朝内部已经腐烂不堪，其命运将会像被其取代的垮台的明朝一样”。

其二，列强侵华，引致对外国人的愤恨，以及产生推翻清王朝以挽救中国的思想，是辛亥革命发生的基本原因。来华外国人还注意到列强侵华的因素，认为它给中国带来的耻辱，在相当程度上唤醒了国民心中的爱国主义，从而引起了辛亥革命的发生。英国传教士姜感恩传记的作者指出，德国宣称山东是其“势力范围”，此与吞并没什么区别；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轻视它的中国，侵占台湾岛，十年后又战胜俄国，吞并满洲；欧洲国家开始讨论“瓜分中国”，“好像剩下来的唯一问题就是，谁将获得将要划分好的不同部分”，等等。诸如此类，使得“一个习惯于把所有其他民族轻视为低等民族的民族，憎恨所有这些使人惊讶的事情”，并变成一种广泛的、不祥的感觉，即“王朝的气数已尽”。丁格尔认为，爱国思想的激励促使了革命的爆发。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开始觉醒了”，随后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太多的国家财富、权力以及国家荣誉被外国人控制，忧虑、猜疑以及深深的仇恨最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人们确信清政府是腐败无能的，而且已经是无可救药了。爱国主义不仅在国民心中觉醒，而且已经占据了每个学生的灵魂，甚至连乡下的农民也都满腔爱国热情”。即使在偏远地区，“一些深谋远虑的官员都非常渴望能摆脱屈辱的国际地位”，他们“特别反对欧洲主义，这种主义从近代以来就已经在东方留下了痕迹”。而在中国的很多外国人“都很敬佩中国人那种令人钦佩的民族特征，这些人愿意做出巨大牺牲，以便实实在在地激励国人”。

哈夫分析说，中国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中所遭受的耻辱，“暴露了中国的衰弱”，日俄战争的结局“增强了中国一定要变革的信念”。中国的进步青年于是前往日本和欧美学习，他们热心“接受”了孙中山的观点，而正是“这些留学生使中国成为共和国”。丁格尔指出，在人们心中“还有一种比一般激励秘密社团人的精神更加强大的东西”，那就是最近被唤醒的“爱国主义”，这种思想“在全中国的学生中有极大的影响力”。甲午战败后，“引起了整个清帝国的极大愤慨”，青年学生和义和团组织抱着“拯救”中国的思想，并自信这一事业是正义的，“必然胜利，必能拯救中国”。“朝廷和人民都认为外国势力正在吞噬中国”，人们相信，拯救自己和中国的唯一方法，“就是彻底消灭在华洋人及一切属于他们的东西”。以上“展示了导致1911—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的主要因素”。他又说，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一股新的势力即“外国人”，“慢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展现”，“现在都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这些也许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因素。法国教授法金奈尔引用孙中山的话说：“我们为反对王朝而斗争，因为它一点点地把我们拖入彻底被奴役的状态。这是革命的真正原因，是爱国感情使我们能够胜利。”

其三，中国本身存在相应的思想情感因素，诸如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思想，以及热爱正义和民主因素，等等。法国主教林懋德指出，认为“中国人完全缺乏爱国主义”的观点，“证明是错误的”，中国人已经表明，“他们与任何人一样爱国”，如“对美货的抵制”。中国人“天生热爱正义，这是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基督教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基督教的友爱和平等训诫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基督徒和中国牧师同样深受当今共和思想的影响”。艾略特则认为，中国存在民主因素，认为中国大众迷信无知、“习惯于专制政府”的看法是荒谬的。中国人对于共和国并不是完全没有准备，“他们的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中一直有大量的民主因素；在中国的很多地方，人民一直都习惯于相当程度上的地方自治；在很高的教育标准上，中国的入仕对所有的人是开放的；最后，普通中国人是能忍受、有耐性、勤勉和诚实的，而且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首先关心的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艾略特分析了推动革命的情感力量，他认为，面对可怕的困难，革命党人依靠什么力量建立一个强大、稳定的政府呢？“这些力量仅是情感”：“首先是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其次是对异族政府的反对，即对清政府的反对，它仅是一个虚假的政府；第三，是共同抵抗西方列强150年来一直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侵略的情感。”“反抗外国压迫的目的在形成新的民族国家上创造了奇迹，这在过去一年的欧洲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就西方国家而言，整个中国有如此痛苦的受压迫和受劫掠的经历，所以她必然在这种共同的非正义的苦难之中，拥有一种强大的凝聚力。”他更进而提出“东方民族主义”的概念，认为在过去的25年当中，即使缺乏通讯方式，“中国的知识阶层中已形成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感”，辛亥革命正是这一情感“传播给数以百万计的未受过教育的人”的证明。这种情感是“有别于西方的”“完全的东方民族主义”，日本的强大“使他们觉醒了”，“他们是以日本作为自己榜样的”。这个榜样“深深地激发了所有的东方民族”，而且，现在还无法估计“其影响会扩展到多远”。“东方人让世界知道纯粹的种族是最好的，不同种族之间的杂交很少会有好结果。在东方，任何东方血统和欧洲血统的混合都被认为是失败的，欧亚混血人在产生他们的两个种族中都不被承认。日本人就说明了保持民族纯粹性的价值。”“中国人不仅充满了这种民族精神，而且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中国，这也是因受过教育的阶层而产生，特别是近年来在欧洲、美国或日本留学的青年人。与在中国看到的相比，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有更普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其四，在上述思想情感因素的基础上，又兼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中国在特定历史背景中产生了新一代的觉醒者，具备了革命爆发的“必要因素”。至于中国人反清意识的形成，除了反对异族统治的本能之外，还由于新思想的产生。新式教育和外国人的影响，对此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其中后者尤为显著。丁格尔分析革命爆发的原因，认为新式教育起了重大作用。他说，“教育是影响国民精神最有效的手段”，如革命党领导人所说，革命党人“接受过现代教育”，不然“就不会有革命思想”。因此，“教育在中国已经被证实就是革命的代名词”。不少来华外国人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是由于受到西方影响。法国教授法金奈尔认为，中国处于停滞状态，“倘若没有外来影响，这种情况一定会无限期持续下去”。外国人介绍新思想，使中国人“开阔视野”，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的留学生“充满了关于国家权力与政府，以及人权的新思想”。这些思想“最终注定要在东方引发与西方一样的裂变，并且让中国彻底从千年沉睡中苏醒过来”，经过戊戌变法，“卢梭和孟德斯鸠的社会主义原理就这样传遍了中国”。随后，维新派“很快被远远甩在后面”，“接替者渴望治愈国家的伤口，并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共和国”。许多报纸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它们巧妙地传播各种理论”，通过“辩论与哲学探讨”的手段，“总能吸引中国人”，造成对“专制的危害”，其效果“更甚于仅仅运用生硬的暴力”。虚弱的清政府“没能意识到这种思想交流的危险”，在清末十年，“报纸阐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卢梭、孟德斯鸠和法国大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理论“也一直受到称颂”。这些在学术思想上清楚地证明，“人与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卢梭的平等理论在中国取得“惊人成功”，700多家中文报纸传播这些理论，“不停努力以摧毁君主制的原则”。美国传教士郝维斯说，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意识到了自己真正的需要。从这时起，中国就把她的青年送到‘洋人’办的学校。学生成千上万地出国，而且从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以及帝国间的比较研究中产生出了觉醒的、有训练的头脑。公正地说，学校和大学在中国人头脑中创造了一种消除虚假和伪善的愿望”。美国教育家艾略特从与孙中山和唐绍仪的谈话中，获得这样一个印象：“这次革命是青年人的事情，他们是在国内接受了中国经典的传统训练之后，又在海外接受教育的。十年当中，从欧洲、美国以及日本回来的学生组成了发起革命的智力与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之在其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这些归国学生为中国带回了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以及关于所有现代政府的概念。”哈夫认为，中国一直在研究华盛顿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并为华盛顿在中国的巨大影响感到“惊奇”。此外，“许多青年男女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精神，并且正在接受西方教育原则的培养”，“福音正默默地但是有力地渗透到了新的中国的领导者们的生活之中”。

正由于具有上述思想情感因素，并受到西方和新式教育的影响，中国产生了新一代的觉醒者，从而具备了革命爆发的“必要因素”。丁格尔注意到，这是一批“训练有素的人”，而“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学校为此次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传教士的宣传活动使中国人一定程度上驱除了虚伪和不忠的愿望”，使青年学生“对旧东西产生强烈不满”，清政府“消灭传教士及他们拥护的所有东西的企图可能就是归因于此”。另外，还由于报刊舆论中的革命宣传。艾略特说，在香港，革命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大量中文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享受不同寻常的公众言论的自由”，“它们的言辞常常是激烈的”。据英国传教士司督阁的经历，自从戊戌政变以来，“全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就一直存在一股不断增长的不安情绪”，教会学校的教育，“为许多人思想的解放作了准备”，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归国时推翻了旧的思想观念”。康有为、孙中山和其他人的学说“结出了果实”，那些容易受影响的孩童们，“充满了对屠杀维新义士的愤恨”，如今长大成人，“能够阅读”不断出版的现代读物，“许多人心中产生了一种对自由和自治的强烈渴望”。他看到，革命是在城市里发生的，“并主要是发生在青年学生当中”。哈夫分析说，孙中山“成为中国新时代的建设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中“宣传他的观点”，并“被热心地接受”。

