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二胎，当妈的转折点

在生育越来越成为谨慎决策的今天，什么人还在选择成为母亲？

两位已经成为母亲的社会学者，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莱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在过去7年时间里，对近十年来的中国社会生育境况做了一项研究，在最新出版的《新生育时代》一书中，详细呈现了她们对40余个家庭的采访与研究结果，希望借此“梳理出女性个人生命体验和时代、社会发展变迁的连接”。

书中的受访者多是“70后”及“80后”城市中产女性，其中以二孩妈妈为主。她们既是受到传统母职观念束缚的一群人，也是受近年新生育政策影响的群体，她们同时跨越新旧时代的秩序，却仍然难以在时代观念的微妙变动中完美自洽。

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动的观念时代，蒋莱和沈洋想知道，是什么塑造了这些母亲？

她们通过研究发现，在“普婚普育”至今仍占据主流的中国社会，大部分女性在婚后会“自然而然”生下第一个孩子。成为母亲之后，她们也大概率会合理化自己的生育决策。而相较于第一胎，二孩的出生决定，多半出于相对更理性、周全的多方考量。

分别出生于70年代与80年代的蒋莱和沈洋，都成长于一个母职几乎为必选项的年代。而新中国成立以来便延续的对女性劳动的鼓励，同时也在她们及她们的母辈身上产生深刻影响。

当她们来到育龄阶段，会发现劳动和生育这两种价值在不少女性身上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类似“事业和家庭”的两难选择，促使她们在成为母亲后，再次反思与回望生育对一个当代职场女性的终身影响。

蒋莱最初萌生研究国内二孩妈妈的念头是在2015年。那时，“单独二孩”政策已开放两年，距离全面开放二孩也只剩一年。可全国范围内，生育率提升的效果并不理想。

而近几年来，伴随着更多宏观政策出台与对应的社会潮流变化，一些学术、舆论界的专家纷纷站出来代表权威发表意见，但这些声音大部分都出自男性。“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她们自己的声音去哪了？”蒋莱想听听那些仍然选择生育甚至生二孩、三孩的女性，她们自己的声音。

收到蒋莱一起进行调研的邀请时，沈洋还没结婚。后来结了婚，也一度没能做下生育决定。在婚姻内“观望”了几年，确定了丈夫高度的家务与育儿参与意愿后，沈洋才最终决定成为母亲。如今，沈洋有两个孩子，小女儿刚出生半年。她一边怀孕一边完成了这项研究论文，“成为母亲”和“了解母亲”的过程是同时进行的。

在这个“对生育女性的要求远远超过支持的时代转型期”，两位研究者着重强调了生育所涉及的难以量化的变项。比如个体被需要的感觉、身份认同与自我价值感等“道德直觉”。

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不少人自发产生“爱”的新奇感受，且在这种利他主义和无私奉献的体验里，获得了一点点“圣徒般的体验”。这些不在老生常谈的社会与环境结构之中，却是当下妈妈们不可回避的现实处境。

对女性而言，生育也许仍算一场未知的旅程。启程的她们主动放弃一些筹码，以换取另一些更稳固与和谐的局面。从计划生育时代到三孩时代，一些东西没有改变，而另一些，甚至因为社会的流动反而被愈加清晰地浮出水面。

约莫仅二三十年前，“生还是不生”对大部分中国女性而言还不是个选择题。

出生于1970年代末的蒋莱自青年时代开始就意识到，“结婚生育”四个字是被刻在女性注定命运道路上的。上世纪末，蒋莱进入大学，“女生宿舍头号话题就是男朋友”。越来越多女性开始追求学业和事业，但这并不影响结婚生育被她们放在心中的必经之路上，而且占比不菲。

大学毕业后，蒋莱获得了通往更好学府的保研资格。可对于此，她的母亲却显得“既得意又担忧”。“她既期待我事业有成，又担心高学历和事业心会吓退追求者；既谆谆告诫女人要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和社会地位，又放不下‘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民间规训；既怕我嫁不好，更怕我嫁不出去。”

