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大国崛起”——大英帝国篇
（上）
目录
（上）
1. 高度依赖殖民扩张与奴隶贸易的“工业革命”
2. 奴隶贸易助推的金融和运输业
3. 军事扩张与政府角色
4. 单行道式“自由贸易”与国家保护主义
5. 技术抄袭与“工业制造强国”的神话
（下）
6. 将殖民地“去工业化”
7. 以鸦片与殖民为支架的贸易清算体系
8. “日不落帝国”版式的“比较优势”
9. 主流社会的凝聚剂——秘密精英兄弟会网络
英国的崛起，诸多学者归功于“工业革命”。然而，被渲染得神乎其神的英国“工业革命”这个概念，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才被杜撰出，而且是法国文人们因刻意要找出一个英国事件与“法国大革命”作类比才“发明”出的一个文学词汇，而并不是因为英国真的发生了什么“划时代的技术革命”。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个概念出现后一直未进入英语的日常词汇，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才因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的使用而流行。
让“工业革命”的肥皂泡不捅自破的最佳刺针，是英美等主流学术界自己界定的一个时间点。根据他们的标准定位，“工业革命”大约发生在1760-1840年。然而，恰恰在这场所谓“革命”的结束期，1840年，英国借口制造了鸦片战争。而它之所以急需这场战争，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世界首富与世界工厂，而英国尽管处于被许多现代学者渲染得神乎其神的“工业革命”末期，但制造业依旧十分虚弱，如同今日美国，过分依赖世界工厂中国的各类产品出口，自己又无力支付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面临国库虚空这个灾难性前景。
要避免这个国家灾难，只能诉诸一条路：贩毒与战争。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也为英国的崛起插上了翅膀。
无需旁敲侧击。英国的“大国崛起”之路根本不是虚无缥缈的“工业革命”，而是通过军国主义扩张下的殖民与奴隶贸易、对殖民地国家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肆意剥夺与占有、对英国本土经济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垄断、单行道式的“自由贸易”对世界的强取豪夺、对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遥遥领先世界的原创科技的复制而实现的。
1. 高度依赖殖民扩张与奴隶贸易的“工业革命”
没有残酷的殖民扩张，没有奴隶制经济及奴隶贸易，英国本来就令人尴尬的“工业革命”，即使连它那屈指可数的成果也难以出现。几个数字足以说明问题：
至十八世纪末，英国来自殖民地的收入就占了全国总投资的约一半之多；1801年，60%之多的贸易是与美洲奴隶制经济体系区域及非洲之间进行的；1770年，英国从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出口的利润就占了全英国私人投资的38%；十八世纪晚期，在美洲的非洲奴隶供应着英国工业高达83%的商品及原材料，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支柱纺织业中至关重要的棉花供应，美国生产的原棉几乎完全依赖于奴隶制。（参见：1）《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Pp 267-268， John M Hobson；2） 《Africa,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Ronald Bailey）
英国 “工业革命”严重依赖奴隶制的这个“黑暗秘密”，也完好解释了为什么美国1861/1862年的“南北内战”时期，英国的棉花消费量竟然会急剧下降了55%，价格也上涨了一倍之高。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严重依赖美国奴隶制为基础的棉花供应被切断。正因为此，这个所谓的依靠“技术创新”崛起的“工业革命”奇迹中的英国纺织业，在短短一年之内，兰开夏郡的棉纺厂就裁员一半，许多纺织厂也纷纷倒闭破产。（参见：1）《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Pp 267-268， John M Hobson；2）《British Economic Growth》，Pp 34，Dean & Cole）
