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政治联系如何
影响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
黄杰 杨景朝
作者简介:[1]黄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特聘研究员；[2]杨景朝，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公共管理评论》2024年第3期，已在中国知网上线，感谢读者推荐，同时也感谢作者同意授权转载。
发表时间：2024/9/10
版块分类：前沿文献（推送前知网下载量：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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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改革开放后创业一代企业家逐步接近退休年龄，我国民营经济进入了代际传承的高峰期，大量家族企业面临代际传承的挑战。本文基于对我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试图检验企业主政治联系对其传承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国家主导的政经环境下，政治联系作为企业与政府间的重要纽带是企业传承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它不仅显著改善企业主的地位感知和安全感知，也助力企业获得战略性的经济资源，进而提高企业主传承的意愿。作为一种补偿性机制，政治联系的代际传承促进效应在企业主家族观念较弱、外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环境中更强。本文的发现拓展了我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内涵，加深了对中国政商关系本质的理解，为未来更有效地引导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政治联系;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政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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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家族企业蓬勃发展，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近年来，由于创业一代企业家逐步接近退休年龄，中国的家族企业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紧迫的代际传承挑战。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21年发布的《基业长青：探寻家族企业传承的成功之道》,中国百强家族企业创始人平均出生年份在20世纪50年代末，超过1/4的创始人年龄在70周岁或以上，当前仍然在企业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等重要职位的创始人的平均年龄已超过60周岁[1]。如何实现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平稳交接已经成为中国家族企业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关注影响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因素。受工商管理思维的影响，已有的研究大多从企业主个人特质、企业经营状况等角度入手分析家族企业传承的差异(陈凌和应丽芬， 2003;Deng, 2015;赵晶， 2020)。这些研究背后的一个重要预设是代际传承是企业内部事务，主要受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已有研究为理解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提供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但却相对忽视了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特别是政治性因素的影响。这种忽视对于处于成熟市场经济环境的企业尚可理解，但对于身处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环境中的企业而言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正如不少商业政治的研究者观察到的，在转型经济环境中，政府依然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是经济活动的重要行动者，企业各类重要决策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Dickson, 2003;Zheng and Huang, 2018)。意识到这一点，本文侧重分析政治联系对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影响[2]。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政治联系是否会提高中国家族企业主代际传承的意愿?在何种情况下，政治联系的代际传承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政治联系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家族企业主传承意愿的?以2016年第十二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为样本，在总结已有研究并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并检验了政治联系驱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模型：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政治联系是企业与政府间的重要桥梁。政治联系不仅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战略性的经济资源，也显著改善了企业主的地位感知和安全感知，进而提高了企业主的传承意愿。作为一种补偿性机制，政治联系的代际传承促进效应在企业主家族观念较弱、外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环境中更强。本文主要有两方面的贡献。第一，拓展了对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理解。