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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生物系成立于1926年，是我国近代最早开展生物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基地之一。然而，生物系的发展几经波折，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磨难、西南联大的重组以及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被并至其他院校。
“熬过了十年浩劫的严冬，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经历了三十二年漫长的沉寂与空白，‘生命科学’这株幼小但却充满活力的花蕾，终于在1984 年的春夏之交，在人文荟萃、百花争妍的清华园重新出现并含苞欲放。”
为了纪念清华生物系恢复重建40周年，我们组织在校学生先后采访了当年参与重建工作的十几位老教师、早期入学的校友、见证生物系发展历程的多位资深教授以及在不同行业开拓发展的多位年轻校友。
“四十奕奕，生生不息”，即日起，我们将陆续推出#复系40周年人物访谈，回顾前辈创业的艰辛岁月，感悟清华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品格以及清华生物人“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开放包容，求实创新”的精神，致敬开荒拓土的热血芳华！
我1970年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毕业后留校工作。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时，我师从方一梅教授学习有机化学，此时，命运的齿轮发生转动，让我从化学化工转向了生命科学。当时学校领导层已经在考虑恢复生物系，时任副校长滕藤老师与我的导师方一梅老师建议我改学生物化学，师从邹承鲁先生攻读生物化学硕士学位。我对新学科感到十分憧憬，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由此会与未来的生物系结下长久之缘。1978年，我进入研究生课程阶段学习，英语、线性代数等基础课程在清华大学修读，而所有生物学课程在北京大学修读。1979年，我有幸进入邹承鲁教授的实验室学习，开始研究酶的结构与功能。1981年硕士毕业后，我继续留在化学化工系工作，恰逢清华大学化学化工系成立生物化学研究室，地点就在气象台，于是就调入了生物化学研究室。现在，我每次路过气象台都会回想起当年创建生物化学研究室的种种往事。周昕教授作为研究室主任，带领一批老教师，包括区耀华教授、王品靓、程玲、刘尚珍老师等，着手创建工作，而我们一批年轻教师，如周玉祥、王希成、韦月旺和我，有幸参加了生物化学研究室的建设。
当时还没有生物化学的学科点，周昕教授就从物理化学学科招收了一批研究生，包括侯金钊、张蕴和廖秀北等。虽然条件艰苦，但学校为我们配备了重要的基础仪器，包括高速冷冻离心机、LKB柱层析系统,还有紫外分光光度仪等。我们一批年轻人用肩抬手扛的“笨”方法，将这几种仪器运到那个小山包上面的气象台，生物化学研究室从此有了最初的模样。
在气象台工作期间，我被录取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博士生，继续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1984年6月，生物系正式成立，我成为第一批进入生物系的教师。当时生物系的成立，我感觉就像“井冈山会师”一样。一支由赵南明教授带领的工程物理系教师队伍和一支来自化工系的教师队伍，“会师”在36所小平房，两支队伍在那里汇聚，成为生物系复系时的核心队伍，生物化学研究室也从气象台迁移到了36所。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经历对我来说依然令人心潮澎湃，感慨良多。
随着生物系逐渐发展起来，紧接着，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调来一批教师，壮大了生物系的师资队伍。虽然当时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理所攻读博士学位，但我仍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教师，每周有五天时间在生物物理所从事博士论文研究，有一天时间回到生物系坚持工作。
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赵南明教授的支持下，1986年我到美国哈佛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1988年2月，我从美国学成归来。当年系里又迎来了发展机遇，从36所搬入了老生物学馆。▲ 1986-1988年在美国哈佛医学院
回国后，当时的系主任赵南明老师找我谈话，给了我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教授1986年入学的6字班的生物化学课程。这个课程分为两个学期，第一个学期是静态部分，第二个学期是动态部分。我和郑昌学教授合作，我讲静态部分，他讲动态部分。郑昌学教授讲课时充满激情，深受学生欢迎，由此也激励我在生物化学教学中深耕不缀。在教学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我们生物系的办学条件非常艰苦。但对于这批优秀的学生，我们有责任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尽最大努力培养学生成才。这门课程是中英文双语教学，教材是Principle of Biochemistry，难度很大。之后我先后与胡兰荣、周玉祥、昌增益老师合讲，连续讲授了十余年年的生物化学课程，这门课程对学生和老师而言都很重要，也为未来发展夯实了学科基础。直到现在，很多学生的名字我仍然记得清楚，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学习特别刻苦，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比如，87级的学生在一次期末考试中，有两名学生的卷子竟然没有任何可挑剔的错误。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两名学生的名字——徐静和李颖。在此之前，我从未给过学生100分，当看到他们的卷子时，我感到非常惊讶。经过仔细地琢磨这两份卷子，我依然没有找到任何破绽，于是，我很“无奈”地给他们打了100分。他们学习的刻苦精神都令我记忆犹新。所以说，我们的生物化学教学质量是很高的，很快被学校评为一类课程。我们的生物化学教学在教育部里也比较有影响，教育部引进国外8门重要教材翻译版权时，《生物化学》的翻译任务交给了清华大学，我们翻译了《Principle
of Biochemistry》。我领衔翻译，与其他6位教授共同完成，译文的质量较高，广受好评。教授“生物化学”课，这就是生物系复建初期赵南明教授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 为“生物化学”教学备课
