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理念为博物馆展览的策划与实施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云南省博物馆“追寻香格里拉——青藏高原东麓的迁徙史诗与流动对话”展览借助参与式理念，着力解决个体、社会与实物三个导向的问题。该展览反映了博物馆语境下参与式展览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困难、可以着力解决的问题以及可设计的理念。借此提出，参与作为一种方法，应在不脱离实物的基础上，对个体表征及当下社会问题予以关照。
“追寻香格里拉”展于2023年12月28日在云南省博物馆开幕。该展览基于云南省博物馆“三加一”体系（即“文化的多元与一体”“自然的多样与和谐”“交流的通道与枢纽”，以及“前沿探索”）而展开。展览内容聚焦青藏高原东麓数千年来人群迁徙与流动、交流与融合的图景，展出来自16家文物收藏机构文物藏品共计357件（套），包括重要遗址出土器物、各民族生产生活相关文物、影像资料等。
展览以史诗吟唱开篇，结合沉浸式多媒体数字艺术作品展示，讲述在青藏高原东麓一些民族（彝、纳西、哈尼等）的习俗中，有一个特别的仪式，即人死后要由祭司指引其灵魂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跋山涉水，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由此引出“迁徙”的话题（图1）。
第一部分“沿着青藏高原东麓”，通过“自河湟而下”“涉澜沧之水”“跨横断山脉”三个单元，从考古学视角对从河湟地区到川西地区的彩陶、西藏卡若遗址出土器物，以及从青海经川西至滇西北沿线均有分布的石棺墓出土器物进行解读，试图揭示青藏高原东麓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西北与西南族群沟通交流的重要孔道。
第二部分“来到香格里拉”，从民族学视角展现青藏高原东麓的文化多元与民族融合。该部分第一单元“一方山水一方人”以各民族服饰为主要展示内容（图2）；第二单元“一口糌粑，一口酥油茶”展示了人们适应自然环境的农牧结合的生计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饮食文化；第三单元“愿白天平安，夜晚宁静”讲述了人们的民间信仰习俗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四单元“和睦相处是一家”结合各民族史诗中大量关于民族同源的神话故事，以纪录片形式描绘了今天生活在香格里拉的人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一体的真实状况。
第三部分“心中的日月”，将视角投向当代，挖掘与展示当代人的迁徙故事。该部分即为展览中参与色彩最强的一部分，因此关于该部分的具体理念与实施，将留待下文更为充分地展开。
下文主要以展览第三部分“心中的日月”为重点，对“追寻香格里拉”展中的参与式内容的实施过程、视觉呈现及其反映出的操作性问题予以集中讨论。“追寻香格里拉”展中的参与式内容的实施可以细分为开展前和开展后两个阶段。
阶段一：开展前，面向普通公众征集展品。征集渠道分为线上（主要通过微信平台推文）和线下（主要通过策展团队自身的社交网络）同步开展。征集的层次分为两类。第一类“群像”，要求被征集人提供代表自身迁徙故事的物件，以及200字左右的对应故事；第二类“重点口述史”，由策展团队从征集而来的人群中挑选出少部分，对其开展更为详细的口述史访谈和整理工作，并在“心中的日月”展厅中制作专门的视觉呈现设计。
阶段二：开展后，面向社会大众，持续鼓励参与展览。展品的征集环节在开展之后仍在继续，线上平台、线下社交网络的相应工作均未停止。“心中的日月”展厅现场悬挂二维码，鼓励参观完的观众也贡献自己的故事与实物，展厅出口亦设有专门的观众留言区。与普通的观众留言本不同，展区设置了桌椅、信纸、邮筒，鼓励观众坐下来，以写给自己的一封信的方式，亲笔写下观展的长篇感受，并将信件投入邮筒中（图3-左）。策展团队挑选能触发共鸣的信件张贴在邮筒周围，以鼓励更多的观众参与其中（图3-右）。同时，展厅出口设置“迁徙地图”的互动装置，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迁徙故事，将自己居住达三个月以上的地点在地图上用毛线连线。此外，在开展之后举办社会教育活动，招募观众参与迁徙故事分享会，在会上鼓励观众分享自己的迁徙故事，以及想对展览中已经展出了的人与物所说的话。
图3 “心中的日月”展厅出口处的观众留言区
左：桌椅、信纸与邮筒 右：邮筒周围张贴的信件
