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明是国际市场最大买方， 定价权为何被西方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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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及“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高度强调初级产品供给安全的重要性。初级产品供给保障不仅关乎人们吃饭的“饭碗”，还关系到整个国家工业生产的“饭碗”。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初级产品有大量需求。而且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2023年粮食进口总量1.62亿吨，这也是自2015年以来粮食年度进口规模连续9年位于1亿吨以上的水平。继2017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之后，2018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进口国，中国也是大部分矿种的最大单一进口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国家安全单列专章进行全面系统阐释和部署，在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方面，强调要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能源、矿产等初级产品是整个经济最为基础的部分，加强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是现实所需也是长远战略，事关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因此，必须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充分重视初级产品供给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和精髓是“总体”，强调大安全、系统安全理念，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其中，初级产品供给安全本身包括粮食安全、资源安全（能源资源、矿产资源等安全），直接关涉经济安全、海外利益安全，且同金融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等重点领域密切相关。在实践中，必须从战略层面重视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矿产安全，其不仅关涉人民福祉，也关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能源资源、矿产资源是工业、农业和国防等行业不可或缺的“口粮”，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富煤贫油少气是中国的国情，中国是铜消费第一大国，也是一个贫铜国家。2024年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新能源技术与我国的能源安全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我国能源发展仍面临需求压力巨大、供给制约较多、绿色低碳转型任务艰巨等一系列挑战。总之，“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必须加强战略谋划，及早作出调整，确保供给安全。”

二、全球初级产品供给结构处于严重失衡状态

简言之，初级产品供给的基本特征是总量有限，同时总量紧平衡与结构不平衡并存，且极易受国际环境影响，具有高度稀缺性、战略敏感性等特征。除自然灾害造成的客观风险外，全球初级产品供给政治化、武器化、意识形态化趋势明显，人为限供断供风险上升，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也是目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新冠肺炎疫情、极端气候、人口激增等因素，致使初级产品供给问题“雪上加霜”

联合国粮农组织分别于1974年、1983年、1996年三次对粮食安全做过详细定义。1974年，强调粮食安全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1983年，提出粮食安全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1996年，进一步明确粮食安全是“让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充足的、安全的和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间，各国关闭边界，造成劳工流动受限，种植和收获粮食作物所需的劳动力严重短缺。粮食的国际运输变得更加困难，部分国家停止粮食出口，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屯粮抢购的现象。此外，粮食危机会滋生不稳定局势。研究表明，在特定国家，饥饿人口每增加1%，就会导致2%的人口向外移民。难民越过边境，将本已脆弱的地区变成潜在的动乱爆发点。

2022年11月15日，联合国宣布全球人口在这天达到80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全球人口只有26亿。此后，全球人口在1960年达到30亿，1975年达到40亿，1987年达到50亿，1999年达到60亿，2011年达到70亿。可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平均每十年全球人口涨10亿，解决40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同解决80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而资源争夺和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容易引发冲突。因此，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对中国适用，对国际社会同样适用。

此外，极端气候等相关灾害进一步加剧粮食危机、能源危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发布报告称，自2009年以来，干旱、高温等极端气候现象发生概率远高于20世纪80—90年代，严重影响了全球粮食供给。根据粮食价格指数（FFPI），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基本食品的国际出口报价几乎连续增长，按名义价值计算，在2022年2月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21年全年，小麦和大麦的国际价格均较2020年水平上涨了31%，原因是各主要小麦和大麦出口国因天气原因导致产量收缩以及由此带来的出口供应紧张。

除了产量之外，农业专家更担心雨水令农作物出现病变，影响农作物质量。受气候变化影响，破坏重要经济作物的害虫正变得更具破坏性。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每年有多达40%的全球作物产量因虫害而受损失。每年，植物病害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超过2200亿美元，而入侵昆虫造成的损失至少为700亿美元。④此外，气候变化导致粮食作物的营养水平降低。

极端气候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挑战，如导致发电燃料供应受阻、电力设施损毁，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出力骤降，使得电力供需严重失衡。一个怪圈是，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造成了气温上升，而应对高温各国又不得不增加化石能源的使用以保障电力供应。

（二）俄乌冲突、红海危机等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国际初级产品供应链

2022年，俄乌冲突搅动国际初级产品市场。冲突双方都是粮食出口国，对全球粮食安全影响很大。2021年，俄方出口小麦4249万吨，占全球比重21.99%;乌方出口小麦2036万吨，占10.54%。两国合计占全球小麦出口的32.53%。俄方出口玉米527万吨，乌方出口3136万吨，两国合计占全球玉米出口19.6%。两国出口的粮食足以支撑20个中小国家的粮食安全。目前，俄乌冲突已经导致全球食品价格飙升，粮价导致的社会问题可能会在贫穷国家引发持续骚乱。

在能源方面，俄乌冲突及西方对俄罗斯制裁推动国际能源价格大涨，全球通胀压力加剧。2021年，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世界第二大原油出口国，是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世界第三大煤炭出口国。在天然气、石油和煤炭三大化石能源领域，俄罗斯一直是欧盟的第一大进口国，2021年占欧盟天然气进口的45%、石油进口的27%、煤炭进口的46%。就天然气而言，俄气的占比在德国为66.1%，意大利为43.3%，卢森堡为27.2%，荷兰为26.8%，法国为16.9%。在一些与俄邻近的国家，俄气的占比更高，捷克为100%，芬兰为97.6%，匈牙利为95%，斯洛伐克为85.4%，保加利亚为75.2%。西方全方位对俄的能源制裁，严重冲击国际能源供应。

