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萌芽、肇始于唐代，定型、兴盛于宋代，普及于明清，最终在清末因学制改革而从制度层面退出历史舞台。在千余年之中，众多儒家士人立足书院讲学授徒、读书著述、藏书刻书，致力于文化传承、研究、创造、积累与传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
书院的性质不同于官学，区别于国家教育体系内的各类学校，办学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民间捐助。具体而言，书院制度在几个方面的创新性非常明显。书院有自主聘任名师宿儒担任山长和教师的选聘制度，既可以保证书院师资的学术水准，又能使书院在学术风格上体现自己的特色；书院有学生择师而从、自由流动的生徒管理制度，体现了在教学中对学生主体性、自主性的尊重，这是官学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书院有鼓励师生切磋砥砺、质疑问难的教学制度，与强调统一、重视灌输的官学教育形成鲜明对照，蕴含着催生学术创见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书院有邀请不同学派、不同思想观点的学者同堂讲学、互相论辩以及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会讲制度，克服了官学教育的僵化与封闭，使书院以一种兼容开放的崭新姿态崛起于当时社会，承担起创新学术、教化民众的社会责任。可以说，书院制度是儒家士人秉承儒家的教育理想，基于对当时教育弊病的反思而探索出的一条教育发展新路径。这一创新使书院具备了超越当时其他办学形式的独特魅力，在不同历史时期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促进了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作为教育制度创新的产物，书院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文化传统、教育理念、办学风格，逐渐积淀、凝练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精神价值，这就是书院精神。虽然不同时代、不同书院的书院精神各有异同，但总体而言，书院精神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以“成人之道”为主旨，重视人格养成的人文精神。从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到众多书院的学规、书院记等各类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书院对人格修养、品德养成的高度强调；第二，担当天下、传道济民、教化社会的经世精神。书院要培养的，是具有高度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具备致君泽民能力的经世之才，而不是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天崩地解，落然无与我事”的陋儒；第三，穷本探源、极深研几、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书院士人穷理尽性，关注对大本大原问题的探究，致力于深入的理论探讨，努力为重建秩序、安顿人心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第四，不囿成说、不断超越、与时偕行、引领学术思潮的创新精神。书院独特的氛围，自由的学风，激发了士人的创新意识。宋代以后中国思想史上的几次学术创新，都是与书院相联系的；第五，有教无类、自由讲学、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许多书院招收学生不拘一格，没有出身、地域限制。同时邀请不同学派学者讲学论辩，包容、接纳不同的学术观点。第六，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师生之间质疑问难的自主精神。书院在尊严师道的同时，尊重学生主观能动性，将老师视为学生求学问道的同路人，师生之间平等交流。疑难之处，师生互相探讨论辩，学生的自主性得到充分体现。![]()
书院最为核心的功能和主要目标是人才培养，提出了立德为先、修身为本、经世致用的教育理念，体现了与以科举功名为目标的“俗学”分野，抓住了教育的本质。在宋代前期，因为国家对人才需求的迅速扩大而官学不振，书院教育定位于从数量上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但办学模式上仍趋同于官学，衡量书院办学成就的标准也主要是学生在科举考试中的表现。但是到南宋时期，在士人学子愈发热衷于科举功名，追求功利之风日益炽盛的情况下，不少有识之士对当时教育的弊病进行了理性而深刻的反思。朱熹曾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朱熹基于儒家的教育理想，思考教育的宗旨，指出教育的目的应当是明理修身、经纶世务，而不是谋取声名利禄。而当时主教岳麓书院的大儒张栻也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一文针砭时弊，对学子殷殷劝勉：“侯之为是举也，岂将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明确提出了以“成就人才，传道济民”为导向的教育宗旨与目标。这些教育理念的提出，重塑了书院教育的灵魂，提升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品质，使书院教育得以回归根本，面貌焕然一新。围绕人才培养目标，书院实施了一系列的颇具特色的教育方法。首先，书院注重在尊师重道基础上构建密切师生关系。书院先贤致力于恢复儒学的师道传统，强调师道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后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师道之不立故也。”立师道，则要求老师自身学行高深，使学生能够就近取譬，以老师为楷模。所以，书院总是选聘经明行修的硕儒名师担任山长、掌教，让学生“慕而从，从而服，服而思”，产生仰慕与向往。在此基础之上，书院先贤努力构建密切的师生关系。书院师生以道相交、密切互动、教学相长，师生之间感情笃厚。在这种师生关系中，老师不仅深度了解学生的志趣个性，因材施教，还经常和学生分享学习经验与人生感悟，以学生的点滴进步为乐。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与诸生文行交勉，道艺兼资”，见到学生彬彬有礼，雅雅得体，雍容进退，欣慰不已。