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大国崛起”——大英帝国篇
（下）
目录
（上）
1. 高度依赖殖民扩张与奴隶贸易的“工业革命”
2. 奴隶贸易助推的金融和运输业
3. 军事扩张与政府角色
4. 单行道式“自由贸易”与国家保护主义
5. 技术抄袭与“工业制造强国”的神话
（下）
6. 将殖民地“去工业化”
7. 以鸦片与殖民为支架的贸易清算体系
8. “日不落帝国”版式的“比较优势”
9. 主流社会的凝聚剂——秘密精英兄弟会网络
6. 将殖民地“去工业化”
为了摧毁印度纺织业，英国政府开始了步步推进的经济战。这场大战的第一阶段，是对印度纺织品征收高额关税，并利用殖民强权身份，强行大幅度提高印度商品的运输费用；不仅如此，英国又迫使印度为英国驻印度的军事及行政殖民偿付高额“管理费”。就像二十一世纪的伊拉克被英美率领的盟军入侵后又被强迫为占领军偿付管理费、或二战后至今的日本、韩国等国被强迫为美军偿付“保护费”一样。
英国强加在印度身上的这些“殖民管理费”是变相的公开掠夺印度财富，并为英国提供了巨大财政来源。如1858/1859年-1876/1877年间，这部分“管理费”就占了印度国库收入的20%。这种强行掠夺在严重削弱印度国力的同时，也为英国的资本投资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来源，用来支撑、保护英国自己国内的工业发展。1760年，在印度发生了血腥的“孟加拉大屠杀”（Rape of Bengal）后，这个本是印度纺织品制造及出口最有效率的工业区，也被遭到致命性的严重削弱，并由此衰退。
这还仅仅是第一步。英国要确保彻底摧毁印度的纺织、钢铁工业，还要采取下一步经济战措施：确保印度的国内市场保护屏障被拆除。
今天被西方强权主宰的一系列国际机构及其“国际”游戏规则，不过是复制当年“日不落帝国”的同样治世之道：软硬兼施地向发展中国家强制单行道式的 “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 。当时的英国就是如此向印度强制“自由贸易”的。
自1859年-1882年，一方面英国对来自印度的出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利用殖民强权地位增加运费，另一方面，又利用其殖民强权，以“自由贸易”为由强制印度开放国门，迫使印度对英国棉产品的进口关税降至象征性的5%之低。即使这象征性的关税也在1882-1884年被完全免除，成功拆除印度的国内市场保护屏障。与此同时，英国又通过从中国、印度获取的先进纺织技术，确保英国本土的产品质量及生产规模逐渐提高，并利用殖民强权重构印度的整个经济结构，摧毁其工业基地，使其成功地完成“去工业化”的经济转型进程。
通过国家和军事强权使一个目标国家去工业化——这是西方列强主宰世界经济与贸易秩序的一个秘密武器。在其《国民体系》（《National System》）中，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把这个秘密一针见血地明确解释到：
“所谓的自由贸易作为英国确保其制造业的优势是有意制造的......当其已处于顶峰位置时，这是个普通把戏，旨在把自己爬上来的梯子［注：国家保护主义］一脚踢开，以剥夺身后者爬上来的工具。这就是亚当·斯密及……英国政府的世界主义政策之秘密所在。”
就如李斯特指出的，尽管国家保护主义在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工业化进程、大国崛起之路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这个成功经验却是西方强权们竭尽全力阻止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如今，它们主导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要将发展中国家诱导入一个完全相反的轨道。“心与迹相异”——这是权术师们屡试不爽的计谋。
英国有意摧毁印度经济、迫使印度去工业化的经济大战获得了怎样的巨大成功？几个数据可让我们领悟：十八世纪前，英国是印度纺织品的净进口国，至1815年，英国出口了约2.5亿码棉布，而至1874年，这数额急剧增加到35亿码，十四倍之高。1850年，英国出口的62%来自纺织品、棉纱及其相关产品，至1870年，这个份额仍为55%之多。
不仅如此，一个数字足可让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工业创新强国”、“贸易富国”神话肥皂泡不捅自破：这个期间英国的棉布产量中，高达约40%-45%被出口到印度，这也从侧面清晰显示了英国贸易及纺织工业发展本身对殖民体制严重依赖的程度。
通过同样手段，英国也摧毁了曾领先英国的印度钢铁制造业。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当粮食成为新一阶段无形世界大战的焦点之一时，十九世纪的“去工业化”战略又变成“去农业化”。在“全球化”大旗下，西方对全球的农产品与粮食供应进行主宰的过程中，这个模式再次被复制。
如同十九世纪英国对殖民地的“去工业化”模式，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因农产品高质、有机、低价而拥有竞争力，但欧美对自己国家的农业进行巨额补贴，让自己的农产品通过低于市场价、甚至成本价的倾销价格，海啸般冲击发展中国家市场，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与粮食供应受到致命摧毁，农民破产、被迫离开农田，大量耕地被跨国公司、虚拟金融投资、及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代理们接管。
