澧县一中教师深情回忆__<<我的祖母,我的父亲>>(文/胡爱平)

民生   2024-10-31 08:39   湖南  


澧县一中教师深情回忆__我的祖母,我的父亲(文/胡爱平)

史海拾贝

——我涔水胡氏家族轶事之考究与辑录(四)

澧县一中:胡爱平

七、我的祖母

【备注:本节内容完稿于2015年,2024年10月稍作删减】

我祖母名讳为唐熙英,生于1915年农历十月初五,1988年7月10日(农历五月廿七日)去世,享年73岁。

我祖母去世已经整整二十七年了,那年,我刚刚读完小学。对祖母的记忆,是与我的童年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而今我已年届不惑,孩童时的那些记忆,有些早已印迹模糊一片混沌了,而有些却不是越来越模糊,反而越来越清晰了……

小的时候,我一直按照方言叫祖母“小嗲”。自我记事起,“小嗲”就已是一个步履蹒跚,颤颤巍巍的小脚老婆婆了,她和我外婆一样,都是封建时代裹足之俗的受害者,只是我那时就发现:虽然同是裹过的小脚,可“小嗲”的脚却比外婆的脚要小得多。这也许是我小嗲的身体一直不如我外婆硬朗的原因之一。

我 “小嗲”生于1915年,她是一个经历过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极普通的农村女性。她一生命运颇为凄惨,父母去世都早,娘家人丁又不旺:仅有的两个兄长都无亲生子女;而夫家家境虽算不错(土改时我祖父家被划为上中农),而偏偏在四十多岁时殁了丈夫(我祖父1960年病故)。这之后,这个身高一米五左右、身体瘦弱的小脚女人,独自带着六个儿女艰难地过活着,家道一天天更加艰难……记忆中的“小嗲”,生活上一直极为节俭,从不乱花一分钱,这显然是一直过惯了苦日子的她多年养成的习惯。

我常推想,小嗲”年轻时应是很能干的,不然不可能在中年丧夫后,在六七十年代那样艰难的年代里能够独自抚育四儿两女一一成家立业。我还依稀记得,很小的的时候,大概是八十年代初,在我老家屋场上,并排建有八间左右的茅草屋,那是我父亲他们兄弟四人的家啊。据说,后来他们四兄弟分家时每人分了两间茅草屋。我二伯父曾说,那时大家都很穷,能像他们兄弟那样有个像样的茅草屋住,也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小嗲”和村里大多数同龄老人一样,没机会上学,大字不识半个,更不懂什么公历纪年,问起她自己的出生年份,只知自己是“乙卯年”的,后来还是我根据万年历才推算出她出生的准确年份——1915年的。

“小嗲”敬鬼神,每年春节敬拜菩萨时都颇为虔诚,而且还颇多忌讳,逢年过节,是决不愿意别人在她面前说一些不吉祥字眼的,也时常叮嘱我们不要乱说话。有一年过节,我的几个叔伯都给她送来了盐茶蛋,我的一个舅表姐看见后说:“姑婆(注:我祖母与我外公同姓同辈,我舅舅们称我祖母为姑妈,我舅表姐自然称其为姑婆,其实两家并无血缘关系),您四个儿子都给您送盐茶蛋,这么多,哪吃得完咯,怕要胀死哦……”这下犯了我“小嗲”的大忌,惹得她极不高兴……后来又专门到我舅舅和外婆面前告状。那时大家都觉得“小嗲”有些可笑,但现在想来,那个时代的老婆婆有点老思想实在太正常不过了,谁叫她们一生颇多坎坷从来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呢?信天信神信命运其实也是她们无奈的选择啊!

