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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鄙视知识、限制阅读的文化荒凉的时代。又因为出身灰色，内心总有某种紧张和自卑。我自幼喜欢写日记，我每天都在日记里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期盼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人。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读到一部被家中大人偷着藏起来的书: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扉页上的题记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震撼了我，让我偷着把我自己解放了那么一小点又肯定了那么一小点，并生出一种既鬼祟又昂扬的豪情，一种冲动，想要去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
我初次领略到了文学的魅力，这魅力照亮了我精神深处的幽暗之地，同时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另一本是《聊斋志异》。在那个沉默、 呆板和压抑的时代读《聊斋》，觉得书中的那些狐狸，她们那么活泼、聪慧、率真、勇敢而又娇憨，那么反常规。《聊斋》里有一篇名叫《婴宁》的小说当时我读过不止一遍。在中国古代小说里，如果哭得最美的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那笑得最美的就是狐仙婴宁……正是这样一些善良的狐狸洒脱而又明亮的性情，她们的悲喜交加的缠绵故事，为我当时狭窄的灰色生活开启了一个秘密而有趣味，但又不可与人言的空间这就是在我的青春期文学给我的恩泽和“打击”， 这“打击”具有一种宝贵和难忘的重量，它沉入我的心底，既甜蜜又酣畅。
我的文学之梦也就此开始。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受了要当一个作家的狂想的支配，自愿离开城市，来到华北平原的乡村，种了四年小麦和棉花。那时的中国乡村还没有保护个人隐私的习惯。作为城市里来的学生，我们经常收到一些家信，那些信件被乡村邮递员送至村委会的窗台上，等待我们路过时取走。常常是，当我们到村委会取信时，我们的家信已经被先期到达的村人拆开并传看着不知读过多少遍了。而且这拆开和传看并不避人耳目，它是光明正大的，且带有一种亲热的、关心的性质。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次我去村委会隔壁的小卖部买东西，迎面碰见村中一位干部，他面带笑容地告诉我说，铁凝，你们家给你来信了，我拆开看了看，没什么事，你父母身体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那信我又放回村委会窗台上了，还有几个人要看呢…. 这位乡村干部的话让我哭笑不得，而他那一脸为我父母的身体健康所生出的欣慰表情又使我无从指责。我忽然觉得，不光明和不坦荡的说不定是我吧。最初的劳动实在是艰苦的，我一方面豪迈地实践着，又带着一点自我怜惜的、做作的心情。
所以，当我在日记里写到在村子里的玉米地过18岁生日时，手上磨出了12个血泡，我有一种炫耀感。我不仅在日记里炫耀我的血泡，也在庄稼地里向那些村里的女孩子们展览。其中一个叫素英的捧住我的手，看着那些血泡，她忽然就哭了。她说这活儿本来就不该是你们来干的啊这本来应该是我们干的活儿啊。她和我非亲非故的，她却哭着，说着一些朴素的话，没有一点怨毒之心。
我觉得正是这样的乡村少女把我的不自然的、不朴素的、炫耀的心抚平了，压下去了。是她们接纳了我，成全了我在乡村，或者在生活中看待人生和生活的基本态度。
三十多年已经过去，那些醇厚的活生生的感同身受却成为我生活和文学永恒不变的底色，那里有一种对人生深沉的体贴，有一种凛然的情X.
我想，无论生活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我们写的是如何严酷的故事，文学最终还是应该有力量去呼唤人类积极的东西。
正像大江健三郎先生的有些作品，在极度绝望中洋溢出希望。文学应该是有光亮的，如灯， 照亮人性之美。自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在阅读中国和外国文学名著并不能公开的背景下， 我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陆续读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普宁、契诃夫、福楼拜、雨果、歌德、莎士比亚、狄更斯、奥斯汀、梅里美、司汤达、卡夫卡、萨特、伯尔、海明威、厄普代克、川端康成等人品貌各异的著作。
虽然那时我从未去过他们的国度，但我必须说，他们用文学的光亮烛照着我的心，也照耀出我生活中那么多丰富而微妙的颜色-有光才有颜色。而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李贺的那些诗篇，他们的意境、 情怀更是长久地浸润着我的情感。一些可以被称作经典的文学，外表破旧地来到我的眼前，我怀着对“偷来的东西”的兴奋之情持续着混乱的阅读。
时至今日，我仍然怀念过去的岁月里对那些经典的接触。那样的阅读带给我最大的益处，是我不必预先接受评论家或媒体的论断，我以不带偏见的眼光看待世界上所有能被称之为经典的文学。当我们认真凝视那些好作家、好画家的历史，就会发现无一人逃脱过前人的影响。
那些大家的出众不在于轻蔑前人，而在于响亮继承之后适时的果断放弃，并使自己能够不断爆发出创新的能力。这是辛酸的，但是有欢乐；这是“绝情” 的，却孕育着新生。于是我在敬佩他们的同时， 也不断想起谦逊这种美德。
当我们固执地指望用文学去点亮人生的幽暗之处时，有时我会想到，也许我们应该首先用谦逊把自己的内心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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