学生则视老师为良师益友，对老师其人与其所传之学都会产生深刻的认同，由此产生了“亲其师信其道，尊其师奉其教，敬其师效其行”的效果，形成了持久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其次，书院实施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书院强调学生以自学为主，反复思考之后，可以与同学商讨，仍有疑难，则与教师一同讨论。教师则定期讲授，释疑解惑，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日常教学活动之外，参加书院的会讲活动，聆听、参与不同观点的论辩交锋，也是书院生徒学习的重要方式。此外，书院还会在春秋二季、每月朔望祭祀先圣先贤，师生共同参加，在进退周旋之中学习礼仪，涵养性情。教学的地点，也不拘一格，可以是在讲堂之内，也可以是在室外乃至书院之外的各种空间、场所。在许多书院史料中，都可以看到书院师生共同徜徉于山林泉石之间，随处讲论，随机提点启发。1167年，朱熹曾经率弟子从武夷山前往岳麓书院论学，而后又与张栻率众弟子登临南岳。王阳明也经常带领弟子登山临水。其弟子甚至认为，王阳明“点化同志，多得之登游山水间”。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罗典“晨起讲经义，暇则率生徒看山花，听田歌，徜徉亭台池坞之间”，“随所触为指示”。众生徒“或罗坐花间，或侍立月下，或随行涧沼、墩径间，谈经道古，内而心性，外而身世之故，凡所欲闻者无不闻，而皆有以洽其意而餍其心”。这些极具画面感的叙述，生动呈现出书院教学方式的灵活性。再次，书院鼓励师生之间质疑问难，切磋论辩。朱熹等书院先贤提倡鼓励学生读书应当有质疑的精神：“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他与张栻在岳麓书院讨论“中和”之义，“三日夜不能合”。在长期的学术交往中，二人相互切磋质疑，决不苟同：“有我之所是，而兄以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议。”从《朱子语类》中我们可以看到，朱熹与弟子门人有长期而深入的切磋讨论。宋儒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规约》中称：“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各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书名于册后。”清康熙末年岳麓书院山长李文炤在所订的《学规》中，多处要求学生质疑辨难：每日讲经书时，“端坐辨难，有不明处，反复推详。”碰上老师不明白的，就记录下来，“以待四方高明者共相质证，不可蓄疑于胸中也。”每月作文，若对老师批改有疑惑，“即携原卷相商，以求至是。”对于教师的著作，学生若有疑问，“即与之以相商焉。”到乾隆年间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所订的《学规》中更明确鼓励学生“疑误定要力争”。陈宏谋所订岳麓书院《条规》规定，上堂讲书时，诸生若有疑问，可以随时“登堂质问”。这种对独立思考精神的鼓励、对批判性思维的重视，是培养创造性的重要方式。最后，重视环境育人。书院先贤意识到优美的自然环境、良好的人文环境对于人才成长的作用，不仅在创建书院时往往选择远离尘嚣、清幽宜人之地，而且总是在书院中营建各种园林景致，为师生提供优雅的读书环境。如乾隆年间罗典掌教岳麓书院期间，曾经辟隙地作园池，并取“其行根多而继增不息”“易生”“易实”之寓意，选种松竹、桃李、紫薇、荷花等卉木加以点饰，建设“书院八景”。希望书院学生能够“晨夕出入，会心不远，皆得蠲尘俗以亲雅意，略戋小而与大观”，在幽雅的环境中陶冶性情，涵养气质。对人文环境的营造，书院先贤尤为措意。从书院建筑的布局、形制、规格，到亭台楼阁、斋舍、景观的命名，到各类匾额、碑刻、楹联、画像的具体内容，都蕴涵着丰富的儒家精神价值，其目的就是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让学生藏修游息，都能在无形中受到熏染和影响。如明代弘治年间岳麓书院绘朱子“紫阳遗迹”并勒石置于尊经阁，希望各位生徒能够“兴起其尊贤、尚德之心，而思读其书，以学其道”。在壁上大书《白鹿洞书院教条》，以便于生徒朝夕探讨服膺，不负先儒之教。书院教育高度重视人格修养、品德养成，强调“立品为重”“立德为先”，把品德修养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要务，追求“求道”“求学”统一。这一价值导向对于纠正当前人才培养过程中重知识传授而轻道德情操培养、人格养成，人才评价过程中重学业成绩、科研成果而轻思想品德表现的偏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书院教育批评以科举功名为鹄的的个人功利主义，强调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教育宗旨，以天下为己任，在国家、社会的广阔视野之中定位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这有助于我们反思当前教育中片面追求升学率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重应试技巧而轻综合素质培养、重学生自我设计而轻社会责任感与家国情怀养成的弊病。书院教育强调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只是作为引路人适时点拨启发；鼓励学生对教学内容质疑问难，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就疑难之处加以商讨辨析；同时也以兼容开放的态度，邀请不同学派学者讲学论辩。这是对学生主体性的充分肯定，对批判性思维的提倡。借鉴这一做法，有助于克服目前教育中存在的教师满堂灌输，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及深入探究的动力不足的倾向，培养锻炼学生对不同观点的辨别能力，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创造力。书院教育重视在尊师重道基础上建构密切的师生关系，强调教师以品行、学问为学生树立楷模，师生之间交流互动频繁，感情笃厚。在此基础之上，教师根据学生气质、禀赋、兴趣进行个性化指导。今天，师德师风建设面临诸多新挑战，规模化办学条件下也出现了师生之间交流互动减少、因材施教原则难以贯彻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古代书院教育的历史经验尤其值得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