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拾贝——我涔水胡氏家族轶事之考究与辑录（三）（文/澧县一中胡爱平）

民生 2024-10-29 07:18 湖南

史海拾贝

——我涔水胡氏家族轶事之考究与辑录（三）

文/澧县一中胡爱平

五、我曾祖胡定银和他的儿子们

（1）

我曾祖父胡定银是我高祖父胡安双的二儿子，除已知的上有一兄，下有一弟之外，应该还有其他姐妹，其中可知的有一姐妹（“定”字辈的）嫁到张家，为文家六组张祖菊之祖母、我幺叔祖母（我堂姑胡世桃的母亲）之母亲。

我曾祖父的生平事迹与旁支亲属的情况，大多已随着族谱的遗失与族中前辈的相继离世而知之不详甚至湮没无闻，剩下的一小部分主要来源于族中长辈们的口述，笔者综合种种信息，并结合国史与地方史，去伪存真，加以辑录。

我曾祖父胡定银大概生于1890年，因家庭环境，小时候曾受过较好的私塾教育，年少时也曾在县城上过新式学校受过新式教育【1898年戊戌变法后，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新式教育开始兴起】，只可惜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能走出澧州走进省城去接受更好的新式教育与先进思想，也就失去了结识伟人参加革命的种种机缘。因此，我曾祖虽与伟人毛泽东主席（生于1893年）为同省同时代之人，却无缘追随伟人的脚步前行与奋起，最终只是一辈子呆在乡村，谨守“耕读传家”的封建传统，做了个循规蹈矩的“良民”。

尽管我曾祖只是个普通的平凡人，但毕竟胸有点墨，远比当时大多数目不识丁的农民要精明，同时他也特别勤劳能干，治家很有方。因此尽管我们澧县当时属于国统区，官贪吏虐，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们苦不堪言，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然我们老胡家在我曾祖的苦心经营下，在如数缴纳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各种税费之余，一大家子仍然能过着“仓中有粮，身上有衣，囊有余钱”的殷实生活，在那动荡混乱的时代也算忒不容易，由此可见我曾祖的确有其过人之处。只可惜我曾祖因常年劳苦，积劳成疾，至少在1948年之前就已谢世（我二伯父生于1945年，他说他自小就不曾见到过其祖父，只见过其祖母张婆婆，而一般人对三岁以前的事没有什么记忆，据此推断），享年50多岁。

我曾祖父娶妻张氏，属“景”字辈的，其具体名讳我二伯父他们也说不清楚了。其娘家在鸡叫城旧址附近的原文家村2组。我曾祖母是现在文家村2组张如花等人的亲姑婆（姑奶奶），也是我们文家7组的彭光大、彭光日兄弟等人的母亲即“张部长”之亲姑母【注：我祖父与“张部长”是姑舅表兄妹】，还是上世纪80年代文家村村部代销店负责人“孝伯”（注：“孝伯”即张运孝老先生，为张文、张武、张双等人的祖父）的堂姑母。

犹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在村部上小学时，每次到村部代销店购物，也曾同其他人一样，称呼张运孝老先生为“孝伯”，有一次被我父亲批评指正：“你不能喊他‘孝伯’，应该喊他‘孝嗲’……”当时我还没弄清这里面的亲缘关系，后来才知道：论起亲戚关系，“孝伯”是我父亲的表叔，我的确应称他为“孝嗲”。

我曾祖育有三子：我祖父胡绪章、二叔祖父（二爷爷）胡绪刚、幺叔祖父（幺爷爷）胡绪常。后来我祖父他们兄弟三人成年后在解放前夕分家时，大概每家都分得了三间木架子屋和5亩左右的稻田，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家道殷实的人家。我曾祖、祖父及其上下几代人，完全靠勤劳能干与节俭省用而发家致富，一直坚持自己亲自下田劳动，从来不曾剥削他人，

