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第一次失去亲密战友

创业   2024-11-28 00:05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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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在湖南读书的时候,和萧子升的关系非常亲密,不仅在学校里谈经论道,还结伴穷游湖南五县。可以说,萧子升就是教员的第一批亲密战友。

然而在1920年代,教员和萧子升分道扬镳,第一次失去亲密战友。

梳理一下教员和萧子升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深的了解教员的青年时代,以及教员和亲密战友们的分歧在哪里,也可以通过萧子升,对“清高天真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有进一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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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和萧子升的初相识,应该是1910年左右。

那年秋天,教员离开韶山冲,到东山高等小学读书,入学考试的作文是《言志》,校长李元圃读了很满意,和同事们说:“今天我们取了一个建国才。”

东山高等小学有个物理教师叫萧岳东,正好带了教员他们班,于是,教员便成了萧岳东的学生。

萧岳东的两个儿子,便是萧子升和萧子暲。

萧子暲,即日后的著名诗人萧三。

就这样,教员和萧子升、萧三慢慢的认识了。

教员和萧三的关系升温很快。

教员喜欢历史、地理类书籍,入学不久就写出《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文章,被国文老师评价为:“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视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而萧三也喜欢此类书籍,经常看一本《世界英杰传》。

相似的爱好,让萧三和教员结缘,并把《世界英杰传》借给教员观看。

教员读完以后,在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等章节里写满批注和圆圈,把干干净净的书弄得一塌糊涂。但萧三没有怪罪教员,两人仍然和往常一样讨论知识,指点江山。

萧子升的年纪比教员小,年级却比教员高,所以在东山高等小学,教员和萧子升是学长、学弟的关系——两人认识,见面点头寒暄,但没有深交。

再过一年,他们三人陆续到了长沙,又陆续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这里,教员和萧三的关系仍然融洽,和萧子升的关系仍然一般。

用萧子升的话说:“我是高年级学生,他是新来的初年级学生,我的功课很紧,所以既没时间也没兴致与低年级的学生讲什么同乡之谊。”

教员的成绩很好,和父弟的关系也很好,但萧子升没有和教员主动交往,这就说明萧子升是自视甚高的人,打心底里看不起教员这种土里土气的穷学弟。

他们的关系升温,还是教员主动邀约。

那时湖南一师有个规定,全校十几个班的学生,每人每周必须写一篇文章,然后从每班选出几篇交给教师委员会,教师委员会再优中取优,选出最好的三四篇文章,贴到展览室,给其他学生们观摩。

萧子升的文章经常被选中,成为供同学观摩的范文,教员的文章偶尔被选中,大多数时候是萧子升的读者。

有一天,教员和萧子升在走廊相遇,教员主动打招呼:“密斯脱萧”,然后以极低的姿态和萧子升攀谈,并请求下课后到萧子升的教室,观看他以往的文章。

面对如此仰视、迎合的态度,萧子升没有拒绝,同意了教员的请求。

从此开始,教员和萧子升的关系开始升温。

1915年12月,举国反对袁世凯称帝,教员也经常发表反袁演讲,并把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的反袁文章编撰成册,交给萧子升,请他题写书名。

萧子升欣然应允,提笔写下“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做为反袁文章合集的名字。

1917年夏,萧子升做了一个读书札记,取名为《一切入一》,然后交给教员,请他在扉页上题词。

教员也非常高兴,提笔就在萧子升的读书札记上写下序言——

“君既订此本成,名之曰《一切入一》,命予有以书其端。”

“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以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

尽管教员和萧子升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但两人的性情大相径庭,这就决定了教员和萧子升必然会走出不同的路,出现分歧是迟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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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教员进步神速。

刚入学不久,他便列出学习上的难题和社会改造的问题,一边自己研究,一边向老师请教,迫切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课余时间,教员读了《资治通鉴》和《读史方舆纪要》,对中国历史和地理有了高屋建瓴的认知。

在这个过程中,教员经常会遇到一些细节问题,于是他就脱离经典著作,参考其他作者的论述来梳理事件的脉络。有一段时间,他为了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便把图书馆里所有和中国历史有关的书都借出来,一本一本的读,一年一年的记。

由于借书非常频繁,教员和图书管理员熊光楚都成了朋友。

除了读书,教员还喜欢看报纸。

每天看报纸的时候,他都要准备一本中国地图册、一本世界地图册,当看到不认识的地理名词,他就翻地图册,直到弄清楚那个地方在哪国、哪省、哪县为止。时间一长,中国各省和世界各国的城市、港口、海洋、江河、山川等地理单位,以及发生在这些地方的事情,教员都了如指掌。

有人不理解,问他,看报纸就看报纸呗,你用得着这么研究吗?

