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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24年11月6日下午，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以明显优势战胜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当选为总统。由于特朗普上一个总统任上率先发起美中贸易战，打击与中国合作的美国科学家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也是在他的任上启动。根据维基百科发布的统计，该计划于2018年11月启动，矛头主要对准数百名杰出的华裔美国学者和科学家，其中估计有250名科学家与工程师因为各种迫害而失去工作，还有更多人的职业生涯受到了负面影响。迫害还导致至少一人自杀。此外，叠加特朗普竞选时不断对中国放出的“狠话”，所以很自然地，科教界人士会担心本来已经不断下滑的中美科技关系，会因为特朗普的胜选而面临灾难性的冲击。这种担忧当然非常有道理。但平心静气地思考各种影响因素，我们会发现，影响必不可免，但远谈不上灾难性的冲击，而且很多导致中美科技合作下滑的因素或者本来就存在，因而说不上是“特朗普冲击”，并且，导致中美科技合作可能受影响的更主要因素，恐怕不主要来自未来的特朗普政府继续设限或升级卡脖子，而是来自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保守派意识形态对美国科学议程本身的强大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应对这种对中美科技合作的挑战，其着眼点也不用过分着眼于锱铢必较地应对具体政策，而更多地需要以我为主，做好中国科技对外进一步开放的大格局，从而不仅仅是在具体举措上，更要在一种管理及科研行为上，让开放合作成为科学创新的真正着力点。撰文 | 贾鹤鹏（苏州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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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暗淡”一词来形容中美科技合作，可能并不为过，尤其是相对于两国曾经有过的”“蜜月”时光。据Nature报道，2023年中美合著的科技论文比2017年这一中美合著顶峰之年下降了6.4%。这一降幅看似不大，但一来这是在多年来一直呈现升势情况下的下降，二来这一降幅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两个主要国家科研合著的下降幅度。另一方面，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2024年6月发布的《围绕科学筑起一堵墙：美中紧张局势对国际科学研究的影响》报告（Building a Wall Around Science: The Effect of U.S.-China Tensions o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则表明，特朗普当选上一任总统的2016年至2019年间，华裔研究生参加美国博士项目的可能性降低了15%。除了上文提及的、目前已经终止的中国行动计划，以及科研合著和赴美留学数量受到冲击外，绝大多数美国科研机构及科学家都因为需要在利益申报中标明所谓的中国利益而在对华合作事宜上谨小慎微，这自然导致了双方交流的减弱。另一方面，虽然没有全国性的统计，但以笔者了解到的情况，赴美从事访学的中国科研工作者数量也大幅减少，新冠疫情结束后数量也没有显著复苏的势头。学术界如此，高科技产业界当然也不例外。此前在中国风投市场风生水起的各种基金，或者大幅减少在中国的投资，或者进行中美切割，让中美两国的风投实体在法律上彼此独立。芯片及设备的断供及各种“卡脖子”当然也不在话下。在政策层面，学界广为关注、已经持续了45年之久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在双方于2024年2月商定延期半年再决定是否续签后，半年的延期于2024年8月底到期，迄今为止，双方还未续签，也未透露何时续签或是否会因续签谈判而继续延期。和西方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分歧就是，中国官员和学校一般将科研和教育分开。以为教授们可以集中精神去搞研究，他们不需要教学。中国很多学术机构的数学教授，不用上课，大部分学生没有学好学问，学术无以为继。本来有点名气的学者们，无所事事，有些到处兼职，赚外快去了。他们学问却每况愈下，当年华罗庚先生又教学问又搞科研的风气己经荡然无存。上述的中美科技合作的暗淡现状当然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几乎每一方面的下行其初始肇因都出现在特朗普上次执政时期。那么特朗普的再次上台，会让现在已经非常脆弱的中美科技联系，遭受灾难性的冲击吗？当然我们还不知道特朗普在这一方面当地打算采取什么举措。