这种矛盾在“90后”“00后”出生的一代女性身上仍然存在，在她们与母辈的观念碰撞上，显得尤为突出。

一方面，出生、成长于新中国以后的一代母亲，多数认同女性应当通过工作与劳动来维持社会价值。可另一方面，她们又无法摆脱“婚姻必需论”，在养育与见证女儿成长成才的过程中，母亲们逐渐意识到一种愈发坚固的悖论：“事业成功”与“婚姻幸福”在一个女性身上是很难兼得的。

可蒋莱那一代人对这个话题更少有机会去深思。婚后不久，她就意外怀孕了。还未来得及思考要不要成为母亲，身边的声音就都在鼓励她生下孩子，“至于生育之后会遭遇什么，几乎无人问津”。

在《新生育时代》书中，蒋莱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的陈述来解释这个社会结构，“家庭的功能围绕财产传递给血缘后代展开；在当代话语体系中，它呈现为婚礼上‘早生贵子’的贺词和婚礼后顺理成章的期待。”

书中受访的母亲们，大部分都难以说出自己生育一胎的确切原因，更多人的情况是“顺其自然”，或是“意外怀孕”。

而即便是在意外降临之后，也有不少女性会迫于“最佳生育年龄”，硬着头皮走上成为母亲之路。在沈洋看来，“最佳”不仅指代客观生理条件，也包含一种社会文化和节奏的裹挟，“比如上海的女性初婚年龄是在30左右，初育年龄是31-32岁，一个女性可能越接近这个年龄，周围的人就都开始慢慢结婚生子，自己也免不了会受到同伴压力的影响。”她们访谈的女性里，有的母亲仍然认为，生育是一种对家庭负责的行为，甚至将不生育视为“自私”。

从网络上看到的宏观数据，结婚生育率的降低是总体趋势，但当视线聚焦于微观个体，“对绝大多数中国女性而言，生儿育女仍然是一生当中不可避免的一环。”沈洋和蒋莱引用了一项针对全球的研究，研究指出，女性的终身无孩率约为20%。但在有着“普婚制”和“家本位”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这个数值要低很多。

目前，身为大学副教授的蒋莱带了一个29人的在职研究生班，学生基本出生于90年代初，平均年龄31岁，其中18个人已婚，已婚比例为62%，14个人已育。已生育的学生里，又有一半已有二孩。

从20岁到30岁的跨度内，蒋莱明显感觉到女性的生育意愿随着人生阶段的不同在产生变化。学校里的不少本科生将“不婚不育”挂嘴边，但蒋莱接触的女博士生，却有不少人抱持明显的婚育焦虑，“提前完成婚育（这件事）对她们的未来的事业其实是有利的”。蒋莱说。

“终身无孩”对这些母亲而言是个巨大的挑战。这无关女性主义等意识，也无关外部世界的压迫，如果将成为母亲视为一项权利，相对于男性，女性行使这一权利的窗口期是明显有限的。在医学上，35岁以上就属于高龄产妇，胎儿罹患唐氏综合征的比例骤升，母体恢复的效率也不如35岁之前。

于是，她们难免来到一个绕不出去的死胡同：“如果早晚都要生，晚生不如早生”。在时间的跨度里，生育便成为堵在前面的围墙，要么意志坚定地跳过去，要么，甘心被它包围，然后在坍塌的废墟里，用血肉筑起新的城池。

“当代都市二孩妈妈的典型性，在于她们作为中产阶层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蒋莱与沈洋在书中总结出，她们采访的二孩母亲们，生下第二个孩子的决策大多出于多方因素理性考量。