（2）

我祖父生于1910年，1960年去世，享年50岁；我祖母名讳为唐熙英（1915—1988年），是我们文家7组张永方（即“张小毛”）的亲姑婆（姑奶奶）、唐新年的堂姑婆。我祖父祖母一生育有四子二女。其一生劳苦，但勤劳善良，踏实肯干，省吃俭用，治家有方。然有点遗憾的是，我祖父似乎缺了点远见与政治敏锐性，他曾作了一项后来令自己悔恨终生而让儿女后辈偶尔批评抱怨的投资决定。

1948年旧历年底（公历1949年1月），我祖父眼见整个国统区社会物价飞涨，而土地价格却不升反降——稻田价格降至历史最低点，觉得发家致富的机会来了，认为这时就是最佳的购田机会，于是果断拿出全家多年的所有积蓄。一次性买了近十亩稻田。这样，加上原有的5亩稻田，我祖父家的稻田一下子增至14.5亩。1949年7月，澧县全境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接下来几年，全国土改运动全面展开，后来又推行农村合作社……我祖父家的14.5亩稻田先后全部纳入农村合作社，被收归公有，一家人原指望靠增加田地来发家致富的愿望彻底落空，而多年的积蓄却又已消耗殆尽。

土改期间划分阶级成分的时候，我祖父一家被划为上中农，差点成了富农。据说当时我们当地划分富农的标准是：每户有瓦屋三间及以上，田地10亩以上且人均超2亩。我祖父一家虽有14.5亩田地，但家中人口多达8人（我祖父有四子二女），总数虽超10亩但人均不足2亩，故被划为“上中农”。当时被划为“下中农”、“贫农”、“雇（佃）农”成分的家庭可以分得“地主”“富农”家的“浮财”，“中中农”既不被分也不能得“浮财”，而“上中农”不仅不得“浮财”还要被分点“浮财”。于是，我祖父家的原有的三间木架子屋被拆走了一间。小的时候，我也曾听到我父亲兄弟姐妹几人偶尔抱怨我祖父：马上要解放了，还买那么多田干什么，真是没眼光……

其实，这种抱怨过于苛求他人了，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1949年前后国际国内政局波谲云诡，谁能想到毛爷爷有那么大的韬略与那么强的战略眼光，在美国、苏联都希望共产党与国民党能够划江而治，都极力反对解放军打过长江的背景下，还是坚持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过长江并迅速解放全中国呢？我曾祖一介农夫，长年生活在国统区，所获取的时事信息也多是经国民党反动政府层层过滤后的虚假信息，又怎能精准预判国家走向与政策变化呢？

当然，也幸亏我祖父一家没被划为富农，一大家子人也才能在1957-1976年前后近二十年里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中未受到什么冲击【注：1957年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五类人，简称“地富反坏右”，又称“五类分子”“黑五类”，被划为“五类分子”“黑五类”的人及其家属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反复批斗，受到严厉打击与改造，生不如死。】。而我大伯父胡世松（生于1936年）后来在六十年代能够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生产队的管理员，其实也得益于家庭成分只是“中农”而非“富农”。

（3）

我二爷爷胡绪纲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自小聪明，曾受过很好的教育，据说他是我高祖格外看重的孙子，其学识渊博，能诗会文，能说会道，曾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才子，曾被视为胡氏家族再次振兴的希望。可惜在1944年前后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抓了壮丁，留下孤儿寡母（我堂伯父胡世金和堂祖母赵氏）在家艰难度日【注：解放后我堂祖母赵氏和堂伯父胡世金母子二人迁至湖北公安定居】。