哈夫还分析了革命党人在反帝反封斗争中所经受的锻炼，认为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因素。如反对鸦片运动“向中国揭示了演讲的力量”，而“演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和巨大的进步”。如果没有在反鸦片运动中接受锻炼的话，“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运动的成功“使中国的领导者们对他们做事的能力充满了信心”。他们又组织了反对合法赌博的运动，通过这些运动，年轻的中国人“感到取得更大的胜利是可能的”。

除以上看法之外，他们还分析了其他因素。如各个地区有着不同的革命条件，司督阁认为南北不同，“满洲得到了相当好的治理，所以她比大多数地方有更少的对国家现状不满的理由”，其现实担忧主要“来自于外部”。姜感恩传记的作者认为，中国南方“对于依附于皇权总是少一些热衷”，“有更多的狂热”，其中不少人在美国等国“接受了外国的教育”，“共和制度自然使他们着迷”。在他们之中，产生了革命领袖孙中山，这是“一个有着巨大的能力和勇气”的基督徒，“他试图成为一位新的摩西”，“在南方激起了革命运动”。

由上可见，对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来华外国人从直观上作了较深入的分析，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实际，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例如，来华外国人多强调反对异族统治这一原因，而未注意到革命的经济基础，由此影响到对革命性质的判断。艾略特引用一位曾就读于美国大学的革命党人的话说，就经济资助而言，革命团体“很大程度地受惠于富裕的中国人”，他们“对推进中国立宪政府的事业抱有强烈兴趣”。这里，虽然未明确揭示其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但已感触到革命与它存在某种关联。然而，大多数人并未着眼于经济上的分析，他们尽管看到起义者对共和的诉求，但并未将其与革命内涵等同视之，因而未能认识到其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丁格尔认为，辛亥革命与以往的反清斗争相比有极大的区别，“好像是一场信仰与反信仰的战争”，“是为了调整四亿人之间深远的利益关系”，其实质是“调整秩序和建立权力政府”。具体而言，这“显然这是一场汉人认为反对有辱人格的外族统治的民族起义”，尽管人们借用了西方自由、共和的政治外衣，“但革命的动力却是源于一个民族三百年来一直处于鞑靼人奴役之下所酝酿的骚动不安的传统情绪”。他们解放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剪掉辫子，“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问题”，因为辫子“被当作臣服于满族统治的标志”。正因如此，丁格尔认为，起义即使胜利，要建立一个成功的共和国，“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共和制政府是否适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还是个问题”，因为，“中华帝国不存在任何真正共和主义的因素”。法金奈尔也认为，共和国这个词语是“指人民对现有权力的同意”，但“确实只在理论上运用于中国”。郝维斯记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费起鹤的话说，人们对民国没有完全的信任，许多人担心民国不会持久，“宁愿要一个君主立宪的政体，但不是满人的”。

虽然来华外国人不可能如马克思主义史学者那样完整揭示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但他们从中认识到，革命势在必然，也必将走向共和。哈夫认为，“革命不会像大海潮汐退回去那样地被镇压下去”，“中国已经为一场彻底的革命做了充分的准备，她像一片巨大的干燥森林，在任何地方仅仅需要一根火柴，就能引起全面的大火”。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因此突然经历了历史上已知的最巨大的变革”，上帝实现他预言的时刻来临了，“一个国家在一天之内诞生”。显然，他们已深刻地感到，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大变动，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明恩溥进一步认为，辛亥革命共和性质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即虽然中国人现在不可能有一个‘共和国’，但他们可以有他们称之为‘共和国’的某种东西，而且它最后可能发展成为共和国”，其中必定经过共和国形式下的“寡头政治”。在这一过程中，“革命的领导者们实现了将中国引入世界潮流的精神奇迹”，最明智的中国人“现在越来越了解整个世界的形势，而且越来越受到世界情感的影响”。这一见解，反映出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性质以及发展趋向，有了某种程度的认识。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不仅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且震惊世界，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这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历史巨变，身临其境的来华外国人有着直观的感受，同时又作了理性的判断，他们从各个角度表述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看到，作为历史转折点，辛亥革命对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且具有世界意义。这些看法，既是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直接反映，又是对晚清以来中国种种变化的综合分析。

其一，他们看到，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如美国传教士郝维斯引述丁格尔的话说，“这次革命使一个新的中国形成了”，“这是一个真正的共同的冲动”，“从过去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进入到未来之中”，即超越中国古代的“美妙的黄金时代”。美国富商大来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对于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的所有中国传统来说是一次彻底的颠覆，并且清除了那些一直以压榨这个国家的贫苦人民而发财的人”。如果分肥制和特权享受全部被废除了，“那将是多么大的一个变革和革命”。在中国，贪污受贿已经继续了几个世纪，现在将要担任领导的人将会是受过外国方式的教育并习惯于这种方式的年轻人，他们要改正它，“就必须从顶层开始，并从上到下地改革一切”。大来的看法与他直接感受这一伟大事变密切相关，他读香港报纸感到，“其语调非常悲观”，“认为中国已经走到了末路，而且新政府毫无希望”。而在真正发生革命的华北和华中，“报纸对最后的结果满怀希望，即我们将会有一个新的进步的中国”。在新形势下，“这将在相当程度上取得成功”。例如，他高兴地在报纸上看到，进步青年施肇基已被任命为“驻美国大使”。

此外，辛亥革命中剪辫子的举动，更明显地体现了这一与传统不同的变化。大来惊讶地看到，作为旧时代标志的辫子，被许多中国人剪掉，如“广州城整整三分之二的人都剪了”。其他人也多从这一视角感受到这一变化，如美国海外传教会总干事哈夫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剪掉了“顺从满族标志”的辫子。美国记者弗里德里克·麦考密克则认为，剪辫子本身使“新的中国”在一个方面“与西方的思想是相同的”，没有辫子的苦力看上去像是美国的印第安人。诺伊斯认为，剪辫子说明革命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他说，“这场革命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而象征着忠于清王朝标志的辫子，“已经消失了，而且是永远消失了”。美国传教士吴板桥指出，剪辫子是去掉“满人奴隶的标记”，凿掉了“大清”的痕迹。辫子永远消失了，当强迫汉人留辫子时，有着别有用心的目的，“以消除被征服种族的敏感，并使辫子不仅成为服从的外部标志，而且成为意志力被征服和摧残的原因”。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发生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改变”，风气就变成了把辫子称作“愚蠢”。

他们进而看到，辛亥革命使中国进步的浪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教务杂志》发表的一篇社论说，辛亥革命爆发的这一年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是这一年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的高潮，也是几十年持续宣传的成果”，它不仅是政治动荡不安的表现，“而且是精神觉醒的象征”。就真正的文明而言，“它是沿着文明的路线进行的”，极其突出的事实就是新的思想观念出现并引领潮流。爆发革命的1911年，“作为新的中国走向光明的一年，将在中国历史上引人瞩目”，更令人自信的是，“光明将战胜黑暗，正义将压制强权”。明恩溥发表《中国革命与人类进步的关系》一文，对辛亥革命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作了更全面深入的阐析。他认为，在几十年内，“它将彻底改变整个中华民族”，“中国人正在明智地为一个长远、辉煌的未来而计划，那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中国的政治、知识、社会、道德的革新，将不会在一年或一代人当中实现，但辛亥革命使“中国通向新的国家生活”，“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一意义不仅仅是对远东，也不仅仅是对亚洲，“而是对整个人类居住的世界”。他认为，辛亥革命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与以往起义不同的重要变化。例如，作为对苛政的反抗，太平天国起义“没有获得什么永恒的东西”。与中国以前的经历相比，辛亥革命“付出的生命代价要小一些，持续的时间更短一些”。在义和团运动中，大约200名外国人“在暴乱中丧命”，而在辛亥革命中，“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几乎都得到了普遍的保护”。这种转变不是因为没有抢掠的欲望，而是因为它被控制住了。在以前反对王朝的战争中，其规律是剥夺以前的统治者，然后斩草除根；而在这次革命中，“为清廷和满人慷慨地提供了一种优待制度被制定出来”。这些在理论上不受约束的统治者，“变成了与普通居民无异的中国公民，他们没有丧命，也没有明显地对抗新政府”。前清朝廷派出亲王溥伦主持盛宴，向推翻清王朝的孙中山表示敬意。

显然，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现象，说明“某种变化已经来到了中国”。明恩溥从各个方面阐述了这一变化，如思想观念上，他指出，辛亥革命促使人们认识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真理，“使中国人结合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上的统一”。辛亥革命还促进了民国观念或人民观念的产生。新的习惯用语“四万万同胞”，“在它里面蕴含着统一行动的希望和力量，这是中国从未经历过的”。“中国现在正体验着伟大希望所带来的巨大鼓舞”，“民国”或人民的政府这一设想中，“有一种精神和道德的动力”。“这种观念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人当中的最见多识广和最进步的人的头脑和心里”，“中国人已经接受了中国是中国人的这一概念，而且不像以前那样怀疑每一个外国的构想”。再如，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将中国南、北带入了一种新的、和谐的关系之中”，无论未来发生什么出乎意料的事情，“会有一种新的精神存在于这个国家”。另外，辛亥革命还促进了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那里有一种对个性的新的尊重”，而“中国妇女可能获得解放，是当今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其重要性是人们无法估计的”，因为“它意味着彻底的改变，影响深远而永久”。

