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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2023年10月7日发布的【体育赛事高危安全风险的综合评估和防控对策】
摘要：体育赛事的安全有序举办是全球共性难题。体育赛事的举办涉及场馆建设、比赛设施运行、运动员团队的生活服务等多个方面的管理与服务，具有时间较长、空间较广、群体多元、社会热议等特征，是风险治理的“高危安全风险场景”。
本文聚焦体育赛事的高危安全风险，总结体育赛事高危安全风险的共性特征与治理规律，提出基于“PR-PI”模型的高危风险耦合评估框架，搭建“现有风险+未来风险”的风险动态评估模型，最后从风险断链与防控成链体系、“消除—降级—响应”循环机制和“集体统筹+各方负责”综合承受机制提出体育赛事立体化防控对策。
体育赛事的安全风险防控是全球共性难题。
体育赛事安全风险防控包括竞赛组织安全风险防控、场馆运行安全风险防控和城市运行安全风险防控，具有时空宽广、内容综合、群体多元、社会热议等特征，是风险治理的“高危安全风险场景”。
国际上体育赛事的安全事故偶有发生，包括且不限于
2023年8月（下列时间均为当地时间）马达加斯加体育场踩踏事故（12死80余伤）；
2023年5月巴西足球场踩踏事故（12死100余伤）；
2022年10月印尼球迷冲突事件（135死547伤）等。
总结全球体育赛事事故教训，提炼体育赛事的高危安全风险特征，有助于推动体育赛事高危安全风险的综合评估、防范应对，持续提升我国体育赛事安全风险承受力。
体育赛事的高危安全风险特征全面分析
体育赛事的高危安全风险分析可以从风险中“空间+人”的因素视角、风险环境视角和风险治理视角3个视角，结合全球典型事故，提炼风险规律与特征。
风险中“空间+人”的因素视角：体育赛事涉及多类型多诉求的相关利益群体
首先是体育场馆中“人”的风险因素，体育场馆关于“人”的风险源主要是人群复杂且多元所致。
体育场馆中的人群主要有参赛人员、观赛人员、管理人员、媒体记者等群体；
对于奥运会、亚运会、大运会等国际体育赛事，还涉及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特殊群体。
除了防范火灾、雨雪灾、场馆坍塌、高空坠物等一般安全风险外，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安全风险特征，
对于参赛人员，需要防范比赛设备运行事故，保障意外受伤后的紧急医疗救助等；
对于观赛人员，则侧重于防范大量人员进出场馆过程、用餐过程的聚集推搡与踩踏风险，场馆内的冲突骚乱等风险；
对于安保、志愿者等管理人员，需要防范管理行为违规、管理人员与观赛人员冲突等风险；
对于媒体记者，需要防范记者在摄影中绊倒他人、“围堵式”采访运动员引发冲突等风险。
例如，2016年在法国马赛举办的欧洲杯，英格兰与俄罗斯球迷赛后 爆发激烈冲突，涉事人群超过2000人，社会影响恶劣。
其次是所在城市中“人”的风险因素，所在城市中关于“人”的风险源主要是人群庞大且流动所致。
城市运行安全是体育赛事安全的基础。体育赛事会吸引国内外大量游客前往，所在城市的安全风险在发生概率、造成损害、社会影响等方面均处于高位。所在城市
一方面具有“旅游城市”特征，博物馆、公园、大型商超、电影院、旅馆、交通枢纽等人员密集场所容易诱发拥挤踩踏、盗窃抢劫、疾病传播等风险；
另一方面具有“高人口密集城市”特征，供电、供水、供热等压力在赛事举办周期内持续上升。
再次是涉赛舆情中“人”的风险因素。
从社会关注度来看，体育赛事影响力强，群众风险容忍度及其临界点较低。体育赛事作为政府提供或授权的公共服务产品，凝聚着“城市形象名片”“政府管理能力集中展示”等社会情感寄托，承担着（国际）形象传播、文化交流等功能，政府社会责任大。
从社会影响的角度和全媒体时代的舆情风险传播特征和规律来看，媒体虚拟化、碎片化、可互动性强、过度自由的特点，市容市貌和管理者、志愿者言行等均可能会被打上城市乃至国家形象的标签，社会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群众对风险的容忍度及临界点较低。
例如，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季奥运会开幕式，五朵“雪花”升空变成象征奥运的五环时，其中一朵“雪花”出现技术故障，始终保持含苞待放状态，没有变化成环状，遭到美国等西方媒体的吐槽与嘲讽，面临一定的舆情压力。
风险环境视角：体育赛事多种风险源交错，易产生扩散传播、叠加冲突、挤压爆发
风险环境的物理范围扩散：“点—线—面”传播效应
体育赛事突发公共事件的升级通常有三种模式：