在中东地区，2023年11月中旬，也门胡塞武装开始对途径红海的“与以色列有关船只”实施袭击，随后扩大到所有驶向以色列的船只，严重影响了往来苏伊士运河船舶的通行安全。红海危机持续，会导致能源供应紧张，推高能源价格，引发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增加地缘政治与经济不确定性，最终可能抑制投资，全球通胀压力加大，经济复苏脚步放缓。

在非洲，仅2021年，乍得、马里、几内亚、苏丹等国家相继发生军事政变。甚至，非盟总部所在地埃塞俄比亚由于内战原因致使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影响该国农业发展，而农业是其国民经济和出口创汇的支柱。糟糕的安全局势使得非洲普遍面临外国直接投资减少、失业加剧、债务危机，一些国家遭遇粮食危机。2021年9月，几内亚政变直接影响全球铝土矿价格，该国铝土矿供应占全球总供应量的20%，储量约占全球总资源储量的1/4，当年中国51%的铝土矿从几内亚进口。在中亚，哈萨克斯坦是世界粮食生产大国和主要出口国之一。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多地发生骚乱，如果不是及时控制事态，这一冲突将直接影响相关地区的粮食安全。

（三）出口国资源民族主义抬头，会进一步加剧关键初级产品的稀缺性

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主要出现在非洲、拉美和亚太地区，通常以实现强化资源主权、控制资源流向、提升资源价值为目标。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不利于关键初级产品投资以及产能的稳定增长，加剧了供应的不确定风险。

印度尼西亚作为世界上矿产种类最齐全的国家之一，接二连三地出台矿产出口禁令，引发“蝴蝶效应”。印尼是全球最大的动力煤出口国，2020年出口量约4亿吨，大约占世界市场的35%，中国、印度、新加坡和韩国等是其主要买家。2021年8月，印尼政府以未完成“国内市场义务”为由对34家煤企实行出口禁令。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和出口国，其产量超过全球棕榈油产量的50%以上，另一个主产国为马来西亚。由于印尼国内食用油出现短缺，导致价格飙升，印尼政府从2022年4月28日起禁止出口原棕榈油及其他棕榈油产品。这道禁令扰乱全球植物油市场，并引发印尼棕榈油农民因收入受影响而上街抗议，要求政府解除禁令。

2022年5月18日，印尼投资部长兼投资统筹机构主任巴希尔·拉哈达利亚表示，该国将停止出口铝土矿和锡，以鼓励及发展本国工业。早在2021年11月份，时任印尼总统佐科就曾表示，印尼政府2022年将不再允许铝土矿出口，2023年禁止出口铜矿石。在佐科公布的时间表中，2024年印尼还将全面禁止锡原矿的出口。

印尼铝土矿储量为12亿吨，位居全球第六位。印尼是世界铝土矿出口大国，2013年该国铝土矿出口量占全球贸易量的51%。2014年印尼实施原矿禁止出口政策，该国铝土矿出口量大幅下滑，此举导致全球铝土矿贸易格局发生较大变化。直到2017年印尼政府出台铝土矿出口配额政策后，其铝土矿出口才有所恢复。2021年，中国从印尼进口的铝土矿占中国进口总量的比重达到16.6%，排在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之后。

2021年，全球锡储量约490万吨，其中印尼锡储量位居世界第二，总储量80万吨，占世界总量的17%。如果印尼全面禁止锡原矿的出口，这个缺口一时难以填补。此前，印尼已于2020年开始禁止镍原矿的出口。印尼官员称，镍出口禁令已被证明有效地增加了镍衍生产品的出口，包括不锈钢。2022年，印尼镍出口仅达到20亿美元，而下游行业的不锈钢出口飙升至200亿美元。2023年，印尼跃升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不锈钢生产国，年产能约600万吨，改变了全球不锈钢供应格局。

当然，印尼政府的矿产资源出口禁令也有其合理和必然的一面。印尼长期以来都是全球上游原料的重要供应基地，极少进行矿产资源的深加工。这种出口模式在短期内为印尼创造大量外汇，但印尼始终缺乏产业基础。为此，印尼政府不断推出限制矿物出口的政策，代之以鼓励矿产冶炼和下游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佐科担任印尼总统之后，为了吸引外国投资、促进经济转型，印尼加快禁止矿产资源出口的进程外国想要获得印尼的矿产，需要先到印尼进行投资，发展当地的矿产冶炼和下游产业，在印尼生产出金属成品或半成品之后，印尼政府才允许出口。虽然出口禁令政策对很多资源型国家而言是“大势所趋”，是个体理性最大化的选择，但会导致全球初级产品供应链的“脱钩断链”。

（四）低碳发展对初级产品供求关系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随着清洁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锂、钴、镍、锰、稀土等稀有金属的需求正在大幅上升，大国对战略性关键矿产的争夺将进一步加剧。战略性关键矿产（Strategic Critical Materials）也被称为关键矿产、关键金属、战略性矿产或关键原料等，指对高科技生产、能源转型和国防应用至关重要并可能存在供应风险的原料，它们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和国防军工等行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用途。大卫·亚伯拉罕（David Abraham）在《决战元素周期表》一书中指出，稀有金属在工业上被称为“高级”（advanced）或是“技术”（technology）金属，也被称为“战略”或是“关键”金属。稀有金属是现代高科技、环保和军事工业的基础。它们像化石燃料一样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因为谁能控制它们的生产和贸易，谁就能获得越来越多的经济和地缘政治财富。

