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为敦煌作锦诗——记“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樊锦诗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来到敦煌莫高窟，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7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秉承‘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在敦煌石窟资料整理和保护修复、敦煌文化艺术研究弘扬、文化旅游开发和遗址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

时隔5年，在敦煌研究院管辖的麦积山石窟，习近平总书记再度提到“莫高精神”：“希望文物工作者赓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为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提到的“莫高精神”，是跨越了时空的精神积淀，是文物工作者守护民族瑰宝、传承文化自信的使命担当。

浩瀚绵延的历史长卷，经久不衰的中华文明，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正如樊锦诗在2017年全国政协“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专题协商会上《坚定文化自信，讲好敦煌故事》的发言，以敦煌莫高窟保护与开发的故事，激荡起更多文化自信的力量。

会上，樊锦诗还讲述起莫高窟人的往事：“1944年以来，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有志青年来到敦煌，他们踩着‘蜈蚣梯’，靠镜面折射‘借光法’，进入黑暗的洞窟工作。”

樊锦诗喜欢讲述老先生们的故事，“老先生们筚路蓝缕，为敦煌奉献青春、奉献生命，为我们创造条件、打下基础。”

后来，樊锦诗也成为年轻人口中的“老先生”。青丝已成华发，依然无悔守望。

“您觉得值得吗？”

“值得。”

千年也只一瞬，人生何其短暂。别人都说她是敦煌女儿，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樊锦诗却觉得自己只是陪伴了莫高窟几十年，这，其实是她的幸运。

“敦煌学属于世界”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西邻西域。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通，敦煌由此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

丝绸古道，驼铃悠悠。古代中国文明同来自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宗教、艺术、文化汇聚交融。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令毕生从事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工作的樊锦诗感触极深。

千百年来，莫高窟中的塑像和壁画有的早已面目模糊，却无比清晰地为我们留下了文化交流交融的珍贵见证与线索，生动而真切地向世人展示着中华文化认同是如何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敦煌文化遗产如此珍贵，吸引着无数热爱它的有识之士“自投罗网”，深入研究、发掘、阐释、传承、弘扬……终其一生。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这句话说的就是那些“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196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的樊锦诗就是其中一位。

△ 樊锦诗在莫高窟。（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这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类艺术和文化的宝库。”樊锦诗心中感叹。但越沉浸其中，越有无数问题萦绕在樊锦诗的心头：为什么在被世人遗忘的沙漠里会产生如此辉煌的石窟艺术？这些由壁画和彩塑营造而成的佛国世界曾经是什么面目？在这个丝绸之路曾经的重镇，莫高窟担负着什么使命？那些金碧辉煌的壁画和彩塑，究竟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

这些问题，需要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去探索、去回答。

敦煌藏经洞文献发现后不久，就被西方探险家所攫取，流散于英、法、日、俄等国家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产生了一批在国际具有影响力的敦煌学研究成果。“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是曾经广为流传、令无数国人痛心的说法，樊锦诗和她的同事痛之尤甚。

但樊锦诗始终认为：“我们从来没有失去敦煌，因为莫高窟就在我们这里。他们搬走藏经洞的经卷和文书，他们搬不走莫高窟！”

往者不谏，来者可追。樊锦诗说，20世纪80年代后，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奋起直追，经过30多年的努力，在敦煌学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出现了一批成果卓著的学者，在国际敦煌学领域居于先进和领先地位。

樊锦诗仍觉不够。

“事实上，敦煌学是一门‘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学问，涉及宗教、艺术、历史、考古、地理、经济、语言文学、民族、民俗等众多领域，属于交叉学科。”樊锦诗说。她拿出一本厚厚的《敦煌学大辞典》，手指向上面的民族文字：“于阗文、吐火罗文、粟特文、回鹘文、梵文、西夏文……这些民族文字研究都被称为‘冷门’和‘绝学’，但它们可以为我们认识古代历史打开新的窗口，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突破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

樊锦诗深为认同。在她看来，既要从不同的单一学科微观层面挖掘资料及其内涵，也要从宏观层面整合诸多学科的力量进行交叉学科研究，从多学科角度深入揭示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的价值和意义，让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的丝绸古道，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与光彩，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益参考，为人类文明传承提供可行方案，才是永久保护和永续利用的终极价值所在。

“与时间赛跑”

“壁画在退化！怎么办？”