不仅如此，二十世纪后期以来，一系列新一代非常规武器日趋成熟并融入一体化战争，包括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人工制造极端异常气候、地震、海啸、各种生态污染的地球物理武器，这一切也为强权们主宰全球农业与粮食供应及人类的生死存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7. 以鸦片与殖民为支架的贸易清算体系
至十九世纪，中国与印度等亚洲国家一直是世界的主要制造业强国。英国及世界其它国家也大量进口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工业产品，而英国自己的产品不仅少而又少，而且也无法竞争。这导致英国年复一年地与中国贸易保持巨额的贸易逆差越积越大，却没有足够的资金财力去偿付清算。为了扭转这个局面、防止英国整个国家破产的灾难，英国采取的措施并不是奋起直追、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增强自己的竞争力，而是采取了自古希腊起西方就一直传承的一个“优良”传统：通过军事扩张与不公平竞争的“便捷之路”，来“简化解决问题”。
于是，围绕着鸦片与殖民，英国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外贸清算体系，并最终诉诸于制造鸦片战争。
在英国设计的这个贸易清算体系中，一方面，英国通过军事殖民强权，迫使比自己的钢铁与纺织工业都先进的印度打开国门，让英国的产品通过零关税或象征性关税的“自由贸易”方式进入，同时又在英国高筑贸易壁垒，防止印度的这些产品进入英国平等竞争，如此使印度经济去工业化；
另一方面，英国又利用对印度的殖民强权，迫使印度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将大量土地改种鸦片与茶叶，这个经济转型对于英国来说一举两得：英国从此可从印度殖民地几乎免费获取印度茶，以减少对中国茶叶的依赖，并进而取代中国，将这些茶叶不仅销往自己的消费市场，也销往美洲等殖民地。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茶叶贸易垄断与不公平的沉重税收成为引爆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之一；
通过将印度的部分地区经济结构重构成鸦片种植区、将印度鸦片大量销往中国，英国不仅可弥补与中国长期的贸易逆差，又通过鸦片使大批中国人成为瘾君子，为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命运铺路。
通过如此一番“经济结构重构”，1850年时，英国还完全依赖中国出口的茶叶，短短五十年内，英国就从印度获取了85%的茶叶供应。不仅如此，这些供应又几乎是无偿获取，不必支付白银。
至于鸦片，在把印度变成鸦片重要产地之前的数十年间，英国本来严重依赖土耳其的鸦片，但至1828年，印度已成为英国向中国贩运鸦片的最大供应产地，占据了55%的份额。从印度的角度看，英国对其经济结构的重构带来的影响也极为深刻，自1850-1870年间，高达30%的印度出口产品都是鸦片。这些巨量鸦片流入中国，也将巨额白银从中国抽吸向印度——但这些白银财富并不属于印度，而被英国转而据为己有，用来从中国及世界其它地区购买所需商品、军费开支等等。
这个外贸清算体系，是英国通过军事与政治强权扭曲的市场贸易体系，它不仅严重地依赖殖民地作为其工业产品的倾销市场，也严重依赖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来赚取外汇收入与国库财富。不难想象，英国是如何严重依赖把中国人变成鸦片瘾君子以维持自己的经济、乃至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也不难想像，为什么1838年底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关防、全国禁止吸烟时，英国如临大敌。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严厉打击鸦片走私贸易时，英国如此感到国难危机，如同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胁。以“生死存亡”来描述当时的英国并不夸张，因为如果没有了鸦片贸易，英国维持其经济与社会运转的这个贸易清算体制、英国“工业革命”的一系列神话，都会崩溃。英国当时名副其实地面临整个国家破产的危机。就像今天的美国。所以英国必须通过战争来维持现状。就如同今日美国。
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不仅让英国通过军事与政治强权打造了一个不公平的全球贸易体制与经济秩序，同时，通过不平等条约从清政府手中勒取的巨额赔款也成为英国经济的又一大支柱。英国绝非“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的唯一获益者。西方国家中，如今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众多工商与金融巨头、富豪家族、知名学府等，都是依靠鸦片贸易及鸦片战争的不义之财而崛起的。
对清朝经济的摧毁性重拳之一，是英、美联手实施的金融计谋：无声无息地抽空清朝的白银，使其国库收入急剧下降。1834年，美国政府改变了白银/黄金比价，人为抬高白银价格，导致白银从以往流入中国的方向改道流入美国。这等于对中国不宣而战发动的一场货币战。从此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盎格鲁-撒克逊家族的这两大兄弟联手打击第三者的类似计谋屡试不爽。