全球的关键战略矿产资源主要集中在如乌拉尔—蒙古成矿区、非洲—阿拉伯成矿区、东亚成矿区、中朝成矿区、西亚成矿区和北美成矿区等。2024年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报告指出，过去20年来，与能源相关的关键矿产的年贸易额从530亿美元增至3780亿美元。然而，对清洁技术产品的高需求给这些矿物的供应链带来了压力。钴、铜、锂、镍和稀土等关键矿产在从风力涡轮机到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技术的生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目前最受关注的电动汽车行业为例，生产电动汽车电池尤其需要关键矿产：电池行业占全球钴需求的70%。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称，如果世界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关键矿产的总需求量将增至目前的六倍。

一方面，稀土是重要的战略性关键矿产，因其优异的理化性质，是现代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不可或缺的基础材料，也是名副其实的工业“维生素”，在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绿色化工、功能材料及器件、清洁能源及“双碳”技术、生命健康、生态环保等诸多领域具有广泛应用。美国能源部和欧盟的报告都将稀土、钴和其他几种金属材料列为关键矿产，因为它们对清洁能源具有高供应风险和缺乏替代品等属性。

目前，全球稀土资源总储量为1.3亿吨，中国储量为4400万吨，占全球总量的33.8%，位居世界第一。2022年，全球稀土产量为30万吨，中国产量为21万吨，约占全球稀土产量的70%。美国储量为180万吨，仅占全球总量的1.3%。2023年，全球稀土产量36.5万吨，中国产量25.5万吨，在全球占比70%;美国产量只有4.3万吨，在全球占比12%。美国稀土产业链的最大短板在中游环节。作为曾经的稀土生产强国，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步退出分离加工环节，转而选择由发展中国家代为加工稀土。当前，美国国内已经不具备以商业规模生产稀土氧化物、稀土金属及合金的能力。美国公司需要将开采的稀土精矿运到中国进行冶炼分离，中国厂商制得稀土氧化物、金属及合金后再卖给美国。美国所需稀土化合物与金属主要来自中国，从中国进口占该项总进口额的80%。为此，美国欲重建其稀土产业链，并高度重视同盟国的协调合作。澳大利亚稀土资源丰富，也是目前在中国之外唯一能够以商业规模开展稀土分离、加工的国家。2018年美澳签订协议，宣布共同开发、冶炼、加工稀土，并于第二年确定15个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项目。

另一方面，碳中和进程有可能导致为应对能源危机反而加剧了粮食危机。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能源和粮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最近几年，国际社会提出碳中和目标之后，很多国家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纷纷提高生物燃料比例。长期以来，玉米、大豆等粮食产品是重要的生物质能源原料。生物燃料油主要包括生物乙醇和生物柴油，目前主要以粮食为生产原料，可部分替代由石油制取的汽油和柴油。

据统计，2021年，美国、巴西、欧盟生产生物燃料所消耗的粮食约3亿吨。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粮食占有量400公斤的安全线计算，3亿吨粮食相当于7.5亿人一年的粮食占有量。美国是全球第一大乙醇生产国，美国2021年乙醇产量同比增长8%，约4500万吨。按照1吨生物燃料乙醇大约需要3吨粮食原料推算，美国共消耗约1.35亿吨粮食，约为澳大利亚一年粮食总产量的2.5倍。2022年4月12日，美国宣布6月到9月开放高乙醇含量汽油销售，以控制油价。美国大规模应用乙醇汽油，将引发全世界“人汽争粮”的矛盾，抬升全球粮食价格，增加粮食需求国的进口成本。

（五）初级产品供给安全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

跨国公司对全球初级产品具有垄断性，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全球约2万亿美元的农产品贸易受控于十家大型跨国公司，其中美国艾地盟（ADM）、美国邦吉（Bunge）、美国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Dreyfus），这四大跨国粮商控制着全球80%的粮食贸易量，对国际粮价有绝对的话语权。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VALE）和澳大利亚的力拓公司（Rio-Tinto）、必和必拓公司（BHP）、福蒂斯丘公司（FMG）等四大矿企掌握了全球铁矿石近50%的产量，对全球铁矿石的进出口有绝对的主导权。美西方资本控制的能源巨头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市场的垄断程度也较高。此外，初级产品的市场规则长期由西方把控，市场高度金融化。初级产品大多依托商品期货市场进行交易，大宗商品交易期货化、定价指数化，逐渐发展为金融衍生品。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主要粮食品种期货、布伦特石油期货和纽约轻质原油期货合约价格，被广泛用作交易定价基础。

在初级产品安全治理领域也存在结构性问题。经济学界多从供需平衡、价格信号以及粮食贸易等角度研究粮食安全问题。国际关系学界则多关注各国粮食安全保障行为的相互影响，尤其关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的效用问题。有学者将粮食安全研究归为粮食安全归因说、粮食安全影响说、粮食安全困境说三种分支，认为各国在粮食安全领域存在着“非对称相互依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蝗虫灾害等极端事件影响粮食安全，但从全球层面来看，治理机制的不完善是粮食不安全的重大原因，其中包括：粮食治理平台碎片化、区域化，治理规则非中性、治理机制面临“伪领导力”等问题。