有别于简单的参与式活动，本次展览强调将观众的参与成果直接落实到展厅现场，成为被观看和共同参与制作的展品。参与成果的视觉呈现成为本次展览的重点展项。而且本次展览在参与式展厅中兼容了不同目标导向、不同实施策略的展项。在参与式内容“心中的日月”的展厅，首先是对展品质量和展陈视觉艺术性有较高要求的展项（以下简称A类展项）， 如“重点口述史”和“群像”部分展项；其次也包含着更注重观众互动参与、对展品及相关设计的艺术要求不高的展项（以下简称B类展项），如迁徙地图和投信邮筒展项。将A、B两类展项做对比，可以发现二者虽在同一展厅内均包含参与式的意图，但是目标侧重不同，具体的实施策略也有较大不同。因此，对于策展团队而言，参与式不是笼统粗放的 “参与就好”，而是要明确预期目标，细化分层，在此基础上才能确保设计和实施有效。
在展览策划之初，基于博物馆学的发展趋势，策展团队便明确此次展览的学术旨趣：处理参与式项目的个体导向、社会导向和实物导向问题。那么，展览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处理好这三个问题？
个体导向强调参与话题在广泛个体心中的共鸣度，以及个体话语的视觉呈现。共鸣度集中体现在展览参与主题的选择上。“追寻香格里拉”展内嵌的主题是多样的，可以将其理解为是一场文物展、民族艺术展、民族史展乃至区域史展，但是，当考虑参与主题的选择时，策展团队最终选定“迁徙”作为关键词。原因在于，迁徙是当代社会中多数个体的普遍经历，见证了个人生命史中的重大事件、人生抉择。以迁徙为题，容易引发共鸣、降低门槛，调动个体视角的参与。
个体话语的视觉呈现，意味着策展团队需要考虑如何通过视觉呈现手段最大程度体现参与者的自我表达。“追寻香格里拉”展挑选了代表性人群开展“口述史”访谈，并基于口述史的内容，为每一个参与者设计了一份“个人档案卡”在展厅现场呈现。策展团队尽可能不对观众能看到什么、看到之后会想些什么加以干涉，这既是尊重当事人的个体性，也是想借此进一步激发观众们的个体性。此外，策展团队特意将放置“重点口述史”的参与者实物的展盒设计成彩色亚克力盒。在对参与者进行口述史访谈后，策展团队会邀请参与者为自己的故事“上色”，即让参与者自主选择代表其故事情绪的颜色色卡，之后定制相应颜色的亚克力展盒来装载物件（图4）。自主选择颜色赋予了参与者自我表达及参与内容生产的权利，参与者可以将抽象的情感转化为具体可见可感的颜色，从而表达自我。如此一来，本次展览在参与的程度上也从邀请式参与上升到与参与者的意义共创。
图4 “重点口述史”部分的设计
亚克力展盒的颜色由参与者自主选择，
“个人档案卡”环绕贴在亚克力展盒上
社会导向主要体现为对参与主题的选择，以及后续的参与人群的选择契合当今社会议题。如上文所说，“追寻香格里拉”展的主题可以是多样的，而选择“迁徙”作为参与主题，是因为从社会角度，迁徙所代表的流动性是一个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社会议题。
与之呼应，在参与人群的选择上， 本次展览的参与人群被划分为两个层次：“群像”和“重点口述史”。在“群像”部分，策展团队意在展现人与社会的多样性，鼓励广泛个体的参与，因此，在基本把控了展品所需空间和展品质量之后，收到的表格均予以展示；而在“重点口述史”的部分，策展团队通过选择少量代表性人群，突出社会议题的展示。本次展览虽未直接展开对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论述，但却借“重点口述史”部分的受访人群将此系列问题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引发观众深思。
参与式项目容易受到质疑的一个原因，在于部分学者认为，它在特定情况下会背离博物馆对物的坚守。有时，参与式展览会将重心放在参与者一侧，易呈现出一种缺少“物”的展览。为了回应这个问题，“追寻香格里拉”展做出新的尝试：在参与式部分仍然维持以物为中心的展示逻辑，试图兼顾传统精品和普通物件，形成不同种类的物之间的对话。
本次展览中，参与式部分的普通物件与非参与式的传统实物展示相得益彰。换言之，精品或稀缺品式的实物在本次展览中并未缺席，且与参与式部分形成了较好的呼应与过渡。“追寻香格里拉”展并非一场只强调参与的展览。展览的前两部分有大量的文物或民族民俗物的展示，这符合一般观众对一场博物馆展览的预期，没有违背部分观众心中博物馆以物为主的通常认知。此外，前两部分和参与式部分，都紧扣了“迁徙”这一主题，各自可以独立成立，同时又从不同的侧面直接关涉同一主题，因此不存在生硬拼合的问题。从内容上看，为了过渡更为自然，策展团队在第二部分“来到香格里拉”结尾处安排了当今的香格里拉人的生活纪录片，既能承接上一部分的民族话题，又能开启下一部分“心中的日月”当代人之生活这一话题。从形式设计上看，纪录片已是一个单独的放映空间，转角后用大幅当代艺术画作直面观众、占据观众的全部视线空间，绕过画作后再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开放空间内进入第三部分的参与式内容，这都为观众的心理转换做出了充分的视觉和空间铺垫。从展厅空间上看，第一、二部分仍然占据了整个展览的主要空间，不违背博物馆的基本调性；参与式部分集中在第三部分，更接近于结尾处的升华与延展。