站在预估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视角着眼进行分析。其一是负向影响中美科技合作的主要因素，是否会因为特朗普上台而进一步强化。第二则是造成现有合作下降，是否除了中美日益严重的政治对立外，是否还有其它不依赖政治的原因。从第一个方面来看，负向影响中美科技合作的主要因素，毋庸置疑首先是中美日渐激烈的政治对立。不论是对“国防七子”和中科大等高校的制裁还是对所谓中国利益的调查，都是基于这种对立。仔细检视这些针对中国科学的行动，我们首先会发现的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遏制中国方面已经形成了高度共识，甚至可以说，打压中国是美国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和合作领域，大量提案是两党议员联手提出。我们知道，两党在科学议题上总体而言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对立，共和党和保守势力不相信气候变化，抵制国际化，反对在医疗保健上投入大量资源，而民主党和自由主义者则反其道行之。但在遏制中国科技进步方面，两党具有高度共识，极少为此发生严重争执。对于检讨特朗普治下中美科技合作前景而言，这一点非常关键。这也就意味着，即便特朗普上台，即便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并极有可能保持对众议院的控制，对于美国政府总体上对中美科技合作的态度与措施而言，也不会出现质的改变或者说本质性恶化。对于中美科技合作，两党形成打压共识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尽管面临严峻的政治氛围，中美科技论文合著量这一最体现科研合作的指标，2023年比6年前下降6.4%，虽然黯淡但算不上惨淡。另一个指标更有说明力。按照《自然指数》（Nature Index）的数据，截至2022年，美国和中国作者（也包括第三国作者）在Nature Index收录的期刊上发表了约5213篇合著的科学论文，比2015年的3412篇大幅增加。然而，自2018年以来，这些合作文章的同比增长有所放缓。在两党政治力量联合打压的情况下，中美合著论文总体降幅有限，在Nature Index收录的顶刊（该指数主要收录基础研究领域领先刊物）上还能增长，说明两国科技合作，尤其是在基础科研领域的合作，还是具有相当大的韧性。这种韧性一方面来自于科学界自治自律的基本传统，另一方面则与两国合作模式发生变化有关。实际上，中美科技合作的“蜜月期”也是中国积极学习美国先进科研经验并努力利用美方资源的时代，这一阶段的合作也可以说是资源密集型的。但近年来，中国科学自身日渐成熟，中国的大科学装置不断建成，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合作可以越来越基于对等的思想碰撞，甚至是美方科学家来申请利用中国大科学装备，当然也有不少合作是中国科学家做研究出数据，美国科学家出理论或进行研究成果的学术表述与升华，无论哪一种合作，都不再依赖对方的科研经费，美方科学家也不是非要有专门的经费才能参与到这种合作中。在这种对科研资源与科研条件的依赖不断减少的情况下，美方打压中国出台的胁迫性科技政策的影响就相对轻多了。从科研本身而言，特朗普上台完全不会改变这一点。
实际上，即便没有美方打压，部分类型的中美科技交流合作也可能呈现下行趋势或至少涨幅趋缓。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中国不再近乎强迫性地派遣访问学者出国。在破五维政策提出前，很多高校科研机构规定必须有半年或一年的海外留学经历才能评定正高甚至是副高。但破五维叠加疫情影响，让海外访学大幅度减少。访学的很多老师会因为在合作导师（host professor）实验室中担任科研工作而产生联合署名论文。但，据笔者当时对身边熟悉的多位访问学者的了解，这些人本身全无中外合作的科研需求。访学强求不再，自然也不会开展合作科研了。类似的情况还有赴美攻读博士和做博后的人数也在显著减少。这方面人数减少的原因当然与美国限制性的政策有关，但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博士尤其是美国博后，如果缺乏足够多的成果，其本身回国后的求职含金量也大为降低。例如，青年千人计划于2017年左右结束后，学界一个微妙的变化也要值得一提。从前是为了对标青千（海外工作三年是硬条件）而推出的自然基金委的优青计划（当然不能完全对标，青千是项目是中组部牵头的项目，政治地位当然要高一些）延伸出一个“海外优青项目”来继续吸引海外青年人才。但从命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海归不再是高人一等而是完全与国内人才平等。眼下另一个可能显著降低以论文合署为标记的中外合作的局面则是中国科研布局。虽然基础研究经费一直在增加，但政府科研经费越来越聚焦于解决卡脖子的战略需求问题。在经济困难又要保核心技术突破的情况下，可以想见以探索未知的公共知识为主要特征的纯基础科研的支持力度也有可能下降。所有这一切还不包括另一个更加直观的因素，即疫情防控三年导致的合作不畅。所以真的把这些因素都叠加在一起后，我们可能要疑问，中美论文合署下降，到底有多少因素是纯粹来自美方的限制打压性政策呢？