尽管学术界已经积累了大量有关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研究，但它们大多仅仅着眼于企业物质资本的传承，对于非物质资本的传承关注甚少(胡旭阳， 2020;黄杰和毛叶昕， 2020;余向前， 2020)。本文通过对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关注政治联系对代际传承的促进效应，系统地揭示了政治资本在企业传承中的特殊价值，为官方更好引导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提供了微观基础。第二，丰富了对当代中国政商关系的认识。在中国转型经济的环境下，已有研究分析了政府关系对企业财务、投资、社会责任等各方面的影响(Dickson, 2003;孙明和吕鹏， 2019;朱斌和刘雯， 2020)。作为延伸，本文联结了政治联系的研究和代际传承的研究，呈现了政治联系发挥作用的复杂机制，从而进一步凸显了政府在中国市场经济运作中的巨大影响力。本文以下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五部分：第二部分系统回顾有关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影响因素，并指出目前研究的不足；第三部分结合已有研究提出我们的解释性框架；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介绍研究数据、变量测量等内容；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详细展示各种数据分析的结果，呈现政府关系对企业主传承意愿的复杂影响。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与讨论。![]()
家族企业主具备代际传承意愿是家业传承的前提，已有研究多从企业主个人因素、企业经营状况和外部环境来分析企业主的传承意愿。家族企业主是否具备代际传承意愿首先受到其个人因素的直接影响。有研究发现，家族企业主经过多年的创业打拼，普遍对自身苦心经营的企业抱有强烈的领地意识，而且他们在企业中的决策权力越大，往往越没有意愿放权(何晓斌等， 2014)。家族企业主迟迟不愿放权容易导致交接班计划实施仓促和交接班过程产生冲突，出现家族企业权威失落、“少主难服众”的不利局面。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家族企业主的传承意愿与其受教育程度和年龄(陈凌和应丽芬， 2003)、生育子女的结构(郭萍， 2014)和诚信好学的品质(余向前， 2020)等个人因素有关。创业一代家族企业主创业艰辛，既表现出不愿放权的共性，也具有不同的个人特质，两者都会影响企业主的传承意愿和传承决策。除了家族企业主的个人特质以外，也有很多研究注意到家族企业经营状况对企业主传承意愿的影响。有研究指出，家族企业传承之后的会计、市场业绩普遍变差，创新水平显著降低(李新春和宋丽红， 2013;赵晶， 2020)。在企业经营状况堪忧的情形下，企业主一般缺乏意愿进行代际传承，以避免传承过程中叠加多重风险，造成传承失败。若企业已经遭遇了严重的经营危机，甚至家族企业主本人都对企业的持续发展失去了信心，那么将企业传承给下一代的意愿显然会进一步降低。此时，企业主优先考虑的是及时止损和实现创业退出，而不是代际传承。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在企业绩效不甚理想的情况下，将家族企业传承给下一代反而有利于推进企业变革，帮助企业摆脱发展困境(吴士健等， 2010)。代际传承被视为一种危机管理手段，有助于扭转企业形象，提振市场对企业的信心。可见，企业运营状况不佳可能降低企业主的传承意愿，但也有可能转化为代际传承的契机。外部环境与企业的经营发展息息相关，是家族企业主考虑传承问题时难以回避的重要因素，也受到了部分研究者的关注。赵晶(2020)认为，由于中国商业环境中职业经理人市场和追责体系的不完善，绝大部分的企业主不愿意将企业的经营权转交给职业经理人。在这种背景之下，大部分企业主最初都有将家业传承给子女的意愿，寄希望于家业永续。然而，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不完善只是其中一个明确且相对稳定的外部因素，并不意味着子承父业这一看似“理所当然”的传承选择成为最终决定。实际上，企业面临的很多外部因素往往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当企业主连自己都难以把握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挑战时，其传承意愿会降低。具体而言，不同的行业发展情况(李新春和宋丽红， 2013)、社会文化背景(窦军生和贾生华， 2006)以及经济发展形势等都会影响企业主的传承意愿。因此，外部环境因素对家族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是多维的，其对企业主经营信心和传承意愿的影响也错综复杂。但是，企业的外部环境包括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上述研究主要围绕行业背景等市场环境展开分析，某种程度上忽略了非市场环境，尤其是政治性因素对家族企业主传承意愿的影响。实际上，中国的市场转型由政府主导且仍在进行当中，考察家族企业在转型中的市场体制下如何传承时，不能忽视政治性因素的作用。在这方面，为数不多的几项研究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例如：何轩等(2014)研究了外部制度环境和家族企业主传承意愿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主对制度环境的感知越不利，他们的传承意愿就越低，而政治联系能够削弱不利的制度环境感知，提高企业主的传承意愿；胡旭阳和吴一平(2017)则发现，家族企业主具有政治联系有利于促进企业控制权的代际传承，即提高了其子女出任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可能性。甚至，在家族企业的传承过程中，政治联系的代际接力也成为一个重要部分，家族企业继承人取得企业控制权以后也会走上参政议政的道路，以实现政治资本的传承。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索政治联系影响家族企业主传承意愿的具体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私营企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存和发展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也与制度环境的变革息息相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实施双轨经济体制期间，“红帽子”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私营企业借助公有制的“红帽子”来经营、发展不仅能够规避政治和法律风险，同时也有利于获取计划轨道内政府批准的“条子”,得到生产原材料。