粮食安全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除了涉及威胁的存在，安全本身还涉及人对威胁的认知。因此，有学者研究了粮食安全忧患问题。出于对粮食安全的忧患，国家可能盲目提高自给率，依赖国际市场并进行跨期储备，而这种做法会带来更多粮食不安全和忧患。由此，将这种恶性循环、理性做法导致非理性结果的现象总结为“忧患陷阱”。适当水平的忧患有利于粮食安全，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于保障粮食安全。可见，对粮食安全的认知会影响保障粮食安全的行为，进而影响粮食供给安全。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陷入深度忧患，不惜一切代价提高自给率，导致生态破坏和粮食不安全之间的恶性循环。的确，国家安全是相互关联的系统，且对任何国家而言都不存在“绝对安全”，要兼顾个体理性同集体理性，兼顾国家安全同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兼顾人的安全同人类安全，走一条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粮食安全同能源安全也不是彼此孤立的。例如，化肥是粮食增产的重要措施，天然气是化肥生产的关键要素。俄乌冲突引发的制裁导致天然气供应紧张，化肥价格随之达到历史顶峰，这对农业造成重创。自乌克兰危机以来，由于天然气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全球氮肥价格上涨40%～50%，磷肥和钾肥的价格上涨约30%。农民使用更少的肥料或意味着更少的农业收成。

三、中国主要初级产品供给保障现状 

1985年，初级产品在中国进口商品中所占比重仅为12.5%，2007年提高到25.4%。近年来，初级产品进口占中国全部进口的比重呈上升趋势，特别是2016年以后，这一态势加速攀升。截至2021年12月，中国进口初级产品占进口的比重约为36.3%。而近二十年来全球初级产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其原因主要有五方面因素：一是“需求因素”，全球经济从20世纪末期的经济衰退中逐步复苏，经济增速反弹加大了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二是“中国因素”，来自中国的市场需求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对全球初级产品的需求，也带动价格的上涨；三是“供应商因素”，国际初级产品供应商利用自身的寡头垄断地位大幅提价，推升了市场行情上涨；四是“投机因素”，一些国际投资者和市场游资利用大宗商品期货行情进行投机炒作，人为放大了初级产品价格的波动幅度；五是“冲突因素”，如前所述，地缘冲突及非传统安全必然加剧大宗商品价格涨势。

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给中国经济安全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从宏观层面看，初级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给中国经济稳健运行带来了负外部性冲击。特别是进口价格的上涨，压缩了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基础的弱化，即“贸易条件恶化”。此外，初级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还给中国经济运行带来了输入性通胀压力。2022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增加了“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的表述。如果不能加以妥善应对，势必对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产生不利影响，甚至成为引发经济滞胀的直接导火索。

具体来说，中国粮食、矿产、能源供给存在结构性不足的问题。从粮食看，中国总量供求偏紧、结构性短缺。202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95亿吨，进口粮食1.6亿吨，同比增长11.7%，口粮绝对自给，食用植物油和饲料粮存在较大缺口。从矿产看，中国矿产资源消费大，存在结构不平衡问题。铁矿石、铜矿、铝土矿消费量占全球一半以上，但国内矿产资源自然禀赋较差，储量小、品位低，不能满足消费需求，需要进口保障。从能源看，中国能源资源呈现富煤贫油少气缺铀格局。2021年，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43.3亿吨标准煤，消费总量52.4亿吨标煤；2023年，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48.3亿吨标准煤，消费总量约为57.2亿吨标准煤，生产总量、消费总量均为全球第一，供需缺口较大。下文将对各类初级产品供给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2021年，中国玉米进口2835万吨，同比增长152.2%。进口主要来源国为美国，占进口总量的69.9%。其次是乌克兰，占进口总量占进口总量的29%。其他剩余国家进口占比较少，约占进口总量的1.1%。2023年，中国玉米进口2712万吨，进口主要来源国为巴西，占进口总量的47.2%。其次是美国、乌克兰，分别占进口总量的26.3%、20.3%，其他剩余国家约占进口总量的6.2%。

2021年，中国大豆进口9573万吨。当年，我国从巴西购买的大豆数量达到了5806.4万吨，占中国大豆进口总量的60.7%。从美国购买的大豆数量为3162.3万吨，占进口总量的33%。从阿根廷购买的大豆数量为371.1万吨，占进口总量的3.9%。其他剩余国家约占进口总量的2.4%。2023年，中国的大豆进口9861.1万吨。当年，中国从巴西购买的大豆数量高达6993万吨，占中国大豆进口总量的70.9%。从美国购买的大豆数量降到2348万吨，占进口总量的23.8%。从阿根廷购买的大豆数量也降到194.6万吨，占进口总量的2%。其他剩余国家约3.3%。

中国积极实施原油进口多元化战略，目前效果显著。2021年，中国原油进口量为5.13亿吨，同比下降5.4%，原油对外依存度由上年度的73.6%降至72%，下降1.6%。2021年，中国从沙特阿拉伯进口原油共8755.7万吨，占原油进口总量的17.1%。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共7964.1万吨，占原油进口总量的15.5%。排在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的分别是10.5%的伊拉克、8.7%的阿曼、7.6%的安哥拉。2023年，中国原油进口量为5.64亿吨，同比增长11%，原油对外依存度升至73%。当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共1.07亿吨，占原油进口总量的19%。从沙特阿拉伯进口原油共8594.4万吨，占原油进口总量的15.2%。排在第三位至第五位的分别是10.5%的伊拉克、9.7%的马来西亚、7.4%的阿联酋。