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征兵抓丁政策是“三丁必抽一，二丁可抽一，独丁不抽”。我祖父兄弟三人，必须要有一人应征入伍；而长子一般要留家奉养双亲；于是我二爷爷挺身而出，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兄弟……我二爷爷刚参军的几年还时有书信寄回家，而1949年4月后突然失去联系，从此下落不明音讯全无。后来有传言说他在随军逃往台湾途中因后背生疽而不堪病痛而跳海自尽，也有传言说他随军逃到了台湾……可怜我那曾祖母张老太太一直挂念他的二儿子，时常念叨与哭泣，可是至死亦不曾盼回她心心念念的宝贝儿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峡两岸关系缓和后，台湾国民党老兵大举返乡探亲，我们当地也时有老兵回乡探亲，而且其中不少人还是亲人们以为早已不在人世而实则活得好好的国民党老兵，一段时间内，佳话与惊喜常相交织，台湾老兵回乡的各类传闻一时之间成了村头巷尾人们热议的话题。于是，我父亲他们兄弟四人一度也十分盼望我二爷爷——即他们的“亲二叔”能够平安归来，我曾多次听他们念叨：他出去的时候，儿子（胡世金）和侄儿（胡世松）就已经有那么大了，如果他还活着，是一定会回来的……那几年，我曾目睹父辈和我祖母他们多次燃起希望，又多次希望破灭。

我二爷爷胡绪纲有子一人，曰胡世金；有孙二人，一曰其文，一曰其武。其后辈可能是秉承了我二爷爷的优良基因，无论求学抑或经商，据说皆颇有成就……其余情况我知之不详。

（4）

我幺叔祖父胡绪常生于1919年，成年后娶其张氏姑表姐张绍菊（1917-1973年）为妻，夫妇二人只育有一女，即我堂姑胡世桃。

我幺叔祖父一生勤勤恳恳，躬耕于乡野，安分守己，勤劳善良。然而，作为家庭顶梁柱的他，在1958年后的那场“大跃进”运动中，一方面要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一方面又长期忍饥挨饿：1959-1961年那场由天灾人祸引发的全国性大饥荒中，到处粮食极度短缺，菜肴常无油水，又有几人能够不挨饿呢？1960年我祖父病故后，我幺爷爷曾步行二十余里到澧澹乡仁和铺给我“仁和铺三伯父”去报丧讯，抵达仁和铺后受到盛情款待，饭毕，曾喟然长叹：“好久没吃到这样的饱饭了！”不久之后，我幺叔祖父亦病故，年仅41岁，属于英年早逝。

念及我胡氏先辈皆不长寿，哀哉痛矣！

附录：我高祖之二房胡定银一脉世系图（只录姓胡之人，非胡姓者未录入）

六、夺命大饥荒与父辈借粮的故事

（1）

解放初期，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灾难，其过程复杂且影响深远。这场饥荒的背景是“‌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从1958年开始，旨在通过高指标的工业、农业生产目标来快速提升国家经济。很多农村盲目上马“土炉”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损毁了大量铁质器具，所炼钢铁却不达标，而农业生产又受到了极大冲击……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彭德怀元帅在湖南调研，当地农民托他递交的民谣“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便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当时各级政府组织为了达到目标，农村地区广泛建立了公共食堂，将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以增加劳动供给。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加剧了资源的浪费和农民的负担。同时，1959年至1960年间，中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根据《中国灾情报告》，1958年全国大面积旱灾，1959年旱灾进一步加剧，影响了农作物的播种和生长。在饥荒期间，粮食收归大队、生产队公有，各家各户不能擅自开小灶做饭。后来许多地方的大食堂关闭后，各家各户也几乎没有什么存粮，只能依靠一些难以充饥的食物如树皮、草根、野菜等。许多人因饥饿而死，生活条件极为恶劣。

所以，1959—1961年席卷全国的大饥荒既有天灾因素，亦有人祸原因。我祖父胡绪章、我幺叔祖父胡绪常他们兄弟俩在1960年相继过世，年龄均在50岁以下，其真实死因都与这场大饥荒有很大关联。

1960年农历二月，虽已开春，但乍暖还寒时节，有时天气之寒冷远胜于寒冬，即便是今天亦是如此，更不用说60多年前了，那时候的冬春季节，气温在0℃左右是常有的事。那时是大集体生产，且正值春耕季节，正在那大饥荒中的我祖父他们一方面长期吃不上一顿饱饭，另一方面又要每天都要冒着严寒出集体工参加农业生产，处境极其艰难……我祖父在一天又一天劳作中经常汗湿衣背而又无法及时更换湿衣或另做处理，有一日忽然受凉感冒，不停地咳嗽着且发着低烧……