“小嗲”虽不识字,似乎懂得不少道理,常常唠叨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贪多嚼不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一些很朴素的道理,只可惜那时尚小,很多并没有认真去听,抑或听了却又忘记了。不过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知道星期六、星期日的概念就是从“小嗲”口中得知的,那时我刚上幼儿班,有一天我突然哭闹着不想上学,“小嗲”劝慰我说:“你去你去,今天星期六,只上半天课,明天星期日,要放假……”当时还半信半疑,后来果真如此,这让我颇为信服。

我也不知什么原因,虽然“小嗲”孙辈众多,孙子女与外孙子女加起来有20个之多,可“小嗲”待我却似乎格外亲近一些,每次出门总喜欢带着我。在我的印象中,她很爱看热闹,每逢村里有丧事,她总要踩着小脚,牵着我的手,带着我随着丧葬队伍看一看,然后和村里的其他老太太品评一番:丧事隆不隆重,孝子孝女们哭得凶不凶……那时,我不太明白,送葬有什么看头,“小嗲”怎么喜欢看这些。现在总算明白,晚年的“小嗲”,年老体弱,生活单调,内心该是多么的孤寂啊!看看热闹,也许是她单调生活中的一点慰藉吧。

当我一天天长大,“小嗲”却一天天老去,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她还能牵着我的手渡过涔水河去梦溪镇(那时叫梦溪寺)街上逛逛,可后来,她身体愈发衰弱,行走日渐困难,再也不能带我去了。那时年少无知的我,还一度喜欢拿她与我外婆相比,总嫌她没用,远比上我外婆身体硬朗,可我却忘却了一个事实:农村里像我外婆那样身体过硬的老婆婆实在是罕见啊。

再后来的“小嗲”她身体愈来愈弱,时常咳嗽或气喘,加之记忆衰退而说话又喜欢重复啰嗦,很不招儿媳们喜欢;孙辈虽多,却也大多不亲近她。而喜欢缠着她的,好像只有我和我的一个堂妹菊香。

我和我堂妹常喜欢有事没事连声呼叫“小嗲……小嗲……”,小嗲总是连声“哎……哎……”的答应,追问:“伢子,么的事诶?(孩子,什么事?)”有时,我们故意连喊“刁嗲刁嗲”,她却没有听出我们的戏耍嘲讽之意,同样连声应答,而我和堂妹则捧腹大笑。那时,有我们围在她身旁打打闹闹,也许对她而言,还算是一种慰藉与调剂吧?

现在回想,“小嗲”晚景凄凉,生活得并不幸福。晚年的她饱受病痛折磨,身体每况愈下,渐渐地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自己做不了饭,走路必须借助拐杖。只得轮流到四个儿子家食宿,一开始,一月一轮换,可是“小嗲”记性越来越差,常常记错了日子;后来只能十天一轮换,她曾感叹说:“我这就像是个浮沉(即浮萍),一浪打到这里,一浪打到那里……”。现在想来,这话语中的辛酸与无助是多么的让人心痛啊!

“小嗲”最后是在我家里过世的,能够“老”在我家,也一直是她的心愿。因为长期以来,是我们一家对她最好,她每次轮住在我家时,我母亲尽可能地改善生活,待她如上大人。而“小嗲”也十分乐意住在我家,轮住我家时时常无意中多住上一两天,我母亲也从不提醒。“小嗲”去世前轮住在我家时,已经病得很重,甚至一度大小便失禁,这时只有我母亲不嫌脏,愿意给她清洗衣被。

“小嗲”去世那年正是我小学毕业那年(1988年),六月中旬就放了暑假。那个暑假之初,我一连好几天我都守候在家,为卧病在床的她端茶送水,期间“小嗲”屡屡病危而又转危为安,这让我错误地以为,“小嗲”短时间内还不会去世。

1988年7月10日那天上午,我的一个同龄舅表兄弟来我家邀我去他家玩(他家距离我家两三里),我开始不答应,后来经不住表弟缠磨,就告知母亲后随他走了。可我在大舅家刚吃过午饭,就听到了远处的鞭炮声,我顿觉不妙,跑步回家,可“小嗲”早已咽气了。我后悔不已,愧疚万分,忍不住放声大哭……!