直至9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建立，私营企业才纷纷开启产权改革，摘掉阻碍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红帽子”(Tsai, 2007)。与此同时，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提高。在2001年举行的建党80周年庆祝大会上，中央首次将私营企业主肯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不仅如此，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的现象也愈加普遍，越来越多私营企业主成为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活跃于商场与政界。根据2016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有48.4%的企业主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种现象体现了企业主群体务实而特殊的政治诉求表达方式，与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发展壮大后要求激进的政治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Dickson, 2003;Zhang, 2021)。家族企业主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职务所建立的政治联系，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也对企业发展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政治联系的桥梁纽带作用适应了政府与企业之间不对称的共生发展关系(黄冬娅， 2014;Zheng and Huang, 2018;黄杰， 2021)。在这种关系之下，政府需要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与合作，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而企业也需要借助政治联系获取发展资源。何晓斌和柳建坤(2020)发现，政治联系可以通过缓解私营企业的资源约束来提高其经济绩效。相应地，企业在享有政治联系所带来的经济绩效等优势的同时，也需要在政府的鼓励和引导下更广泛地承担社会责任。朱斌和刘雯(2020)发现，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主相比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主更多地进行慈善捐赠，并且政治联系级别越高，慈善捐赠水平也越高。陈宗仕(2020)也注意到，政治联系对私营企业的环保投入产生了促进效应，并且随着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加强和新型亲清政商关系的逐步建立，这种促进效应进一步增强。因此，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政治联系成为良性互动的重要纽带，不仅有利于政府整合力量进行社会治理，也对企业经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政治联系不仅对家族企业的经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家族企业主的传承意愿。既有研究从制度环境感知角度考察政治联系对家族企业主传承意愿的调节效应，侧重点在于企业主的经济利益预期(何轩等， 2014),或者从政治资本积累和社会情感财富支持的角度研究政治联系对企业代际传承的促进，直接着眼的是继任人担任家族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既定事实，而非企业主的传承意愿(胡旭阳和吴一平， 2017)。在以上两项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更倾向于直接关注家族企业主政治联系与传承意愿之间的因果机制。本文认为，家族企业主的传承意愿既与其对企业现实收益的理性考虑有关，也与其心理认知有关。政治联系不仅能给家族企业带来现实收益，也会对企业主的特定心理认知产生影响，进而提高其传承意愿。结合田野调查和相关文献讨论，我们认为家族企业主的政治联系与传承意愿之间可能存在着地位感知、安全感知和资源获取等中介机制。首先，受到历史上的轻商传统和官本位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家族企业主群体的地位感知历来较低，但具备政治联系有利于提高家族企业主的地位感知，提升其传承意愿。中国家族企业主群体在经营企业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客观上经济地位显著提高，但是其主观社会地位感知并没有与客观经济地位的提高保持一致(Dickson, 2008;范晓光和吕鹏， 2018)。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企业主普遍觉得自身地位和影响力不高，属于边缘性群体。这种情况使得企业主可能会鼓励子女从事社会地位更高、更受社会尊重的职业，而不是继承家业。例如，高虹远(2007)基于浙江某市私营企业主的研究发现，被访的私营企业主根据文化资本把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他们更期望子女通过教育进入体制之内，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而“子承父业”是子女进入体制失败之后才会考虑的选择。黄杰(2022)指出了家族企业“被中断的体制化”现象：体制内下海的中小企业主由于社会地位较低，而倾向于让子女放弃家族企业，回到体制内单位工作。这些研究都说明，企业主较低的地位感知不利于企业的传承，体制内的工作和身份对于企业主及其子女而言能够提升地位感知，拥有较大的吸引力[3]。政治联系作为一种社会声誉机制，是提升企业主群体地位感知的关键要素之一(Ma and Parish, 2006;范晓光和吕鹏， 2018)。其次，在“原罪”负面舆论、产权制度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下，企业主群体普遍对环境的不确定性非常敏感，而具备政治联系有利于提升家族企业主的安全感知，进而提高其传承意愿。在现阶段，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的问题仍较为突出，作为改革开放后率先富裕起来的群体，家族企业主时常被社会舆论敌视和“污名化”,遭受财富积累“原罪”的道德谴责(Dickson, 2008;Hou, 2019)。当家族企业主群体不被社会舆论所尊重的时候，他们会更加小心谨慎地看待所在群体的负面形象，不安全感和不安定感增强。人大是我国的权力机关，政协是我国的政治协商组织，企业主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职务意味着拥有了参政议政的权利，能够通过正式渠道提前感知政策变化，降低环境不确定性对安全感知造成的不利影响[4]。