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焘（1694～1773）字闲有，号环溪，湖南省衡山县人。清雍正十三年中举，乾隆二年中进士，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八月任陕西镇安知县，乾隆二十年调凤翔。
知县在中国古代，是直接面对百姓的最低一级官员。而聂焘这时间不长的仕途生涯都奔波奉献在镇安，留下许多“以实心行实政”的丰功伟绩和勤廉担当。这八年中，他垦荒田、筑道路、设义仓、除恶患、兴桑蚕、建学堂、纂县志、遵父训。他节衣缩食三次捐银奉助修道路办义学。他兴利除弊，革故鼎新，以实心行实政的所作所为，得到百姓的一致称赞。他为镇安留下的不仅是源源不断发展的动力，更是代代相传的实干精神和熠熠生辉的文明光芒。聂焘能成为一个好知县，与他父亲和聂门家风有很大关系。从史料上看，聂家上下数代，人才辈出，三袭进士，两入翰林，真正是一个地方的名门望族。而他父亲聂继模，以满满的“正能量”，上承下继着这个家庭的大业，不仅使聂焘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而且在他出任知县后，更是以耿耿老父之心，持续关注着儿子的做人为官之道。![]()
▲聂焘
谁能想到，当54岁的聂焘来镇安赴任时，一路护送他的是78岁的父亲聂继模。父子俩，骑着马，也许是骡子，翻山越岭、风尘满身来到这个被诗人贾岛称为“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的闭塞荒凉之地。不远千里，送子赴任，足以看出老父亲的良苦用心。聂继模是清康熙、乾隆年间著名学者，以乐善好施闻名，尤其精通医术、诗文，人称“乐山公”。据记载，每月农历初一和十五，聂继模都要亲自义诊，并跑去监狱给囚犯看病、送药。当地的社会贤达乃至县令都表示要报答他，“翁存心救人，吾无以报公，当教汝子读书成名，即所以云报也。”到了镇安，聂继模也没有闲着。他跋山涉水考察当地山川风俗、疾苦利病，甚至上山采药、研丸熬汤，住了半年才离开。人是回去了，但他心里还深深牵挂着儿子。毕竟，这是儿子首次出仕。聂焘出生于1694年，41岁时中举，43岁时中进士。1748年，54岁的聂焘被正式选任为镇安知县。当时，能够通过科考获取功名的都堪称人中龙凤。担心儿子为政不勤，第二年，聂继模便送来一封3000多字的家书。这封被后人称为《诫子书》的家书，虽然通俗似白话文，但内容并非寻常父子的闲话家常，而是一番关乎心性修养、持身处世、人伦亲情的心灵对话，流淌在字里行间的睿智、广阔、深邃，让人看到一种温厚中的坚守、自持中的清醒、贫寒中的高贵，忆之泪下，读之潸然。“尔在官，不宜数问家事。”甫一开篇，聂继模就强调了公与私的重要性。他开宗明义地告诉儿子，“道远鸿稀，徒乱人意，正以无家信为平安耳。”事实上，对进士出身的聂焘而言，前往镇安赴任，并不是他最心仪的选择。“山僻知县，事简责轻，最足钝人志气。”许是看出儿子心中的不快，聂继模语重心长地劝导，“须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今服官年余，民情熟悉，正好兴利除害。若因地方偏小，上司或存宽恕，偷安藏拙，日成痿痹，是为世界木偶人。”这是最能体现聂继模忠恕之道的洞见。因循苟且、拈轻怕重，向来是为政之大弊，“木偶人”之喻更是对如今“躺平”一词的精辟概括。甚至关于儿子“睡懒觉”的事，聂继模也说得十分具体，“居官者，宜晚眠早起。”他说：“头梆响，你就要起来洗脸漱口；二梆响，你就该处理公文、考虑一县的大事了。即使没事，也不能赖在床上，关键是要养成好的习惯。”时任陕西巡抚陈宏谋对这封信十分推崇，“刊发通省官厅，以资策勉”。陈宏谋同样是一位实干派官员，他对《诫子书》的评价是：“只此一篇，抵过著书数十卷。”聂继模并不是一位严厉的、不苟言笑的，甚至是不近人情的父亲。相反，他对儿子的爱是温和敦厚而又炽烈滚烫的。这封信，是聂继模特意安排聂焘的妻子和儿子亲自送往镇安的。“尔向家居本少，二老习为固，然岁时伏腊，不甚思念。今遣尔妻子赴任，未免增一番怅恋。”当年随儿子一起来镇安时，聂继模对这座陕南小县的世俗民情多有了解，“闻尔士民时时念我，足见风俗淳古。”在外为官，人生地不熟。聂继模在信中提醒儿子：“山路崎岖，历多虎患，涉水尤险，因公出门须多带壮役，持鸟枪夹护，不可省钱减从。”中国人最朴素的“穷家富路”观念，隔着几百年光阴，于细节中积攒的温情跃然纸上。信写到最后，聂继模再三叮咛：“知县是亲民官，小邑知县更好亲民。做得一事，民间就沾一事之惠。”在聂继模看来，一个人，不在官大官小，关键看你给老百姓做了什么。