每每想起“小嗲”坎坷而又饱经磨难的一生,我都心痛不已。“小嗲”属于一生吃尽苦头却从未真正享过福的那一批不幸的老人,我常感叹,像她这样慈祥善良,勤苦一生的长者,怎么就不能享有“后福”呢?

——2015年9月22日于洗墨池畔,2024年10月19日略作删减

八、我的父亲

【备注:本节内容也完稿于2015年,2024年稍作删改】

我的父亲生于1950年农历十月初九,初名胡世才,成年后自更为胡世财,1992年6月29日(农历五月廿九日)因病去世,年仅41岁。

其实,我父亲的一生就是一出悲剧,这是我一直以来不敢写关于他的回忆文章的原因之一,因为,每每回想起他那坎坷而又短暂的一生,总觉有块大石压在我的心头,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父亲有六兄妹,他排行第五,他上有两兄两姐,下有一弟。父亲的童年是辛酸苦涩的,因一直缺乏营养,我父亲生来瘦弱,而偏偏九岁的时候就承受了丧父之痛,而我祖母不过是一个普通而又瘦弱的小脚女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整个中国社会都极为贫穷的时代,孤儿寡母的日子要说有多艰难就有多艰难啊!

父亲上过学,而且成绩优异,据说一直稳居班级第一,这恐怕也是他在我祖父去世后一度还能继续上学的原因之一。父亲优异的学业成绩一直保持到他读至高小五年级因交不起七毛钱的书本费而不得不辍学之时,据说他的老师唐熙宇先生在他辍学后曾数次登门家访,希望我祖母、我大伯他们能同意让我父亲继续上学。最终唐先生只能一次次失望而返:一家大小吃饭都成问题,哪还有钱上学啊?

若干年后,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已然退休的唐熙宇先生曾给我所在的班级代过一个学期的语文课,时隔二十多年他还在感叹:“你爸爸是个人才,中途辍学真是太可惜了啊!”小的时候,我曾亲眼目睹我父亲用毛笔写字,那一手遒劲工整的小楷毛笔字让我甚是惊讶。

父亲是个文艺爱好者,而且似乎颇有这方面的天赋。我小时候,他还用彩色硬纸片给我制作过几个皮影戏影人儿,那影人儿做得十分逼真,栩栩如生,没有一定的专业水准是绝对做不出的。其中一个叫“徐茂公”的影人儿让我把玩了好几年。此外,每次乡里有花鼓戏演出,他总是要带着一家大小去看,还常常充当母亲和我们兄弟几个的戏文解说员,偶尔在家也会哼唱几句花鼓戏戏文。

父亲的气质和体质显然都不适合做一个在田地里找生活的农民,他大约18岁时候,曾经报名参军。审查时各方面条件都符合要求,而且当时的一个负责人员很看重我父亲的文化水平(那时文盲太多了),可他最终却因体重达不到85斤的最低标准而被淘汰。那个负责人曾说:“如果你能有80斤,我都一定破格收下你了……”可我父亲无论怎么称,都只有79斤,参军入伍一事就此“黄汤”。后来我常想,如果我父亲当年能够顺利参军入伍,他后面的人生或许不至于那么悲剧吧。

参不了军的父亲,不得已只得去学一门手艺,而瘦弱的体质又决定了他轮不了木匠的大斧,也握不了泥瓦匠的砌刀,只得去学对体力要求不高的理发匠。而这一次的人生选择终究为父亲最终的人生悲剧埋下祸根。

父亲师从我们当地的理发名师李师傅,也得到了他的真传,成为了当地颇有名气的理发师。这门手艺后来帮助他改善了家庭的经济条件。

我记事开始,我家还只是两间窄小的茅草屋。后来,我父亲前后至少组织过三次建房:第一次将两间茅草房改建成两间土砖瓦房,第二次将两间土砖瓦房扩建成三间土砖瓦,再后来又将土砖瓦屋改建成红砖瓦房。父亲毕生都在为家庭脱贫而辛勤劳作,可是,等到我家真正脱贫之时,他却早已融进了黄土,化为了尘埃……