同时，作为一项稀缺资源，只有企业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且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企业主才有机会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换言之，企业拥有政治联系意味着获得了官方和社会的认同，增强了企业的“社会合法性”(黄冬娅， 2014;Schubert and Heberer, 2017),有利于提高企业主的安全感知。显然，安全感知较强的企业主对持续经营企业会有更强的信心，因而也更愿意将家业传承下去。最后，拥有政治联系有助于家族企业主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获取资源，将政治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家族企业主在优势效应下更有意愿将家业传承给下一代。中国仍处于经济转型进程中，虽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改革开放前大幅降低，但是政府仍控制着部分关键资源(土地、能源等)。政治联系是政府与企业沟通、互动的重要桥梁，拥有政治联系有利于企业优先获得政府作为“支持之手”的资源扶持，尤其在行业准入、贷款融资和财政补贴等方面。行业准入资格是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的前提，民营企业拥有政治联系有利于该企业获批进入政府管制行业，为企业带来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Tsai, 2007;罗党论和刘晓龙， 2009)。此外，当企业的经营活动面临困难或需要进行经营扩张时，外部资金流的支持非常重要，拥有政治联系不仅能帮助家族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而且也有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财政补贴收入(耿曙， 2019)。不难想象，企业主在良好的发展预期下会更有意愿将企业传承给子女。以上的讨论分析了政治联系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可能促进效应。除了中介机制，本文同时认为，这种效应也受到了企业主家族观念、外部市场环境的调节。中国社会历来重视基于血缘所形成的家族关系，家族企业具有显著的家族属性，家族企业的传承不仅需要考虑企业长远发展的经济效益，也受到传统家族观念的影响。可以说，大部分中国家族企业主天然地具有将企业传承给子女的愿望。有时，将家族企业传承给子女的应尽义务和父爱主义甚至被认为远比企业的经济绩效目标更为重要(祝振铎等， 2018;赵晶， 2020)。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大批初代企业主白手起家，创业过程异常艰辛，企业中倾注着他们大半生的心血。企业主的家族观念越浓厚，就越不愿意将家业“假手”于外人。此时，政治联系可能不会对其传承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对这类企业主而言，无论企业是否具有政治联系，无论企业的经营现状和发展前景如何，他们都有强烈的意愿将家族企业传承给子女。因为，在家族观念的影响下，他们认为“子承父业”是毋庸置疑的选择。此外，从关系成本角度考虑，建立政治联系的必要性与外部市场环境的规范程度密切相关。在市场规范程度越低、政府干预越多的环境下，家族企业主建立政治联系的动机就越强烈，因为它能抵御不利的制度环境感知(何轩等， 2014;吕鹏和刘学， 2020),将政治优势转化为独特的经济优势。但是，在较为成熟、规范和稳定的市场环境下，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已经得到较好的保障，建立政治联系所产生的优势效应被弱化。同时，政治联系的经营和维持需要企业主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等成本(如响应政府号召承担社会责任等),也会给企业带来一定运营压力。例如，梁莱歆和冯延超(2010)发现，有政治联系的企业需要配合政府扩大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其雇员规模和薪酬成本显著高于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因此，在相对规范的市场环境下，建立政治联系给企业造成的经济负担可能更甚于为企业带来的现实收益。此时，建立政治联系既非必要，也难以对企业主的传承意愿产生积极影响。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当前的市场机制之下，政治联系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重要桥梁纽带，拥有政治联系不仅有利于家族企业经营发展，也可能会对家族企业主的传承意愿产生影响。具体而言，政治联系有助于企业主提升地位感知、安全感知，获取企业发展资源，企业主在这种情形下将更有意愿将企业传承给下一代，实现家业长青。同时，政治联系对企业主传承意愿的影响也可能受到家族观念和外部市场环境两个异质性因素的调节。因为，若企业主具有浓厚的家族观念，无论企业经营现状和前景如何，企业主将始终持有强烈的意愿将企业传承给下一代。在市场机制建设相对规范、完善的地区，建立良好政治联系的优势效应会减弱。图1概括了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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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单位联合组织的2016年第十二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自1993年开始，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每两年举行一次，主要关注私营企业及其所有人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本研究之所以选择2016年的调查数据，主要是因为该次调查的主题侧重企业代际传承，调查问卷中有一系列涉及企业代际传承的问题，这是前后几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所不具备的。第十二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完成时间在2016年3—4月间。调查范围涵盖了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各种规模、各个行业的私营企业，具有良好的抽样代表性。从调查的总样本中，本文筛选出了家族持股50%以上的企业作为家族企业样本。同时，为了确保代际传承问题的真实性，本文截取了企业主年龄在55周岁及以上的企业[5]。