“尔性狷介，吾不虑其不亲贤，虑过以贤望人也。”他还以曾子“莅官不敬非孝”的话告诫儿子，意思是为官不敬重你的职责，就是对父母的最大不孝。好一位通透明澈的父亲！世俗之人，能够做到严格自律姑且不易，若要做到不以自己的能力水平去衡量别人，不以自己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别人，实属难得。聂焘显然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在7年多的时间里，他将镇安作为自己的施政舞台，通过招流民、垦荒田、修水利、兴桑蚕、倡集市，推行一系列新政，以全方位的革新开创了堪称典范的县域治理模式，赢得“时推陕南第一”的政绩。每有重大利民之事，聂焘都率先捐资相助。据记载，他累计捐出582两白银，这笔钱全部用于修路、建学校、设义仓。按照清代中后期的官员品级和俸禄制度，知县属七品，“年俸”45两，外加“禄米”45石。按1石米折价1两银子计算，聂焘一年的俸禄也不过100两白银。能把多一半留给这片异乡的土地，真是无愧于父亲在信中所希望的，“大抵自己节省，正图为民间兴事，非以节省为身家计。”聂焘刚上任时，镇安只有784户4000多人。前后仅4年时间，湖广、江浙、巴蜀等地流民纷至沓来，人口猛增至2562户。他还把镇安自有史以来的人文、地理、建制、里甲、户口、田赋、官师、风俗、物产、古迹等，全都详细撰修入志，以10万字的洗练文笔，让后人看到了一个独特地域数千年的人文演进。1755年，聂焘调往凤翔任职，这一年他61岁。7年多深耕镇安，他践行着父亲在家书中写的“尽所当为”四字，没有回过一次老家。这次，他以高堂无人敬奉为由，辞官回家教书，门生年达数百人以上，直至终老。民风、民情、民俗，背后是礼仪、道德、规范。聂焘并不追求那些眼花缭乱、昙花一现的政绩。相反，他将目光更多地投注到移风易俗、化风成俗中，通过一种长久的精神给养和文化建构，给一方水土注入脱胎换骨的生命力。如果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么，聂焘点燃的火，熊熊烈烈烧了近300年。他并不寂寞。在今天的镇安聂焘廉洁文化园中，当地人将“为父当比乐山翁，做官要赛聂家郎”的楹联，永久地悬挂在聂翁亭两侧。厚德必报，聂家父子两代，一民一官，树立起的做人原则化作浩荡家风，赓续了灿若星河的中华文脉。聂家祖籍湖南衡山（今湖南衡阳市衡山县），聂焘之后，聂家又有三代进士、两世翰林，是名副其实的“科第世家”。如聂焘之孙聂镐敏、聂铣敏分别荣登进士及第，他们都承袭了祖辈清正的作风，一生崇学重教、廉洁奉公，对其后裔影响很大。同样是进士出身的聂亦峰曾说：“惟恐上负国恩，下辜民望，玷清芬于祖父，贻恶报于子孙。”聂亦峰是曾国藩的亲家。他在广东为官时，当地两大宗族发生械斗，官府派兵围剿，聂亦峰跑到第一线调停制止，主张以宽容态度处理此事。此举，让同为湖南老乡的曾国藩大为动容。后来，曾国藩将最疼爱的小女儿曾纪芬嫁给聂亦峰的儿子聂缉椝。能获曾国藩青睐，并准许这桩婚事，与聂家的家学门风脱离不了关系。聂缉椝是清末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先后出任过江苏、湖北、安徽、浙江等四省巡抚，赢得“才大心细、精干廉明、为守兼优、局量远大”的评价。聂缉椝之子聂云台，引进新技术，办贸易，开纱厂，成为晚清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大实业家。为让聂家人相互之间及时保持沟通，加强家族凝聚力，聂云台立下每周一次的“家庭会议”制度，并发行每十天一期、单期高达1800份的 《聂氏家言旬刊》。此刊仅在亲友间发行，共发行了数百期。在今天的上海杨浦区，有一座名为“聂家花园”的中西合璧式洋房，这便是聂云台所修建的。据记载，聂家的家庭会议规模多在二三十人，有召集人，有会议记录，还有议事规则。所讨论议题，很少涉及家务琐事，而是如何习礼、修身、择业，这成为一个家族内部的精神密码和传家珍宝，教化族人，代代相传。同样与曾国藩有着渊源的俞大维曾向聂家人感慨：“我们俞家继承了曾家会念书的传统，你们聂家则继承了曾家清廉刚正的作风！”也许这一切成就，都可以在《诫子书》中找到源头。今年是聂焘去世251周年，当年离开镇安时，面对攀辕痛哭前来送别的当地百姓，聂焘留下了一首诗。诗中有两句话：“愿言课儿孙，殷勤务耕读。”这是一位以清正而立身的中国士大夫的人生旋律，也是一个百年家族的精神成长史。（宋雨 郑时根 刘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