第二个任务是申请生物化学硕士点。1987年学科评审时，我们系的生物物理学科获得了博士点，但生物化学学科连硕士点都没有获批，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压力。经过努力，我们于89年成功获得了生物化学硕士点，使得我们有两个二级学科点。紧接着，到了90年代，我们又获得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点，从此，系里有了两个二级学科的博士点，为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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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0月份，这一天，我的导师邹承鲁教授突然想到我们生物系来看看。他不让我们派车，我陪着他从西南校门进来，走到36所。当时我们的条件实在是太简陋，我本想给邹先生解释什么，但是，邹先生眼神里充满了坚毅和欣赏，所以，我什么也没说。那时，第一届学生已经入学，邹承鲁教授说，现在很艰苦，将来会有很好的发展。我明白了，因为邹承鲁教授早年在西南联大化学系学习，那时的条件比80年代生物系复系时还要差。我也想起了他50年代初期从英国剑桥回国到上海生化所的时候，条件也极差。改革开放初期，他从上海生化所调到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工作。那时建立的酶学实验室，条件也非常简陋。他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做出了重要贡献，最终在Nature杂志发表了改革开放后首篇高质量文章。“在现有的简单工作条件下，尽可能做出最优秀成果来。”这就是邹承鲁教授的言传身教。![]()
▲1987年在美留学时，与导师邹承鲁夫妇在哈佛医学院留影
那个时候，邹先生就看到了我们的发展方向，后来，我们生物系也的确没有辜负老先生的期望。我清楚地记得，80年代的五届本科生在艰苦条件下努力学习，产生了一大批以施一公、王帆为代表的优秀学生。那时师生关系非常亲近，第一届学生入学之时，老师数量多过学生，第二届师生比例接近1：1，到最后才达到了很高的师生比例。我们师生的情感非常深厚，85级生物系学生毕业多年后回到母校，当他们进入会议室时，老师们还能叫出每位学生的名字，学生们深受感动，这种师生关系对他们在艰苦条件下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我在1995年担任生物系副系主任时，赵南明教授是系主任。1999年，我接替赵南明教授担任生物系系主任，并在2002年卸任。我有时和别人开玩笑说，我当了一回“跨世纪的系主任”，当时处于20世纪与21世纪交界，有很多机遇，我们有幸遇到了生命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机遇。1999年，生物系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有了显著提升，恰逢“985”项目实施，学校将生命科学和医学作为重点发展方向。1999年，生物新馆建成，助力学科的快速发展。我们把人才建设放在第一位，引进和充分利用人才，形成了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到了1999年，我们的师资队伍规模已经是相当大了，有了很多国家杰出青年和长江学者，这对于当时担任生物系系主任的我来说是很大的机遇。作为生物系系副主任和后来的系主任，我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开展实验教学。因为实验教学面临着实验场地及资源的限制。尤其是生物系从一个班扩展到三个班，导致实验台套数和实验资源的需求大幅增加。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成功地实现了这一转变，并保持了高质量的教学标准。自那时起，生物系的招生规模稳定在三个班左右。生物系的教育理念始终以学生为本，致力于培养学生，并在科学研究中瞄准国际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蒲慕明教授当年是美国加州大学的教授，也作为清华大学生物系的第一任系主任，非常具有前瞻性。他给当时生物系定名为“生物科学与技术系”，与全国生物系都有所区别，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走和其他生物系不一样的路，有别于传统的生物学研究，把生物系发展定位在当时的学科前沿。记得蒲慕明先生当时跟我们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在60年代初期建立生物系时，当时并不被看好。但20年后，即在80年代，MIT的生物系已成为美国顶尖的生物系。我们意识到他其实是在暗示我们，虽然我们当时才刚刚建立清华大学生物系，但我们也有潜力在未来发展成为国内一流的生物系。九年任期内，正逢“211工程”验收，“985项目”建设的关键时期，学校大力扶持生物系，加快学科建设，经全系教职员工的努力，生物系在人才引进、学科建设、教学和科研工作等方面实现了快速发展，取得显著进步。教学条件得到不断改善，生物系实验教学中心建成后顺利通过北京市基础教学实验室的评估，为建设北京市和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奠定了基础；理科基础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基地。如今，生命学院的发展果真如蒲慕明教授所说的那样，成为了国内乃至世界一流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2002年，我卸任生物系系主任，出任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后来又转至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工作。![]()
生物系复系之初，赵南明教授担任系主任时，他非常重视人才的吸引和培养。重视人才，爱惜人才，全力引进优秀人才，这成为了我们系的一种文化。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系主任和生命科学院院长都继承了这一文化，发现并培养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2003年年底以后，我将主要精力投放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并担任了该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尽管如此，我在生物系的全职教授职位仍然保留着，并一直持续到2012年退休。我个人认为，生物系有两个重要的人事改革措施。第一是隋森芳担任系主任时，取消教研组，实行PI制的改革，这极大地改变了生物系长期以来面临的人才困境。第二个重要的改革是在施一公担任系主任和院长期间，进行了人事制度的改革，实施tenure track制度，吸引了一批优秀的海外学子陆续加盟，这对于教师队伍的发展和科学研究的成果积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我现在已经退休，不经常来学院，但我仍然默默关注着生命学院的发展，以及我们培养的学生的成果和我的弟子们的成就。对我来说，生物系的工作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珍贵经历。“明学笃志守初心，砺行致远铸卓越”，我坚信，学院的发展未来一定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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