上面的分析好像让人觉得，特朗普上台完全不会有任何影响。这并非笔者的意思。实际上特朗普执政仍然会有很大影响，但主要不是人们所担心的颁布更多合作禁令，或中国行动计划重启或断供卡脖子升级。更大的影响在于特朗普政府可能对美国国内科学议程的严重扰断。拜登政府时期一直在开展的与中国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以及被忽视疾病的诊疗合作等关键议题上的合作，才真的会成为特朗普上台的牺牲品。
众所周知，拜登政府对中国科技方面的政策，一直是既打压又合作，而合作的方面主要涉及在民主党和科学界主流看起来极为重要也事关美国利益的气候变化与低碳（特别是电动汽车和风能太阳能等形成产业化之外的低碳领域）、艾滋病和其它被忽视的疾病研究以及人工智能的管制。尽管拜登任上中美关系并未实质性改善，但在这些领域的合作一直富有成效。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些领域，中国的科研和治理能力日益雄厚，承担的国际义务也不端增加，这方面的中美合作或中美欧合作，不但显著地推动了对这些人类共同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方案，也大幅度降低了美国单方面的成本投入。
中国通过参与甚至是部分主导这些领域的合作，不仅能极大地提升在相关议题的科研能力，也在强化国际领导力。这些领域的成果不一定体现为合著论文，但其意义无疑是深远的，中国从中获得的各种层次上的收益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基于特朗普所代表的保守主义议程及其对美国政府的强力控制（特别是联邦政府和更能影响国际事务的参议院），美国政府对这些领域的投入即便不会断然逆转，也势必大为减少，参与热情肯定直线下降。加上特朗姆对长期反对他的科教环境医疗卫生领域的敌意，在这些关键的共同利益领域，中美科技合作真的要遭受灭顶之灾了。
虽然这些领域的科研体量相比于科研大盘也许占比不高，但对中国的影响却不能小觑，因为它们都是把基础研究、社会应用、政策制定与国际合作绑定在一起。这些领域的合作被终止，对于中国提升科学治理能力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究未雨绸缪，对特朗普上台后对中美科技合作的影响，自然也要努力探讨预案。
首先我们要看到，阻碍或至少是缓和中美政治对抗对双方科技合作造成可能更严重影响的力量，首先是科学界自身的自治和规范，也就是默顿所说的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主义等维系科学界自身运转的基本行为规则。出于对科学无国境的基本信念的尊崇，中美两国大批科学家即便在两国政治氛围并不友好的状况下，只要没有那些会被政客抓住把柄的弱项（如使用对方科研经费，尤其是使用中国科研经费的美国科学家），仍然坚持至少是不排斥科研合作。这样一种作风不但要继续保持，还要进一步强化。从中国科研管理的角度讲，应该有更强的动力来废除那些考评体系中对科研合作不友好的规定（如只有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才能得到认可，如只有第一作者单位的论文才算数）。这些抑制合作的规定，除了能为本单位排名提供些微的助力外，对科学的发展实在有害无益。它们不但抑制国内合作，当然也压抑包括中美在内的国际合作。也应该有更多的与科研项目脱钩的国际差旅经费和更少的对国际交流限制的举措（很多高校到现在还要求所有教师上交因私护照），这样不仅让对方合作无顾虑，也能更加便捷地促进着眼于原始、原创科研问题的国际合作。
其次，如前所述，随着中国科研实力的增强叠加美方限制，在过去几年中美科研合作已经从资源依赖型逐渐转向越来越多的专业或思想互惠型的合作。这种合作模式仍然是科学界禁受政治压力的主要对冲手段（也许是不自觉的）。要强化这种类型的研究，就要继续鼓励自由探索式的科研。科研人员固然需要解决国家重大需求，但探求人类未知知识仍然应该是科研尤其是基础科研的主旨。决不能因为国家面临卡脖子问题，就不再鼓励自由探索。
第三则是在中美具有共同利益的气候健康领域，在美方退避国际义务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中国要更加积极地承担起国际领导者的角色。实际上，上次特朗普当政后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已经给中国发挥国际气候治理领导力提供了良机，今后这方面的机会只会增加，中国也要做好更多“出头”的打算。“出头”并不是简单地撒些国际科研经费，它需要中国科学家的能力、见识和勇气。在这个意义上，应对特朗普冲击波与笔者前段时间为《知识分子》撰写的有关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评论文章中的观点是一致的，如果要尽量减少这种政治冲击对科学合作的影响，那科学家自身的挺身向前就是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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