其二，辛亥革命是一个民族独立运动，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丁格尔认为，辛亥革命对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地位的提高有着重要意义，当满人在中国的统治已永远成为过去，人们深信，“要是中国人拥有丰富的知识和优异的工业，我们就会看到世界将会随着中国的进步而进步”。这一天肯定会到来，“到那时西方的观察家会看到全球与中国各民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不再因为太弱而受侵略，而且中国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独立的，他们将会被平等地纳入白人的社会交际圈”，“中国人不再被傲慢的西方邻国排挤逼迫的这一天终究会到来”。法金奈尔指出：“将那些仅仅要求有权按照文明国家法则生活的人彻底毁灭，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道德规范。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论渐渐渗透到整个世界，将所有外国人视为我们合法猎物的政策不再适用。”“今天无人会争辩说，通过支持暴政来阻碍一个国家努力走向光明是合法而得当的。”“人类已经登上道德的阶梯，它不会倒退。将来的子孙会从这个观点来评判在华列强的当前政策；他们将表扬美国总统，因为他看到，他的政府参与这样一个政策不符合共和原则。”“期望私利永远成功地阻止中华民族朝着自由和独立发展，是徒劳无用的。”

其三，辛亥革命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社会习俗和家庭习惯等。郝维斯谈及辛亥革命引起的习俗变化，如采取了基督教的纪年方法，剪掉辫子，学会了剪发，“展现十分整洁的外表”。此外，过去政府官员有着响亮的称呼和头衔，现在他们被简单地称作“先生”。有些变化也引起了流血冲突，一位痛恨失去辫子的官员诱杀了28名共和主义者。据估计，争斗双方共有64人死于剪辫。美国教育家艾略特也说，在广东省，“男人的辫子都已经不见了。大量的知识阶层都已经穿上了欧式服装，而且与官员交际的所有礼仪都已抛弃”。法金奈尔说，“在中国一切都变了，包括构成人们社会和家庭生活的风俗习惯”。他又从海外华人妇女的变化看到辛亥革命的这一影响，认为，“事实上，革命既是政治性的，又是社会性的”，“它对人们的家庭生活产生了影响”。例如，河内华人女士的着装，大白天在城市抛头露面，“是一件令人吃惊而又意义重大的事情”。这些说明，“华人社会终于就要改变许多世纪以来隔离妇女的习惯了”，而这正“透漏”了革命的“基本原由”。一般来说，在所有国家，家庭习惯的变迁均是“缓慢而艰难”的，“通常远远落后于政治的演变”。因此，“这个现象的意义远远大于所有的欢呼、鞭炮、旗帜和饰物”，“它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预示了新习惯的诞生，以及政治生活新纪元的开始”，海外越南华人“坚信国家的新纪元开始了”。

其四，辛亥革命对中国经贸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增长。丁格尔用孙中山的话说，“无论如何，革命带来的一个影响无疑将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增加，增幅可达百分之百”。他自己认为，“中国的商业在1913年将会以世人难以企及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正给外国制造商“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中国进口量远不到其消费量的百分之一”。具体而言，辛亥革命引起的服饰变化，“已经显示了中国人对服装更新的巨大需求”。如男士剪掉了辫子，并抵制中国特有的满式小圆帽，“这立即造成了对外国帽子的需求，贸易很快发展起来了，各种款式的外国帽子如毡帽、软帽等都被引入中国，销量成千上万”。中国无论如何做不出这些帽子，“只能从外国引进”，如日本看到这一点，“独揽了这次贸易，两个月内几乎使中国人的帽子全部焕然一新”。还可举出更多的例子，“显示商业机会到来之迅速”，此点“无需多说”。中国只需重新恢复正常的环境，“就能看到贸易的飞速发展”，展望未来，外国企业将“遍布中国的各个地方”。随着中国对羊毛制品、工程设备、家庭日用品、汽艇等需求的大量增加，“一个旧式的国家将会置身于现代文明的起点”，而使日本的商业发展时代“黯然失色”。

丁格尔认为，面对在华贸易的新机会，各国将展开竞争，“英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有优势”，因为“他们取得了中国人的信任”。日本是英国“最强大的对手”，“正在大批量生产劣质产品，正在这片土地上到处散播那些价廉质劣的东西”。在中国经商的日本人，“没有什么信誉可言”，“赋有寡廉鲜耻这种特有的德行”，“却很少获得信任”。不论竞争对手有多少，“没有哪两个国家能像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这么有希望获得中国新的贸易机会”，但“需要很高的警觉性”。

其五，从当时各方人士尤其是革命党人的态度来看，辛亥革命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郝维斯指出，同盟会在各个方面“鼓励改革和教育，劝阻无知与迷信”，在山东潍县每天集会，广文大学的教授们被邀请发表演讲，并允许“介绍基督教的事业”。郝维斯认为，“这是对基督教打开的开放大门之一”，随后，他愉快地“看到基督教青年会所做的出色工作，以及学生志愿布道运动如此迅速地发展”。郝维斯由此希望并相信中国会转向对上帝的信仰。他说，我们应当祈祷孙中山和袁世凯“将在这个伟大国家的面前，完全抛弃偶像的罪恶，并敬拜万王之王的上帝”。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祈祷“中国人能从没有力量拯救他们宝贵灵魂的神，转向信仰给他们以慈悲的活的上帝”。在他看来，“上帝正维持着中国的平衡，等待着她对这个重大的问题作出决定”。这个伟大的国家可能会抛弃奇怪的神，并“将事奉上帝”。总之，郝维斯认为，辛亥革命促进了基督教的传播，他转述李提摩太和云南都督的话说，“伴随着中国革命，我们看到它极大地激发了宗教界”，“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是基督教。不久，它将成为中国的宗教”。诺伊斯也撰文认为，辛亥革命大大提高了基督教的地位。他说，“就官员、绅士和普通民众而言，没有比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变化更显著的‘进步表现’了”，而“官员们的态度不只是简单的宗教宽容”。在旧统治之下，教会学校的学生和传教士在政治上“甚至没有发言权”，现在“不仅成为省议会的议员，而且许多人被任命为高级官员”。据调查，广东省65%的现任官员，“要么是教会成员，要么与教会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以至于自称是基督教徒”。普通民众的态度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民众的情绪是异常地友好，而且那里有许多人对宣讲的福音给予了注意”。这与以往仅仅好奇是不同的，“表明他们真正渴望知道这种新的教义是什么”。很明显，那里有一种普遍的印象，“即许多旧的东西正在消失，而且许多新东西正在来临”。还有一个“进步的表现”可以提及，即建立和发展慈善机构。“中国南方进步的表现”，确实足够引导我们都“感谢上帝，并获得勇气”。美国传教士吴板桥也认为，辛亥革命促使基督教和基督徒地位的提升。他说，“外国人被邀请向受过教育的人演说，以前从来没有像在革命刚刚过后这样的机会，来宣传福音”。徐宝山认识在镇江的一些传教士，当他掌权以后，邀请了几位来自上海和南京的传教士，亲自主持，“举办了连续以基督教为主题的讲演”。在给予传教士政治地位的同时，“中国的基督徒也被提升到一个在民众看来较高的地位”，突然与那些曾受鄙视而被提升到官员地位的传教士“划为一类”。丁格尔预测，传教士或许会发现一块日益扩大的新领域，“在这里他们和教育家将会获得更多的自由，也将会更加受到尊重”，“在激励人民方面也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如威廉·塞西尔勋爵所说，“如果我们在此刻能帮助中国人珍视构成我们西方思想基础的崇高道德准则，中国可能就会在基督教文明的光辉照耀下成为一片乐土，世界也可把劳工从基督教徒堕落为半东方人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丁格尔借用黎元洪的话说：“儒教可能会成为全国性的信仰，但是我个人宁愿基督教的教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鼓励大批的传教士进入中国。”

其六，辛亥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尤其是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法金奈尔认为，“或迟或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必定会感受到中国革命的影响，在过去两年，它已经震动了亚洲大部分地区”。由于便捷的交通手段，“几乎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不能不对整个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辛亥革命的浪潮“是在整个亚洲发挥作用的原则，它侵蚀英国在印度、法国在印支、俄国在西伯利亚，以及皇室在日本的统治。它已进入中华民族心中，并将坚持下来，每天都获得新皈依者，即使共和派领袖注定要死在杀手或刽子手手中”。也就是说，辛亥革命在亚洲具有重要意义，对该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上所述，可见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和意义有着较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他们从中看到，这场革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对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诚然，辛亥革命“给中华帝国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与不安”。但如祈仰德所说，革命党人自己希望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它“将有能力开发国家的资源，引领人民的自信”。当政府一旦变得成熟，“就能成功地把国家的物品作为一个整体，在利益彼此冲突的人们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为国家重生而进行的斗争，尽管这一过程痛苦而又曲折，“但当目前的沉沦与混乱过去之后，一个统一的新生中国必将出现”。如丁格尔所祝愿的，革命志士和革命党为自由而做的斗争，“将预示着中国正义和真理之日的到来”。显然，对辛亥革命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的未来，来华外国人作了充分的评论。或出于维护对东方落后国家统治的心理，他们较少关注或不愿看到辛亥革命改变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发展趋向及其对世界的影响，这方面的预测远不及以上各方面。或由于类似心理和宗教信仰的因素，他们对于基督教的在华地位及其影响，予以极大的关注和期待。

John Charles Keyte，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 the Story of the Shens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

如所周知，与以往的农民战争不同，辛亥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社会革命，但同时又有着自身的缺陷和不足。来华外国人耳闻目睹，他们在相关记载中毫不讳言，尤其是对“反满”这一革命特殊形式中出现的过度暴力，作了直观的披露，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革命的另一面，并反映了这场革命的显著特征。其中最为严重的缺陷是滥杀现象，各地均有，尤为显著的是陕西，不少来华外国人作了记述。

