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青铜器以商周时期的器物最为精美，所以也以研究这个时期的最多。对秦以后的青铜器研究很少，对宋代青铜器的研究更少。李合群先生对铜器铸造制度研究表明，宋代商品经济发达，铜钱需求量大，并常有钱荒现象。为此，宋廷对铜业管理甚严，除了王安石变法期间之外，一直实行铜禁，即禁止销钱铸器及买卖，并收缴民间铜器。同时，为了满足现实生活需要，还要铸造铜器，承担者包括皇宫、官府、寺观、民间等。这是宋代铸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货币流通、政府监管、寺观法器、百姓生活等。
宋代铜钱材值高于币值，销钱铸器利润丰厚。为了保障铜钱的流通量，除了王安石变法期间之外，宋代一直实行铜禁。南宋时期，随着铜、锡等矿业生产的衰落，销钱铸器获利更大。宋廷在民间实行铜禁，主要是为了保障铜钱的流通量，以适应商品经济之需要。但是，现实中，上至皇宫，下至民间，又皆需要铜器，因此，铸铜业不可缺少。而官方铸造，是其重要方面。政府还试图垄断这一行业。为了铸造铜器，中央与地方各成立了相应机构。如北宋京师开封后苑造作所，掌造禁中及皇属婚娶名物，下属七十四坊，其中即有乐器、照子等铜器作坊，产品专供皇家。宋代崇尚复古，为此，在徽宗大观元年，又设置议礼局，并“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礼器主要用于皇家礼仪，其型制、规格、花纹等，均模仿先秦古器。由于观天象属于皇家特权，天文仪器，亦由宋廷铸造。
四川彭州宋代青铜器窖藏
四川彭州宋代青铜器窖藏
四川彭州宋代青铜器窖藏
四川彭州宋代青铜器窖藏
四川彭州宋代青铜器窖藏
四川彭州宋代青铜器窖藏
四川彭州宋代青铜器窖藏
兵器铸造，亦是宋代重要的官营手工业，早在太祖开宝九年，“时京师有作坊，诸州有作院，皆有常课”。地方钱监，本为宋廷所属的铸钱机构，但是其借助铜料之方便，亦有铸造铜器者，主要是铜镜。铸造铜镜，除了钱监之外，还有地方铸鉴局。如湖州，在宋代以镜子而闻名，多为民间铸造，但亦有官造者。当然，宋廷对官造铜器的监管，除了具体的铸造过程，还涉及到其他方面，包括禁止私铸、私卖等。宋代，对于佛道整体上采取了保护与支持的政策，对其法器，基本上允许保留与供养。北宋建国伊始，曾命令将各地铜佛像，辇运至京师销毁，但在乾德五年七月，即“诏勿复毁，仍令所在存奉，但毋更铸。
湖州真石家
论及宋代民间铸造铜器，不能回避王安石变法期间的开放铜禁政策。当时，人人皆能私铸铜器，只需“勒工名可也”。当时私铸铜器充斥民间，这不仅加剧了钱荒，亦给后来的铜禁增加了难度。铸上户名，除了对铜镜质量负责之外，亦表明其是得到政府批准的，并应有官方备案，以区别于违法私铸者。当然，铸镜之原料，应由官方供给，如同当时供酒曲给民间酿酒户一样，政府从中获得利润。不仅登记、铸名，铜器价格有时亦为监管对象。当然，除了官方许可的铸器之外，民间尚有违法私铸者，从而导致违禁铜器的出现，这正是政府历次打击与收缴的对象。近年来发掘出土的一些无铭文铜器，应属此类。如南宋张同之，曾任江南西路转运判官，死于庆元元年，这时铜禁亦严，但是其墓中仍随葬有水盂、镇纸、笔架、瓶、小钹等铜器，应属于违禁之物。因为宋孝宗时，规定“居官者不得铸铜为器”。还有，近年来发现的一些宋代窖藏里，亦曾出土有宋代铜器，如山西襄汾县的提梁锅、执壶、提梁罐、勺等铜器，四川广安县的壶、灯、盘、炉、杯、蜡台、器座等。这些铜器，均属于所谓的“三无产品”，可能平时在家偷偷使用，主人死后随葬，或者遭遇动乱时埋入土中。
而广东也有宋代铜器的零星报道，媒体报道广州广雅中学考古发现，就数到一宋墓出土了一套铜餐具，有铜钵、铜碗、铜勺和铜箸。而近期看李岩老师介绍南海一号百宝箱时也闪现铜器的照片，根据龙志坤发表在《文物天地》的文章《南海一号出水铜器及其保护》中就说到南海一号出水的铜器有铜器皿包括带柄带流铜锅、铜圈足小碗、铜条状物（ 推测为铜箸） 等食器和铜香器盖、凤求凰百花铜盘等。铜佩饰包括铜戒指、铜手镯、铜钩、铜环等， 铜衡器包括铜砝码和由铜指针、铜天秤立柱、三足底座等构成的铜天平。
南海一号出水铜钵
广州广雅中学出土铜餐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