不仅如此，如我们在系列《抹除中国发明与民族历史记忆》等主题上审视的，英国纺织业的核心技术、设备也同样严重依赖于源自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先进技术与设备模型，并通过殖民强权强加给殖民地的单行道式“自由贸易”，迫使殖民地“去工业化”而沦为英国的殖民附属国、工业品的倾销市场与廉价原材料供应国。
英国的冶铁与铸铁工业也同样深深依赖奴隶制才得以发展。用于镇压奴隶起义、维持奴隶制必须的枪支等军备物资，用于奴隶身上的铁链、挂锁、枷锁等铁制品也都在英国铸造生产，这些庞大需求成为英国冶铁工业的支柱。那个改良了蒸汽机的瓦特的生意伙伴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是伯明翰一家铸造厂的老板，在奴隶制经济中发了大财。许多铁业铸造厂深深依赖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庄园经济，因而都坚决反对废除奴隶制。
至于蒸汽机，我们已审视过，无论是瓦特蒸汽机，还是他寻求技术帮助的托马斯·纽科门的蒸汽机，其核心技术都完全是在复制中国数个世纪前就已发明的创新科技。
2. 奴隶贸易助推的金融和运输业
在英国“大国崛起” 之路上，英国的金融势力急剧膨胀的一大财源就是英国与美国的奴隶贸易商、奴隶主庄园主们对保险、信贷的庞大需求。
直到十七世纪中期，在伦敦还不存在任何银行。但奴隶贸易商与奴隶制庄园主们急需信贷。当时，从英国利物浦到非洲获取奴隶运输到美洲，然而船驶回英国，这个航程可长达18个月，在每一个节点都需要某种信贷。如此，英国的商人也成为奴隶贸易的银行家。英国的金融业如此崛起，并助推十七世纪后期、十八世纪英国经济的繁荣发展。
在这个期间，交易所、保险公司、银行等金融业崛起，支撑着英国的海外贸易与帝国构建。英国的海外贸易严重依赖于信贷，而信贷则是奴隶贸易的关键支点。同样的，以伦敦的劳埃德保险为中心的英国海运保险业务之所以兴盛，也同样得益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
就如后来的世界银行巨头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在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暴利中崛起壮大一样，英国的另两大世界银行巨头—巴克莱银行与劳埃德银行也都名列西方众多依靠奴隶及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而发家致富的金融机构名单上，这些金融机构发财的共同渠道之一，是为奴隶主、奴隶贸易商等“客户”提供信贷、保险、航运等业务。
在这个时期，奴隶贸易、运输、保险费就占了英国整个保险市场的63%，自1700-1800年，英国“工业革命”及英国“大国崛起”的关键期间，在伦敦等主要贸易与制造业中心流通的金融票据，几乎都直接或间接源于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及以美洲为主、基于奴隶制生产的商品贸易。
不仅如此，自十八世纪，英国的地方银行也同样因为跨大西洋的长途奴隶贸易而应运崛起并得以繁荣。如巴克莱银行就是源于利物浦商人参与的奴隶贸易。连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在1694年被正式创建时，上至行长、下至普通职员，几乎都参与了奴隶贸易。而英格兰银行的一大主要任务，就是为国家发动一次又一次战争提供财力支撑，这些战争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获取海外领地、奴隶制殖民地、保护跨大西洋奴隶运输、维持奴隶制庄园经济。
奴隶贸易以及奴隶生产的产品不仅促进了英国及美国的银行、保险业等金融业的繁荣，也同样促进了航运业的发展，并为一系列其它行业的发展提供了驱动力——如军火枪支、冶铁等。如果再考虑到余下的部分几乎都由殖民贸易填充，“工业革命”与殖民奴隶制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及英国“大国崛起”的真正秘诀，也更加一目了然了。（参见《Africans》， Joseph Inikori， Pp 356）
与美国的诸多城市一样，今日伦敦、利物浦等多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遍布着靠奴隶贸易及鸦片贸易发财的地标建筑。而正是为了满足美洲大陆奴隶制庄园经济的需求，横跨大西洋、悲惨的奴隶贸易得以在十八世纪迅速发展兴盛。