由于对于天然气的巨大需求，中国天然气行业进出口基本呈现出“全进口、零出口”的格局。2021年，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量为7878.9万吨，同比增长18.1%，对外依存度达到44.3%的历史新高，直接原因在于消费量增速高达12.7%。澳大利亚是中国液化天然气最大的进口国，2021年中国进口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3110.2万吨，占比进口总量的39.5%。并列排第二的是美国和卡塔尔，均占进口总量的11.4%。之后，依次是马来西亚（10.4%）、印度尼西亚（6.5%）、俄罗斯（5.7%）等国。2023年，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量为7119.3万吨。澳大利亚依然是中国液化天然气最大的进口国，进口量为2412.1万吨，占比进口总量的33.9%。排第二的是卡塔尔，进口量为1664.9万吨，占比进口总量的23.4%。之后，依次是俄罗斯（11.3%）、马来西亚（9.9%）、印度尼西亚（5.6%）、美国（4.4%）等国。

由于国内铁矿石存在供给不足、品位较低等问题，中国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据统计，2015年中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首次超过85%，到2017年达到历史高点94.1%，此后持续下降，2021年中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降至80.9%。2021年，中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11.2亿吨。其中，中国从澳大利亚、巴西进口分别达到6.89亿吨和2.37亿吨，占全部比重分别为61.5%和21.2%。之后，依次是南非（3.6%）、印度（3%）、乌克兰（1.6%）、秘鲁（1.5%）等国。预计未来5—10年中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对进口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铁矿石依存度仍将维持高水平。2023年，中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11.79亿吨。从澳大利亚进口7.37亿吨，占比62.5%。从巴西进口约2.48亿吨，占比21.1%。之后，分别为印度（3.1%）、南非（3%）、秘鲁（1.7%）、加拿大（1.4%）等国。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由于中国仅拥有全球3.14%的铜矿储量且品位较低，铜矿砂及其精矿的对外依存度正逐年提高。2021年，中国铜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达到2328.4万吨，同比增长7%。从进口来源国来看，智利、秘鲁、墨西哥、蒙古是中国铜矿砂及其精矿主要进口国，2021年进口量分别为882万吨、549.6万吨、145.4万吨与120.4万吨，占比依次为37.9%、23.6%、6.2%、5.2%。2023年，中国铜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2753.4万吨，同比增长9.1%。从智利进口843.3万吨，占比30.6%。从秘鲁进口724.8，占比26.3%。之后，依次是哈萨克斯坦（5.8%）、蒙古（5.2%）、墨西哥（5.1%）。

据统计，2021年全球铝土矿储量约为320亿吨，已查明铝土矿储量可以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近100年，其中几内亚铝土矿储量约为74亿吨，约占世界储量23.13%;澳大利亚铝土矿储量约为53亿吨，约占世界储量16.56%。2021年，中国铝矿砂及其精矿进口数量为10727万吨。从进口来源地来看，从几内亚、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进分别为5报73.9万吨、3407.5万吨与1779.2万吨，占比分别为51%、31.8%、16.6%。2023年，中国铝矿砂及其精矿进口数量为14129万吨，同比增长12.8%。从几内亚进口9904.1万吨，占比高达70.1%。从澳大利亚进口3455.3万吨，占比24.5%。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猛跌到183万吨，占比只有1.3%，主要原因是印尼政府于2023年6月正式禁止铝土矿出口。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消费和进口国家。2021年，中国煤炭产量40.7亿吨，同比增长4.7%;进口量3.2亿吨，同比增长6.5%，进口金额2319亿元，同比增长64.1%。煤炭主要进口来源国是印度尼西亚（60.5%）、俄罗斯（17.6%）、蒙古（5.1%）、澳大利亚（3.6%）、美国（3.3%）等（参见图15）。2023年，中国煤炭产量47.1亿吨，同比增长3.4%，创历史新高；进口量4.7亿吨，同比增长61.8%，进口金额3723亿元，同比增长30.2%。主要进口来源国是印度尼西亚（46.4%）、俄罗斯（21.5%）、蒙古（14.7%）、澳大利亚（11.1%）、加拿大（1.9%）等。

锂精矿是生产碳酸锂和氢氧化锂的主要原材料，两者又都是制造锂电池的重要原料。2021年，中国进口锂精矿约346.2万吨，同比增长2371%;主要来源于澳大种亚、越南、西班牙、阿联酋等国，分别占比为54.6%、26.9%、4.9%、4.6%。2023年，中国进口锂精矿高达642.1万吨，同比增长54.4%，主要来源国为澳大利亚、越南、尼日利亚、津巴布韦，分别占比为55%、10%、8.9%、6.3%。

总体来看，中国初级产业供给存在进口来源高度集中，外交关系复杂；地理条件约束强，运输线路单一；人民币国际支付低，支付结算风险高；缺乏定价权，价格波动传导风险大等问题。

