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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在全球化进程持续演进与科技变革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全球劳动力市场需求发生了深刻变革，国际人才竞争进一步加剧。在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紧扣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脉搏，全力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于国际人才竞争浪潮中积极探寻前行方向，力求重塑全球人才版图，成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一系列举措为教育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力，进而驱动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未来，在全球人才竞争日益白热化的背景下，我国如何凭借自身优势与创新策略，提升国际人才吸引力，推动教育对外开放，成为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命题，值得深入探究与剖析。
（作者 |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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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我国人才工作在政策推动下持续深化。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也是推动生产力迭代升级、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2024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被列为首项政府工作任务。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牵引，我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迎来新一轮系统化改革。 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近段时间以来，各地积极落实全会精神，从育才、引才、用才、留才等方面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以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例如，北京打造的HICOOL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通过“大赛”选人、“管家”服务、“商学院”加速、“产业园”落地、“基金”赋能、“数字化”平台“六位一体”的生态体系构建，为创业者提供涵盖公司落地、人才落户、子女教育、医疗保障、投融资对接、HICOOL基金直投、市场拓展、品牌宣传、创业培训等全方位的创业支持。2024年12月，联系北京·全球创新服务网络（GNIS）国际人才会客厅揭幕，正式落地HICOOL产业园二期，将为国际人才提供综合性、多功能、国际化的活动空间，为全球创新资源汇聚北京和北京创新资源走向世界搭建平台。 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外交部、教育部、科技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国家医保局、国家移民局等10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留学人才回国服务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部署，建立完善覆盖全体留学回国人才的服务体系，吸引更多留学人才回国工作、创业和为国服务。《意见》提出的一系列利好举措体现了国家支持留学的一贯方针，同时契合我国新时代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需求，将为留学人才归国发展带来新的便利与机遇。 2024年，技术型人才国际竞争不断加剧。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人才争夺加剧，人才竞争已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新冠疫情催生出一个更加多极化、相互依存、数字化、区域主义高涨的世界，人口结构变化及经济转型与新技术发展进步亦对劳动力提出了新要求。例如，美国近年来出台一系列政策在全球招揽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才。美国拜登政府在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中设立了外国企业家创新签证，降低了对杰出人才的O-1A签证门槛，缩短了STEM专业博士等获绿卡的时间以及STEM专业本硕国际学生等获留美工作签证的时长。2024年11月，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新一轮STEM教育五年规划——《推进STEM教育和培养STEM人才的联邦战略计划》，用以指导联邦政府与整个STEM生态系统的合作伙伴协作，在STEM学习、工作和研究环境中激励、教导、招募、培训和留任人才。 对于较为紧缺的创新、技术型人才，部分传统发达国家正采取放宽技术移民限制、简化签证流程、降低学历要求及工作年限等举措，吸引更多高端人才移民落户。例如，2024年2月，英国科学、创新与技术部提出要消除科学研究中不必要的官僚主义，建立世界上最灵活、最精简、最快速的研究体系，并提供了全面的改革计划；2024年3月1日起，德国新版《技术移民法案》第二阶段开始生效实施，此部分法规使得来自非欧盟国家且具有工作经验的外国专业人士来德就业变得更加便利。 对此，作为世界科技人才资源输出大国，我国应深刻认识到当前国际人才竞争的严峻形势，积极借鉴他国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加大力度切实推进落实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以在国际人才竞争中占据优势，吸引留学人才回流，同时提升对来华留学生等国际人才的吸引力。 当前，中国留学人员回国热持续升温。有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为58.03万人，2020年留学回国人数首次超过当年出国留学人数，2021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量更是突破百万。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人才回流。受美国对华打压影响，越来越多华人科学家加速回流中国。据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自2018年起，离开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数量大幅增加，增幅达75%，其中三分之二前往中国。从2010年到2021年，从美国向外迁移的华裔科学家人数已从900人增长至2621人。美国华裔科学家的回流对于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重要机遇，特别是其中的行业领军人才具有不可替代性，在实现未来突破性发展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与此同时，我国针对国际人才工作出台的新举措、新机制为进一步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国际人才吸引力奠定了基础。一方面，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海外引才政策体系，如各地纷纷出台针对性的人才补贴政策、住房保障政策、科研启动资金支持政策等；另一方面，除官方层面的引才计划外，各类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创新创业赛会等活动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不断涌现，为海外人才搭建与国内企业、科研机构供需对接的平台，拓宽了引才渠道。此外，各地还通过建立一站式人才服务中心等方式，为海外人才提供从工作到生活的全方位服务，营造良好人才生态，让国际人才既愿意来也留得住。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国际人才回流依然面临诸多挑战。