一是点状爆发
二是线状传递
三是面状蔓延
点状爆发是突发公共事件的初始阶段，表现为单个且独立的意外或事故，较容易实现“速逆”与风险控制；
线状传递则有特定的影响区域与扩展路径，表现为事件的关联、次生、连锁反应，如临时体育场馆的看台坍塌，由于连锁反应导致场馆大面积坍塌，造成人群骚乱、踩踏事件等次生灾害；
面状蔓延则呈现出跨领域蔓延、跨时空影响的特征，蔓延的区域、路径、程度、持续时长等因素较难评估，给风险防控带来了多重挑战，如发生疫情传播、集体食物中毒等突发公共事件，引发群众质疑、外交诘难等跨领域危机等。
环境中风险因子的“叠加—冲突”效应
城市的常见风险往往具有周期性的规律特征，体育赛事持续时间较长，难免与城市特定风险的高发频发阶段重合，导致风险因子叠加。例如，
自然灾害方面，“七下八上”期间华北、东北地区降水集中；
安全生产方面，节假日前后生产事故风险较高；
社会治安方面，春节前偷盗案件相对频发；
公共卫生方面，冬春两季往往是流感的多发季节等。
多种风险因子叠加、冲突，极易演变为突发公共事件。例如，若将体育赛事规划于秋季举办，则需要考虑中秋节、国庆节等重大节假日的风险特征，规避风险因子叠加与冲突，做好交通路线规划、旅游景区监管、电力供给保障等。
环境中矛盾纠纷的“积压—爆发”效应
首先，
大型体育赛事往往需要修建赛事场馆、运动员生活社区等，改变了原有城市的空间规划；
施工过程产生噪声、扬尘、道路封闭，对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若干不便；
施工人员、志愿者等外来人口的涌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当地公共空间。
上述多种因素积压、累加，或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情绪。
其次，需警惕工作人员同工不同酬、生活保障不到位、进出工作地点限制重重等风险点，避免矛盾积压爆发。
最后，“火山模型”表明，体育赛事突发公共事件是同类型高危安全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的压力释放结果，因此，若社会矛盾纠纷积压过多，体育赛事容易“被关联”“被搭载”，引发个别群众对同类事件的负面情绪。例如，2021年日本奥运村被运动员指出“居住条件简陋”，引发若干日本市民对日本政府“防疫措施糟糕”“资金贪污腐败”等指责。
风险治理视角：周期长、面向广、措施杂，风控难度大
第一，体育赛事的风险治理涵盖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风险治理周期长
大型的体育赛事从筹备到结束事件周期往往横跨数年，时间长、难度大。例如，
事前涉及场馆选址修建、配套设施建设等任务，需综合评估赛程安排、环境和天气、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站点密度、应急保障资源调配机制等因素；
事中需关注体育赛事的运行风险和城市运行风险，综合评估自然灾害风险、事故灾难风险、公共卫生风险和社会安全风险等事件；
事后则聚焦防控措施绩效评估、风险隐患排查整改等。
第二，体育赛事的风险治理需要统筹人、地、物、事、环等要素，风险治理的涉及面广
特定阶段的体育赛事风险治理需综合评估多种风险要素。以事前的体育场馆建设为例，施工建设可能会出现施工人员入屋盗窃、施工损坏居民财物、影响店铺经营收入、噪音扬尘扰民、交通拥堵、出行不便、施工质量差等群众“不能容忍”的风险，需要全面识别与防范。
第三，体育赛事的风险治理需要多部门协调配合，风险治理的措施复杂且受限
体育赛事的主管方涉及属地安委会、体育局、公安局、应急管理局、文旅局、政法委、卫健委、气象局、工信局等多个单位的协调配合，可能存在“灯下黑”的监管盲区与“九龙治水”的治理困境。
例如，对于电子竞技项目的信息网络安全，若风险责任主体或监管单位留白、缺失，未识别出电子竞技所需要的电脑硬件安全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或虽然有明确的主责部门，却未履行监管和隐患排查义务，则一旦受到网络攻击，影响赛事正常运行。
体育赛事高危安全风险的全方位评估
体育赛事高危安全风险的全方位评估基于高危安全风险的耦合评估，搭建动态风险评估框架，运用风险对冲模型严防“重大损失、社会影响”的高危风险。
综合评估框架：基于PR-RI模型的高危风险耦合评估，严防“易造成重大损失”和“社会影响恶劣”的高危风险
体育赛事高危安全风险的综合评估框架基于PR模型和RI模型风险评估结果耦合，综合评价突发事件“是否易造成重大损失”和“社会恶劣影响程度”。