在幼时的我看来,父亲算得上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八十年代初,那时的农村连电灯都还未普及,更不必说电风扇与空调了,而且也是闻无所闻,见无所见。可某个酷夏中午,我们几个孩子酷热难当,禁不住感叹说:“天气这么热,连吹来的风都是热的,这时要是有冬天那刺骨的冷风吹来该是多好啊……” 一旁的父亲接话说:“我听说大城市里有一种叫做‘空调’的机器,夏天从里面吹出冷风让人凉爽,冬天从里面吹出热风让人暖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个连电风扇都没有的时代,听到有“空调”这样的“神器”,我们几个孩子很是羡慕神往。

作为一个乡村理发师,父亲对其理发手艺是颇为自负的。他前后带过两个徒弟:一个我称之为“陈叔叔”(陈祖柱),年纪比我父亲小不了多少,学艺较晚,而资质一般,最多学到了我父亲五成技艺;另一个是我的一个表哥唐汇平,资质颇佳,应该学到了我父亲技艺的八九成,可干了几年后却嫌这门手艺不如其他工种赚钱,改学泥瓦匠去了。对此,父亲后来常常感叹说:“干不好的还在干,干得好的却又不干了……”

我父亲的几个朋友常常建议说:“你有三个儿子,这个手艺还是要找个接班人的吧?!”我哥坚决不学,我弟年纪尚幼,于是他把希望寄在了我的身上。某年暑假,父亲让正读初中的我随他学了一段时间。刚开始,我学得很认真,进步神速,父亲很高兴。但学了一个月后,我开始装傻充愣,消极应付,原因有二:一是我发现不少理发对象不怎么讲卫生,身上总有股异味,这让我很难忍受;二是我突然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如果我学会了理发技艺,我就没机会上学了。……后来父亲看我实在不愿意,也不再勉强,后来我就继续上学去了,再后来我考上了澧县一中,考上了大学……与继承其理发手艺之路渐行渐远,最终变为了不可能……

父亲一直身体瘦弱,抵抗力原本就弱,又长期近距离接触一些患有传染病的理发对象——人家即使有病,前来理发总不好将其拒之门外。渐渐地父亲染上了疾病……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前前后后花了不少的钱,不仅花光了多年来的一点积蓄,后来还负了不少的债,可父亲的病却一天天沉重下去,最终卧床不起……其实,他的病只是肺病,并不是什么癌症之类的不治之症,如果当时家里有足够的钱为他治疗,是完全能够治疗好的,可是……

1992年6月29日,不到四十二岁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一年我正读高一。我是第二天才得到丧讯的,尽管之前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乍听之下还是觉得那么难以接受……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觉得这一切是梦境而非真实。

父亲短暂的一生苦没少吃,福却没多享。童年时丧父的苦涩,青年时学徒的辛酸,壮年时家庭的拖累,中年时病痛的折磨,都让他不曾真正安逸或舒坦过;他一生中最大的快乐,大概就只剩下了七十年代我们兄弟三人先后降临人世后带来的那点为人之父的喜悦吧!

父亲去世已经二十三年了,这些年来,我时常梦见他还活着,梦见我们一家人仍然生活在一起。可一梦醒来,残酷的现实又总是噬啮着我的心……每年清明或春节,每每面对那一抔黄土和那块冷冰冰的墓碑,内心总是拔凉拔凉的:我既感叹人生命运之无常,又痛心于父亲的早逝与福薄。

我常常假设:如果父亲不患那个病,或者当年父亲患病之时家里的经济条件能好一点,又或者父亲能够活到现在(2015年,也不过65岁,还远低于国人平均寿命),那该多好啊!可现实就那么残酷:要钱救命时却没有足够的钱,等到有了救命钱时而人早没了。

人活于世,看淡陌生之人的生死或许很容易,可要看淡自己至亲之人的生死却是很难,“子欲养而亲不待”之痛,亦不会是一阵之痛,而是一种时时之痛。

——2015年10月6日拟于洗墨池畔,2024年10月22日略作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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