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南明区白沙巷：贵州近代文化爆炸的一处遗迹

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文化传播的速度较慢，这是贵州被外界贴上的标签。但细心的人会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贵州在近现代历史上，曾经短时间、高密度的集中涌现出一批精英人才。

这批人中有丁宝桢、张之洞、李端棻、陈夔龙、何应钦、王伯群、姚华、戴戡、王若飞、谷正伦、刘显世等等，他们在教育、政治、军事等领域崭露头角，对贵州乃至全国的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发现，这群人的出生日期跨度不超过70年，成长时期均是在短短的清末民初之交，放在历史的尺度上这的确是极短的时间。另外，贵州并不是文化积淀的大省，这群人为何在这个时期集中爆发出现呢？堪称为贵州历史上的一个神秘现象。

对于这种神秘现象，我想把它称之为文化爆炸。

不过，对此如今却鲜少有人去探究，今天悟看决定去探寻贵阳南明区白沙巷，因为巷内仍存的一处历史建筑，算得上观察这种神秘现象的一个切片，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次文化爆炸的其中一处遗迹。

在贵阳老城的核心区域有一条巷子，叫白沙巷。白沙巷一端在小十字的银座大厦背后，另外一端在上护国路中段。白沙巷原来叫白沙井，因井底有白色的细沙而得名，白沙井是老贵阳居民取水的古井之一，不过现在已经被填埋，踪迹不存。

现在很多贵阳年轻人都不知道白沙巷的具体位置了，不过如果你提到巷口的“宋文成烤肉”，大概就会会心一笑了。

不过100年前的白沙巷，飘荡的可不是滋滋作响的烤肉香，这里是老贵阳正儿八经的文化重地，因为民国贵州省教育厅就在巷内。这个曾经的教育厅旧址就位于现在白沙巷东段的贵阳市六一幼儿园，可以说，这是一所办在文物里面的幼儿园。

幼儿园的正面是一块石质门头，上方写着“刘统之先生祠”，书写人是“南海康有为”，据说这是康有为先生留在贵州的唯一墨宝。

刘统之先生祠最里面是一栋高大的正厅，屋檐下伫立着几根整根木头的立柱，院子两侧有太平缸，里面种植了睡莲。

史料记载，此宅原占地4500余平方米，主体建筑为木结构。现仅存前后院，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所有厅堂房舍都是穿斗式硬山顶建筑，是贵阳迄今保存尚好民国初年的民居之一。

这栋历史建筑当年作为省教育厅办公地，怎么会是刘统之先生祠呢？刘统之先生又是谁？康有为为什么要为他亲笔题词呢？

这位刘统之先生可不简单。他名刘官礼，字统之，贵州兴义人，可说是贵州近代教育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清末，贵州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经济政治严重失序，导致整个省发生了长达18年的大动乱，史称“咸同兵燹”。由于清军绿营兵的战斗力低下，清廷只能让地方豪强开办团练成立私人武装，结堡以自卫。

刘统之的父亲就带着家族招兵买马，在兴义下五屯筑了一个叫“永康堡”的军事堡垒。由于在抵抗广西会党和白旗军的起义过程中，刘家依托永康堡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刘氏家族一跃成为贵州西南的新兴军事勋贵，称霸一方。

刘统之也因为功勋卓著，官升三品大员，成为了刘氏家族的新一代掌门人。清代毕竟是文人政治，混迹官场的刘统之最终发现，仅凭军功的武将其实很难在政治圈上更进一步。他认为无论是地区还是家族，想要提升，只能走兴文教、提升整体文化水平这条路。

于是他主持修复了兴义笔山书院，并高薪聘请名士来书院任教。笔山书院的第一任山长（校长），就是当时的著名经史学家雷廷珍。

雷廷珍原是贵阳“经世学堂”的主讲，他来到兴义笔山书院后，兢兢业业埋头三年，为笔山书院的教育打下了坚实基础。

后来，雷廷珍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赏识，特聘请他去武汉管理两湖书院，不幸的是，雷廷珍因为年老体衰，病逝在赴任之路上。

后来，刘统之又礼聘贵阳名流姚华、徐天叙、熊继光等来到笔山书院任教，一大批优秀人才被培养起来，其中就有刘统之的儿子和侄儿，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主政贵州的一方人物。

武将出生的刘统之，虽然更多地是出于繁盛家族和地方的心态兴办文教，但他对文化的极度重视，以及在这种观念下的行动，就像在水面上投下了一块石头，随着涟漪的扩散最终引发出巨大的共振效应。

白沙巷六一幼儿园所在的这栋历史建筑，其实最开始并不是刘氏的家族宗祠，而是一座私人宅邸。它的主人也不是刘家人，而是曾在日本留学的贵州首任财政厅长张协陆。

张家和刘家有着颇深的渊源，那为什么张家的私宅却成了刘家的祠堂呢？

清末，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方针，受其影响，刘统之迅速把笔山书院变为西式的兴义高等小学堂，并于书院后山新建教室、图书室、仪器室等。张之洞也从日本购进了一大批教具捐赠给家乡新式学校。

笔山书院改为西式的兴义高等小学堂后，文化实力不减。1905年，兴义高等小学堂的学生王文华、窦居敬等学子去贵阳参加全省省立中学通考，不仅全部录取，而且包揽了全省前1至13名，全省震动。

