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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很久没有登录“小木虫”论坛了，最近再看“基金申请”版块，最热门的帖子依旧是那些充满“祈福”的帖子。回想刚进大学工作时，我对课题申请一无所知，许多关于课题申请的讯息都是从这个版块里“道听途说”得来的。从大到选题方向、评审关键节点、专家的偏好，再到小到本子页边距的设定，这些无不成为虫友们热议和分析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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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从事学术工作的青年而言，大学俨然已是“焦虑机器”。在指标已经成为大学绩效管理的核心、与聘用制度一体化并决定了职业生涯的去向时尤其如此——在许多大学，没有国家级课题就没办法由预聘申请长聘，要晋升正教授还需要两个国家级课题。随着新公共管理主义思潮和实践的泛滥，学者们被迫通过量化指标（如引用数、期刊影响因子和基金金额）来衡量自己的价值。许多研究都指出，这些指标不仅影响学术人的研究方向，还对他们身心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学中工作的大部分学术人员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症状。
例如，2018年朴次茅斯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43%的教师有轻微精神障碍——这是一般人群中精神障碍流行率的两倍，突出的表现包括抑郁、焦虑和精疲力竭。同年，在澳大利亚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从事学术工作的博士和教师，其焦虑和抑郁程度是普通人的六倍。智库兰德公司近期的一项报告也指出，近40%的大学员工认为自身的工作压力很大——比例约为普通人群的两倍。在汇报有精神健康问题的教师当中，高达75%的人汇报说，自己感到抑郁甚或恐慌。2021年，加拿大学术事务网上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也指出，大学教师的工作与生活往往难以平衡，而过度劳累时常导致心理问题，接近三分之二的学术人员面临精神健康问题，承受着过度焦虑，精神压力或抑郁症状。近期，在中国高校，短短几十天就有数位高校中青年教师因病去世，更是激发了许多学者的芝焚蕙叹。
对有些人而言，“焦虑”可能是一种好的管理工具，因为新的绩效文化有利将“焦虑”内化到学者的日常工作中，这样机构目标和外部压力就可以逐渐地转译为“自我驱动”，变成提高产出、争取更多的基金和发表高质量论文的不竭动力。
在这个年代，要想在学界立足，就必须追求更高产量。这一黄金法则已经重塑研究生教育学术训练的内核——要保持对论文和基金的渴望，另外学术工作者应该“不停工作”。产量也变成学术工作的主线，在非升即走制被越来越多的高校采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对于普通青年教师而言，学术生涯的头几年恐怕是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在笔者的一项调研中，受访新教师时常提及“压力”、“不安全感”，“担心”以及“焦虑”甚或“抑郁”和“倦怠”。为了克服这些情绪，青年教师们能做的只能是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生活的中轴变成了实验室、电脑，论文。在回忆起刚入职预聘时的情形时，有教师回忆道：“有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吞噬我。每日只听着聘期考核的时钟滴答作响。压力和焦虑也往往与日俱增。终日盘算的是如何在“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文章、再获得高级别的基金资助。”
几年的预聘历程，往往充满沮丧、失望和自我怀疑，所经历的一切到最后就变成了一堆简化的教学、发表和课题记录。简历是可以量化的，一切到最后都可以量化为等级秩序——这是评价者喜欢的格式。但简历上的留白未写出的是青年教师的精神生活。不少大学在课题申请方面给予了青年教师一定支持，但大多数大学很少在项目和团队管理、研究生指导、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方面给予青年教师指导。教师们在工作中学习一切，通过试错来学习。问题是简短的预聘生涯恐怕不会有太多的机会用来试错，当最终的考核来临时，试错并不会被看作是一种学习经历，试错的结果是带审判意味的——“到底适不适合做学术？”。
不少人认为长聘后的教职肯定是另一番天地，不！压力往往不会自动消失。用教师们自己的话来说，即是“从一种压力过渡到另一种压力”。教师们“依然要考虑出版，依然要担心基金以及各类最后期限”。总之，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学术文化中，“需时刻准备”——因为成功的定义是不断变化的，“它由我们同龄人的成绩和上级的期望不断塑造和重塑。”用接受访谈的教师的话来说“不变的只能是老师们的苦苦挣扎”。已经获得长聘的教师苦笑，自己长聘后也“分不清是职业倦怠还是任期后抑郁？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虽然放假了，但还是忙着跑实验室，仍然很忙。”获得长聘意味着在如何安排工作和生活上需要有一些改变，但自己却不知道如何重新开始”。有朋友将其戏称为终身教职PTSD——“当预聘开始时，我着急着想建自己的实验室，发论文。为了拿到终身教职，我力争做PI，但当我得长聘教职时，开始茫然地坐在电脑前想，想着现在到底要怎么办？”。