最后，在剔除信息不完全的数据后，进入本文分析的企业样本共有349家[6]。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企业主的传承意愿。它的测度依据企业主对问卷中“您是否考虑过子女接班问题”的回答：如企业主明确选择“让子女接班管理本企业”则编码为1,其他选择编码为0。企业传承过程中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即使企业主愿意让子女接班，也不代表企业传承一定能顺利进行。但逻辑上，传承意愿是企业顺利传承的重要基础，有明确传承意愿的企业主往往会为子代接班作更多准备，其企业也会比没有传承意愿的企业更可能顺利实现传承。在我们的样本中，有133位(38.1%)企业主明确希望自己的子女能继承企业，216位(61.9%)企业主没有明确的传承意愿。本研究的自变量是企业的政治联系。根据企业主对“您是否担任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回答来测度：如选择“是”,则编码为1;选择“否”,编码为0。如前所述，过去20多年，党和政府对民营企业主采取了广泛的吸纳政策，民营企业主进入人大、政协等机关、组织是其中的关键措施。作为官方认可的重要标志，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以帮助企业主更好地接触政府官员、了解政策信息，是企业政治联系的重要部分。在本文的样本中，有169位(48.4%)企业主担任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职务，180位(51.6%)企业主没有这样的政治联系。本研究不仅检验政治联系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影响，还分析这一影响的作用机制。本研究主要考察三个中介变量：企业主地位感知、企业主安全感知及企业的资源获取。地位感知依据企业主对问卷中有关自身经济、社会、政治地位评价的均分计算得出(1分最低，10分最高),样本企业主的地位感知均分为5.624。安全感知依据企业主对问卷中“经营者及家人的人身安全保障”与“经营者财产的安全保障”两项评价的均分计算得出(1分最低，5分最高),样本企业主的安全感知均分为4.037。资源获取则依据企业主对“企业是否享受了当地政府给予的特殊优惠和资金支持”的回答进行测度。如是，则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有34.6%的样本企业获得过政府的特殊扶持。除了中介效应，本研究也关注政治联系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影响的异质性效应。本文考察的造成异质性效应的调节变量包括：企业主家族观念及地区市场化程度。企业主家族观念依据企业主对三个有关“家族成员是否应该参与企业管理”问题回答的得分计算得出(1分最低，5分最高)。在本文的样本中，企业主家族观念的均值为3.325,属于中偏上水平。地区市场化程度则以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衡量。参考王小鲁等(2017)编制的2014年全国各省市场化指数，将企业所在省级行政单位市场化指数高于7.5分(0分最低，10分最高)的编码为1(高市场化地区),低于7.5分的则编码为0(低市场化地区)[7]。最后，在参考、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同时纳入了以下三组控制变量：(1)企业的特征，包括企业年龄、家族控股比例、上市情况、资产总额、资产收益率、企业类型、所在行业等；(2)企业主及子女个人特征，包括企业主年龄、性别、学历、创始人身份、家族观念及企业主子女的学历；(3)地区因素，即企业运营所在地区。直接将地区因素按省级行政单位纳入分析，即为各省设置虚拟变量。表1展示了本研究各变量的具体界定和操作化方式，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分布情况。
表1 变量界定
表2 变量统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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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STATA 16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在进行深入的多元回归分析前，首先对数据作相关性分析。表3展示的是政治联系与传承意愿的交叉列表：对于担任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企业主而言，46.8%的样本希望自己子女接手企业，而对于未担任过这些职务的企业主，这一比例只有30.0%。前者比后者高出16.8%。独立性检验显示，政治联系与企业主传承意愿间关系的卡方值为10.362,在0.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关性强度显示，政治联系与传承意愿间的Cramér's V值为0.172,同样在0.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总体上，初步的分析显示，政治联系与企业主的传承意愿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家族企业主的传承意愿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多变量模型的分析十分必要。表4展示的是多变量模型分析的结果。由于因变量企业主的传承意愿是一个二分变量，因此采用的是Logistic模型估计。其中，模型(1)是基准模型，仅包括自变量和因变量。模型(2)～模型(5)分别在模型(1)的基础上控制企业特征、企业主特征、行业、地区等变量。所有模型的结果都显示拥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主更可能具有明确的传承意愿，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特别是在模型(5)中，政治联系的系数是0.690,在0.0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担任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企业主相比没有这一政治联系的企业主具有明确传承意愿的可能性增加了15.5%。除了自变量，从控制变量看，企业年龄、企业主年龄、子代学历等因素也都对企业主代际传承意愿有显著的影响，但它们的效应都远不能与政治联系相比。
表3 政治联系与传承意愿交叉列表