教员说:“历史是以前的报纸,报纸是现在的历史,读它可以增长许多知识。”

慢慢的,教员成了“时事通”,同学们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时事问题,和他一谈就解决了。

那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湖南一师的同学们每天晚饭以后,都要到湘江畔或岳麓山脚散步。每到此时,教员就要给同学们讲述中国和世界新闻,包括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大公为什么遇刺、德国的威廉二世为什么出兵、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发战争财、中国如何受日本胁迫等等。

教员的分析,类似于“国际国内的军事政治报告”,条理清晰有始有终,同学们听的如痴如醉,有的还要吐槽一句:

我们同样是看了报的,为什么我们不如你分析的清楚呢,真佩服你的脑子。

就这样读了数年,教员成了博古通今的人,胸怀古今手握乾坤,即便放到现在,他也能以最快的速度,成为粉丝千万的时政大V。

现在可查的资料中,萧子升似乎没有类似的学习经历,他还是和以前一样,读着文学性质较浓的书,写着脱离现实的文字。

不同的学习经历,导致教员和萧子升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教员更偏向现实,着重解决现实的问题,萧子升更偏向理论,着重用理论套用现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员和萧子升的分歧就出现了。

湖南一师的门口有个匾额,写着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的“德智军美”四个大字。

教员认为,中国饱受欺凌,最需要“军育”,蔡元培的教育宗旨非常符合中国的现状。但萧子升认为,中国最需要“美育”,因为古代诗歌、文学、音乐都提倡德行完美,美育可以帮助学生塑造德行。

这样的分歧,归根到底是现实派和理论篇的区别。

1917年7月,湖南一师放暑假,教员和已经毕业的萧子升约定,不带一文钱,到湖南各地游学,调查历史、地理、民情、风俗,并从中了解社会生态,获取书籍里学不到的新知识。

这次游学历时一个月,他们的足迹遍及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县,行程九百余里,非常成功。

但在游学的过程中,又一次暴露了两人的分歧。

在谈到中国的家庭观念时,萧子升说:“儿子并不完全属于家庭,夸大国家观念和夸大家庭观念都是有害的,他应该是全世界的公民,他对全社会负有责任。”

教员不同意萧子升的意见:“现阶段国家应该摆在个人之上......一个好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因此人民有义务保护国家,人民是国家的子民。在未来的理想国家中,儿童将由国家抚养教育他们。”

萧子升要的是自由,做世界公民,教员要的是国家强盛,国民一体。

谈到权力时,萧子升说:“所有权力都是不好的,而运用个人权势欺压百姓更是一种犯罪。”教员反驳道:“你不会因为刀可以杀人就不制造刀了吧?刀也可以用来雕刻精美的东西。同样道理,政治权力也可以用来组织发展一个国家。”

萧子升和古代隐士一样极度厌恶权力,教员认为权力只是工具,为善或为恶在于使用工具的人。

两人走到哪里争到哪里,谁都不能彻底说服对方,最后教员无可奈何的说一句:“所有这些道德说教在原则上都是冠冕堂皇的,但却无法拯救濒于饿死的人类。”

但穷游结束以后,萧子升感叹了一句:“我现在完全明白了俗话说的‘叫花做三年,给官都不干’,因为乞丐的生活真是彻底自由。”

教员和萧子升的思想观念,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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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结束,尽管教员和萧子升的思想观念有分歧,但没有影响他们的关系。

1918年4月,他们还和萧三、蔡和森、罗章龙等人,共同成立了新民学会,并推举萧子升为总干事,决心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奋斗。

2个月后,新民学会正式决定,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萧子升与蔡和森率先进京,筹备赴法事宜,其他成员则稍晚进京,进入留法预备班。