在陕西，“过度屠杀”的野蛮行为发生于各地，其中西安最为突出。英国传教士荣安居记述了西安的情况。他说，革命党人占据军火库，把暴民武装起来，却给哥老会以机会，使“全省陷入了内战之苦”。1911年10月22日陕西光复那天，西安有8000名满人被杀，“同时骚乱遍布全城，银行和店铺被抢，而且抢掠是很普遍的”。在城外，南郊瑞典教会被毁，8个人被杀害；在东郊和西郊，甚至在城内，外国人“面临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当时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即这次新运动就像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样，是一次“灭洋人”的起义。医院遭到“野蛮攻击”，“他们单纯地认为，对‘共和国’的热情会使每个发给子弹和步枪的人成为勇士和无私的爱国者”。袭击医院，“除了他们仇恨基督教外，很有可能是毫无根据地认为可以抢劫到财物”。幸运的是，医院的近邻是地方外交部，部长是基督教绅士，“他号召了一帮学生和老师，并击退了攻击者”。

英国传教士罗德存对西安的情况作了更详细的记述。他说，革命党人占领军械库后，里面的枪不仅分给了起义士兵，并且分给了所有的人，包括普通市民、释放的囚犯甚至街上的乞丐，“给了每一个能去与可恨的满人作战的人”。他们中许多人“报复宿敌，并以自己的同城市民为代价来使自己发财”，“整个城市很快就陷入了劫掠和暴力之中”，据估计，“在第一晚上仅一条街就有4000000两白银(约500000英镑)被盗”。“整个满城迅速就起火了，随后几天就是对男人、妇女和小孩的大规模屠杀，那景况太恐怖以至于难以描述”。在疯狂报复的第一阶段之后，更充满善意的商议占了上风，外国人“受到革命党和哥老会的保护”。在西安，最初后果就是“对整个农村的恐怖统治”，“所有各方都会有暴力行为”，包括清政府的军队。11月2日，在西安，革命者的目标是“消灭满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随后停止屠杀妇女和女孩，“但是继续在寻找男人”。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发布了一个布告，其主旨是“兴汉灭满”，并且“保护商人、外国人和民众的教堂”。从那时起，一个临时的巡街制度建立起来，每一家在夜晚都要提供一个守夜的人。“新的当权者也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在最初几天抢劫店铺的人。他们已发现了很多人，所有这些人正在被即时处理”。尽管如此，“仍然是士兵们的统治”，平民百姓“几乎没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全的可能性”，“不少无辜百姓在他们手中遭殃”。所有店铺，如银店、当铺、丝绸商铺、靴鞋店、布店、票号、洋食店等，“都遭到了抢劫”。次年3月15日，占领一个小城的回族人，屠杀了整支部队的大约1000人，可怜的陕西“不得不为屠杀满人付出如此严重的补偿”。

英国传教士姜感恩在西安观察到，由于革命者行动迅速，占据了武器库，将武器分发给所有反对满人的人。于是，满人“开始迅速地死掉”，在数日内，“有1万到1.5万人死亡”。“整个城市都遭到抢劫，而且满城被焚”。在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命令传达之前，“传教士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中”，因为“哥老会将所有外国人划为他们憎恨的满人的同类”，“瑞典教会遭到攻击，一些人和他们的孩子被杀害”。

英国传教士祈仰德描述了西安的抢劫景象。他说，在事变中，“士兵们和那些被释放的犯人、回教徒以及新招入伍的人一起闯进银号和当铺”，他们还不满足，“又把目光瞄向其他商铺”。“守城士兵会从容地把抢来的金银细软堆积在卫兵房或者城楼上，等方便的时候再把它们搬回家”。陕西新政府是由一群年轻人组成的，“他们的种种过失，包括他们的不负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缺少经验”。“人们对年轻人不满，不是因为他们本质邪恶，而是因为他们态度傲慢”，而“这种傲慢乃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熟悉并且热爱中国的人不愿意批评年轻革命者，而且自己还要全身心帮助他们的原因”。英国传教士祈仰德说，自从17世纪回教徒叛乱以来，“陕西的中国人从未像1911年这样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恐惧”，对他们而言，“革命意味着杀戮、掠夺和抢劫”，“让他们的家园成为一片冒烟的废墟”。在西安，“道德感经常会衰落，同情心有时会枯竭，匡扶正义的热情也会冷却”。

英国传教士司慕德记载了西安屠杀满人的情况，满人的部队进行了几小时有效的抵抗，但结果“令每一个文明人都充满痛苦和憎恶”，“即满人几乎被消灭殆尽”。“他们的城市被焚毁，许多人被活埋。致命的杀戮持续了整整3天，男人、女人和小孩都无一幸免地被杀死”，其后也只有女人得以赦免。“这次屠杀事件被载入史册，事实将不能原谅这样的暴行，更别说对无助的妇女和孩子生命的毁灭”。被杀的满人估计最少可能有一万，“《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提出的数字高达两万”。据说许多人是以各种方式自杀的，如吸食过量鸦片、投井、上吊或在死于敌人手里以前选择自杀。此外，当住宅被烧毁时，军火发生爆炸，也“造成无数死伤”。

除西安之外，陕西其他地方也有抢劫和屠杀现象，但其主体和性质与西安有所不同。英国传教士司慕德说，西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在革命党人的掌控之下”，而陕北“则掌握在强盗手里”，“革命党人拥有某些道德感情，强盗仅仅只追求个人所得”。他说，在陕北延安，这些强盗的首领们下令进行全面屠杀，一般人中，10个有9个肯定会被杀掉。这是由于“他们的目标是个人致富，为此，可能的话，不要杀人。杀人的时候，他们毫不迟疑，但它本身不是目的”。前任县官和县以下的地区均被勒索。

对于陕西尤其是西安发生的屠杀和抢劫现象，他们作了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因素。其一，革命党人本身的问题。一是革命党人年轻，缺乏斗争经验，对革命的认识简单化、片面化。英国传教士祈仰德说，“他们很年轻，没有经验，满脑子装着书本知识，并被革命党的宣传小册子点燃激情”。西北地区的这些年轻革命者，“几乎全部的精力都倾注在了破坏上”。他们有一种模糊的认识，“认为只要把旧势力清理干净，就可以在国内引进西方文明，建立西方式样的政权”。至于能不能或者是愿不愿意接受和消化这种外来文明和制度，“却没有几个人考虑过”。由于领导者们大多数很年轻，许多还处在学生时代，经验不足，是这一失误的重要原因。革命党人全部，或者几乎全部都是非常年轻的人，外交部部长仅21岁，都督不超过35岁。二是政府本身存在污点，使其无法纠正或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英国传教士祈仰德指出，陕西新近成立的共和政府“自身存在污点”，这是它的“软肋”，以致“使它无法与这些人完全撇清关系，也没能公开批驳他们的暴行”。三是以上缺陷和不足与其狭隘的地方意识不无关系。英国传教士祈仰德说，在西北省份之所以存在困难，是“因为这里每个省都对其他省充满戒备，他们因狭隘的地方意识而妄自尊大，因自给自足而夸夸其谈”。在那里，只有“我们自己省”的人才能成为领导者，“中国人的中国”这个口号在这里已经蜕变为“陕西人的陕西”。于是，“重要的职位只能被那些暴发户、乡巴佬和寄生虫占据”。现已在纠正这一问题，指派一些人来这个地区担任领导，“尽管这些人是从外省来的，或许还未得到人们的承认，但是他们受过教育，经验充足，富有公益精神”。

其二，哥老会的参与。由于革命党人数较少，不得不借助哥老会的力量，造成鱼龙混杂的现象。英国传教士祈仰德说，西安的过激行为，使得陕西省一些边远地区，特别是北部和西南部，“陷入一种彻底的无法无天的境地”。其时，哥老会的下层会众以及地方匪徒们四处抢掠，而他们的旗帜上还是1900年的旧标语“扶清灭洋”。他们还没有理解这次革命的含义，只是乱哄哄地聚集起来反对外国人。一座接一座的城镇换了地方官，他们不是大清的代表，大多数情况下，“是当地哥老会的头领，很少是革命党”。且不说道义和人性，仅从策略上考虑，对满人的大屠杀是一个可悲的错误，“这不仅是犯罪，更是一个弥天大错”。其时，清政府“拒绝承认领导陕西起事的人是革命党”，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哥老会，是“土匪”，“必须将其当作罪犯加以剿灭”。祈仰德引用当时出版的百科全书说明哥老会的性质：一般而言，“哥老会是中部省份(从河南至湖南)里那些最无法无天的人所组成的集合体。他们狂热地宣称仇视一切外国人，包括满洲人在内”。到1900年，“它已成为中国暴动分子实现野心的工具，并开始参与到暴动分子的抢劫行列当中”。在陕西北部，“哥老会与强盗无异”。在辛亥革命早期阶段，所有的过激行为和暴行，“都可以归因于哥老会势力的兴盛”。“哥老会”跟“土匪”(地方恶棍)，“这两个术语甚至可以互换”。满城内的暴行，对英国人、美国人、瑞典人的攻击和谋杀，汉中府内的暴动，以及陕西北部的极度混乱，使得哥老会的名声更加糟糕，“这些恶行给哥老会历史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污点”。英国传教士罗德存对哥老会与革命党的关系作了进一步解析。他说，哥老会宣称的目标是推翻清王朝，“并且随带将所有的外国人从天朝帝国驱逐出去”，而“‘外人’一词毫无区别地是指所有非汉人任何种族的居民”。至少在陕西，“哥老会长期以来就成为抢劫和各种暴力的同义词，并在农民心中造成了恐惧”。革命党人数相对较少，“没有哥老会的帮助不可能取得成功”，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兄弟’与生俱有的仇视外人和满人的情绪，以及全省的普通民众在他们的鼓舞下所产生的情绪”。这种因素，不仅导致对满人的残酷屠杀，还使教会居所受到攻击，使得六名瑞典小孩和两名成人的死亡，其他外国人“在一段时间里处于极大的危险当中”。他认为，诸如此类造成的滥杀，不能归咎于革命党。