英美属于同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家族，又同属于被一个秘密精英一体化势力网络从幕后统治的社会，而鸦片战争本身就是这些秘密精英势力网络成员们一手设计推动的，如共济会在英国的核心成员之一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在鸦片战争时任英国外相、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则是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及其横跨欧美的“共济会”核心兄弟成员都不仅积极参与设计、推动美国“南北内战”，也同样是鸦片战争的主要设计师与推动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鸦片运输船悬挂着共济会及骷髅会的共同标记符号旗，或为什么受到大批鸦片财富支撑资助的耶鲁大学成为骷髅会的主要中心。与英美一同，作为共济会另一核心势力堡垒的法国，也一同加入了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这场转折性的战争。
8. “日不落帝国”版式的“比较优势”
直到十八世纪早期，如同中国一样，相对于英国，印度在纺织业及钢铁制造业这样的主要工业领域都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无论在大规模生产上、还是在低成本、高质量上，这些亚洲强国都优于英国。但英国向印度强加了一个单行道式的“自由贸易”体制，使英国毫无“比较优势”的产品大量涌入印度市场，对印度经济结构的“重组”最终使印度被成功地“去工业化”，沦为英国供应廉价原材料供应地，同时，印度被重构成英国本土工业产品的消费市场。
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在全球拥有众多殖民地，不仅将印度的经济重构，作为鸦片和茶叶的供应地、以及棉纺工业、纺织品的原材料基地，也把遍布全球的其它英属殖民地同样实施了各种“经济体制改造与重构”，成为英国经济的原材料供应中心及产品销售的消费市场。如美洲被变成蔗糖、棉花、木材等原料的供应地；西非成为棕榈油、可可、黄金、橡胶等的供应基地；澳大利亚则是英国的羊毛及黄金的供应地， 等等。
在种种经济结构重组中，一些数据揭示了其中隐含的帝国崛起、强壮的秘密。如1824年，仅有2%英国的羊毛进口来自澳大利亚，然而短短几十年内，到了1860年，这个份额就急剧上升到40%，及至1886年，已高达67%。（参见《European Identity and the Colonial Frontier》， Alec Hargreaves）
大英帝国对殖民地经济的全球性重构不仅是为了服务于英国本土的工业化，同时也是要确保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被遏制、被“去工业化”，变成英国永久的原材料供应地。这个成功机制从此至今被西方列强模仿，屡试不爽，其成功玄机之一，就是向目标国家推销“比较优势”论，它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旨在把这些被重构经济的目标国沦为原材料供应者、低端产品的生产者、下游产品的接单者，让这些国家陷入永久性“比较优势”的垃圾坑，难以跳出，从而确保这些国家永远成为西方国家的奴工，永久不能与西方国家竞争，而是为西方国家提供廉价原材料的同时又成为西方产品的消费市场。
大英帝国用来主宰世界的这个“比较优势”经济模式，被后起之秀美国以炉火纯青的技艺复制。要看明这个模式的“天才机制”，我们需回到十九世纪。当时，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杰文斯（William. S. Jevons）写了一本书，叫《《煤炭问题》（The Coal Question），在书中，杰文斯以世界主宰者的口吻，如此描述大英帝国构建“世界经济循环圈”运行的“比较优势”机制：
“北美及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谷物田地；芝加哥与奥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地区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与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场，在阿根廷及北美的西部大草原则有我们的牛群；秘鲁的白银、南非及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茶，我们的咖啡、蔗糖、香料种植园遍布整个［拉美］西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而我们的棉田，已长期占据着美国南方，而今正在地球的所有温暖地区延伸着......全球多个区域心甘情愿地［成为］我们的进贡附庸国。”
这一切是英国“大国崛起”的又一公开秘密。
9. 主流社会的凝聚剂——秘密精英兄弟会网络
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岛国崛起为一个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在这个进程中，大英帝国不仅使其母语成为今天全球的第一通用语言，还把自己树立成许多人仰慕的“自由、民主、宪政”的楷模，成功构筑了一个遍布世界却又隐匿无形的“心智的帝国”（Empire of Mind）。没有“共济会”、“圆桌”等秘密精英势力数个世纪的幕后精心设计与操纵，这一切不可能完成。