奴隶贸易对欧美诸强的“大国崛起”何等重要，一个数字可让我们窥一斑见全貌：
1770年，即在英国 “工业革命” 时期，英国近8%的总投资、39%的商业及工业投资都来自奴隶贸易的暴利。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可以与二十世纪的超级强权美国的经济作个比较。如1980年，美国公司在国内赚取的利润总和与私人投资的比例大约为40%，但没有一个美国产业与行业占据高达8%的总投资。（ 参见《Caribbean Slavery and British Growth：The Eric William Hypothesis》，Barbara Solow，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5）
奴隶贸易也使许多其它相关产业得以迅速发展，如运输、保险等产业。对当时绝大多数的西方人口——无论是精英还是平民，在他们的心目中，奴隶贸易是一个“仁慈善行”。多谢这些“仁慈善行”，基督教西方“从难以想象的苦难中赎回不幸福的悲惨民族”。就如十八世纪苏格兰富有的传记作家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曾著名争辩的：“废除这个贸易将关闭对人类仁慈的大门”。
这奴隶制及奴隶贸易到底有多“仁慈”？如今，在强权们对全球媒体与教育话语权垄断下的“历史”叙述剧本中，奴隶们遭遇的悲惨非人待遇多被忘，仿佛一切都从未发生过。奴隶主们被视为英雄、甚至圣贤，他们的雕像在西方诸国的许多城市中树立着，供人们仰望。但总有幸存下来的历史记录，向人们诉说着无数奴隶的悲惨命运：在非人的野蛮长途贩运中，他们如何悲惨丧生、并被从甲板上抛入大海喂鱼；“甲板上，即他们的居处，如此覆盖着他们身上流出的血和各种粘液，以至于它简直就像是个屠宰场”。
把贩运奴隶的货船甲板比作屠宰场——这样的比喻再贴切不过。
非洲奴隶们的待遇并不比屠宰场的牲畜要好，对那些在跨大西洋“屠宰场”中幸存下来、最终抵达美洲大陆的奴隶幸存者来说，他们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一经到达目的地，他们就被与牲畜一样对待，立即像牲畜一样被“标记”——通常被烧得通红的烙铁打上烙印，然后如同牲畜一样，被锁链拖到市场上，如同牲畜一样被拍卖掉，男女老少——包括六岁以上的儿童，皆在极度残酷野蛮的条件下劳作。不奇怪，奴隶人口在抵达美洲大陆后的平均寿命仅有七年。（参见： 1）《Black Ivory》，Pp250-251，James Walvin；2）《Black People in the British Empire》， Pp10-11，Peter Fryer，）
3. 军事扩张与政府角色
根据主流学术界的标准定位，“工业革命” 时期大约为1760-1840年，公众被告知，这场发生在英国的“革命”之所以成功，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英国“处于和平期”，确保了英国那些拥有“企业创新精神”的商人们发挥最大潜力。这完全有悖史实。
英国作为一个所谓的“工业强权”崛起的关键时期，约在1688–1815年间。然而，在这个被定位成英国的所谓“和平”时期，其中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英国都在卷入持续不断的战争。该时期英国与欧洲其他强权之间的国防开支对比也充分揭示了这一点。
如十九世纪中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一年（1913年），即使欧洲两大强权俄国与德国的军事开支都大大增加，也无法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军事开支相比——是俄国军费大增时期的两倍、德国的三倍。
如果再考虑到军费的贷款利息，那么这几个欧洲主要强权的军事开支占其国民收入的比例也足以说明问题。如同样以十九世纪中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年（1913年）的数据对比看，在这个时期，德国的这个比例大约为3.8%，俄国约为6.5%，而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1715-1850年）则高达14%。（《The Eastern Origin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Pp 246—247，John M. Hobson）。
通过国家强力干预、军事扩张制造垄断地位、并依赖垄断获利——这种版式的富国、强国之路不仅限于贸易领域，英国金融业的诞生与成长也同样深深依赖同样的模式。