在来华外国人看来，由于满族是异族统治者，引发革命者的痛苦感情，因此产生“过度屠杀”的野蛮行为。除了陕西，在全国各地亦不同程度出现上述情况，他们也作了记载。例如，美国传教士吴板桥说，“在首先爆发风暴的武昌，在南京，在杭州，以及许多其他的满城里，毫无自卫能力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残忍地屠杀”。《教务杂志》刊文记载了“武昌对满人的屠杀”，那里“不分年龄、不管性别，均未能幸免”，可能有1000人丧命。士兵受制于狂乱的情感，“陷入了杀戮和抢劫之中”，且“有远超过于此的”，在军官和士兵看起来，“他们的职责是消灭统治阶级”。但杀害没有武器的人，引起了中外抗议，“给他们打上了野蛮人的烙印，并引起了世界的责备”，于是屠杀立即停止了。英国驻华领事许立德说，在宜昌，来自内地城镇的道台一家“被野蛮地谋杀”，而他为了报复，就将其管辖城镇的学校中所有学生的手脚砍了下来，甚至还以数10的口音来判断是否是北方人。许立德担心以这种方式发现的北方人，会“被频繁地杀掉”。英国传教士祈仰德说，在太原，“抢掠全面开始了”，“最坏的抢夺者是警察”，作为旧统治集团的一员，感到“发财的机会来了”，但矛头“是指向无辜的市民”。士兵和警察，“闯入一家又一家银号”，“能抢到多少马蹄银，他们就拿走多少”。关于太原成千上万的满族人被杀的消息是谣传，从外国人口中得知，“总共加起来只有不到25个满人失踪”。很显然，“中国已经发生了变化”，崇尚学问和礼仪的风气曾十分盛行，而“现在好战的精神十分猖獗，其统治方式极其粗暴”，如“学生被抢、被打，被剥光衣服，虽被释放，但一路上受尽了路人的嘲笑”。

此外，还有其他地方发生短时间、小规模的抢劫现象，但很快就恢复了秩序。如杭州，革命军占领后几个小时，“同业公会就开会，并命令组织一支警察力量以保持城中的秩序”，随后在24小时之内，新组织的一队队的警察就在街上巡逻。虽然有一些抢劫和许多火灾发生，但“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所要经历的阵痛”，而且在九江和宜昌等其他城市，这些现象完全没有。与以前的印象相比，中国人管理自己地方事务的能力，“得到外国观察员更多的认可”。甚至在一场革命的阵痛中，“帝国也少有混乱发生”，这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而言，是一个好的“预示”。

除了上述暴力性质的现象之外，来华外国人还指出了革命党人的不足，如革命军军事素质的欠缺。丁格尔说，革命军“毫无组织，包括许多军官都看起来全无秩序，每个人都随心所欲，任意命令别人、反对别人的建议，没有人准备有序地继续战斗下去”，革命军“大部分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对战争技巧一无所知，这就是他们的劣势所在”，“革命军中有大量未经训练的新兵，这些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枪战”，等等。与之相比，清军尤其是北洋军，“接受过严格训练，学习了军事课程”，其表现“显示出他们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北洋军是袁世凯亲自创立的，而袁“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军事改革家”，“他把这支军队的缺陷降到了最低”。袁的军队，“是按照他的意志训练出来的，士兵们首先学到的就是忠诚”。或者说，清军“坚韧不屈，无畏艰险，纪律严明，拥有丰富的军事常识”。

如果说，以上不足主要着眼于革命战争本身，那么，有的来华外国人还进一步从思想理论等整体宏观的视角进行分析。如美国传教士吴板桥认为，革命缺乏经验，前景堪忧。中国这艘国家航船，船上“没有有经验的船长和船员，不同的航海图和指南针，船尾有一个最新的发动机”。这艘“船”于1912年在内政、外交都是未知的海洋上启航了，“除了灾难，还有什么可以期待呢？”爱国者中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许多人从来没有出过国，“他们关于立宪政府的知识是纯理论的，并且不能满足时代的严格要求”，“中国人并没有为变革做好准备”。“他们没有一个自由国家的被解放的市民所拥有的权力与义务的观念”。他甚至认为，民众不接受圣经，缺乏稳定的基础。被新秩序唤醒的中国人，其民族思想并不充实，“也不受《圣经》教义的控制”。许多中国人有这种观念，“《圣经》不是为了组建共和国的特殊目的而被给予人类的”，“接受《圣经》的直接结果是强和富”。统治美国人的法律是经过大英帝国的杰出制度，从罗马人那里传下来的。那种制度教导人们，“自由服从于立宪的权威”。当清朝皇帝被废黜，“中国人既没有权威，也没有宪法”。一切都处在杂乱状况，“爱国者中少有人有资格将这些聚集起来，并制定一部合适的宪法”。

显然，这些不足和局限，在某种程度上使来华外国人对这场革命产生不良印象。但由于革命本身所具有的正义性，起义军又体现了良好素质的一面，这些也为他们所注意。如丁格尔观察到，革命军“遵纪守法和行为清白，这种情景在中国过去发生的所有叛乱中都不曾出现过”。如武昌起义的革命军，没有出现如以往战争中的抢劫、偷窃、强奸等违法行为，“无论是否受过训练，他们都表现良好，每一个关注这次起义的人无不开口称赞”。这里“组织有序，一切都很平静，运转流畅”，“没有战战兢兢、犹豫不决、三心二意的人，所有人都充满活力”，“所有人都有着明确的做事目标，这在中国还真少见”。革命军表现出来的勇气，“让所有旁观者都感到震惊”，甚至新兵们的勇敢“使很多西方军队既钦佩又羞愧”。英国传教士祈仰德说，哥老会和革命党一样，也显示了“良好的一面”。

来华外国人记述的上述现象，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这场革命的缺陷和不足。如对各地尤其是陕西，在革命过程中出现的过度滥杀，以及其他方面的披露及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场革命的实况。需要指出，他们主要停留在直观认识的层面，对于这场革命的内在缺陷有欠深入的了解，如革命党人在思想理论、纲领路线以及组织领导等方面的弱点；对其所揭示的种种现象也缺乏深入了解，如关于杀戮满人，虽作了相当程度的剖析，但对革命党人的思想根源、其所涉革命性质和革命目的的认识等，未予以关注。

在20世纪初年的政治大变革中，辛亥革命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积聚并波及了众多人物。他们在这一历史转折时刻，也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舞台上表明他们的立场和态度，或坚持初衷，或一改常态，或应变投机，不一而足。来华外国人或与他们直接接触，或耳闻目睹，对其思想观点和行事作为有着直观的了解和认识，从某个角度揭示了这场革命的另一面。

这场革命的发起者孙中山，自然成为来华外国人关注的对象，但对这位革命伟人的看法却不尽一致。法国教授法金奈尔认为，孙中山“是这场以之为主要灵魂的伟大运动的典型代表”，“是农民的儿子，是熟悉欧洲文明的基督教信徒”。他“是革命精神的化身”，在思想广度上超越了所有的同事，“革命的指导原则及其行动计划都归功于他”。关于孙中山的思想来源，法金奈尔指出，“他的基督教情感鼓舞他对人民，尤其是穷人的大爱，对哲学的学习使他侵染了政治平等和社会改革理论”。新教与从卢梭那里学到的社会主义原则，“让他成为富人权利及世袭政府的坚定反对者”。从科学训练获得的进化论中，“他衍生出一个共和社会主义者的信念”。他最终的抱负，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政府，“将强者对弱者的压迫减少到最小”。另一方面，“民族天性使得他审慎、保守、敏感及善于调和，并防止他倒退为一个不适合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纯粹思想家”。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得来华外国人对孙中山刮目相看，此前，他们常讲，“孙逸仙只是个理想主义者，没有意志力，不适于任何严肃的工作，是一个无影响力可言的流浪阴谋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拟定了一个精准的行动计划，7年后造成王朝垮台，他还在休息时间勾勒了革命所有实际的细节；就是这个没有影响力的阴谋者，在踏足故土4天后，被中国各省代表几乎一致的声音，宣告为这个国家的元首”。

在与孙中山交谈后，法金奈尔评论他的铁路计划说，由于“计划规模过于宏大”，这项花费6.4亿英镑的“惊人事业”，“遭受了严厉的批评”。尽管认为孙中山的解释“非常合理”，法金奈尔亦“怀疑这位著名的中国爱国者是否假设得过多”，因为“外国人欣然放弃他们享受了如此之久的权利，这完全不可能”。但从中可以看到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思想，革命涤荡了所有旧时的帝国法律，他渴望为国家索取全国的土地所有权，“以便准许外人在全中国创办有用的企业”。他还提出建立由中国与外国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目的是解决因新的外国因素而可能引发的所有争端”。对于西方仍将孙中山称为“理想主义者”的说法，法金奈尔不无异议地指出，孙中山提出了“最可行的建议”，并“考虑到事情的方方面面”。他评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说孙“无疑持有某些社会主义观点”，即“不希望将一个管理不善的工业制度引入他的国家，让城镇变得贫穷并且为后世埋下一次社会革命”，因为“这比一场政治革命要可怕得多”。孙中山曾特别研究过社会问题，认为欧美的土地所有制，“由于其带来的痛苦，早晚必定会引发一场社会革命”。这些理论，给在华西方人“造成了不利印象”，因为“他们深受以努力致富为指导原则的政治经济学自由学派学说的影响”，“不赞成法律对自由竞争作任何的限制”。也就是说，他们不赞成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张。

