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张宏杰认为，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人形象最好的时代。那时候的中国人，个个都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也就是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那时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都能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形象落差之大，让人不敢相信。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一个日本军人的回忆，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默然地经过如山的同伴尸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
那个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人太容易驯服，或者是中国人对死亡悟得太透？日军以一百人小分队屠杀几千人，曾很担心中国军人反抗，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改变从秦朝开始。在当时的七国中，秦国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靠游牧和狩猎为生。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的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了浓烈的蛮夷气质。草原文化中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很团结。后来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迅速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秦国的文化与中原国家是非常不同的，他们认为穷要打、富要打，没有文人、商人的国家，国家一定强大，国富而不战斗，就会出现儒生、商人那样的国害，国家会羸弱下去。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形成。但是商鞅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这种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当时的中原文化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有宽容度，比较崇尚优雅和尊严。但是秦国不同。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的，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贵贱，只要有军功战绩，都可以根据杀敌多少获得相称的爵位，获得功名富贵。有野心的人，通过打仗、杀敌，血腥的屠杀，获得人口和土地。
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偏僻的边境、穷山恶水中去，从此再也没有人反对他。当时其他国家称秦国为“虎狼之国”。但打来打去，最后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动荡、混乱、战争不止，但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却是百家争鸣，自由、开放、多元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
各国竞争，为了生存、发展，都拼命延揽有才能的人士。不同的思想和制度之间不断碰撞，让社会朝前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只是为了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最后感觉列国都不能行他的道，还坚持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的性格比孔子更张扬、更锋利。他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意思是，别太把国君当回事，就把他们当成什么都不懂的小孩。知识分子的这种言论、气概，在后代的知识分子身上看不到了。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各国的知识分子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没有选择的机会，也没有逃亡的自由，只能为这一个政权服务。
秦始皇的暴政，尤其是“焚书坑儒”，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见解，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禁止私学，杀死大批知识分子。秦始皇确立了君宪制度，给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这个专制制度建立得太强硬，剥夺天下的意图太明显，结果二世而亡。汉朝吸取秦始皇的教训，给秦始皇建立的硬制度加上一层“软装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要行王道、行仁政，给专制制度配上一个非常合适的意识形态体系。汉代统一思想，对全国人民的大脑进行格式化删除，彻底剪掉了知识分子思想的翅膀，中国人的智力开始持续下降。
从汉武帝开始，直到今天，中国没能出现春秋战国那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没有再出现过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接下来隋炀帝、唐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把天底下所有的知识分子统一到科举考试上，从制度上有力地控制了知识分子的头脑。宋代重文轻武，有意识地削弱了尚武精神，防止地方有能力对中央进行反叛。
到了明朝朱元璋时期，文化人连隐居山林的选择也没有了，凡不听从号令、不为朱家王朝服务的，全族被抄家，全家被杀掉。中国文人连“归隐田园”的可能性也没有了。到了清朝，知识分子更惨，几代皇帝前赴后继，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动不动就满门抄斩，用暴力和恐怖在人们的思想大脑里建立监狱。对知识分子实现特务恐怖，甚至清查文章里的隐喻，连谈历史的兴衰，借古喻今都成为罪证，彻底让一个民族停止了思考，变为一具僵尸。在这样的专制下，清代的知识分子丧失了创造力。为皇帝服务的大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丧失尊严、人格，无思想、无操守，老老实实当奴才，卖命效力，以获得功名利禄。一有机会，他们就大肆贪污腐败，盗窃皇帝的家产。
打击贪污腐败、百姓冤屈上访、国家工程贪污，这些问题历朝历代都发生过，相似度高得惊人，好像那个时代的事物改头换面，换一套马甲又穿越回来了，像是时光倒流。所以翻读历史的时候，渐渐发现，现代社会的很多问题，都不是现代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的问题，问题的根源都在历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