欧洲的现代金融业由参加十字军东征战的军事宗教骑士团发起，如“圣殿骑士团”当时从已拥有数个世纪丰富经验的波斯、阿拉伯人那里学到现代金融实践的一系列前身，并带回欧洲，进而创建了军事-宗教-金融帝国一体化网络；
在对新世界及东方的军事征服中，为了资助这些全球扩张活动，教会、王室、封建领主们创建了现代股份公司式的商业实体；
同样是为了资助持续不断的战争，英格兰银行也于1694年被创建；
自17世纪末至19世纪，英国政府的证券发行为“伦敦金融城”的财富提供了强大的出入口，助推了“伦敦金融城”崛起为世界金融中心，并在今天与其兄弟伙伴华尔街携手，在国际舞台前后翻云覆雨，如同吸血寄生虫一般，伴随着一次次战争与危机而一步步强壮、富足；
同样的，正是在与法国的战争中，英国政府也建立了“伦敦股票交易所”，为英国政府发行的证券交易提供便利。
在大英帝国“大国崛起”之路上，军事-贸易-国家／财政不分家的强国秘诀，也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两大支柱产业（纺织与钢铁）一跃崛起的真正秘密，在这个进程中，通过殖民强权，英国成功地将印度“去工业化”、并最终通过战争，使当时仍高居世界经济与贸易大国地位的大清王朝屈膝倒地。
英国不过是西方“大国崛起”模式的一个缩影，在这个模式中，战争与现代金融实践密不可分，也是曾经落后的基督教西方征服亚洲强国的最大秘诀之一。二战后，贸易与战争之间的这个密切关系被进一步强化，尤其自七十年代开始，在“全球化”、“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的大旗下，走向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
4. 单行道式“自由贸易”与国家保护主义
考究1600-1900年这段贸易史，就不难发现，在这漫长的时期，即欧洲“自由贸易”、“企业冒险精神”、“航海开拓”及其殖民扩张高潮期，仅在约6%的时间内，欧洲才或多或少地发生过的“自由贸易”。在整个这段西方强权的“大国崛起”时期，欧洲的关税之高、保护主义之强，都远远高于十七、十八世纪的伊斯兰奥斯曼帝国。（《Eastern Origin of Western Civilisation》，Pp287—288，John M Hobson）
现代超级强权美国的崛起与维持也同样如此。在现代西方诸强权对全球其余地区步步推进的主宰进程中，国家保护主义这个秘密武器成为一个成功模式，被以花样不断翻新的各种方式频繁复制。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一个经济特点，是国家的强力干预、高税收与保护主义关税。如1715-1850年间，英国的直接税收仅占18%，而各种隐匿的非直接税收则占了英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66%，而且与英国的军国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有着密切关联，与“自由贸易立国”的英国形象截然相反。英国垄断性、单行道式的“自由贸易”在十八、十九世纪是如此，在二十、二十一世纪更是如此。这是西方强权主导推动的当代“全球化”与五个世纪前由亚洲、阿拉伯、非洲主导的全球化之间的一个鲜明对比。
与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家大多数产品长期实行的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性质不同、甚至相反的是，直到十八世纪，英国及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产品价格大致都是由行业公会及王室人为定价、武断决定，根本不存在“自由市场”决定供需价格这样一个经济史童话。
对比一下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税税率，英国所谓的“自由贸易立国”这个神话泡沫本应不捅自破。如1700-1799年间，英国的关税率为27%，1800-1845年间，又急剧上升，高达40%。对比一下欧洲其它强权在各自工业化时期的关税税率就可看到，英国的工业化对保护主义的依赖也正是它比其它国家发展更快、更强大的秘密武器之一 。如法国在1840-1913年仅为10%， 德国1850-1913年为7%， 俄国1870-1913年为26%。（参见《The Eastern Origin of Western Civilisation》，John M Hobson，Pp 249）。
英国的这些国家干预的角色与高度的保护主义政策也是全面而广泛的，包括今天普遍使用的国家补贴、出口刺激等措施。如，对英国制造业需要的进口原材料实行补贴退款、免除必要的出口商品税收等各种出口刺激鼓励，更不必说英国殖民经济的一大特权地位：它不仅从殖民地获取了几乎无偿的原材料供应，从而得以降低自己的产品成本，而且同时也通过强制性殖民手段，强迫殖民地压低、甚至废除关税，从而使得英国本土产品得以倾销到殖民地市场上。