其他人也有与法金奈尔的某些见解相似的看法，如美国传教士苏亚拿认为，“孙中山也是基督教徒，希望为他的国家谋福利，但他不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家”。另一个美国传教士郝维斯转述桑德斯夫人的看法说，孙中山“是历史上最纯粹的爱国者。他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不考虑所有个人的抱负和自身利益”。美国记者麦考密克也肯定孙中山的中心地位，认为“他是某种巨大力量的化身，与其说是他自己，还不如说是像我本人的那些人，那些人认为他是任何需要中心力量的一个活动的、可靠的中心”。明恩溥认为，对年轻的中国来说，孙中山“在他们面前所做出的榜样”，便是一笔财富，“他一直坚持不懈地、无私地将自己奉献给自己国家的解放”，这是其他任何共和国所没有的。他“已经将中国南、北带入了一种新的、和谐的关系之中”，“无论未来出乎意料的事情是什么，会有一种新的精神存在于这个国家”。

丁格尔认为，作为中国最有成效的革命家，孙中山“已广为世人所知”，多年来他一直是海外华人革命运动的领袖，是“中国人中最活跃的革命者”，“几乎为此奉献了一生”。他转述当时人们的看法，说孙中山“是一个有足够力量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政府的人物”，他“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但他确实是最能干的真正的新式中国人”。他自己认为，孙中山“有着严谨自律的性格”，“为密谋策划革命活动摸爬滚打了十几年”，而这种密谋的实质，“是任何西方人都根本无法理解的”。现在孙中山脱离了这种生活，“突然以一个新的民族英雄的形象进入人们的视野，博得了全世界人们的关注”。

在充分肯定孙中山的同时，丁格尔又披露西方国家对他的了解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异议。他说，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很少把孙中山比作政治变革的鼓动者和激进分子而加以报道”，当中国爆发革命，“孙中山的名字便与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于是“外国人认为孙企图利用大动荡谋取私利，所以孙是个大骗子”。一夜之间，革命在古老的中国爆发，第二天清晨全世界的人们得知，在动荡的革命之中产生了一位领袖，“他使这个古老的国度处在了一种新式政府的统治之下”，革命运动“与这个瘦小的、在世界各地迂回闪躲这么多年的人物是紧密联系的”。由此可见，由于对孙中山缺乏了解，对他长期努力振兴中华的革命精神更不理解，不免产生了较大的误解。

在西方列强眼里，随后接替孙中山担任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具有更重要的价值，而来华外国人对他的关注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法金奈尔对袁世凯作了较全面的评论，包括他的品性欲望和专制本性等。他认为，袁世凯“没有表现出学习的才能，他大胆而暴躁的性情以及不守纪律的本性与一个士人的职业是相反的。他早早地表现出非常坚定的性格，更倾向于命令而不是服从”。研究这个人不同寻常的生涯，可以看到，“他生来就是要进行统治的，从孩提时代起就充满野心，总是渴望在一切领域领先。这是他主要的性格”。不过，与一个腐败堕落社会的许多大人物不同，“他并不因为喜爱金钱和欢娱而牺牲一切”，他渴望财富，但“只是以之作为实现自己抱负的踏脚石”。袁世凯“寻求的是最高权力”，他以“引人注目的坚韧”向着这个目标奋斗。他不懂外语，从未到国外旅行过，“对欧洲文明全然无知”，世界大部分“处在他才智范围之外”。袁世凯的头脑“从未被古老的学问扭曲，他能聚集自己所有的智能，所有天然的观察力，去影响进入他视界的人和事”。袁绝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没有让理论和准则束缚自己的头脑”，因此“头脑清楚、健康而聪慧”。有时袁世凯表现出一定的坦诚，而当场合需要，他就“狡猾而不可信”。袁世凯“是个准确的观察家”，“他警惕地观察外国人的举动，努力博得他们的好感，希望一旦有需要，他们会支持他”。袁是外交艺术的“高手”，除俄国人外，他“轻易就成功获得了所有人的信任”。他“本质上是个狡猾而观察力敏锐的亚洲人，一个旧式的中国人”，相当不赞同“那些支配当今各国政治生活的高尚原则和现代方法”。他所受的教育、遗传和喜好，“教导他将狡诈和武力作为达成既定目标的唯一手段”，他的指导原则是“实效”，而“罔顾道德法则”。在法金奈尔看来，“袁世凯是古代中国的代表，用贿赂和专横残忍的手段来统治，全然忽视西方文明以之赢得崇高地位的那些道德原则”。他确信，“袁梦想让自己成为皇帝”，并“信奉武力的功效，知道动用武力一定能得逞”。成为国家首脑，获得最高权力，是袁世凯“唯一的目标”和“唯一重要的问题”，为此“他毫不吝惜自己的承诺”。因此，“对袁世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道德感的人来说”，宪法“不可能造成任何困难”。他“显然对专制有越来越显著的兴趣”，“采取了通向专制权力”的步骤，“趟着鲜血前进”，而“不习惯现代原则”。但这么一个毫无现代民主意识的野心家，由于他是“党派中唯一的强人”，因此在民初政局中自然为外国人所“倾向”。

对于袁世凯的与现代社会不相容的品行，及其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法金奈尔也作了分析。他认为，“袁世凯是逝去时代的遗传物，出生太晚而进入到了新世界”，其“不忠及残忍的行径”，他们西方人以其“敏感憎恶之”，在现代中国人眼中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然而，袁世凯自己却不这么看，“正因为他无法理解其不可取性，所以他完全不顾其非道德性”。他“将所有妨碍他实现野心的人心安理得地扫到一旁”，竟说成是“为了国家利益”，而由他个人代表国家的辩解，与所有专制君主相“类似”。袁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是他的不幸，是他国家的不幸”。他恣意破坏国会，“认为自己拥有控制全民生命和财产的绝对权力”，并长期以来持有这一观点。中国人民“已经如此费力地推翻一个虚弱无能的专制统治，不可能去支持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作为总统的袁世凯，“不了解其生活的时代，犯了一个在阵营中制造分裂的大错，并再次证明了‘新时代需要有新人’这个说法的正确性”。他进而揭露袁世凯表里不一的特征说，看起来，这个临时总统是他们中间“唯一新颖的人”，“他给我最强烈的坦率与诚实的印象，他的整个外观，与其口是心非、狡猾奸诈及背信弃义的名声完全不一致”，而“他的脸庞无疑讨欧洲人喜欢，因此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丁格尔则对袁世凯的复杂性作了剖析，一方面他肯定袁世凯的能力和机巧，认为他是当今中国所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丁格尔谈到中外人士对袁氏的看法及其原因，认为袁世凯具有很强的能力，“改革目标明确，态度坚定不移，以至于各地的人们公认袁为改革者”。他在特殊场合应付自如的能力，“证明了他的过人之处”，“他非常执着于发挥其早已酝酿的军事思想，最终成就了中国北洋军”。北洋军在汉口与武昌战斗充分显示了他们的优越性，“这支受过正当训练，拥有先进装备，并具有良好纪律的北洋军成为一支不可小视的军事力量”。在采用英国海军古老的“海狗”方式治军，“对下属坦率、忠诚，与他们并肩训练与战斗，他自己很真诚，也希望下属很诚恳”。当1900年成为山东巡抚后，“外国人称赞他，文明世界都认为他能有李鸿章那样的成就”。但是，戊戌时期，“誓言还挂在嘴角，袁世凯却立即食言背叛了皇上”。他选择了对实现他的目的最有利的一方，给中国的变法“以致命的一击”，“这使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并为1900年中国的奇耻大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人看来，袁世凯是一个未必有任何优点的人，“他们谈论起袁世凯出卖改革事业的行为，并指出袁所有的大阴谋迟早要给他们带来灾难并使国家蒙羞”。然而，“当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大清帝国时，袁世凯却是控制局势的强有力的人物，使整个国家避免完全陷入灾难”。由于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并拯救了很多外国人的性命，袁世凯“获得了北京公使馆所有人及文明世界的尊重与赞赏”。另外，袁世凯“显著的个性、军事才能及他的性格”，对周围的外国人“有着磁石般的吸引力”，并“必定影响近期事件的结果”。看起来袁世凯可能是当时中国“最伟大的人”，但只有了解袁世凯政治行为的内在动机与其野心，“才能知道他在这场革命中所起作用的实际情况”。在未被推为总统之前，“袁世凯呼吁保留君主制的想法表露无遗，他认为推翻君主制可能会带来持续几十年的国内骚乱”。

尽管丁格尔感到难以解开袁世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种交际行为的谜团”，觉得这已“超出了西方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但仍从这些疑惑中揭露了他的政治手腕。对于袁世凯出山后的种种作为，似在“对清朝敌人使用阴谋诡计”，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手腕”。这个政治家“渴望并有能力使整个国家团结一致，同时也是为了报复他自己在这腐败清廷中的政敌”。袁世凯的政策似乎“成了一个谜，即使是对那些能够最近距离观察他的人也是如此，他最热烈的崇拜者也很困惑”。而正由于这些政策，袁世凯“被称为独裁者、阴谋者、帝制自为者”，是中国的“沃里克伯爵”。然而，人们却相信他“自始至终忠诚于自己的理想，追求一个目标，即寻求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不管怎样，在北京，人们“都承认那个具有坚毅性格和领导者总体素质的人就是袁世凯”。丁格尔转述《大陆报》的话说，袁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后，“清政府要想拯救现在的局势，非袁莫属”。袁世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安排好让清廷决定退位的事宜，“同时利用世人皆知却又无关紧要的和平会议拖住共和派”，其“手段暴露无遗”。一段时间内，“双方似乎都对袁既信任又怀疑，他成功地结束了双方的敌意——这或许本来就是他的目标”。

