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夏，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提出了新建千万发电机组的建议，目的是为了缓解广东地区长期存在的用电紧张问题。李长春提议建设的，是火力发电机组，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他的提议并没有完全得到政治局的赞同。
李鹏
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李鹏同志建议，由三峡电力向广东输送电能，以弥补广东的用电缺口。李鹏的提议，符合“川电出川”策略，可以把三峡制造的多余电能有效地利用起来。会议进行过程中，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独辟蹊径，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要求以云南、贵州两省为主导力量，通过水电形式向广东供能，即为常规意义上的西电东送。
2000年，是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按照南方电网的初步设计理念，云南、贵州、广西三个经济欠发达省份的电网并入南方电网，广东仍然划归地方管理。在这样的架构之下，西电东送其实就变成了具有拉动内需色彩的一个重要举措了。
云南、贵州两省，受云贵高原地势的影响，交通发展处于落后状态，两省内的资源无法输送出来，而外部投资力量也很难深入参与到地方建设之中。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云、贵两地丰富和水资源和海拔优势，如果和水力发电结合起来，是可以转化为绿色环保能源的。
朱镕基总理对于云、贵两地民众的脱贫苦难，是了如指掌的。早在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就曾经深入十万大山调研，百姓的生活状态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在改革开放深入推行的90年代末，居然还要以洋芋作为主要食物。归根到底，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还是穷的问题。
西电东送，让朱镕基这位一国总理，看到了带领云贵人民彻底摆脱贫困的希望。他在北戴河会场斩钉截铁的表态：西电东送如果达不到预期效果，我这个总理辞职，国家计委主任也换人（当时计委主任是曾培炎）。
这个旁人看来有些孤注一掷的表态，是朱镕基以高度的大局意识，为西南贫困人民谋取的一项巨大的福利。一旦西电东送进入实质性运作流程，云贵等地的丰富水电资源就可以被调动起来，随之而来的是给就业、基建、交通等行业注入的蓬勃活力。
按照1000万千瓦时的初步供给电量计算，每年送电的毛利润就高达300多亿人民币，这还不包括产能扩大之后的预期膨胀利润。在朱总理的经济思维里，这是一次多方获利的改革大手笔。朱总理的魄力，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事情总有两方面，虽然西电东送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和好处，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困难和阻力也是艰巨的。除了要克服西南地区险要的地理环境对于施工的不利影响之外，和建设有关系的地块征用和人员迁移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
云贵地区常住人口有许多少数民族，对于居住环境的依赖根深蒂固，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因为建设问题引发的争议和纠纷。而在电力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省之间利益分配问题，也存在相当的阻力。用通俗的话来说，谁不希望自己家的钱挣的容易又省心呢？
朱总理主管经济工作多年，岂会不懂其中道理，他不惜赌上自己的政治前途，无非是希望利用自己的权力给西南人民争取一丝脱贫的曙光。毕竟，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共同富裕。
二十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那么，当年的西电东送，如今怎么样了呢？
在中央统一部署之下，南方电网输送给广东地区的电价定为0.333每度（2008年数据），而广东的销售电价为0.731元每度。这样计算下来，每年广东在电力销售上的获利就相当可观了。而云南、贵州两省，累计对外输送电能达到了1.8万亿度，收入约为6000亿人民币。
在云南省内，电力行业已经远远超越烟草行业，成为新的支柱产业。这些数字，还仅仅只是经济方面的计算，如果再加上环保、就业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考量的话，长远效益更为惊人。如今，回过头来看，朱总理对于西南地区的脱贫攻坚，功勋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