这是学术工作的基本动力由好奇心变为外部驱动的必然结果。正如社会学家敏锐地观察到的，这一转变往往可能带来对学术工作本质和学术生涯是什么的新的理解。假如学术工作的基本动力不再是对知识的追求和“好奇心”而是“绩效”，“学者”则要不可避免地变成“打工人”，科研工作的核心则难免由“知识生产”变成“应付考核”。这一转变的代价是，个人需要始终面对高水平的压力和焦虑，被掌控的感觉以及专业理想的破灭；对学术事业和国家的创新能力而言，这无疑是极大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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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斯蒂芬.鲍尔指出，这是学术界的话语体系转向新自由主义的结果——学术界过于倡导鼓励竞争性的文化。每位进入教轨的教师都要担心是否一不留神就在竞争中落败。而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道德标签——个体责任，一旦竞赛失败，学术人员只能是自己的责任人。而管理体系假定每位教师都是个稳定的投入产出公式——心理稳定，足够坚强，能承受工作带来的所有压力，有多少投入，就会有多少产出。
新自由主义已经是全球高等教育的主导意识形态并极大地重塑了学术界的版图，它主张教育系统按照自由竞争的逻辑重构，鼓励学者之间、学系之间、学院之间和学校之间的竞争。如此，学者之间的关系则不再是学术意义上的同行关系，而市场意义上的竞争关系。在新公共管理主义的推动下，处于这种关系核心的是对发表和资助等各类可量化的产出的排他性追逐。而此无疑会导致同事间信任关系的缺失（甚至是交恶）和许多集体议程的消失——例如，学术合作、对不合理管理议程的反对。这或许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解释，在本土条件下，为何对重要前沿的集体攻关需要诉诸师门等古老的组织形式，学术血统与师承显然比同事值得信赖。
新自由主义也将教师和学生都定义为交易中的人力资本，认为教育过程可以简化地理解为教师和高等教育机构将教育商品出售给作为消费者的学生的过程，教师则可被视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单元，需要在短时间内保持学术利润率。显然，这种对教育重新概念化的方式与对教育的经典理解颇不一致——于个体而言，教育应当是一个终身的带来解放和变化的过程，于社会而言，它带来变革，促进社会朝着更加正义、透明、平等的方向演进。人力资本的最终目标是积累财富，但教育的目标是加强学习和知识共享，通过学习来发展学生，并在此过程中支持他们，但新自由主义侧重于将学生视为具有购买力的消费者，简而言之，这一范式看重的是知识的商品化，看重的是其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
将学者视作人力资本以及教育产品的销售人员，其后果必定是破坏性的。因为一旦如此，大学将要实现的是类企业的目标，大学的管理人员将会变身公司 “经理”。新自由主义议程要求学者为商业目而生产知识，期望研究人员吸引尽可能多的外部资金。这与学术人员为追求个人实现和社会福祉而创造、传播知识的原则背道而驰。对学者而言，既然日常工作的道德追求已然由“为社会”生产知识变成“为自己”负责，那么所有努力必然指向打造个人亮眼的学术履历而非社会责任。
“竞争和企业家精神”也容易导致职业自主权的丧失，对此Adrinnna Kezear and Tom Depaola在《学术零工》（The Gig Academy）一书中有过生动描述。他们从“零工经济”一词中获得灵感，指出，科学管理（也被称为“泰勒主义”）的一个关键步骤是研究复杂的工作流程并通过对高技能工人的专业知识进行分解将每个环节变成最简单的可复制的步骤。这样，复杂的工作便变成标准化的机械序列，每个步骤都可以由可替代的低技能零工完成。而今，学术工作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教师的角色已被拆分为不同的环节——科研、教学、行政，这为将大部分工作转变为零工性质的岗位铺平了道路。例如，在论文和基金数是衡量科研工作的主导性指标时，学科知识和机构特色就不再是大学需要考虑的重点，通过博士后，研究生，甚至本科生来推动指标变化即可。通过拆分传统的教师角色，机构可以完成对机构资源流更大程度的控制，并重新配置它们以优化投资回报。但对学术人员而言，这意味着去专业化。
零工经济中的公司结构提供了理解高等教育机构版图转变的模版——该类公司一方面保留了少量稳定、薪酬丰厚的经理和员工（高管，律师，监督工程师，各种营销和技术专家等），另一方面通过培养替代性强的储备人力资源来创造利润。在学术零工圈，就业市场过剩的博士人数则是可观的人力资本储备。有学者戏称全球大学已经开始“临时工化”。例如，研究数据显示，在澳大利亚，10个全职学术职位中有8个是临时的。这或印证了Stanley Aronowitz的提法，大学已成“知识工厂”。知识工厂中最流行的管理手段当然是“审计”，学术人员要时时刻刻紧盯着的是“绩效指标、排名、目标和定期的教学评估。新自由主义与管理主义一道创造了一个完全新的关于学者的叙事——卑微、懒散，需要使用“绩效指标”进行管理。时时刻刻的审计和因竞争而增加的工作量，显然是学术界普遍焦虑和压力的来源。2014年9月，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Stefan Grimm 教授在家自杀身亡，在谈论可能的死因时，他的上级透露说“他正在努力实现考核指标”。
作者简介：谢爱磊，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香港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剑桥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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