美国等发达国家凭借其更优的职业发展前景、更成熟的创新生态、更便捷获得的技术投资，以及对STEM领域人才给予的高度重视等，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依然优势显著，大量国际人才仍旧倾向于选择发达国家。数据显示，中国获得美国职业类移民签证的人数在2021和2022年连续两年持续攀升，2022年获批人数达到近10年峰值，为32525人，较2019年增长了1.95倍。中国公民获得美国杰出人才类移民签证（EB-1）的数量也在2022年创下新高，共计11425份。相较而言，我国吸引海外人才的计划与项目尚存短板，当下迫切需要转换思路，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引进力度，强化国际间的合作培养模式。面对中美关系及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错综复杂，不仅中国学生学者前往欧美国家交流学习面临阻碍，在美（外）科学家或科技人才参与中国科技项目的合作风险进一步增加，中国科技企业全球化发展进程也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 值得关注的是，日前，中美两国政府代表于2024年12月13日在北京换文签署了《关于修订和延长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议定书》，将已有45年历史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自2024年8月27日起延期5年。该协定在推动中美人才流动和项目交流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为两国青年人才提供了在国际顶尖科研机构学习、工作的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吸引留美优秀学者回流。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入参与全球化的历史新阶段，科技创新是全球化新阶段各国经济发展的源动力。留学仍然是我国高层次国际化创新人才培养的核心途径，是培养具有先进理念和国际视野、掌握尖端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途径。未来，国际人才竞争将愈发激烈，我国高质量发展所需人才的结构、类型也正在发生快速变化。为适应时代新变化，把握发展先机，我国教育培养、人才引进、人才评价等方面需要不断改革与创新，以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人才体系，不断提升对留学人才等国际人才的吸引力。 首先，进一步完善国际引才机制，打造更优国际人才生态，提升我国对海外留学人才等国际人才的吸引力。 一是要加强全方位人才服务平台构建。要持续推动猎头公司、企业、国际组织及智库等机构发展，举办更多面向留学人才的活动，建立专门的求职就业服务平台，确保留学人才回国发展的畅通、无阻。同时，积极组织留学人才平台与企业平台之间的有效对接，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帮助海外留学人员深入了解国内就业市场和企业的实际需求。此外，大力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开展专门针对留学人员的线上线下招聘会，并建立健全的职业培训、评估与发展体系。为进一步提高人才流通效率，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企业与海外高校校友网络的合作，构建即时高效的沟通交流平台，助力留学人才回国能快速适应并融入本土市场环境。 二是要充分合理运用虹吸效应。鼓励各地依托优势资源，为留学回国人员创造工作高效、生活宜居、服务细致的全方位归国环境。各地应基于本地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紧密围绕优势产业领域，激励相关企业拓展国际合作，与海外知名高等教育机构共建联合实验室或专业学院。充分利用海外高校在人才培育、科研资源及创新环境方面的优势，鼓励留学人才参与科研合作项目，推动相关技术领域的突破和进步。 三是要完善人才流动体制机制建设。推进体制内外人才的流通机制，推进实施市场化人才资源配置策略。各地应构建顺畅的企业与高等教育机构间的人才交流渠道，形成便捷互通的职称评定制度，以增强人才互动的可能性并拓宽其职业发展路径。同时，在专业性较强且技术要求较高的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领域，破除对留学回国人员进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他各类组织的限制，吸引更多具备国际教育背景的优秀人才。 四是推动各地区在各关键领域形成联动合力，以相应的技术创新辐射和基础设施配套，活跃人才要素充分涌流。一方面，在职称评定、职业资格认证及继续教育学时记录方面的互认机制，达到多方面紧密合作及资源互通，从而实现人才市场流通环境一体化加速深化。另一方面，要扩展地区间的创新创业交流平台和支持体系，为人员流动、科研资源的有效利用及新业务的开展提供便利条件，促进区域上下游产业链和人才链同频共振。 五是建立长效评估与反馈机制。各地区既要完善政策效果评估体系，定期开展人才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收集留学回国人才的反馈意见，及时调整政策方向，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同时也要健全人才发展跟踪机制，建立健全留学回国人才的职业发展跟踪机制，监测其在不同阶段的成长轨迹，为后续政策优化提供数据支持。 六是举办全球人才峰会，打造吸引国际人才的重磅品牌论坛。2024“国际青年领袖对话”年度论坛不久前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拉开序幕，来自美国、意大利、德国等10余国的杰出青年代表走进副中心进行研学参访，加深了对北京的认知与好感。以此为例，可打造更大规模、更多领域、各地协办、形式多样的全球人才峰会，为各国各领域青年等国际人才来华走访交流搭建平台，增强其对华认知与向往，吸引其来华留学或工作发展。 其次，关注留学人员海外安全问题及思想动态，加强联谊交流并营造欢迎留学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国际形势等不稳定因素增多，给海外留学人员带来更多的安全风险。对此，我们需要给予更多关注。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留学人员在海外的安全状况，建立健全海外留学安全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建议有关部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协同留学服务机构、学生联合会、校友会、海外华人华侨社团等社会力量，共同构建完善“平安留学”保障机制。从行前指导到安全知识培训，从风险预警到信息发布，从联络咨询到应急援助等多个方面，为学生提供及时全面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加强协调合作，在严格防范各类安全风险的同时，共同营造欢迎留学人员学成归国报效的良好舆论氛围。此外，可以通过社团组织、校友会及中外教育合作机制等多种渠道，与海外留学人员及留学回国人员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机制，通过各种形式的联谊活动、座谈交流等加强与留学人员的情感联系，及时关切了解其思想动态、面临难题，并在合理范围内给予帮助，以此增强其归属感与认同感。 再次，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推动中国国际学校“走出去”建设海外国际学校，不断提升我国教育国际影响力。 当前，海外华人华侨已有6000多万，遍布世界六大洲。“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华人华侨和企业外派人员等对于学历型中文基础教育的需求也愈加迫切。围绕全球国际学校发展与中国实践，笔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走访交流，并出版专著。在促进海外中国国际学校建设方面，其一，应加快凝聚海内外华语各界人士共识，构建“中国标准、共商共建、广泛认可”的海外中国国际学校体系。其二，创设海外中国国际学校建设与协调机制，为其提供专项资金方面的支持，从而建立起长效机制，以各方协同之力推进海外国际学校的建设工作，并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给予有效指导。其三，尽快出台有关建设海外中国国际学校的指导意见或法律法规，为开展海外学校办学事业提供清晰明确的依据与切实指导。其四，发动多方力量合作，充分挖掘并利用我国现有的国际教育资源，一方面鼓励各类在华国际学校“走出去”；另一方面，支持海外两万多所华校转型，拓宽中外合作办学的形式，积极争取当地政府或民间力量的资助。