赴法勤工俭学是新民学会的一件大事,但也正是这件事,造成教员和萧子升的最终分裂。

具体原因,大致是两个方面——

其一,思想观念的裂痕难以弥合。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教员没有赴法勤工俭学,又有博古通今的学问做基础,自然顺理成章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准备用暴力革命改造中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萧子升去了法国,在中国文艺基础、法国人文风气的共同影响下,逐渐信奉了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教育改造中国”、“温和革命”的观点。

在湖南的时候,教员和萧子升的思想观念有分歧,但他们都没有实现自己观念的方法路径,这才能维持他们的关系。现在他们都找到了信奉的主义,一个要暴力革命,一个要温和革命,自然会越走越远。

其二,他们都长大了,要面对现实了。

联系赴法勤工俭学的时候,萧子升认识了这项运动的发起人——李石曾,随后便做了华法教育会的秘书,并做为华法教育会的代表,提前到法国安排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各项事务,成为这项运动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从一个学生、教师骤然到了这么重要的位置,萧子升难免有天下风云出我辈的感觉。

可能在这个时候,萧子升就见到了光明的前程,背上了舍不得放弃的包袱。

而教员对社会认识深刻,非常清楚国家强盛才能个人幸福的道理,于是他的心思都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前程和包袱。

就这样到了1921年夏,新民学会的成员便分成两批——

教员与蔡和森等人主张追随马克思主义,用暴力革命改造中国,萧子升等人主张温和革命,用教育的方式改造中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员和萧子升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还是谁都不能说服谁,最后教员问了一句:“你跟我们走,还是要当一辈子绅士?”

萧子升,自然没有和教员走。

至此,曾经共论天下事的亲密战友,分道扬镳了。


5



此后的岁月,两人各有不同。

教员自不必说,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以及世界的格局,声名响彻四海,受亿万人景仰。

萧子升则在时代大潮中随波逐流。

赴法勤工俭学时谋到的华法教育会秘书,成为萧子升的仕途起点,从此,萧子升抱定李石曾的大腿。

1924年,李石曾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位高权重。随后,李石曾投靠了蒋介石,并为萧子升争取到农政部次长的职位。

不过,萧子升的仕途并没有更进一步,没过几年,他就改任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基本被边缘化了。1934年,萧子升又涉嫌参与“故宫盗宝案”,再也没有仕途进步的可能。

萧子升标榜自己厌恶一切权力,最终还是倒向了权力,又被权力一脚踢开。

1949年,萧子升随国民党迁往台湾,3年后又迁往南美乌拉圭,一直住到1976年。

曾经的好友,如今天上地下,萧子升后悔过吗?

按萧子升的说法,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始终坚持无政府主义、温和革命的理想。但他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重点描述了湖南的求学岁月,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教员的侮辱——

“毛费九牛二虎之力读那两本旧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从中学会了不少生字,他发觉现在看起书来,不那么吃力了。他一边日复一日的干着那些烦人的活,一边回味着书中的故事。”

“毛看到了这堵墙,这所学校对他来说就像一座城堡。他挺起胸脯,勇敢的朝着墙里的第一道大门走去。”

“第四师范来的学生,不像一律穿制服的第一师范学生穿戴的那么整齐,他们穿的五花八门,就像一帮刚招募来的新兵。有个新兵,长得高大、粗手大脚、粗布衣裤、鞋子破旧。这个年轻人就是毛。”

“对我的学习,他(杨昌济)很满意,常常给我的试卷打满分(100分),还要再加5分。毛曾写过一篇《心之力》,也得了杨先生著名的100+5分,他引以为荣。”

.........

此类描述,比比皆是。

这些话读起来,给人的感觉就是,萧子升和教员的人生差距太大,萧子升充满了不忿、嫉妒、自卑的情绪,便想在两人差距不太明显的时代,努力的贬损教员,以此满足自己的优越感。

看起来,萧子升还是后悔了。

原以为找到一条安全且向上的路,谁知道,此后的人生都是下坡路。不知道在乌拉圭的暖阳下,萧子升有没有回想起,1921年夏天的那个平静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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