即便就第三部分自身而言，其实施和设计过程均是以当事人所提供的各类物为核心而展开的。策展团队在征集迁徙故事的同时，也征集作为故事载体的物，并在设计当中围绕该物来做视觉呈现，这既是看重物在与观众对话之时相较于直接的图文所具备的更加直观激发共鸣的效力，也是考虑到博物馆中物的特殊属性。如此一来，避免了本次展览与博物馆这个场域之间的不协调感，既达成了参与式目标，又不至于消解博物馆自身的特性。
本次展览在参与式项目设计上重点处理的个体、社会和实物导向问题，对更广阔的“博物馆参与式展览”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首先，关于个体导向的问题。这是20世纪后半叶之后国际博物馆学对所谓的“参与式展览”的倡导方向之一。在此类研究看来，参与的意义之一在于对话个体，将个体微观经历带入展览，让鲜有发声机会的人群重获机会，以此抗衡宏大叙事。这与新博物馆学及其相关背景的发展密切相关。海伦·格雷厄姆提出，观众参与到博物馆的联合生产，体现了参与式展览的本体论转向——从传递信息到构造关系。从关系视角出发，参与式展览是一个联合制作的过程。展览的观念不是既定的，而是在与参与者的互动中实现的。展览的目的不是信息的传递，而是意义的联合构建。莫尔斯等主张，展览中的对话可以包含不同层次的群体在博物馆中相互倾听、基于同一议题提供不同视角、共同制造意义并产生新的展览内容的过程。
其次，关于社会导向问题的关注。“追寻香格里拉”展借由主题和被展示的人群的选择，呼应了学者们试图将社会议题带入展览内容、以求关照当下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的趋势。博物馆作为一类原则上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服务机构，在展示当代社会问题时也需考虑其对主流文化的挑战是否会引起另一部分人群的不适、能否在特定的文化政策背景下落地等一系列问题。基于此，“追寻香格里拉”展实现了一种在中国语境下可行的尝试。
最后，关于实物导向问题的启示。未来的博物馆参与式展览不需要背离物。博物馆参与式展览所挑战的是过往认知中以“精品”或“稀缺品”为主的展示路径，不再将核心目标仅围绕着以此类“物”为基础的知识传达或审美欣赏，但这不等于“物”的全方位缺席。“追寻香格里拉”展恰恰证明了，以参与为手段，在不违背博物馆自身物性的基础上，加入日常之物的展示，可以形成不同物件之间的对话，完成更多元的展览目标。单一依靠“精品”或“稀缺品”很难处理个体表征和关照当下社会等问题，但在保留“精品”或“稀缺品”的同时，加入日常之物，就更能让博物馆成为连接人与物、过去与现在，塑造情感共鸣和消除隔阂的公共空间。
本文梳理了“追寻香格里拉”展的基本概况以及参与式部分的实施，分析了策展团队在展览中尝试处理的个体导向、社会导向以及实物导向三个问题，为未来的博物馆参与式展览的理念与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落地的可能性。具体来说，个体导向主要体现在共鸣话题的选择，以及包括口述史、个人话语的呈现、颜色的共创等在内的视觉呈现手段；社会导向则体现在展示主题和被展示的人群对现代思潮下的当代迁徙问题的呼应；实物导向则呈现了参与式项目也可以继续保持以物为核心的展示策略，但在物的属性上又与传统展览的惯有做法有着明显不同。总体来说，“追寻香格里拉”展试图提供一种新的展览思维，将属于当代的日常物件融入博物馆传统的展示中，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促成观众与自我、观众与观众、观众与展品之间的对话与连接。这种方式打破了传统博物馆模式中对于精品或稀缺品的侧重、不关注当下社会问题的惯常做法，将日常物件作为展示对象，强调了物件背后的情感和故事，从而赋予物件新的价值，这值得在未来持续关注与尝试。
原标题：《博物馆参与式展览中的个体、社会与实物问题——以“追寻香格里拉”展为例》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24年第3期（总第45期）。作者：王思渝，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邱玮，云南省博物馆；李睿康，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