PR模型遵循“发生概率（Possibility）—造成损失（Result）”准则，基于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客观的风险视角进行评估；
RI模型考虑“社会责任（Responsibility）—负面影响（Impact）”准则，基于体育赛事突发事件的社会负面风险视角进行评估。
以PR模型评估结果的低危—高危为横轴，以RI模型评估结果的低危—高危为纵轴对体育赛事突发事件进行综合风险评估，形成了四类组合、三种高危情景。
第一种高危情景：当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属于PR高危风险和RI高危风险时，为“易造成重大损失”和“社会影响恶劣”的双高危风险。
例如，2013年4月15日，第117届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遭恐怖分子炸弹袭击，造成3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美国马拉松赛事安保管制存在严重纰漏，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概率较高，且马拉松赛人群密集，恐怖袭击一旦发生将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为PR模型高危风险；
事件中多个马拉松赛段发生连环爆炸，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负面影响，美国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为RI模型高危风险。
第二种高危情景：当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属于PR高危风险和RI低危风险时，为“易造成重大损失”但“社会影响不太恶劣”的高危风险。
例如，2015年3月2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坎通冰球馆因屋顶冰雪沉积过多导致坍塌，青少年比赛被迫转移。
坎通警方指出，冬天积雪已导致当地150多座建筑的屋顶坍塌，造成了较大的财产损失，为PR模型高危风险；
冰球馆坍塌事件中造成的社会影响不太恶劣，为RI模型低危风险。
第三种高危情景：当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属于PR低危风险和RI高危风险时，为“不易造成重大损失”但“社会影响恶劣”的高危风险。
例如，2023年5月，巴黎某电子竞技总决赛夺冠庆典，现场观众举起非法旗帜，导致赛事直播中断。
此次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PR模型低危风险；
但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为RI模型高危风险。
动态评估架构：统筹现有风险和未来风险，开展体育赛事高危风险“动态评估”
体育赛事高危风险的“动态评估”架构基于法律法规、预案规章和事故教训，综合考虑已经存在的和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开展动态评估。既要提防“灰犀牛”，也要警惕“灰天鹅”。
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
《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方法》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为立足点，
结合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北京市大型体育赛事及群众体育活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浙江省大型群众性文体活动事故应急预案》
《河南省体育赛事大型群众性文体活动事故应急预案》
《重庆市体育赛事活动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预案》
等中央和地方体育赛事应急预案的处置环节和流程设计，对现有风险事件类型进行系统梳理，包括运动员受伤、赛事中断、争议判罚、经济损失和主办方名誉受损等；根据事件后果严重性，预测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事件，如黑客入侵场馆安保和门禁系统为恐怖袭击提供便利、赛事结果被恶意篡改、视频回放系统被入侵等。