那时候医疗条件有限，经济条件亦十分有限，一般像这样的感冒发烧，人们基本上不会去求医问药，只靠身体硬抗，能有点生姜煮开水喝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我祖父本来就已经是一连几天感冒不见好也没吃进什么东西，偏偏第二天生产队长还分派他去耕了一整天田。可怜我那祖父无奈只得受命拖着饥病虚弱之身在寒风中耕了一整天田，当晚回家后就病情加重且卧床不起，没几天便撒手人寰……

而据我堂姑讲述，1960年春天，我祖父胡绪章去世未久，据说刚过“五七”（即人死后第35天），我幺叔祖父胡绪常亦在一天晚上突然病故：前一天白天还在下田劳动，第二天早上起床时早已气绝身亡。

我祖父、幺叔祖父两兄弟相继过世，表层原因是生病，主因其实是大饥荒背景下的极度饥饿啊！

我祖父和我幺叔祖父的相继早逝让我高祖之二房这一大家子痛失顶梁柱，逐渐陷入更加窘迫的困境，经济日益贫困，生活每况愈下。

首先，我那聪敏过人、成绩优异的二伯父与父亲兄弟俩相继被迫辍学，而我那彼时尚年幼的幺叔后来甚至都没有机会迈进学校门槛以致终生一字不识，我高祖前后几代人精心打造的“书香门第”至此已完全不复存在，一家人重归“赤贫”系列，长期在温饱线下苦苦挣扎，艰难存活……

其次，土改后我们家剩下的那两大间木架子屋亦被陆续拆解，逐步改建成多间茅草屋。我仍然记得，八十年代初，在老胡家台屋场上，并排建有七八间茅草屋，那就是我父亲他们兄弟四人的家。后来他们四兄弟分家时每人只分得了两间茅草屋，这与其父辈分家时的情况相比，可是远远不如啊！

（2）

我曾祖父一生只育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我那嫁到雷家的姑婆（姑奶奶）是我祖父的亲叔伯妹妹（注：是我高祖之长房“绪”字辈的姑娘，应是我“仁和铺三伯父”的亲姑母），而我那嫁到范家的姑婆是我祖父的堂叔伯妹妹（注：也是我们老胡家“绪”字辈的姑娘，但应是我高祖父某个兄弟甚至是某个堂兄弟的孙女儿）。显而易见，若论起我这两位姑婆与我父亲兄弟四人的血缘之近远，“雷家姑婆”更近，而“范家姑婆”更远。

提及我这两位姑婆，这里就不能不讲述一个后来我祖母及我父亲兄弟几人前后多次讲过的一次上门借救命粮的故事：

1960年上半年某一天，正是那场大饥荒期间，我祖父去世后不久，当时亦正处青黄不接时节，天灾人祸之下我祖母一家断了粮……

当时我父亲他们兄弟四人除我大伯父胡世松（生于1936年）年龄偏长已然成年之外，其余三兄弟正处于长身体的时期：我二伯父胡世柏（生于1945年12月）14岁，我父亲（生于1950年10月）9岁，我幺叔胡世庆（生于1954年）6岁。

一家人饿得实在没办法了，不得已只得外出寻求亲友帮助。于是，我大伯父带着几个未成年的小弟弟，饿着肚子，挑着箩筐，一路走走停停，步行十余里，艰难来到住在雷公塔镇附近的我“雷家姑婆”家里，欲找他们的“雷家姑姑”借点救命粮食来渡过眼下危机。结果我“雷家姑婆”大概当时确实也十分困难，最终并没有施以援手，只说了句“我们家也没有粮食了”便打发走了兄弟几人。

可怜我伯父他们兄弟几人当时又累又饿，又气又恼，却也没有任何办法，但也不甘心就此空手而归。几兄弟一番商议后，又决定再到他们的“范家姑姑”（即我“范家姑婆”，是我祖父的堂叔伯妹妹）家里去碰碰运气，于是他们再次强行打起精神，再次步行七八里，来到了复兴厂镇附近的他们的“范家姑姑”家里……