而兴义高等小学堂的首任校长就是张协陆。张协陆本是贵阳有名的举人，担任兴义高等小学堂校长后，他慢慢地感受到自己的传统文化知识的局限，决定东渡日本留学。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社会迅速发展，一举成为实力强劲的国家。同为亚洲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日本的崛起对那个时代的国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文化精英们都希望通过这个近邻来学习现代文化。

张协陆在日本留学期间，专攻经济和财政专业，民国建立后，他返国担任了贵州首任财政厅长。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了刘统之。刘统之思想观念特别开放，加之重视教育，他随后开启了规模庞大的地方公费留日计划，所有旅、杂、伙食、学费全由地方包干。

在这些留日学生中，王伯群、何应钦、保衡、刘显治、李培先等人，分别进入日本的中央大学、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学。 回国后，他们与其他未出国留学的笔山书院学生一起，在教育、政治、军事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为后来民国兴义系军阀把持贵州政局完成了人才和文化储备。

民国贵州史，半部在兴义的说法正是来源于此。

刘统之重视教育的一个成果，就是培养了大量的文化精英，而这批文化精英接受教育的时代也正好是全球新思想观念涌现的时代。不同时期、地点接受的教育，自然让他们在短时期内形成了思想观念的巨大分野。

刘统之的儿子刘显世就是这种分野的第一个显现。他和贵州共和功臣张百麟的恩怨情仇也集中到了白沙巷这个地方。

今天白沙巷的中段有几个铁牌子，上面写有曾在此居住过的小巷名人。张百麟就是其中之一。

张百麟是晚清贵州的一名官员，他接受新思想，积极筹备了一个新式政党组织——贵州自治学社。学社以镜秋轩照相馆为基地，秘密筹划革命事宜。在辛亥革命中，贵州自治学社顺利夺权，通电支持共和，贵州成为最先独立的几个省份之一。

随后张百麟以贵州自治学社和贵州新军为基础，成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并任枢密院长。贵州顺利进入共和政治时期。不过此时，刘显世正好接受之前贵州巡抚沈瑜庆的命令从兴义带兵到省城镇压自治学社，但才走到安顺，便得知清政府在贵州的统治已经垮台。

张百麟不顾劝说，决定邀请行军半途的刘显世加入大汉军政府，刘显世得以进驻贵阳。但是后来自治学社和保守的立宪派发生矛盾，刘显世等发动“二二政变”，一举颠覆了贵州大汉军政府，张百麟逃亡上海，最后客死他乡。

第二次分野则是来自兴义系内部。当年刘统之安排的官派留学生何应钦、王伯群和留在国内的王文华等人在政见上有自己的观念，逐渐和兴义系旧派出现了分歧，观念冲突导致行为冲突，新旧两派最终不可调和。

1919年，时任财政厅长张协陆被这群曾经的学生逼得服毒自杀，结局悲惨，此时距离他白沙巷的新房落成不到两年，最后这所房子被刘显世买下做了家族祠堂，就是刘统之先生祠的来历。

1920年，兴义系新派的年轻人终于忍不住发动了兵变，外甥王文华把舅舅刘显世赶下了省长之位，刘显世在王文华母亲的护送下离开贵阳避难。但在第二年，刘显世和张协陆家人买通杀手，把时任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刺杀于上海，新派的王伯群、何应钦等人也逃离贵州。

1926年，桐梓系军阀周西成当了贵州省长，他觉得刘统之先生祠本来就是寓意文教，于是改此祠为贵州省教育厅。

想不到围绕着白沙巷，会有这么多的精彩曲折故事。贵州在军阀争夺的震荡中脱离传统社会，踉跄地开始了自己的现代性进程。不过令人嘘唏的是，这些震荡的主角都是贵州这次文化爆炸开花结果后的本土精英。

通过白沙巷的故事，我们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解答，贵州为何在清末民初短短的时间内出现精英涌现（Emergence）的现象。

了解他们的故事后，我们会发现这些人物有一些共性，比如：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培养、现代观念的冲击、开眼看世界的冲动、对国家崛起的忧虑、文化精英的集体催化、对自身和家族命运的抗争……这些条件相互作用，在文化积累与社会变革的契机共同塑造下，形成了一个复杂性系统，最终引发了贵州文化精英的涌现与文化爆炸现象。

另外，贵州的文化滞后性或许也是带来这种现象的一大重要因素。

虽然贵州被开发在历史文献中已早有记录，但是传统文化真正大范围落地生根则是明清两代，文化进程相较于中原省份存在滞后性，但这种滞后性反而在清末和民初的动荡时期表现为复杂的灵活性和进取精神，让现代性观念在短时间内迅速传入并接纳。

这些外来观念与本土传统文化相碰撞，激发了贵州知识精英的创造性和行动力。使他们更易吸收其精华，并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进行批判性创新，然后形成了贵州文化在现代性进程中的独特张力。

这种文化张力的一个结果就是清末民初的短时间内，特定地区的文化与观念在高压下迅速激发出集中的创新和创造力。

非常奇妙吧，如此宏大而又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叙事，居然在贵阳这条小小的白沙巷中得到展开。白沙巷就是这次文化爆炸的遗迹。

所以，许多我们习惯的地方，或许藏着连接过去的精神宝藏。不思既往者，无以言将来，我们如能在蛛丝马迹中寻找到这片土地曾经的精彩，未来可期。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