1）
“现有风险”的“风险清单式监管”机制
系统梳理整合体育赛事“现有风险”的发生概率、发生时间和可能后果，厘清责任划分，明确涉及部门和责任人，强化涉及利益相关方的风险沟通，形成“风险清单式监管”机制。
2）
“未来风险”的动态监管机制
随着体育赛事中网络直播、评分统计等新兴技术的运用，一系列未知的风险可能在未来危机情景下出现，需建立完善的“未来风险”动态监管机制，同时持续追踪并强化应对“未来风险”事件，统筹推进系统的危机学习和风险管理的持续改进。
3）
“现有风险+未来风险”综合监管机制
随着体育赛事内部和外部风险环境的变化，体育赛事面临的“现有风险”可能会变化或消失，同时“未来风险”可能会出现。构建“现有风险+未来风险”综合监管机制，以适当、及时的方式方法预测、确认并且应对风险的动态变化，防范“现有风险”和“未来风险”的叠加形成的风险连锁反应。
风险对冲的评估框架：“致灾因子—应灾主体—承灾环境”的风险对冲模型
基于“致灾因子”的发生概率和可能后果，匹配“应灾主体”和“承灾环境”不同量级和类型的风险承受力。当应灾主体的防灾风险或承灾环境的防灾风险大于致灾因子的成灾风险时，实现风险对冲，三组对冲模式如下：
1）
“致灾因子”与“应灾主体”的“强弱”对冲
体育赛事的“致灾因子”强于体育赛事选手、观众等“应灾主体”时，突发事件呈现高危风险；
“致灾因子”弱于“应灾主体”时，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呈现低危风险，实现风险对冲。
2）
“致灾因子”与“承灾环境”的“叠加”对冲
体育赛事低危“致灾因子”放置在高危“承灾环境”时，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呈现高危风险；
高危“致灾因子”放置在低危“承灾环境”时，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呈现低危风险，实现风险对冲。
3）
“应灾主体”与“承灾环境”的“兼容”对冲
体育赛事的选手、观众等“应灾主体”无法适应兼容高危“承灾环境”时，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呈现高危风险；
高危“应灾主体”能适应并兼容低危“承灾环境”时，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呈现低危风险，实现风险对冲。
运用“致灾因子—应灾主体—承灾环境”的风险对冲模型，通过消除或规避致灾因子，降低灾害发生概率，减轻成灾损失，从根源上降低致灾因子的风险，为对冲应灾主体和承灾环境的风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022年10月1日晚，在印尼东爪哇省玛琅市的足球赛上，比赛失利球队的支持者对比赛结果不满，大量人员翻越栏杆进入球场，发生冲突和踩踏，造成百余人死亡。图为当地民众悼念球场踩踏事件遇难者。（图片来源：新华社）
体育赛事高危安全风险的立体化防控对策
综合体育赛事高危安全风险的特征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呼吁构建立体化的防控对策，即
“风险断链和防控成链”体系
风险“消除—降级—响应”循环机制
“集体统筹+各方负责”综合承受机制
构建高危安全“风险断链和防控成链”体系
推动体育赛事风险评估常态化，以“风险提前断链”推动防控前置。推动体育赛事风险评估常态化运行，综合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历史业务数据、国内外典型案例中的事故教训，制作并完善分类分级科学、责任主体明确的“体育赛事风险清单”，指导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工作。
落实风险断链措施，通过空间隔离断链法、力量对冲断链法等，防止风险扩散蔓延，降低“被关联”风险，减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与严重性。例如，
通过适当的分区隔离设施，以保障观众、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以及内部设施设备的安全；