曾经有一段时间，樊锦诗脑子里都是这句话，这令她寝食难安几欲崩溃。

1977年，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分管保护和开放两项工作。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敦煌石窟的“科学记录档案”。为了编制档案，樊锦诗查找了很多过去的老资料，特别是要和老照片进行比对，以了解洞窟及窟内彩塑和壁画等文物的保存变化情况。

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了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壁画在退化！

随着16世纪中叶明朝政府封闭嘉峪关，直至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近400年时间里莫高窟无人看管维护，任由自然侵袭和人为破坏。

这些壁画和彩塑都是用泥土、草料、矿物颜料、动物胶制作而成，非常脆弱。退化继而消失，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必然结果。在退化的，也不止壁画，用樊锦诗的话说，就是“每一个洞窟都有‘病’”。

樊锦诗家中，有一张长约2米的莫高窟总立面图，标注着每一个洞窟的编号，并用不同的颜色区分洞窟状态。为了方便随时查看，图被贴在家中进门处的墙面上，刚好与樊锦诗的视线平齐。按照这张图，樊锦诗走遍了南区、北区的735个洞窟。走的洞窟越多，她就越焦虑，几乎到了寝食难安的地步。“莫高窟独一无二，如果真的消失了怎么办？”

能否让莫高窟以更多的方式呈现和永存？

一开始，樊锦诗想拍照片，但照片放久了会褪色。偶然间她看到有人用电脑展示图片，于是就来了灵感：壁画是不是也可以转化为数字图像，实现另一种形式的“永生”？经过不断琢磨，她决定把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肃北县五个庙石窟、瓜州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的彩塑、壁画的历史信息，利用数字技术永久地保存下来。

“数字敦煌”计划开启了。

看着一张张清晰的数字图像，樊锦诗第一次觉得，科技真是个好东西！

“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数字敦煌，成为“与时间赛跑”的典范。经过30多年的探索，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一整套集数字采集、安全存储、有效管理等多项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技术规范和标准，建立起系统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依靠科技为莫高窟“延年益寿”，有了更多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持续加大投入，运用先进技术加强文物保护和研究”“要运用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考古工作发现和分析能力，提高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能力”。

保护和发展文化遗产事业，必须适应时代发展，与科技紧密融合。

樊锦诗的目光看向更广、更远处：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我国在这方面起步晚、底子薄，面对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环境不同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还有诸多共性与关键技术难题尚未解决。

怎么办？只靠自己肯定不行，靠研究所里的同事也不够，她必须利用一切机会，于更高处发声。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樊锦诗一直很看重这份荣誉与责任。采访时，记者看到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标有“全国政协”标签的蓝色文件夹，装着她履职期间的资料。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樊锦诗联合39位委员联名递交提案，呼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科技工作，被全国政协确定为重点提案。同年8月，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联合科技部、国家文物局在敦煌研究院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进行提案督办。

2017年，她继续提交提案，建议尽快启动实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利用科技创新专项，设立文物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促进文物科技保护建议提案落地。

这一次，樊锦诗找到了82位委员联名。

有的委员是樊锦诗到小组讨论会场拿着提案争取来的，有的委员则是主动找到樊锦诗，希望为文物保护工作出力。

樊锦诗感动且欣慰，因为她知道，委员们支持的背后，是对敦煌莫高窟的热爱与关心。

这件提案再次被全国政协确定为重点提案。在多方推动下，提案中的意见建议在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科技部等印发的《“十三五”国家社会发展科技创新规划》《国家“十三五”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服务科技创新规划》中得到体现。

殷殷嘱托时时回响，多年呼吁终变现实。看到相关政策的出台，最高兴的，莫过于樊锦诗。

“保护是第一位的”

11月的敦煌气温已近零摄氏度。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内，早上第一场数字电影《千年莫高》的放映厅却座无虚席。

参观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是第一站。观看两部20分钟的数字电影，对莫高窟文化有一定了解后，游客才能乘坐摆渡车前往洞窟实体参观——“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实地看洞”的旅游开放新模式，从2014年数字展示中心正式对外开放至今，已经实行了整整10年。