他们原本也没抱能借到粮食的希望，最大希望是能混顿饭吃先临时充充饥。可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抵达后却意外地受到了他们 “范家姑姑”的热情款待。“范家姑姑”如待贵客一般，几乎倾其所有，不仅拿出家里能拿出的最好的饭菜让我父亲兄弟几人饱餐一顿，还盛情挽留他们过了一夜，第二天在留他们吃了早饭后，又将自己家里为数不多的救命粮匀出大半借给我父亲他们。

我父亲兄弟几人喜出望外，第二天兴高采烈地归了家。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也就是靠着我“范家姑婆”借的这一些救命粮，省吃俭用，我祖母、我父亲兄弟姐妹几人才艰难地挺过了那场大饥荒中最艰难最难熬的苦难岁月。

可以想见，在1959—1961年那场“家家少粮，人人挨饿”的大饥荒期间，在那自身尚且难保的年代，在将自家为数不多的救命粮匀出大半后，自家的日子也一定极不好过。我无法想象，这期间，我“范家姑婆”一家又曾面临过怎样的窘境……总而言之，当年那种情形，借粮之恩无异于再造生命，实比天高。

我小的时候，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春节时分或每年二三月里的农闲时节，作为外嫁姑娘，“雷家姑婆”与“范家姑婆”都曾数次回过我们老胡家台也就是她们曾经的娘家。她们回来后往往会盘桓数日，她们与我祖母叙旧，在我父亲他们兄弟四人家里轮流做客……

两位姑婆我小的时候都曾多次见过，颇有印象。只是小时候敏锐的我，意外发现，每次“雷家姑婆”回娘家，我父亲兄弟几人只保持一般客套，并不格外热情但也不格外冷淡，基本礼节仍保持到位；而我“范家姑婆”回娘家，我父亲兄弟几人却格外热情，杀鸡宰鱼，争抢着要宴请“范家姑婆”，待到她欲返己家时，又一再挽留她多住几天。原本我以为亲疏有别，后来我才逐步知晓，曾有这段借粮因缘在里面。我父亲他们几人后来谈及此事也常感叹：“亲缘远的还好一些，亲缘近的反而还差一些……”

其实，血缘之远近从来就不是彼此关系是否深厚的决定条件，关键还得看人本身。网上有人说：“父强则叔亲，母强则舅亲，己强则双亲，无强则无亲。”也有俗话说：“亲姑妈，假舅妈，半真半假是姨妈。”这些话确实都有一定道理，其实也不尽然，“范家姑婆”当年善待我父亲兄弟几人，似乎就与血缘之近远完全无关。

小的时候我曾多次见过我“范家姑婆”，这个小脚老太太慈眉善目，衣着特别讲究，格外整洁，说话温柔和气，待人彬彬有礼，和蔼可亲，有一种知识女性的气质。她比我祖母年岁略长，但识字有文化，只是其具体文化程度不详。后比我祖母（1915-1988）早一两年过世，其具体名讳与生卒年月我已无从知晓。我“范家姑婆”去世后数年，直到90年代末，其后人与我们老胡家尚有来往，只是我长年求学与工作在外，回老家次数不是很多，不了解其后人的具体情况罢了。

而“雷家姑婆”亦与我祖母年岁相仿，1988年我祖母去世时，“雷家姑婆”尚健在，但不知何因其本人及后人均未出席我祖母之葬礼；之后90年代“雷家姑婆”去世时，也未给我们胡姓人报丧，于是胡、雷两家就彻底断了往来……现在，我除了知道“雷家姑婆”有一孙女名叫“雷存秀”，有两曾孙分别叫雷钟平（涔南中学教师）、雷钟华外，其余情况已一概不知。

（未完待续）

———2024年10月5日草拟于洗墨池畔，10月26日再作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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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拾贝——我涔水胡氏家族轶事之考究与辑录（三）（文/澧县一中 胡爱平）

史海拾贝——我涔水胡氏家族轶事之考究与辑录（三）（文/澧县一中胡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