第一，进口来源高度集中，外交关系复杂。大部分初级产品进口来源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随着国际供应格局演变一些品种还有进一步集中的趋势。2021年，中国粮食进口量16454万吨，同比增长18.1%，中国粮食进口量接近国内产量的1/4。美国和巴西自2002年以来一直是中国排名前两位的粮食进口来源国，在粮食进口总量占比中长期保持在72%以上。能源进口主要来自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俄罗斯、美国、印度尼西亚等国。2021年，从五国进口煤炭占比85%、原油占比35.1%、天然气占比63.1%。矿产进口中，澳大利亚集中度最高，2021年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砂及其精矿占61.65%、铝矿砂及其精矿占31.8%。总体而言，初级产品进口中，2021年，玉米、大豆、煤炭、铁矿砂及其精矿、铝矿砂及其精矿单一进口来源国比重超过50%的有如下国家：玉米进口，美国占69.9%;大豆进口，巴西占60.7%;煤炭进口，印度尼西亚占60.5%;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澳大利亚占61.5%;铝矿砂及其精矿进口，几内亚占51%。这些国家，有些是外交关系较为敏感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等，有些是本身政局不稳的国家，如几内亚等，还有些是资源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浓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等。因此，初级产品供给安全高度考验中国的外交智慧与互联互通能力。

第二，地理条件约束强，运输路线单一。中国初级产品进口方式主要依赖长距离海洋运输，海运路线相对固定和单一，主要运输通道有两条，一条是美洲—北太平洋，另一条是好望角/苏伊士—印度洋—南海。上述两条海运线路长，途经多个战略要道，沿线地缘政治风险和航运意外风险大，极端情况下沿线战略要道有被封锁风险。其中，红海—苏伊士运河航线在全球海运航线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和能源通道。据统计，每年超过2万艘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经此运输的货物量约占全球海运贸易总量的14%。全球约7%～10%的石油贸易以及约8%的液化天然气贸易通过这条水道运输。虽然不少国家间的粮食、能源、矿产贸易通过陆路运输，但中国进口上述大宗商品的主要来源国为巴西、美国、智利、澳大利亚、几内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地理条件约束导致运输方式以海运为主。近年来中国初级产品进口一直是全球海运贸易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第三，人民币国际支付低，支付结算风险高企。中国初级产品进口量大，但人民币计价结算金额较低，绝大部分使用美元支付。据《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2021年，大宗商品贸易领域人民币跨境收付保持较快增长。全年原油、铁矿石、铜、大豆等主要大宗商品贸易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为4054.69亿元，同比增长42.8%。全年锂、钴、稀土等新能源金属大宗商品贸易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1005.63亿元，同比增长27.7%。但是，总体而言，使用人民币国际支付金额的占比依然较低。目前，采用美元结算就必须经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传输金融信息，一旦中国金融机构使用SWIFT系统受限，初级产品进口贸易将受到极大影响。在全球工程基础设施建设中，中国企业有很强的“硬联通”能力，但是在全球支付基础设施“软联通”建设上，中国明显处于弱势。

第四，缺乏定价权，价格波动传导风险大。中国虽然是全球初级产品最大消费国和最大进口国，但缺乏定价权，往往成为价格起伏波动的被动接受方，吃“价格亏”的案例屡屡发生。在国际初级产品供需市场上，有两种现象十分耐人寻味：一是“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二是“价格不断上涨，但中国不能不买，且常常是高价买”。例如，2021年中国进口原油5.12亿吨，金额达2573亿美元。但是到了2022年，中国共从48个国家进口原油，进口原油总量为5.08亿吨，同比下降0.9%。然而，受国际原油市场价格上涨影响，当年中国原油进口总金额高达3655.12亿美元，同比增长41.4%，占中国2022年货物贸易进口总额13%。需要强调的是，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还容易传导到国内，带来输入性通胀风险，扰动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四、加强初级产品供给安全的战略谋划 

初级产品供给安全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关键环节，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初级产品保供稳价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极为重要。在大变局下，要加快推进初级产品供给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需要稳定与关键供给国家的外交关系，确保进口多元化战略；在全球层面切实提升中国初级产品价格影响力；不断提高初级产品的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初级产品安全治理，从而增强中国初级产品供给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一）稳定供给关键国家外交关系，确保进口多元化战略

确保初级产品供给安全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外交问题，甚至是战略问题。初级产品供给安全高度考验中国的外交智慧与运筹帷幄能力。如前所述，对中国初级产品供给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对此要做到“扭抱缠斗”，做到对关键国家、关键领域、关键产业能够深度绑定“不脱钩”。

2023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中美两国之间发展起7600亿美元双边贸易和累计2600多亿美元双向投资”“中国从不赌美国输，从不干涉美国内政，也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乐见一个自信开放、发展繁荣的美国。同样，美国也不要赌中国输，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应该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在变乱交织的时代，稳定的中美关系必然是世界和平的压舱石、全球发展的助推器。2024年2月1日，中国美国商会发布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报告显示，50%受访美企表示将中国列为全球首选或前三位投资目的地，近半数受访企业预计2023年将实现盈利，这两项数据与2022年相比均上升了5个百分点。的确，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依然有强大的吸引力，未来需进一步加强同美国粮食、能源、矿产等企业的深度合作。

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鼓动盟友围堵孤立中国，导致中澳关系紧张。2020年，中国对包括煤炭、葡萄酒、大麦和木材等在内的一系列澳大利亚出口商品实施贸易限制措施，澳大利亚每年的损失高达200亿澳元。事实上，两国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对方，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是中国最大的铁矿石以及液化天然气供应国。2024年6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战略经济对话、自贸协定实施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稳定中澳关系，对中国外交以及初级产品供给安全意义重大。

第二类国家是一些对华友好但是本身政局不稳的国家，如几内亚、尼日尔等。在外交上，中国要团结金砖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等，在初级产品供给安全上，中国也需要巩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具体举措的实施更精准地满足“全球南方”国家的需求，提升相关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从而在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基础上，确保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稳定，避免大起大落。