上述看法从各个角度对袁世凯作了深入剖析，或认为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旧时代人物，或认为他是一个既有能力又玩弄政治手腕的复杂人物。除此之外，还有的人作了肯定性评论。如美国传教士苏亚拿说，“在中国的北方，袁世凯是受欢迎的人。他无疑是中国最有能耐的政治家”。“他看起来赞成基督教”，因为他非常真诚地说，“只有基督教才能使中国成为真正的共和国”。郝维斯转述丁乐梅的话说，袁世凯有着“突出的个性、军事上的才华、声望，以及他对周围外国人的吸引力”，他可能是当时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其“在革命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尚未显露出来”。他又转述费启鸿博士的看法说，袁世凯一直是“长老会在中国的尊敬的代表”，他没有“自立为帝”的打算，而希望共和国能够持久。袁世凯“正运用自己最好的力量和精力，为的只是中国的利益”，一个英国传教士说，“如果袁世凯今晚死了，中国也就完了”。美国记者麦考密克认识袁世凯多年，对他一直印象很好，认为自从任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以来，“他一直是一个能干的人”，“他是为这个国家的最大利益而行事”，而且“是一个为自己确信的改革而牺牲的人”。他的真正利益是属于国家本身，“而不是任何个人利益”，“不可能仅以个人利益行事”。

对袁世凯的以上看法，反映了来华外国人的不同取舍及其矛盾心理。例如，他们尤其是传教士有感于袁氏在义和团运动时保护外国人的举动，对其行为和能力予以赞颂，并视其为伟大人物。而较为理性的来华外国人如法金奈尔，则对其作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析，他用西方民主主义思想揭示了袁世凯的本质。持这种看法的人虽然不多，但他们的解析颇为深刻，对西方了解和认识袁世凯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出于利益需要，西方不少人士即使看到袁氏丑恶的一面，但鉴于其所具有的实力，仍将其作为支持和扶助的对象。

孙中山和袁世凯是政权转换过程中的两个关键的显赫人物，自然成为当时中外的聚焦点。这场革命还涉及其他各色人物，如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等，亦引起来华外国人的关注。关于黄兴，法金奈尔认为，“他是个彻底的军人，但是接受了新的学说”。在日本留学期间，黄兴等人从日本的发达中受到启发，“阅读各种书籍，将其译成自己的语言，这就开启了思维新天地，打开了进步、辉煌和智力的新曙景”。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样，黄兴等“悲叹满族的腐败行径、王公的无奈，悲叹他们伟大国家统治者的无能，以及由外人引起并受当权者支持而产生的屈辱”。他以“炽热”的感情在同学中“煽起爱国火焰”，成了“一个热心的宣传家”和“影响大众的人物”。在日本的学习让他彻底相信，“只要继续被满族统治，国家就没有希望，满族越来越顺从外国人的控制，每天都在给中国带来损害”。黄兴的“自我牺牲精神，不可征服的勇气，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使他“得到了共和者的尊重和信赖，惟有孙逸仙才能与之比肩”。在革命中，黄兴“扮演了一个高尚的角色，他的名字将永远流传”。与孙中山不同，黄兴“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个人和公民权利的热情支持者”，“渴望见证中国接受欧洲共和国的精神原则”。这是黄兴的品格，并“在上千次危险中，他都对手上的工作坚定不移”。可以说，“孙是革命的华盛顿，黄兴是革命的拿破仑”。

关于宋教仁，法金奈尔认为，他“从一开始就是个革命者”，在选举运动中是一个为“国民党取得最佳成果的政治家”；“他是个雄辩的演讲家”，性格直率，“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其意见对党来说具有很大的分量”。宋教仁精通宪法，他联合革命政治家“制定了一部与法国类似的宪法”。宋教仁认为，中国与美国不同，“许多世纪以来都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不适合联邦制度。为什么清帝国被推翻？“因为它愚昧而腐败，不能创立一个有效的管理制度，让国家生活从中心向边缘传播”，因此“它在对外关系上软弱并经常带给人民屈辱”。宋教仁主张中央集权，但同时又认为“要由人民代表对国家元首实施更严格的控制”。正因如此，他认为，法国宪法“最适合中国要求”，“国家必须由一个向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来治理，总统必须只拥有法兰西共和国元首所具备的有限权力”。这一思想主张适合中国人的需要，其“选举运动的成功”，原因也在于此。不过，宋教仁等革命领导人的演说，“已不经意地签署了自己的死亡令”。法金奈尔还关注了其他革命党人，如认为胡汉民“是一个属于革命党的杰出学者”；陈其美是这场革命“偶然曝光的奇人”，是一个有着“非凡能量和远见的人”。

关于革命党人之外的人物，如黎元洪，来华外国人看到，这个人物恰逢革命机缘而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法金奈尔说，“战争的时运将他推上一个显眼的位置，使他在革命中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驱动他参加起义的情绪与革命领导人不同，“他没有受到欧洲文明任何程度的影响，他对此没有任何体验”。他只是“心怀怨恨，对他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充满正当的愤怒，而且对统治权一无所知”。因为，清帝国有一个传统，最好的职位全部留给满族军官，黎常常见到自己在升职上被忽略，因此“厌恶朝廷”。从精神方面来看，黎元洪“是一个旧式中国人”，也就是说，“作为革命基础的所有哲理对他都是空文”。丁格尔则认为，“黎元洪的名字已经响彻整个现代文明的每个角落，如果没有他，中国就可能不会有革命，历史将会证明黎元洪是中国带给世界的最伟大的改革家”。他卓越的管理才能以及给人民树立的良好榜样，“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并迅速地引领新中国在东西方的政治舞台上脱颖而出”。在国家生活中，“很少有人能从一个默默无闻之人迅速提升到政治名望的最高点，改变整个民族生活发展趋势的重任也很少落到一个人肩上”。他甚至认为，历史上还从没有一个人，“能使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社会和政治面貌焕然一新”，然而黎元洪做到了。“他领导了中国革命，在世人眼里，他证明了自己的罕见才能，是所有国家他这一代中最有成效的改革者”。同时又说，革命党人甚至颇有远见的刘公“当时也未想到”，黎元洪出人意料地成为他们的首领，“走向了政治舞台的前沿”，而黎如刘公所认为的，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除此之外的其他各种人物也有所涉及。如法金奈尔认为，张仲仁、梁士诒与袁世凯是同类人，“这三个人是中国眼下的统治者”，虽身份不同，或是“擅权的军人”，或是“古书中的学者”，或是“奸诈的金融家”，但“他们实际上属于另外一个时代”。他们与新一代人，即“激进共和者”极为不同，两者之间“隔着一道鸿沟”。这些旧式中国人一定会犯“严重的政治错误”，他们不能理解新的政治形势，其“敏锐和狡猾”的品质，“不足以管理一个国家”，除非他们对当今政治和历史起因“有一个理性的认知”。他们的行为，“可能对世界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关于段祺瑞，法金奈尔认为他是“最出色的军官之一，能够组织一支令人生畏的中国军队”。“从整体上看，或许对远东欧洲人有好处的是，段祺瑞竟然是如此愚钝和猜忌的一个人”，但他是袁世凯“忠实的支持者”。

关于担任国务总理的陆征祥，法金奈尔认为他“是个颇可被认为同属新旧秩序的人”，“已在外交部门工作二十年”，他“没有遭遇任何一方的敌视”，是一个“欧化的中国人”。陆征祥“不适宜成为一个总理”，从天性上讲，他“注定要在和平安宁中担任外交或官员职务”。陆其后辞去总理职务，成为外交部部长，在这个职位上，“精通法语和俄语使他真正如鱼得水”。关于辜鸿铭，法金奈尔认为他是一个“保守者”，“是已废君主的忠实支持者”，“不向现代方式妥协，强烈反对任何革新”，“他的确古怪，同时又另类”。革命爆发时，“他不愿意向共和生手让步”，不承认“人人平等”。在辜鸿铭看来，共和理论的前提是错误的，“民主会直接导致无政府主义和普遍混乱，它们将破坏中国”。他将孙中山等视为“骗子和马屁精”，参议院的议员们是比前任更糟糕、“坏得多”的“暴发户”。关于张作霖，英国传教士司督阁认为他“是一名公开宣称的帝制拥护者”，不要期望他会同意民主的意见。同时，司督阁又看到，“他的士兵崇拜他，因为他对他们非常好，公正而且慷慨”。不可想象的是，“此人很不像一个土匪”，“他被认为是一个帝制分子，而且同时他被担心是一个不容忍任何反对的强硬人物，革命者以特别的憎恨来对待他”。关于赵尔巽，司督阁指出，“他对皇族怀着强烈的个人忠心”，并“确信人民不能像一个共和国那样实行民治”。而且，赵尔巽坚守自己的岗位，试图“不遗余力地把满洲从致命的混乱威胁中解救出来”。