如果再考究一下英国如此高额的保护主义性关税所获取的财政收入都用在什么地方，这个强权崛起的另一个秘密也暴露无遗。这些收入的一大部分都用在各式各样的军事开支花销上。
如英国的关税收入在1715 -1790年间占其国民收入的2.6%，却占了军事开支的37%；1790-1815年，关税收入上升到国民收入的3.8%；1850-1913年，关税收入占起国民收入的2%，并占军事开支的60%。（《The Eastern Origin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Pp 250）
英国的保护主义贸易及其垄断性的一个典范是著名的《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这些至关重要的法律以保护主义与贸易垄断为明确目标，创建了英国高度保护性与高度垄断性的贸易体系。这些法律要打击的主要目标，是英国没有能力在同一竞争平台上自由竞争的亚洲国家，如此为英国商人提供垄断特权与国家保护。《航海条例》也与英国的殖民贸易体制融为一体，确保英国可以垄断市场。
5. 技术抄袭与“工业制造强国”的神话
英国“工业革命”常常被渲染成一个“技术革命”，但如我们在系列《抹除中国发明与民族历史记忆》中已详细审视过的，“工业革命”中使用的几乎所有核心技术，都是从亚洲尤其是中国无偿获取的。中国宋朝时期的工业、农业、科技、军事、航海、造船、绘图等一系列领域都发生了一场真正的大革命，在广度、深度、社会规模方面及革命性创新方面，都让英国的“工业革命”鞭长莫及。
宋朝的“大革命”不仅比英国“工业革命”早了七、八百年，而且彼时的中国已大规模使用自己的原创科技，基于数千年华夏民族积累的科技与文化底蕴与经济发展的坚实根基，在繁荣的商业、相对宽松的税收政策、开放的贸易、自由的学术交流与科技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中发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自然发展过程。
相比之下，从天而降的所谓的“英国工业革命”不仅局限于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个领域，如纺织、蒸汽机、钢铁工业，而且即使这区区几个领域也都严重依赖复制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原创技术，直接或间接来自中国的“无偿技术转让”。印刷机、纺织机、蒸汽机、造船、航海及勘测、地图绘制如此，深井钻探、燃料照明、机械钟表等也同样如此。
如在英国新崛起的棉纺工业中，使用的机器模型是用于丝绸生产的丝织机——基于约翰·洛姆“发明”的丝织机。但洛姆的丝织机并非他的“创新”，而是从意大利人那里剽窃来的。约翰·洛姆在十八世纪去意大利学徒时，不仅带回了纺织丝绸的主意，也偷偷带回了纺织机的设计细节。当时这种纺织机模型已被意大利的丝绸纺织业采用了数个世纪，洛姆将之引进英国，“发明了”后来成为英国兰开夏郡棉纺机的模型样本。
但意大利丝绸纺织业使用的缫丝机／卷轴（绕丝机）源于中国，意大利人几乎一模一样地复制了中国原创技术与机器模型，包括机器的每一个细节，甚至一些细微的小部件。这种丝织机至少在十一世纪的中国宋朝就开始使用了。意大利的丝绸纺织工业在欧洲的率先崛起，正是基于对中国技术的抄袭。此后数个世纪直到洛姆抵达意大利时的十八世纪，意大利机器在所有方面几乎仍保留着原版中国丝绸纺织机模型与技术。
不仅如此，1735年，法国耶稣会成员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详细刊载了中国纺织机的插图，与《农政全书》几乎一模一样。
1769年，英国人照着“水转大仿车”的设计图仿制出了“阿克莱特水力纺纱机”；早在元初，王祯在《农书》里就详细记载了“水转大纺车”，有32个纺锤，包括主动轮、从动轮、传动轴、转换机构等部件，比数百年后的珍妮纺织机要先进得多。毫不夸张地说，英国 “工业革命” 中纺织机的所谓“发明创新”，所有的关键核心部件至少都已在宋朝开始使用，在许多方面，如机械结构及质量方面，十三世纪元朝时中国人发明的苎麻精纺机也远比五百多年后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或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更加优越。
即使如此，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的绝大部分纺织品也仍是在手工纺织机上制作的，而不是使用动力纺织机。即使小部分使用动力纺织机，也大多不是由蒸汽传动, 而是由水力传动——而早在近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就早已使用同样的水力传动机器。英国的“技术革命”源于抄袭，绝非原创。