第三类国家是资源民族主义色彩渐浓的国家，如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巴西是一个能源、矿产、农产品出口大国，巴西的石油、铁矿石、牛肉、大豆、玉米等，全球产量名列前茅。2023年4月12日，巴西总统卢拉抵达中国，这是卢拉第五次来到中国，也是他第三次当选巴西总统后的首次访华。出于进口多元化战略的考量，当年中国大量取消美国玉米订单，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了对巴西的玉米进口。习近平主席2013年、2015年、2022年三次到访印度尼西亚，在2013年访问期间，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目前两国合作的领域十分广阔。总之，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国均是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以及确保初级产品供给安全需要深耕的关键国家，通过务实合作弱化相关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政策，打消发展疑虑，实现共同安全。

就大方向而言，初级产品供给安全需要实施进口多元化战略，以提高资源自主掌控能力为主攻方向，深挖供给潜力，拓展供给韧性与可持续性。加强同战略支点国家、初级产品供给关键国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等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力度，通过人文交流、企业国际化等方式增强经济粘性、供给韧性。同时，要加大勘查力度，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高海洋资源、矿产资源开发保护水平。要明确重要能源资源国内生产自给的战略底线，加快油气等资源先进开采技术开发应用。要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在有效防范对外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加强同有关国家的能源资源、矿产资源合作，扩大海外优质资源权益。

（二）切实提升初级产品价格影响力

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机制是全球政治经济关系的反映，初级产品价格影响力也是一国实力的具体展现。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资源配置能力，提高对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等要素配置的全球性影响力；要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力，更好服务和引领实体经济发展。实践中，中国期货市场发展一直秉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着力服务初级产品保供稳价。在已上市的商品期货和期权品种中，初级产品数量超过一半。

长期以来，大宗商品贸易格局可以概括为“东方交易、西方定价、美元计价、期货基准”。1990年10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以现货交易为基础，引入期货交易机制，成为中国第一个商品期货市场。目前，中国共有5家期货交易所，即上海期货交易所（含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广州期货交易所。2022年4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该法的公布实施，有助于利用金融工具服务初级产品的保供稳价以及提升价格影响力。

当前全球初级产品定价权的形成机制有两种情况：第一，对于有着成熟的期货品种和发达的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来说，其价格基本上由最著名的期货交易所的标准期货合同的价格决定，例如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的大豆合约、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石油合约，以及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铜合约等基本上决定了全球初级产品市场上该产品的价格走势。第二，对于尚无受到广泛认可的期货品种和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而言，其价格基本上由市场上的主要供应方和主要需求方每年谈判达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价格，如铁矿石的定价就比较复杂，长协定价机制、普氏指数、新加坡铁矿石期货以及国内期货交易所的价格都有一定的定价影响。

对此，中国必须建立重要初级产品定价中心。这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用好国际期货市场，二是要完善壮大国内期货市场。商品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风险转移和提高市场流动性等功能。与国际期货市场相比，国内期货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在中国初级产品进出口规模已十分庞大的情况下，要善于利用国际期货市场来规避价格风险，促成于我有利的 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要大力发展中 国的期货市场，增加期货交易品种，鼓励相关企业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让更多初级产品价格融入全球定价体系，并牢牢在价格影响力上把握主动。

此外，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强谈判地位，提升价格影响力。在初级产品定价上，中国议价能力弱，最关键的还是“上游垄断+下游分散”的问题。目前，相当多的产品供应方早已形成了大型跨国公司寡头垄断的格局，中国作为需求方则是千千万万的进口企业。因此，中国初级产品进口虽然数量巨大，但缺乏价格影响力，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企业的行业集中度不高、议价能力不强，甚至出现了恶性竞争等问题。未来，中国企业在初级产品谈判上，要充分用好“进口量大”这个谈判筹码，通过成立采购联盟等方式进行集体谈判，提高中国在初级产品市场上的谈判权重。

成功的海外并购也可以提升价格影响力。2017年，中国化工集团宣布完成对瑞士先正达公司的交割，以43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瑞士先正达，创下迄今为止中国企业最大规模海外并购案的纪录，也形成了欧洲拜耳、美国科迪华、中国先正达全球种子行业三足鼎立的格局。通过对先正达的收购，中国将指数级地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实现粮食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化布局。

（三）不断提高初级产品的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

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制度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保底线的调节作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作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决定，组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组织实施国家战略和应急储备物资的收储、轮换、日常管理。在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制度建设，在关键时刻发挥保底线的调节作用。”应科学合理配置初级产品储备品种、规模和结构布局，健全国家战略储备、市场商品储备和企业周转储备相结合的储备机制，加大国内紧缺初级产品储备力度，保障市场稳定供给。从储备品种看，中央政府储备已涵盖4大类20余个品类，包括粮食等农产品和农资储备，石油等能源储备，战略性矿产品、关键原材料等物资储备。

（1）积极支持企业走出去建设海外粮仓、油田、矿场，长远布局，精准发力，提升企业海外初级产品安全掌控能力。鼓励储备主体多元化，试点盘活储备市场，吸引更多企业和资本参与初级产品储备，形成政府与企业、实物与产能相结合的储备体系。扶持和培育自己的跨国粮商，在进口来源地形成种植、加工、储备、配送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通过在海外建设粮食生产种植基地，投资粮食仓储物流和精深加工基础设施，进一步增强全球粮食供应链管理能力，加强同相关国家的农粮产业深度合作。