根据体育场馆的类型、可容纳人数规模等因素，将体育场馆的风险等级分类，并按照“比例原则”，对场馆的主体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建筑耐火等级、安防等级等进行不同程度的防护力量匹配，以防控力量的就绪状态（readiness）对冲风险，实现风险断链。
以“防控有效成链”实现危机“速逆”。防控成链是指整合多层级、多部门的资源优势，实现风险全流程的风险防治，并在突发危机初发时能够迅速集结应急力量，在事故发生的早期进行有效控制，实现“打早、打小”。
实现风险断链和防控成链的结构匹配，是高危安全风险防控体系的理想状态。若要达到风险控制状态，风险断链与防控成链主要有以下3种组合：
高危风险实现断链，风险被消除；
高危风险未完全断链，但经过治理后转变为中低危风险（自留风险），对体育赛事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
高危风险无法断链，但救援实现成链，且在应对力量上能有效覆盖风险危害，此时也能够实现高危安全风险防控。
强化风险“消除—降级—响应”循环机制
一是根源处置，实现风险消除
体育赛事应开展风险治理，推进根源风险的预防、控制和消除。
对“现有风险”+“未来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并采取不同等级的预防措施，在体育赛事开始前尽可能降低高危风险出现的概率；
对“已发生风险”采取风险控制、风险转移和风险消除等措施，遵循“损失最小化”原则。
通过安全管理与隐患排查消除风险，实现“降存量”。例如，
发布群众体育赛事安全监管的通知，落实法律法规，明确安全职责；
开展赛前安全监管，各层级赛事安全抽查；
建立健全体育赛事风险负面清单。
提升行业规范，健全完善观赛指南、办赛指南、安全评估技术导则、运营服务规范等行业标准，提升工作规范性等。
二是多措并举，实现风险降级
落实风险隐患排查、应急力量准备，实现“防增量”。实践表明，体育赛事的风险治理不仅要“做好”，也要“说好”。要加强风险沟通，做好应急新闻发布和危态舆情管理，对社会热点舆情及时主动予以回应，澄清事实，拿出整改措施与解决方案，消除群众疑虑，争取最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三是完善“响应—消除降级”良性循环机制
一方面是通过“熔断”机制等措施，防止或尽可能延缓事态扩大，降低灾害损失，实现“控变量”；
另一方面，在事后开始快速危机学习和风险知识管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修订完善标准化处置方案，为后续同类事件提供规范与指导。
优化体育赛事“集体统筹+各方负责”综合承受机制
对于主办方，明确风险所有权，弥补风控力量“短板”。
明晰并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落实赛事组织方案、安全风险防控方案、突发公共事件总体与专项应急预案，并强化力量保障；
健全赛事“熔断”机制等，强化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突。
2023年8月25日，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一体育场发生踩踏事故，造成至少12人死亡。图为当地警察协助运送踩踏事故遇难者遗体及其家属。（图片来源：新华社）
对于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强服务管理，落实全要素全流程风险防控。
依法开展审批与日常监管，强化应急处突与舆情引导，完善行业标准与目录清单。同时，遵循风险的“瑞士奶酪模型”，需要落实细致的规划和设计，制定严格的安全标准和规章制度，定期安全检查和维护，制定应急预案和开展演练，加强人员培训和意识提升，引入先进的技术和安全设施等综合措施，防止风险的爆发与扩散。
对于赛事属地，建立健全“人—环境—治理”综合治理机制。
明确各自领域的牵头单位和协助单位以推动协同联动，建立专职机构以系统管理统一指挥，配置专项机构集成管理，风险治理“条块”穿透，引入保险产业、志愿团体等社会力量，实现风险共担共治。
体育赛事的高危安全风险涉及领域多样，考验着一个城市的综合风险承受力与防控支撑力。通过把握风险特征，开展综合评估，落实防控对策，有助于推动形成体育赛事的高危安全风险防控和高质量安全发展的良好局面。
中国人民大学 唐钧 黄伟俊 张家乐
本文转载于《中国应急管理》杂志2023年第九期 编辑 韩迪
编辑：魏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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