在大英帝国崛起的数个世纪中，由世袭王权、贵族世家为核心组建的一体化精英权力网络，囊括王室、军事贵族世家以及服务于他们的财富“钱袋”、文化知识分子精英、司法与执法界的位高权重者。这个精英阶层与大英帝国的帝国利益唇齿相依、有切身的利害关系。以他们为核心成员的“共济会”等精英兄弟会也成为助推英国崛起的精英社会凝聚剂。同样是这些秘密精英兄弟会，在大英帝国从有形的“日不落帝国”向无形的“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华丽转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并在这个进程中，对中国等世界诸民族的沉浮命运施加了至今鲜为人知却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在现代国际风云变幻的幕后，多股盘根错节的隐匿势力都在翻云覆雨，其中一大轴心是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的这些精英兄弟会网络。要真正从骨髓与灵魂深处了解并理解他们的思维心态、要达到的目标，十九世纪几名具有代表性的帝国建造者可为大家提供一个绝佳窗口。
对至今为止的一代代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精英施加了重大影响的“共济会”成员中，其中一位是牛津大学首位“斯雷德美术教授”（Slade Professor of Fine Art）、英国著名美术评论家罗斯金 (John Ruskin）。1870年在其牛津大学发表的就职演讲中，他如此号召到：
“英格兰的年青人，你们是否将要让你们的国家再一次成为国王们的一个王座、一个掌握统治权的岛屿、成为全世界的一个光芒之源、一个和平的中心？这是英格兰必须做的，否则她就会毁灭。她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可能更快地、在更远的地方建立殖民地，并由精力最充沛、最杰出者组成；夺取任何一片她所能驻足的肥沃荒地，并教育她的殖民者们，他们的首要美德，就是对自己国家的忠诚，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推动英格兰拥有陆地及海洋强权。”
罗斯金教授对“圆桌”网络的发起人与财富提供者、黄金与钻石大鳄塞西尔·罗兹施加了一生的重大影响，罗兹财富及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第一代核心信托人、共济会高级成员、“圆桌”网络构建人之一、伦敦股份银行（米德兰银行前身，今日香港汇丰银行的一部分）董事米尔纳勋爵（Lord Milner）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帝国情怀：
“我是一个大不列颠的（的确，首先是个英格兰的）民族主义者......英格兰种族的命运......已经在遥远的土地上扎下新根......我的爱国主义没有地理界限，只有种族的界限......我是一个大不列颠种族的爱国主义者......更广义上的爱国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尊贵的感情。它是一个实际的必需品......大不列颠种族走到哪里，大不列颠国家就必须到哪里。”
对于大英帝国的建造者来说，这个帝国的天赋权力是去占领并统治整个世界，囊括所有陆地、海洋、及至人的身心与精神。
他们随身携带的，是种族主义、宗教军国主义这两大文化传统，正是在西方社会这两大文化基石上，大英帝国崛起为一个日不落帝国，继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完成华丽转型，变身为英美为轴心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帝国，并奠定了当代世界秩序、完成对未来人类社会格局的蓝图设计。
如今，在许多人眼中，大英帝国早已没落。这是被表面现象迷惑。“日不落帝国”并没有“日落西山”，“隐身”、“变身术”是它的天性，通过“能而示之不能”的“诡异术”，它在悄无声息中从一个“日不落”帝国变身成一个“日全食”帝国。
昔日的“大英帝国”主要依赖占领殖民地的领土、通过军事强权进行经济掠夺，大体上属于一眼就看得见的殖民帝国，而转型后的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则是一个隐形的种族军国主义帝国，一个无疆帝国，它以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为核心，通过构建现代国际秩序、规划国际游戏规则、主导国际组织权力机构、主宰信息流通话语权、在各国培植精英等隐形手段主宰各目标国家的资源、财富、文化与历史话语权乃至人的身心。近几年，在对中国的全面绞杀大战略中渐渐浮出水面的“五眼”联盟，就构筑在这个隐匿帝国的基盘上。
在二十一世纪的大国博弈中，全面了解、彻底洞悉英国的“大国崛起”之路之所以非常关键，是因为当今国际格局的形成与维持就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与建模上，只有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才会真正洞悉以英美为轴心、“五眼”国家为基盘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帝国掌控下的世界秩序，并在风云变幻中处乱不惊、万变不惑、游刃有余、稳操胜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