如果从樊锦诗提出建设数字展示中心开始算起，已经超过20年。

1979年，莫高窟正式对外开放的那一年，游客不过1万多人次。到了1998年，游客数量达到20万，并仍在快速增长。

游客多了本是好事，莫高窟的价值需要在保护、研究和弘扬中得以发挥，这是传承和弘扬敦煌文化的必由之路。但作为研究者和管理者，樊锦诗的第一反应却是警觉与担忧——对于历经沧桑、脆弱异常的洞窟来说，过多的游客将是不能承受之重。

游客尽兴与洞窟保护如何得兼？时任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部长李萍说，樊院长白天想、晚上想，吃饭的时候也想，有时候深夜有了想法就会给她打来电话一起讨论。

学考古出身的樊锦诗身上有着学术研究者特有的认真。“人多或者人少不是我们一拍脑袋说出来的，要经过认真研究。”她与国外相关研究机构进行合作，开展“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项目，对洞窟的温度、湿度、游客接待量、洞窟病害等指标进行反复测量、试验，精准掌握游客进入洞窟前后的环境变化。

就这样研究思考了整整两年，结合“数字敦煌”的基础，一个大胆的想法逐渐成形：建设游客服务中心，让游客在中心的虚拟漫游厅观看典型洞窟的展示，之后再前往洞窟参观，用电影和实地参观相结合的方式，减少游客参观时间。

2003年，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樊锦诗联合其他24位委员提交了提案《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2004年，她专门在《人民政协报》撰文《为了敦煌久远长存——敦煌石窟保护的探索》，持续为莫高窟的保护开放鼓与呼、推与促。

提案得到了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将其列为当年的重点督办提案，并组成专题调研组，赴敦煌莫高窟进行了实地调研，提出了翔实的报告和建议，得到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的批示。经过前期艰苦探索和多次论证，提案提出的建议项目由中央批准立项，并于2008年底开工实施。2019年，该提案还被表彰为全国政协成立70年来100件有影响力重要提案之一。

从提出到立项，一直到数字展示中心建成，都不乏质疑之声：“游客是来看洞窟的，你安排去看电影，大家会愿意吗？”

樊锦诗却始终坚信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为了莫高窟的保护，也为了游客的体验，她能做的，就是把数字展示中心建设得好一点、再好一点。

数字电影中有一部是球幕电影，为了看到拍摄完成后的效果，她专门前往北京，在缩小版的球幕中看了一遍又一遍；数字展示中心入口处原本是两部数字电影的名字，“千年莫高”“梦幻佛宫”，樊锦诗觉得不够大气，改成了“人类敦煌”“千年莫高”；文化弘扬部团队没有相关运营经验，她就联系上海世博会场馆负责人，让团队赴上海学习……

到了正式开放前一天，樊锦诗和工作人员进入中心前，她让大家先在地毯上蹭干净鞋上的土，“这是我们10年的心血，别弄脏了。”

中心正式开放后，樊锦诗就在人群当中一遍一遍地看电影，既看电影，也看观众反应。最后她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这个模式得到了观众认可，是可行的。之后，莫高窟管理与旅游开放的创新模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同时要合理利用，使其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如果将保护与开放比作天平的两端，那么樊锦诗这数十年都在找寻天平的平衡点。她在所有场合始终强调的一句话就是，“保护是第一位的”。

20世纪90年代，莫高窟差点被“打包上市”；后来，又有人提出要将莫高窟与周边景点“打包”建成大景区……如今回忆起这些事，樊锦诗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都被我‘顶’回去了”。

2009年敦煌至格尔木铁路初步设计方案中，敦煌段线路将会穿过莫高窟的建设控制地带和一、二类环境控制区。樊锦诗知道后，经过一番慎重思考、深入调研，向第十一届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改变敦煌至格尔木铁路设计方案敦煌段的提案。提案得到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对提案中的建议予以采纳，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对于莫高窟，樊锦诗有着深沉的爱，更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她说，保护应在利用之前。针对敦煌石窟的具体问题做学术研究，过几年做也可以，交给下一代研究也行。但是如果保护不好，就会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石窟保护是头等大事，她不担心得罪人，只担心自己无力保护莫高窟。

有人委婉地说她执着，她听到了只当作是褒奖——永久保护、永续利用，个中辛苦千难万难，不执着哪能做得到？

樊锦诗至今还记得一个细节——座谈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外走时，又回头向她叮嘱：“保护才是第一。”

短短六个字，责任如千钧。

“保护才是第一。”既是对包括樊锦诗在内一代又一代敦煌人的肯定，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敦煌石窟的保护，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事业。”樊锦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