（2）作为油气进口大国，油气储备体系建设同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同等重要。2003年，中国正式启动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基地建设。2006年首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镇海基地建成，至2017年，中国建成舟山、舟山扩建、镇海、大连、黄岛、独山子、兰州、天津及黄岛国家石油储备洞库共9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2011年，国家启动煤炭应急储备建设。2017年，国家提出了天然气“3、5、10”的储备目标，天然气储备建设加快。与此同时，储备管理体制也不断完善，2007年，国家石油储备中心成立，以健全石油储备管理体系。2014年，中国首次公布战略石油储备数据：储油1243万吨。2016年，中国战略石油储备达3197万吨，相当于36天的石油净进口量。2020年，中国石油储备量达到了8500万吨，相当于90天的石油净进口量，这也是国际能源署规定的战略石油储备能力的达标线。

除石油外，如果符合以下三项标准，也应该建立相应的战略储备机制。第一，战略重要性。战略储备物资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是不可替代的关键物资；第二，采购周期。战略储备物资的采购周期较长，导致市场供应不稳定或者价格波动加大，因此要及时储备，以避免生产中断或成本上升；第三，储备成本。战略储备物资的价值不会随时间消逝而过多损耗。

（3）以参股方式成为全球初级产品供应方的股东也是确保供给安全的重要方式。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进行海外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摸底勘查工作，主要以直接进口资源为主。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形成了其特有的海外资源勘查与参股合作相结合的日本模式。其海外资源开发的原则是：以资本运营为手段，通过与国际跨国企业合资进行，不追求控股；以探矿开发、投资开发和融资买矿的组合模式相结合，优先推进融资买矿开发模式。

（四）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初级产品安全治理

除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人工智能治理、生物安全治理外，全球初级产品供给也需要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体系。其中，粮食安全是联合国成立之初就重点关注的治理议题。在众多国际问题中，粮食安全也是唯一一个由联合国专门设立三个机构加以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分别构成了综合发展机制、粮食援助机制、资金保障机制。中国同这三个机构都建立了南南合作伙伴关系。2019年6月23日，时任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当选联合国粮农组织新任总干事，成为该组织74年历史上首位中国籍总干事。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农业发展成就的高度认可，也增强了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

在地区层面，欧盟、东盟、非盟等组织都将粮食安全作为地区合作治理的优先议题。中国主动加强了同上述组织有关粮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2018年9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提出在推进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基础上，推出“八大行动”，其中包括支持非洲在2030年前基本实现粮食安全。牵头推动亚洲合作对话“粮食、水与能源安全相互关系”工作，积极参与东盟与中日韩“10+3”大米紧急储备机制等，推动各国在粮食安全治理方面形成共识。

有学者指出，中国在以G20为代表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粮食安全治理观，将粮食安全与全球经济的整体复苏联系起来，强调各国应根据其发展阶段承担全球治理义务。中国的努力使国际社会对粮食安全治理的理解重点从传统的被动依附型经济结构转向了新型的自主发展型经济结构。中国正在从议程设置的旁观者转变为积极的规则制定者，不断在粮食安全领域设定新的国际规范。

中国作为一个粮食净进口国，与大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一样面临实现农业现代化和粮食自给自足的压力。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有37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处于粮食赤字状态。这些国家的谷物进口总价值达到452.42亿美元，谷物进口总赤字约为1.54亿吨。此外还有23个沿线国家虽然处于粮食净出口状态，但是除了俄罗斯、乌克兰等传统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之外，还有不少国家是还没有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落后农业国家，比如巴基斯坦、缅甸、叙利亚等。因此，要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框架下农业合作对于全球粮农安全治理的意义。

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存在三个维度：地缘政治维度、经济发展维度和气候治理维度。当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独自处置所有维度的能源安全问题。2017年5月1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合作愿景与行动》，提出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俱乐部。2019年4月25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30个伙伴关系成员国和5个观察员国的代表出席仪式并共同发布《“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合作原则与务实行动》。目前，“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成员国达到33个。

2023年12月21日，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强调我国稳妥应对复杂国际形势，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推进能源合作多元布局，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未来，要积极加强能源国际合作，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全面提升国际影响力话语权。

当然，能源、矿产安全治理也面临不少挑战，例如美西方国家正试图通过多双边机制的创设，打造一套所谓“基于规则”“基于价值观”“排除中国”的关键矿产资源治理机制，为此中国要积极应对，防止关键矿产的“泛安全化”进程。目前，“全球南方”国家不断强化关键矿产生产国之间的合作，智利、印度尼西亚等国相继提出“锂欧佩克”“镍欧佩克”的战略设想，强化出口国间的合作，中国需主动参与全球初级产品安全治理机制的建设，共同打造“关键矿产命运共同体”。

此外，全球初级产品安全治理不仅包括供需治理，也包括战略通道安全治理。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中巴经济走廊、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等建设提升了中国初级产品进口战略通道的安全系数，有了更多的腾挪空间与回旋余地。

总之，在百年变局下，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初级产品供给安全显得尤为基础和重要，始终发挥着“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初级产品供应的严重缺口有可能演变成为“灰犀牛”事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矿产安全的积极力量。中国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在提升自身安全能力的基础上推动实现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积极保障全球初级产品的产业链供应链通畅，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