表4 政治联系对传承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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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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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报告的是非标准化系数，括号中是稳健标准误*p<0.1,**p<0.05,***p<0.01。根据理论模型，政治联系影响企业主传承意愿主要有两方面的中介机制：一方面，政治联系作为官方认可的重要标志，可以改善企业主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评估及对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评估；另一方面，政治联系作为政企之间的重要桥梁，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多优惠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本研究采用常规分步方法检验中介效应(Baron and Kenny, 1986),表5是分步检验的结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2)是对地位感知效应的检验，模型(3)和模型(4)是对安全感知效应的检验，模型(5)和模型(6)是对资源获取效应的检验。所有检验的结果呈现相同的模式：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前提下，政治联系对中介变量有正向促进；加入中介变量后，政治联系对传承意愿的促进效应有所降低[与表4模型(5)相比],但在统计上依然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地位感知、安全感知及资源获取在政治联系提高企业主传承意愿过程中确实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表5 政治联系对传承意愿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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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报告的是非标准化系数，括号中是稳健标准误*p<0.1,**p<0.05,***p<0.01。除了中介机制，本研究还检验了政治联系对代际传承影响的异质性问题。本文认为，政治联系的代际传承促进效应可能在企业主家族观念较弱的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企业主家族观念较弱、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主的传承意愿就较弱，但是拥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可以部分地补偿企业内在传承动力不足的问题，企业主更可能有强烈的代际传承意愿。本研究通过分组回归的方法检验异质性假设，图2呈现了检验结果。其中，Panel A检验企业主家族观念的影响(8),Panel B检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结果都显示，在弱家族观念、低市场化地区的样本中，政治联系对企业主传承意愿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在强家族观念、高市场化地区的样本中，政治联系对企业主传承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证实了异质性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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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的分析结果为政治联系的代际传承促进效应提供了相当的经验证据。然而，由于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前文的回归结果也可能是有偏的。对此，在借鉴同类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选取了“企业主是否是下海党员”(在加入私营部门前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1—是，0—否)作为企业主政治联系的工具变量，对主要研究假设进行重新检验。以下海党员作为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条件：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转型的独特历史，下海前入党的年长一代企业家人数较少，他们大部分曾在国有部门工作，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能力，是官方政治安排时更为偏好的对象，因此也更有可能获得各类官方政治安排，建立政治联系；另一方面，下海前的入党经历与企业代际传承间时隔久远(在样本中，平均间隔了35年),对企业主传承意愿不太可能有直接的影响。表6是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其中模型(1)、模型(2)检验政治联系的主效应，模型(3)～模型(8)分别检验地位感知、安全感知、资源获取三项中介效应。从结果看，下海党员身份是统计上良好的工具变量(非弱工具变量)(9),且模型的主效应和各中介效应依然显著。
表6 工具变量回归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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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报告的是非标准化系数，括号中是稳健标准误*p<0.1,**p<0.05,***p<0.01。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开展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表7是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2)是替换样本后的分析。如前所述，本研究依年龄截取样本的主要考量是希望样本能更加认真地考虑传承问题。然而，以什么年龄作为划分标准，学界没有定论。因此，对划分标准作了一定的缩减(50周岁以上)和扩大(60周岁以上),结果与原结论无根本性差异。模型(3)和模型(4)是替换自变量测度后的结果。在本研究的主体部分，自变量政治联系是以企业主是否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二元划分来简单测度的。然而，作为一种重要的官方政治身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内部也存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差异。模型(3)按照企业主担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级别，以连续性变量的方式测度政治联系(0—无；1—省级以下；2—省级及以上)。模型(4)进一步按层级直接将省级及以上(0—否；1—是)与省级以下(0—否；1—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纳入模型。结果显示，更高层级人大和政协的职位的确能显著提高企业主代际传承的意愿[模型(3)],但这一效应仅在省级以下层级的统计上显著，在省级及以上层级并不显著[模型(4)[10]。