另外，武昌起义后，一些清朝官僚见风使舵，首鼠两端，或背离清政府另找出路，来华外国人亦有所评论。法金奈尔认为，两广总督张鸣岐“是典型的这种人，他的行为是政府衰亡的明确征兆，他宣称服务于政府，同时又背叛它”。他在革命“到来的第一天，就努力让自己被认为是一个进步分子，一个现代方法的支持者，以及一个潜在的共和者”。关于被起义新军所杀的端方，丁格尔说他“被看做是官员中的佼佼者，地位仅次于袁世凯”；端方处理各种外交事务时表现机敏，富有才智，“深受人民的尊敬”；他“眼光敏锐，有远见，具有真正意义的进步思想，是公认的未来新中国的中流砥柱”。

来华外人国对辛亥时期人物的评论，是了解这场革命的重要部分，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某些观点和主张。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这场革命的主要人物予以不同程度的关注，如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黄兴、宋教仁等，其他人物则多系随遇而记。一般来说，西方人士对孙中山的革命追求及其地位较为肯定，虽也指出某些不足，但认为他是一个新式中国人，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变化。由于袁世凯在当时的中国最有实力，西方人士对他似更为注重，这无疑与他们为了维护在华权益不无关系。对黎元洪的较高评价，显然与实际不符，这无疑反映出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缺乏深入的了解。其他方面以及对其他人物的评论，既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辛亥革命和中国传统，又体现了来华外国人的认识和了解。

以上只是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认知的荦荦大端，其他方面他们也作了种种评论，诸如革命党人的对外政策、外国人的忧虑、外国人的偏见和对辛亥革命前景的看法等。这些记述和评论，既通过对革命的直观感知而揭示了这一重大事件的各个方面，提供了一些新的史实和某些客观评论，又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思想观念及主观偏见。

关于革命党人的对外政策，当时，在华外国人很快感受到他们采取保护外国人的政策，并予以肯定。如法国教授法金奈尔谈及云南光复时说，士兵们进行劫掠，在街上开火恐吓外国人，“使其闭门不出”，当时蔡锷予以镇压。在广州，很快就变得明显起来，“革命者极愿保护外国人”，外国人的担心“减少了”，于是“留下来充当革命斗争的消极看客”。在上海，革命者对上海外国人的行为举止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显然遵守了向外国人表示尊重和礼貌的严格命令”，即使在骚乱的日子里，“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戴着白臂章标识的起义者在街上遇见一个欧洲人，他就会立正敬礼”。在北京，“没有针对外国人的伤害，骚乱爆发的原因与义和团全然不同”，“在这期间，中国人的性格完全变了”。辛亥革命爆发之初，外国人对革命党人的对外政策尚不了解，有一种深深的忧虑。法金奈尔谈到他们的忧虑，即担心革命会取消列强在华特权：“一个严重的前途问题关系到上海的欧洲居民。在中国各大商业城市，外国人归属于一个个小型专制共和国，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法律，以及自己的警察。在广州、天津、汉口，以及其他类似城市，这些外国机构的前途问题迟早都会产生，中国当局自然会力图取消其自治权。棘手的治外法权问题已被提起，并可能会带来麻烦。”他们更为忧虑的是，中国可能再次掀起一次义和团反帝运动。法金奈尔说，只要一个人在街头叫喊，“打倒洋鬼子，他们企图统治中国”，这就“足以把我们日常交往中平和的人们变成杀人狂，冲去屠杀白人”。中国人特别容易激动，在许多外国居民看来，“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是疯子”。奥匈记者鲁定格说，在上海，起义士兵“有一股强烈的排外情绪，他们说外国列强帮助政府镇压南方”。

关于外国人的偏见，主要是种族主义歧视，“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他们扭曲的判断”。在整个亚洲，“所有白人都相信自己天然优于当地人”，这“纯粹是因为后者被迫屈服于以军队和大炮为形式的武力”。在欧美白人的逻辑里，“流淌在贵族血管中的贵族血统与当地民族的并不相同”，而“这个理论在此得到了相当一致的赞同”。法金奈尔常常听到，西方社会“每个阶层的人将其应用于中国人和安南人”，很少有人承认“权力的不平等只不过是偶然因素的产物，这随时都会变化的”。尽管这种偏见在中国的强烈程度，不及在美国对黑人和黑白混血儿的歧视，“但它相当的普遍，当地人完全意识到它的存在”。这种种族统偏见，“伤害了他们的自尊”，从而在中外之间“树立起一道冰冷敌意之墙”，这样在华外国人失去了“一切了解或理解他们的手段”。因此，每个在华外人“都嘲笑中国人敢于寻求国家解放的假设”，认为“这些低下的人不适于政治自由，他们只会成功地让中国陷入混乱状态，欧洲人和美国人将不得不拯救他们”。

种族歧视导致外国人不同情中国革命，美国教育家艾略特说，在华期间，他“很少遇到长期居住在中国、对中国革命表示真正同情的西方人”，这些人都是在外交、领事、商业或工业领域任职的。其原因是，大多数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多年来不认识一位中国人，在中国的城市里，那些由英国人、美国人或其他外国人开办和光顾的俱乐部，“没有中国人有资格成为会员的”。而传教士、教师等外国人与这些人不同，“他们怀着某种慈善的目的在中国工作，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某些东西”。他们真正地与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接触，“并与之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而“外国商人可能对中国人的现状和条件以及希望和抱负都保持着一无所知”。

诸如此类与辛亥革命相关的事项，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如对各国的看法等，不一一列举。此外，他们还从革命中看到中国农民的种种优点，由此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元素。如英国传教士祈仰德说，中国农民具有“通情达理和任劳任怨的品格”，“头脑清醒，他们克勤克俭，谨守自己的本分，对那些不幸的求助者也能张开双臂”。他们是“这个民族的脊梁”，只要真正了解和接近这个伟大的阶级，“我们就会知道那种悲观看待中国未来的立场是错误的”。与腐化堕落的政客不同，中国农民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刚健有力”，他们节俭、宽容、诚实，能把眷恋家园的感情“升华为对国家的热爱”，具有朴素的欲望和简单的需求，等等。就是这样一些人，“在他们中间蕴藏着一个真正伟大民族的元素”，“立场坚定，忠于生活，忠于自己”。世界已经向他们敞开，他们“将冲破以往的闭塞，从而进入一个更宽广的世界”。他们所面对的，“不光只有严厉的斗争，更有伟大的命运与光明的希望”。

来华外国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既是辛亥革命的旁观者，又是利益相关者。这一双重身份，对其所涉辛亥革命的认知及其评论，无疑产生了直接的重要影响。辛亥革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作为外国人无权干涉，在法律上来华外国人无疑属于不应干涉的旁观者。如丁格尔所说，从辛亥革命爆发的初期开始，“外国人就被坚决但又很有礼貌地要求不要插手此事，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人希望能不受干涉地以斗争方式解决此事”。他自己认为：“如果通过外界干预而阻碍它的话，就会像企图在长江上建大坝一样——一个对所有有关的人都充满可怕灾难的做法。外部势力对一场革命的镇压总是使社会前进的车轮倒转。”这一旁观者身份有助于他们从中性的立场考察这场革命，较为客观地介述所见所闻，能够从另一视角揭示某些重要史实，为后人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提供参考。作为利益相关者，列强侵入中国攫取种种特权之后，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无不与之相关，并影响他们从自己的利益立场发表种种评论。

总之，来华外国人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示了鲜为人知的某些史实，丰富了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并反映了西方各国对华立场及其形象。文中所举各个问题和评论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史实，例如，他们从不同角度剖析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其中涉及“反满”和反对清政府腐败。孙中山也指出，中国革命爆发的根源，“曰外族满清之入主，曰现代政府之腐败”。其他如列强侵华引致国人产生通过反清以挽救中国的思想，中国人固有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思想等因素，以及其他问题的评论，等等，也无不符合历史实际。

但是，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以及其他种种局限，这些记述和评论又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和不足。例如，这些著述中贯注着西方优越的思想，或以所谓实录的方式丑化中国和中国人，或宣传西方思想尤其是基督教教义。丁格尔借他人之口提出，要把基督教文明的“真理和价值”传授给中国未来的统治者，“把中国融入”西方文明，使“中国人珍视”西方的“崇高道德准则”，如是，“中国可能就会在基督教文明的光辉照耀下成为一片乐土”。关于辛亥革命爆发原因的分析有欠客观准确，或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是由于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否则中国将永远处于停滞状态，也就是说，是西方使得中国走向进步；或强调基督教的影响，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引发辛亥革命有着很大的关联”，因为“基督教在其教义和精神上是平等的”，当革命爆发之时，“乡村的偏远角落都有这种平等精神的表现”，等等。西方国家一直持有这些看法，直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仍然说，“西方的新观念输入了中国，引起了革命”，遭到毛泽东的驳斥。在对各类人物的取舍褒贬中，也体现了他们带有偏见的主观愿望和思想倾向。由于袁世凯是一个有实力的强人，尽管毫无现代民主意识，也为他们所“倾向”而被视为当时中国“最伟大的人”；又认为“黎元洪是中国带给世界的最伟大的改革家”，“如果没有他，中国就可能不会有革命”。对于孙中山，虽更多地肯定了他的革命精神和重要地位，但亦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大骗子”。诸如此类的错谬，除了因信息不确和史料歧异，对中国或相关史实缺乏深入了解而出现误判之外，更是由于西方国家和来华外国人主观意愿和倾向的因素，即希望扩大西方在中国的影响，从而攫取更多权益。这些无疑说明，作为有着巨大在华利益的西方人，来华外国人也力图将辛亥革命打上自己的烙印，其标榜的“中立”仅仅是口头上的说辞而已。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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