当然，她们也遇到过一些女性，是在面对丈夫的要求和期待时，为了不让婚姻破裂，选择再次生育一个孩子。

上海妈妈菁蓉在29岁生下第一个孩子，6年后生下第二个孩子。考虑生二孩的时候，菁蓉确定自己在“经济和心理上”已做好充分准备。作为一个“望子成龙”的母亲，菁蓉抱持着一种将孩子当作投资项目的心态，“买奢侈品不如养小孩有意义”。采访里，菁蓉表示，“从经济学的角度，也是生两个比较好，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蒋莱和沈洋的受访多孩母亲以“80后”为主。虽然二孩开放后，全国生育率远低于预期，2020年，全国出生率仅为8.52%，总人口数首次出现负增长。但像菁蓉这样典型的都市职业母亲，她们的生育意愿更多受个人微观世界的具体条件所影响，比如自身的成长经历、相对优渥的经济条件。

对那些高学历的城市精英职业女性而言，当“母职”成为她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她们也许会做出的一种转向是——将“母亲”当作一项正儿八经的工作来看待，将自己对待工作的精力都投入在“做妈妈”上。不一样的是，在这份“工作”里，付出未必有收获，她们拿不到足以匹配劳动价值的薪酬，更得不到晋升机会。

决定生孩子以后，光是婴儿车，沈洋就挑了大半年。丈夫不解，认为“很多没必要的事，为什么要去做？”沈洋却觉得，自己做了这么多“认知劳动”，非但不被伴侣认可，还要消解她做这些事的意义。委屈和怨气随即而来。

沈洋和蒋莱采访的二孩妈妈于舒心，是为了生育放弃事业的典型代表。于舒心25岁研究生毕业，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了十多年。38岁那年，于舒心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次年，她以最年轻的中层干部身份向单位提出了辞呈。

辞职是基于必要的现实考量。于舒心的丈夫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收入不菲，但工作也很忙，基本无法顾家。

然而，不久后，于舒心的职位提拔了一位“明显不如她”的男同事。

失落感偶尔会在曾经的同事、下属来表达对她的惦记时出现，于舒心偶尔恍惚，二十年前，她和大部分中国女孩一样，怀揣着满腔热情与对未来的希冀走进大学校园的。可以肯定的是，那时候的自己对十年后生活的想象，应当不是全职主妇。

另一个“85后”全职妈妈林夕则选择努力跳出围城。嫁给富商后，林夕一口气生了三个孩子。几乎不着家的丈夫每个月给她十万元生活费，但支付完孩子们的学费、保姆等人工费后，其实所剩无几。

在家待了几年后，林夕提出想重返职场，却遭到丈夫的强烈反对。看上去富足的生活，实际上，“桌布掀开都是一地鸡毛”。

直到2020年，林夕在朋友介绍下接触到布料微商工作。她利用晚上孩子们睡后时间经营微信店铺，不到一年时间，林夕已经成为一个数百人大群的管理员。群内几乎都是和她一样的全职妈妈，离开工作多年后，发现自己很难再回到社会，只能以相对灵活碎片的方式，尽可能让自己在经济上再独立一些。

“多数人都希望实现自我价值，把育儿当作职业的话，大概率都会失望。”沈洋总结道，孩子是一个不由自己掌控的独立个体，“人不能只从育儿当中得到满足。”

在中国，成为全职妈妈仍然需要面对风险。总谈“母职”，但严格来说，母亲并不能算一份职业，它不能为女性带来个人价值和实际成长等方面的长足助益。

就像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在《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里作的一句譬喻，“母性是一座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围城”，不论程度几何，成为母亲，终究意味着舍弃一部分自我。

成为母亲后，“母性”便是天生的了吗？

实际上，在生下第一个孩子差不一两年后，沈洋才慢慢适应母亲这个身份。第一年内，看着自己的孩子，她偶尔忍不住觉得“好奇怪”，这真的是我的孩子吗？她感到自己与曾经的自己产生了某种难以言喻的隔膜。