表7 样本替换与测度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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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报告的是非标准化系数，括号中是稳健标准误*p<0.1,**p<0.05,***p<0.01。![]()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创始人进入迟暮之年，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现实命题。由于缺乏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等，家族内部传承依然是目前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主流模式。一般而言，希望家业长青的家族企业更具长期导向意识，而不打算进行家族传承的企业则较为关注短期的绩效表现，倾向于对当前的利益进行收割(陈凌和应丽芬， 2003;Deng, 2015)。然而，改革开放以后才成长起来的中国家族企业普遍缺乏家族内部传承经验，“子承父业”并非简单的企业管理权交接，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面临着许多挑战。企业主具备传承意愿是家族企业进行代际传承的前提，本文基于第十二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探究了政治联系对中国家族企业主代际传承意愿的促进效应。我们发现，在中国独特的政经关系和市场环境背景下，政治联系是沟通“庙堂”(政府)与“江湖”(企业)的重要桥梁，拥有政治联系不仅有利于提高家族企业的经济绩效，也有利于增强企业主的代际传承意愿。因为，政治联系提升了企业主的地位感知和安全感知、有利于家族企业获取经营发展资源，企业主在这种情况下的代际传承意愿会得到增强。需要指出的是，政治联系对代际传承意愿的促进效应在企业主家族观念较弱的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环境下更为明显。原因在于，家族观念较强的企业主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代际传承意愿，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环境下，建立政治联系的必要性和优势效应会减弱，两者都会影响政治联系对传承意愿的促进效应。以上发现与着眼于企业主个人特质、企业经营状况和市场环境等工商管理视角所开展的研究不同，是从政经互动的背景出发深入分析政商关系与家族企业传承之间的关联。基于此，本文的理论贡献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拓宽了家族企业传承问题的研究视野，揭示了中国独特的政经环境下，政治联系对家族企业主代际传承意愿的促进效应。家族企业的传承不单纯是物质资本的内部交接，而是受到多种要素综合影响的复杂过程。政治联系是家族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极其重要的外部因素，它不仅仅影响家族企业的经济绩效，而且深入影响家族企业的内部决策和长远规划——企业的代际传承。换言之，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为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提供了政治性驱动力。其次，本研究丰富了学界对当前中国政商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民营企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也离不开政府所发挥的主导性作用。政府与企业之间是一种不对称的共生发展关系，其内在逻辑是地方政府需要引导企业带动经济发展，企业也需要政策支持来开展经营活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对称的共生发展关系是推动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制度性原因。政治联系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对家族企业主传承意愿的促进效应可以被视为政企之间不对称的共生发展关系的最新表现。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在完善过程中，可以预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政治联系对家族企业运营的影响还会持续下去。本文的研究发现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如前所述，代际传承是目前中国家族企业转型发展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如何确保企业平稳顺利地实现代际传承是政企各界人士共同关心的话题。本文的研究发现为解决这一现实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对于家族企业主而言，应当充分认识到代际传承的复杂性，提早谋划企业物质和非物质资本的传承，避免无序传承的风险。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应当努力完善地方的营商环境，尊重和保护家族企业从业者，切实提高企业主的荣誉感、安全感、获得感，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创造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当然，本文依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第一，本文的研究数据源于第十二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由于该数据为截面数据，本文在数据分析过程中难以避免某种程度上的内生性问题；第二，本文在探讨政治联系对家族企业主代际传承意愿的影响时，受数据限制仅考察地位感知、安全感知和资源获取三个中介机制，可能还遗漏了其他重要的中介变量。对于以上问题，期待今后的研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能够作进一步修正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