再比如，按照当今“科普”教育的剧本，十八世纪英国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技术革命”，“开启了近代工业文明的序幕，使英国得以实现腾飞并确立了世界头号强国地位”。但这个被渲染得神乎其神的蒸汽机，也同样可追溯到数个世纪前源自中国的核心技术。瓦特及其蒸汽机的神化是伴随着“西方中心主义”对人类文明史进行大规模虚构、在十九世纪后期才出现的。
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大约1760-1840年），即使在英格兰本土，工业化进程中的蒸汽机角色也十分有限，甚至微不足道。必须燃烧煤炭的蒸汽机仅零散出现在一些与煤矿有关的郡。在蒸汽机发明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这部“神器”在大多数工厂作坊里很难见到，其效能非常低下，根本没有能力驱动机器，要运转起来，它本身还需要人工或水能驱动。即使到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水能依然是英格兰等欧洲地区的主要能源方式。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蒸汽机才逐渐在欧美工业中被普遍使用。而这时所谓的“工业革命”早已完结。可以说，与其说蒸汽机引爆了“工业革命”，不如说英国的工业崛起帮助了蒸汽机的传播。
让英国及欧洲“工业强国”的神话肥皂泡轻易地不捅自破，是许多显而易见的事实本可让人们清晰看出这些神话的自相矛盾。比如，至少至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这个所谓的“工业化制造强国”，却几乎每年都维持着高额贸易逆差，而这恰恰是因为中国和印度在为全球提供着大多数工业制造品并占据全球出口贸易的大部分份额。
被打造成英国及欧洲“工业革命与技术革命排头兵”的纺织业本身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在英国殖民印度之前，与充满活力的印度和中国相比，英国纺织品竞争力远远落后——不论质量、数量、还是在价格上都无力竞争。即使与十七世纪的印度棉纺制造商相比，十九世纪的英国不仅不具有任何明显的技术优势，而且在质量、比较价格等方面都难以匹敌。十八世纪前，英国严重依赖印度的棉纺制造商，并是印度纺织品的净进口国，当时，印度与中国是全球的纺织业与钢铁工业大国。但当英国通过军事手段一脚踢开印度国门、把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这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十九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后，在英国的军靴＋去工业化战术打击下，印度从一个纺织品出口大国被成功“转型”为一个净进口国。至十九世纪中期，印度基本上完成了被英国“去工业化”的进程，由一个世界领先的纺织工业大国沦落为一个英国纺织业的原料供应国，同时又为英国的制成品提供广阔的市场——而英国的这些制成品又通过殖民宗主国强制的象征性关税或零关税，倾销到印度市场。
英国这个“自由贸易”经济战模式，说白了就是：没有实力与亚洲商人平起平坐地竞争，就通过国家强权与军事扩张确保不公平竞争游戏规则，绞杀竞争对手。在从此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个成功模式屡试不爽。
1845年，英国人霍雷斯·威尔森（Horace Wilson）曾对英国版式的“自由贸易”如此一针见血地评论到：
“如果当初没有如此高额的关税与政府法令的话，佩斯利与曼彻斯特的工厂早已停止运行......它们是通过牺牲印度工厂的代价而被建成的......制造商通过使用政治不公平的臂膀压制、并最终扼杀一个他没有能力在平等条件下抗衡的竞争者。”（参见：1) John M Hobson, Pp 264; 2)《Black People in the British Empire》， Pp12，Peter Fryer ）
在下一节我们会看到，纺织业成为英国出口赚外汇的支柱产业这个实例本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佳窗口，看清当今的欧美强权如何使用同样的模式与手段、借用当年大英帝国打出的同样大旗（ “自由贸易” ），翻弄着世界诸民族的命运。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