其五，加强教师、教材、教法资源的筹备工作，鼓励国内师范类院校开设针对海外国际学校需求的各类教师培养项目，开发既能体现中国特色又能兼顾地方特色并具有全球视野的课程及教材，同时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 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要牢牢把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不断提升国际人才吸引力，强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支撑。同时，在推动教育对外开放进程中，培养更多国际化人才，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助力我国更好参与全球治理。在此过程中，也要不断促进文化交流与传播，进而持续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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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变迁与理论发展，从技术与人本等新的视角观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总结了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具备的特征，然后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全面总结，用数据与事实说明，中国正在从全球化的受益者发展为反哺者，正在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尝试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创新贡献方案。作者对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和文献做了梳理，回顾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本书从第四章开始，两位作者对中国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作者基于长期的研究以及与国内国际、官产学各界有影响力重要人士的对话交流等，对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路径及全球治理创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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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深度剖析了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角色演变与抉择，及其对全球未来的影响。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程，展示了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家逐步转型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书中详细探讨了中国在贸易、投资、跨国企业崛起等方面的角色变迁，以及教育、人才和文化纽带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探讨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作者分析了中国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地位变化，风云激荡中的中国外交，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崛起的、更加一体化的亚洲中的角色。同时，还讨论了中欧关系的发展与挑战。第三部分审视了多边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改革。书中探讨了如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寻找自由贸易的发展方向，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通过这些讨论，展示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发展史”回顾了全球化的历程，从古代贸易到现代经济转型，探讨了全球化的起源与演变。通过与耶鲁大学教授瓦莱丽·韩森、《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和《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对话，揭示了全球化的多层次发展。第二部分“弥合全球不平等与赤字”探讨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和治理赤字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亚洲协会副所长温迪·卡特勒等嘉宾，分享了他们对全球经济不平等、贸易体系和制度改革的看法。第三部分《权力转移与大国关系》分析了21世纪的权力转移和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复杂性。通过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等专家的对话，讨论了大国竞争、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未来。
作为海内外决策层和广大公众理解中美关系时广泛引用的框架，“修昔底德陷阱”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对全球秩序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在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的对话中，格雷厄姆·艾利森就中美关系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崛起、美国外交政策、美苏关系、全球地缘政治、核武器、朝鲜问题、新冠疫情及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全面、系统性地展示了艾利森对“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经济、金融、科技、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竞争的看法；深入而透彻地分析了中美双方实力的变化，以及发生战争的风险；坦诚而直率地提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和建议。
《我向世界说中国》是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对外叙事及话语权重塑”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据悉，该书讲述了全球化智库近年来立足芒克辩论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知名国际舞台，与各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畅谈国际时局与未来趋势，回应各方对于中国的关切和质疑，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通过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国际交流及传播，以全球视野讲述时代中国，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生动故事。同时，本书立足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传播新格局，针对中国应当如何开展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如何创新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
⊙北京“两区”建设与企业全球化论坛举办 聚焦制度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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