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熊卫民 朱胤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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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重启留学
1.2 英国提议恢复中英科学交流
1.3 周恩来批准派人到英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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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选拔
中央部委(中国科学院15,国防科委3)18人
北京市(北京市科技局5,北京大学3,清华大学2,北京航空学院2,北京工业学院2,北京钢铁学院1,北京化工学院1)16人
上海市 12人
天津市 4人
小计 50人
卫生部选派医学人员 10人
共计 60人[15]
6)有相当的英语水平(最低能读专业文献)[16]
1973年初,我正在西安二机部所属的262厂参加β-放射性污水连续监测仪样机的研制,突然接到所人事处陈玉敏的电话,叫我尽快结束在西安的工作,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英语,准备去英国留学。[17]
我所在的研究室的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他还是老红军,是研究室的实际负责人)告诉我,选了我到英国去留学。但我不知道选拔的过程,也不知道谁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18]
在我的出国批件上,签字的有关领导竟然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和公安部一位副部长的名字,足见当时出国审批程序之严格。[20]
2.2 训练及派出
我没有填写过英文的简历,也没有向英国方面写过申请信,更没有知名专家的推荐信。那个时候,我们不懂国际规则,认为一切都应由组织来定。我后来才知道,是我们(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沈淑敏(副)教授给我定的学习方向。然后研究所向(国务院)科教组提,科教组再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 Council)提,再由该协会去联系英国的接收大学(及合作导师)。出国前,我并不知道我将去什么机构。到英国后大使馆才告诉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让我到英国伦敦大学圣巴塞罗缪医学院去进修。[23]
(1)英方是否有教授愿意接收:当时中国尚未引入托福(TOEFL)等受国际认可的英语测评考试,这些进修生连英文简历及申请信都没有,遑论推荐信,在国际同行面前可谓“一张白纸”。
(2)政审和出国批件:与语言进修生不同,科技进修生将到不同的实验室学习和工作,难以严格遵循“二人同行”,政治风险大增。多级政审和出国审批耗时很长。
主要是牢固思想:我们出国的首要任务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宣传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然后才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20]
这位大使会说中文,亲切和蔼……艾惕思大使的使馆宴请说明了英国政府当时对中英科技交流的重视,不知道在我们之前或之后是否还有任何国家驻华大使宴请我国留学人员的例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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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节省经费上交
4.2 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
当时我每个月都从南安普顿回伦敦,到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的招待所参加政治学习。令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党员会。在那次会议上,赵忠贤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所以,赵忠贤是在伦敦转正的。[28]
4.3 二人以上同行
有一次,诺尔曼·坎姆博教授邀我去他家用餐,并请我向他的邻居介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向上汇报,得到了大使馆的批准。因为当时大使馆希望我们给人的印象是非常自由的。而且,我们还肩负着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传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的任务嘛。但大使馆要求我再拉一位我的中国朋友去——在这种场合还有另一个人,能起到监督、证明的作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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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自己要求回来的。当时英方希望我再留一段时间,中国大使馆也同意,但我不太愿意。主要是我在英国生活太苦了。当时大使馆给我们定的标准太苛刻了,一天66便士,根本就不够我们吃饭……实在是太苦了受不了,我同意提前返回。[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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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出国回来做报告,会谈自己在学术上有何种收获、学科的国际进展如何,但当时并非如此,不让谈学术,而要谈政治。我一回来(1975年3月)就“批邓”了,我不敢为英国“评功摆好”。其实资本主义的缺点也很多,找出来并不难。我还说了一些形坏实好的东西,譬如,我说英国人吃黑面包,好像是在讲英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实黑面包比白面包要贵。没人挑我的错,我也就过关了。咱们科学院可能确实还是比其他单位要宽松一点。[35]
我虽然在英国只待了1年零8个月,但是学到了如何进行科学研究,是我从一个学物理的年轻人向研究生物学蜕变的开始,英国许多有成就的放射生物学家都有物理学的背景,它增强了我转向生物学的信心,这可能是我留学英国最大的收获。在英国期间,认识了不少知名的科学家,这让我受益匪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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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批次更少:在提前召回前,留美幼童派了4批,而赴英进修生只派了2/3批。
(2)留学时间更短:幼童在西方学习了6-9年,而进修生只学了一年多。
(3)更加不信任进修生,对他们管得更死板,还要求他们相互监督,哪怕他们在出国前经历过严格的政审,还有那么多家属在国内充当人质。
(4)更加不肯按西方的人才培养方案来培养人才:幼童留美只是被中断了,并未限制他们的人际交往,并未禁止他们攻读学位,对赴英进修生,则是明确禁止他们攻读或获取学位。
(1)访问西方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如1972年由贝时璋、白介夫带队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1976年由沈善炯、冯某带队的分子生物学考察团[37]),遴选代表时更多的是从政治、意识形态来考虑,其代表多非顶尖科学家,其中一些还是专搞意识形态、负责监督科学家的人。
(2)接待来访的外国科学家时很不自信,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或接待范围,故意误导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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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卫民,1974年生,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史、高等教育史、口述史,Email: b2284809@ustb.edu.cn。朱胤臻,1994年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研究生。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可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