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武 | 关于“铭石书”的讨论

文化   2024-10-11 20:30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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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武,1969年生于广西南宁,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1992年师从陈国斌、张羽翔先生。2001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导师王镛先生,0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攻读博士,导师王镛先生、薛永年先生,08年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师。书法篆刻作品曾入选第五届中青展、第三届篆刻展,近年获邀请、提名参加流行印风展等多种重大学术展览。





关于“铭石书”的讨论
莫武


我把“透过笔锋看刀锋”的内容发在网上,引起一些朋友的兴趣,相互间有些讨论,进一步说明了对铭石书的看法和思路。
我的看法:铭石书可能根本不讲究自然书写!其书写和镌刻都有一套独特的程式,书写是为镌刻服务的。而唐以后的碑刻,镌刻是为书写服务的。
用篆刻边款打比方:唐以后的碑刻,如同文彭的双刀刻法,表现书法笔意;唐以前的碑刻用铭石书法,如同何震的单刀刻法,并不拘泥于书法的笔意,而强调镌刻的刀意。
《龙门题记》情况很复杂,有工匠随手凿刻的,也有书丹后认真刻的。并不能一概认为写不利索。

《始平公造像题记》局部

比如《始平公造像题记》,写、刻都是很认真的,还有书者署名,这在唐以前很罕见。这种“铭石书”,其实是书、刻合作的结果,是当时通行认可的一种观念:刻石书法就应当如此处理,强调用刀的凿刻感,而不是毛笔的书写性,与其他的纸上书写截然有别。
现在一般的看法是,见到这类不反映笔意的刻法,就一概认为刻工不佳,我以为是没有注意到唐之前铭石刻法和唐以后刻碑法的区别。    汉唐之间留下的相关记录资料很少,宋以后对“铭石书”有些讨论,但已非常隔膜,比如争论铭石书是八分、隶或楷。其实,铭石书是就用途而言,汉唐之间刻碑时篆、隶、楷等正体书都可能使用。
按南朝刘宋羊欣的说法,铭石书肯定是有别于纸上书写如章程书、行押书的另一个系统。 强调笔意的碑刻,汉碑很多,比如《曹全》、《乙瑛》,但汉末的《熹平石经》之后,对方角锋芒的喜好成为碑刻书的风尚,并在魏晋南北朝形成主流样式,我所说的“铭石书”,即是指此。


   《熹平石经》

我提出“铭石书”的问题,是认为这个时期的碑刻书迹,刻法非常独特,具有主导性,仅仅关注笔法是不够的。所以,我这个讨论取名“透过笔锋看刀锋”,跟启功先生的思路逆向而行。
现在看到南北朝墨迹,写经为主,并不一定是方笔的。比如“高昌砖墨迹”部分,作方笔如“令狐天恩”,倒是少数。“高昌砖”有些是写完了,但只刻了一部分的,刻法就比较草率简截,锋芒圭角很重。
我举出的几个敦煌石室所出唐写本的例子中,书写者无疑并非初学,那几个粗重的大字,对圭角和锋芒的刻意强调,甚至不惜使用填描的方法,很明显是在练习一种日常纸上书写中并不使用的书写风格,这是意在特殊用途的。除了书碑,很可能也来题写匾额及书幡,比如那个弥勒之院。
柯昌泗《语石异同评》卷一讨论过南北朝到唐初铭石书逐渐消亡的问题,这是我读过的前人论述中说得最清晰的一家:南朝以行书入碑版,波及北朝。梁《始兴王碑》,用行书法,碑额显而易见。……齐隋石刻,正书全碑。时有一二行书杂于期间。……就其行书,无异法帖中字。……《太宗晋祠铭》,通体行书,纯用王右军笔法,为刻石新式。……唐初能书者,于南北书派,熔铸剪裁,自成体格。寓行草于楷法之中。欧虞已然,褚薛尤甚。乃为时所宗尚。良以时人狃于积习,不能悉工王体,遽换铭石旧式也。……李北海、苏灵芝,例以行书写碑,其馀不可胜数。贞珉与简牍已无殊别。南北朝行押、铭石之体式,于是汇为一流矣。然则,虽云始自太宗,实则明皇时乃风行于世耳。颜鲁公又师欧、褚之意,小变其体。今日通行之楷书、行草,皆开元以后之新样也。

李北海行书《云麾将军碑》局部

但我更想强调的是:汉唐之间的“铭石体”的面貌,有写法的问题,更有刻法的问题,有一套自身独特的程式。这是前辈们少有涉及之处。
粗略看过日本人的刻法分类,感觉还是太主观了。比如:“拍子木刻法:在点画两端直角切入,对象(石)和点画之间的自觉进了一步,对行书体的再现性有了飞跃的提高。这种拍子木刻法,由单位的拍子木的方形和三角形构成,以全新之眼,自觉地来表达出行书的起笔、收笔,点、钩和撇、捺。如《王兴之墓志》。”不敢苟同,窃以为这种刻法最没有笔意,基本全是刀意。
汉碑里也有刻得很精细、反映笔意的,比如《曹全》。但从汉末的石经开始,强调凿刻感的“折刀头”才开始流行。刻法程式的演变,其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以前论碑刻者往往只是立足于“透过刀锋看笔锋”,对刻法程式不重视。

《曹全碑》局部

我一向把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分开。学术研究是求“真”,艺术创作是求“可能性”,这是两回事,可以毫不相干。“铭石书”的问题,只是汉唐之间的特定问题(并不是历代刻石书都是“铭石书”,碑学的的“碑”的概念,也可能远大于此),求“真”即可,关键是说清楚这个问题。写这文章,我无意去判断艺术水平高低之类的问题,也不想去“理论指导实践”。至于后人从艺术方面如何学习这些碑刻,是另一个问题—创作实践的问题,“可能性”的问题。从艺术家的角度讲,没有不可能。我是试图讨论汉唐之间铭石体原本的面貌,即“真”的问题。
至于认为书法是“书写性”、“表现性”、“时间艺术”之类说法,请注意,古人没这样说过。这类说法,是近几十年来才出现的,是西方文化进入之后,我们对书法按西方艺术话语分类之后,对书法特性归纳总结重新定义的结果。其开端,是从王国维说书法是“低度美术”开始的。我们要区分、定义书法的伟大和独特,就必然强化这个“书写性”,并认为只有“自然书写”才能表达个人情感修养胸怀等等,把它看成是书法最本质、最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性。李零说“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大有深意。以前胡适他们有“整理国故”的说法,这说明所谓“国故”、所谓“传统”,都是被“整理”出来的。现在很多通行的对书法传统的观念认识,也是如此。历代的文字书写,都是在“用”,用在不同场合,就有不同的用途和功能,风格和样式会不一样,并不是现在从“书法”甚至“自然书写”的角度能完全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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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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