更早成为母亲的蒋莱，对自己的母亲身份更多一层“赶鸭子上架”的认同。

蒋莱的儿子在孩提时，社会还不流行“鸡娃”这个概念。更多被普遍提倡的是“快乐教育”，周末不会送孩子去上补习班，而是要带他们出去一起玩儿。在儿子身上，蒋莱看到了“自己小时候未曾拥有过得无忧无虑、快乐富足的童年”。

另一个给女性施加生育压力的因素是年龄。迫于“最佳生育年龄”而生下孩子的适龄女性，心理和情感上未必对成为母亲做了充分准备。

在蒋莱和沈洋的受访者里，“其实后悔（的情况）是存在的”。蒋莱认为，在她们的采访里直接表达后悔的母亲，已经是再无其他忌惮的情况了。

一位受访者在生下一孩时，家里条件还比较好。孩子有老人帮忙带，经济情况也不错，于是，这位母亲决定生二孩。可二孩出生后身体不好，她不得不加大精力投入。恰逢此时，丈夫的公司倒闭了，家里的经济压力陡增，加上老大正度过青春期，不如小时候可爱。回望自己当初认为深思熟虑的决定，这名母亲却难掩无力和委屈。

很多东西是母亲独自承担的。在整个生养过程中，从家庭分化到社会期待，母职与父职大概率不可能“分庭抗礼”。

出生于80年代中期的上海独生女钰涵，与丈夫在大学相识，走进婚姻后，三年内生了两个孩子。但已经是第二次成为母亲的钰涵发现，丈夫还是保持着大学时的样子，每天可以花八个小时打游戏。

“本来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丈夫什么都不搭手，我想生了第二个他总能长大一点吧，责任心应该更强一些，但是他进步没有那么明显，我就更累了。……他的心理我也理解，但是我觉得到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角色，这个不用人教的，自己就会慢慢转变的，会放弃自己的很多东西，我觉得他好像什么都不想放弃。”钰涵不理解，为什么同时成为父母，丈夫却并不愿意与她一同承担。

根据采访的几十位母亲，蒋莱和沈洋发现，在一个家庭里，丈夫通常在妻子生育了一孩之后投入不多，但在生育二孩之后参与增多，因为光靠妻子无法承担两个孩子的养育。

而在长达七年的采访过程中，蒋莱和沈洋也试图邀请母亲们的丈夫接受采访，却大多数都遭到了拒绝。

社会对“父职”与对待“母职”的重心和期待存在差距。比如产假，2005年，蒋莱生孩子时，她的丈夫按规定享有三天带薪陪产假，“时间短得只有象征意义”。哪怕妇联部门和相关学界一直在不断呼吁延长父亲假，现实层面却始终难有改进。

等到沈洋开始萌生二孩念头的2020年，为响应二孩新政的新规才出台：将父亲的产假增加到十天。“但仍然杯水车薪。”沈洋说。

不过，已经历过两次生育的沈洋，也开始看到一些实际的客观变化。她的一孩出生时，全国已开始经历生育率的下降，恰逢彼时，国务院办公厅出具了一份《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具体意见。沈洋的孩子在两岁时，就进入了家附近一家普惠型托儿所，一个月只需要200元左右学费。

2023年，上海市发展和改革还印发了一份《上海市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方案亦提出，要加大“托幼一体化”建设力度和普惠性托育服务发展，到2025年，开设托班的幼儿园数占幼儿园总数的比重不低于85%，普惠性托位占比超过60%。这些配套设施和政策，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沈洋再次成为母亲的意愿。

沈洋和蒋莱，都算是拥有更强自觉与自主性的母亲，以自己作为方法，关注自身所处的真实社会，既是出于社会学者的本能责任感与信念，也是作为两位母亲对整个社会生育环境的切身关注。

除了生育选择，两人还同时关注着育龄女性在职场的处境、受教育女性人才在社会上的机会和空间等等。她们希望，生育这件事，能更纯粹地成为女性自己的选择，女性的喜与悲，也能被更平等地尊重。

值班主编 | 黄茗婷

排版 |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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